两大权威学术期刊抢在美国官方公开新冠溯源报告之前发声：不支持实验室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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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拜登总统比较忙，除了焦头烂额的阿富汗撤军事宜外，这个星期他还有一份情报机关出炉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要看，也许就在读者看我这篇文章的同时，拜登也在消化这份厚厚的新冠溯源报告。

几天前美国外交国安和情治集团联合预测，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权当可支撑18个月，从而顺利确保美及其盟友全身而退，结果人家支撑了不到18天就垮了，让塔利班大摇大摆占领了喀布尔。那么如今同样的作者拿出了这个溯源报告，如何取信于人呢，这是个问题。

病毒溯源原本是一个纯科学问题，但是现在是间谍机构在起主导作用，让媒体和大众翘首以盼，这未免让科学家们感到喧宾夺主，但是他们只能以科学论文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在分别在8月17日和18日，仅仅一天之隔，《科学》和《细胞》杂志分别以展望和综述的形势发表了目前领域内顶尖的病毒学家对溯源问题的评估，结论完全一样：

实验室泄露起源说极不可能。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先介绍《科学》发表的展望，题目是《新冠的动物起源》，其作者是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和华南农大和西安交大的中英科学家。

这一篇重点讨论的是新冠动物性起源的可信度。首先广为人知的就是当年的非典疫情，现在叫萨斯1， SARS-COV1，爆发在广东省佛山，萨斯1的直接源头，中间宿主果子狸，是香港大学知名的病毒学家管轶发现的。数年后，它的真正源头蝙蝠被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石正丽在云南的一个蝙蝠洞中确定了，这是科学在人类流行病史上的重要成就，但是我们后文也会提到，这同时给石正丽博士带来多么大的麻烦和困扰。

病毒从动物向人的自然转移铁证如山，此文提到了在云南蝙蝠洞附近的农民血样中，广泛存在抗蝙蝠病毒的抗体。后面会细说的《细胞》文章提供了更加详尽的证据，比如，3%的云南蝙蝠洞附近的居民血样呈冠状病毒阳性；非典期间，13%健康的野生动物市场从业者是萨斯抗体阳性，而专门操持果子狸的工人则有一半以上是阳性。

而2019年底的武汉具备非典在广东爆发的一切条件，除了目前广为人知的那个华南海鲜市场之外，几个月前

Scientific Report

这个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实地调查文章，揭示了武汉存在极为广泛的野生动物现场交易，也就是人类和果子狸，水貂，狐狸，浣熊等已知极易携带蝙蝠病毒的哺乳动物共聚一室，

口沫横飞，

讨价还价，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病毒跨种实验的温室培养基。再加上武汉是一个经济发达，商业流通和人口稠密的城市，那么动物病毒流入人体然后传开，引爆这个世界大流行也就不奇怪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新冠早不传晚不传偏偏在2019年底这个时间段爆发呢？这篇《科学》的展望提出了一个以往被人忽略的因素：

2019年的非洲猪瘟病毒。

国内的读者也许还记得2019年猪肉涨价之狠。为了控制猪瘟，2019年全年被迫宰杀生猪一亿五千万头，造成猪肉减产一千多万吨，猪肉批发价都涨了2-3倍。那么为了满足吃货的嘴，野味就成为必要的补充了，这也解释了为何国家法律明令禁止，但是武汉的现场野生动物交易仍然如火如荼的原因。

这篇《科学》的论文提出了另一个可能是一度被人广泛忽视的所谓冷链传播。

新冠流行一年半以来，人们从戴口罩保持隔离以外，一度对物体表面的深度消毒非常重视。但是后来的证据和文献表明，新冠还是以空去传播为主，接触传染为辅，那么吸附在肉类表面的病毒传播就被人认为是大大不可能了。但是这篇文章创造性地提出了证据：由于猪瘟病毒的流行，政府禁止了活牲的跨省运输，取代以大量的当地宰杀和冷链运输的方式，这其中难免会包括了对蝙蝠病毒敏感的野生动物肉类。

最近的一个头条新闻是WHO的溯源团队的Peter Ben Embarek，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武汉病毒所的一位野外研究人员在云南蝙蝠洞的考察中不慎感染了新冠病毒，回来之后引爆了全武汉，进而造成了世界大流行。

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假说“来自WHO的成名人物还是蛮错愕的，不是说这种传播途径不可能，而是它的概率有多大。也许《科学》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有同感，所以他们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在中国南方，使用蝙蝠洞中打扫出来的蝙蝠粪是非常好且常用的肥料，其应用的广泛，巨大的规模和介入人力的众多，比个别研究人员去蝙蝠洞走一趟不知道是大了多少倍。也许WHO的头面人物让这样的“假说”登堂入室有点掉价？

第二篇文章是来自《细胞》杂志的综述，这篇文章作者的阵容比上一篇要豪华得多，他们是来自英美加澳新的一线病毒学家（五眼联盟都全了

）。这篇文章涵盖的范围也比《科学》杂志要广泛。由于此文的基本要点已经大部分总结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所以这一次我就选几个新的要点谈。

首先流行病学的证据就把疑点集中在华南海鲜市场的溢出上：当武汉初期的174个病例开始浮现的时候，就是以这个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为中心展开的，他们当中有超过一半都和这个市场有关联，而武汉病毒所的位置是在外围。

那么另一半无法溯源到市场的病例呢？在疫情的初期，当人们对新冠能在无症候情况下传染的特性不了解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甚至动摇了部分人对以华南海鲜市场为源头的信心。但是现在看这个问题，就很好解答了：很可能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无症状携带者传染了他们。

此外，2020年一月武汉因肺炎死亡的高发区，也正是以华南海鲜市场为中心展开的。

世界一开始把注意的焦点放在武汉病毒所，和以研蝙蝠冠状病毒著称的石正丽实验室上，仅仅就是出于武汉这个拥有一流冠状病毒实验室的城市刚好发生了冠状病毒流行病这个巧合而已。但是《细胞》综述文指出：存在于实验室的病毒如要泄露，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它以高剂量的纯化形式存在。当年发生萨斯泄露事件正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目前毫无证据支持武汉病毒所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存有新冠或者其前体的毒株。

石正丽组在疫情初期发表了一个采集自云南墨江矿洞的蝙蝠冠状病毒标本RaTG13的序列，它和新冠的相似度为96%，这是当时人类掌握的和新冠最近似的亲戚，但是分子进化学告诉我们这个序列要经过40年的自然演进才能进化成新冠，它显然不是源头。此外，这个RaTG13是从蝙蝠粪里的基因测序结果，而实验室根本没有这个毒株的活样本，没有活毒株何来泄露？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好似是有人在野外给老虎照了张相，和把野外的老虎抓起来关在笼子里，其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也有人质疑为何数年前在墨江矿洞采集的标本要拖如此之久才发表，是否有所隐瞒？对此石正丽博士解释的很清楚，由于研究兴趣和实验室方面的考虑，她们的研究重点是和非典萨斯类似的毒株。而RaTG13和她们的研究主题相差较远，所以才让这个标本坐了多年冷板凳。

下面这个图显示了冠状病毒的亲缘关系表，可以看出新冠病毒（SARS-COV-2）和非典萨斯（SARS）处于两个不同的分支，它和几年前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冠状毒株还更加相似些。石正丽组自己的科研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她们多年来辛苦采集并分离培养成功的才区区三个活毒株，都公开发表在病毒学国际期刊上，也都是和非典萨斯更类似的序列。

因为我们提到在云南蝙蝠洞中找到的RaTG13虽然和新冠类似，但是不可能是新冠的自然源头，那么就有人问了，如果不是自然，会不会是人工用细胞传代的方式而逐步改进的呢？

指责中国科学家刻意隐瞒，并偷偷研究和新冠相关毒株的阴谋论者，大概是以为石正丽组有从2020穿越回到过去的能力，未卜先知地预测到象RaTG13这样的类新冠序列在未来有重大意义

。

先不提这样的逻辑谬误，单谈技术的可能性。新冠病毒在序列上有一个著名的位点，叫做弗林酶切位点，它有增强病毒传播复制的功能，有人认为这是科学家在搞“功能增益”性研究中加上的，其实这样序列特征在野生病毒中屡见不鲜，完全可以想象新冠的这个特征是其野生前体所自带的，或者在和其他毒株的重组中获得。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发现由于培养基细胞提供的优越条件，新冠的这个弗林位点会在细胞传代中自我消失。也就是说，通过密集的细胞传代完全不可能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冠毒株的这个样子。

最后的一点是，有人发现新冠在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后，显示了极好的适应性和传播性，就自我脑补出这个病毒很可能是在实验室中得到改造和进化后才“释放”出来的。

其实这种脑部的荒谬性，从当前泛滥的德尔塔突变体就能看出来了。和德尔塔相比，原始的新冠毒株其实传播力是“很低”的，因为德尔塔的复制力超过原始株

上千倍

。对病毒来说，没有最适只有更适。

新冠之所以能从动物跳到人类，仅仅是说明了它刚好比其他成千上万种亲戚毒株更加适应人体，从而脱颖而出而已

。新冠也并不是专门为人类而度身定做，已经有大量论文报道了新冠感染其他动物的证据。美东附近的白尾鹿群有高达30%的新冠阳性。

我们知道，今年年出WHO朔源组去武汉走了一趟，拿出了一份溯源报告，结论之一是实验室泄露说“极其不可能”。当时这个报告遭到了包括了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德批评，他们认为这个报告贬低了实验室泄露说的可能性，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