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被1964年奥运会永远改变了，这次呢？

为1964年奥运会而建的代代木国家体育馆，屋顶设计十分独特摄影：Soichiro Koriyama/Bloomberg

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2021年夏天举行。然而，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记忆对这个城市的人们来说依然近在眼前。从标志性的子弹头列车到蜿蜒的首都高速道路，再到占地广阔的代代木公园，到处都是那届奥运会的遗产。

这些雄心勃勃的项目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为前所未有的重建行动进行城市规划。同样，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虽因疫情而推迟举行，但名称未变）做的不那么大张旗鼓的准备工作也呈现了此时的经济形势。

对政府官员来说，1964年的奥运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实施一场迅速、全面的变革，哪怕这会妨碍民众生活，需要做出文化牺牲。人们来到东京，看到的不是一座饱经战乱的城市，而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在升级改造过的机场和时尚新酒店之间呼啸穿梭。不仅如此，位于东京西南部的大规模军事设施还成了东京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象征着和平、繁荣的未来。

人们走在银座附近一个临时交叉路口的木板路上，东京在举行1964年奥运会前加紧基础设施建设

摄影：Rene Burri/Magnum Photos

东京大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教授、《奥运会与战后》(Olympics and Postwar)一书的作者吉见俊哉(Shunya Yoshimi)说：“1964年奥运会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但同时这也成了日本政府的主要口号，他们努力让东京成为一个更快、更高、更强的城市。”

狂热的建设步伐

1959年日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时，国家经济腾飞在望，东京仍处于破坏和复苏之间。

糟糕的排污系统意味着河流受到污染。饮用水的水质低劣。空气质量差，糟糕的路网和日益增长的汽车文化意味着交通拥堵十分普遍。随着东京市人口从1945年的349万猛增到1963年的1000万，城市的住房存量增长却难以跟上。

1962年以美国大兵身份来到东京的记者罗伯特·怀廷(Robert Whiting)在他的自传《东京瘾君子》(Tokyo Junkie)中写道，东京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到处都是有碍观瞻的摇摇晃晃的木屋和粗劣的棚屋。”

那时人们对申办奥运会所持的怀疑态度比现在要少，基本都将其视为一个发展良机。有了要承办的奥运会，本已狂热的建设步伐更是进一步加快。

政府加快建设包括首都高速道路在内的多条公路，这是一种比购买私有土地更便宜、更快捷的建设方法，有效改善了供水系统，扩建了地铁规模。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为接待外国客人还建了若干豪华酒店，例如高17层的新大谷饭店(Hotel New Otani)，当时是日本的最大建筑。那时并不常见的西式冲水马桶也得到了推广。

Hotel New Otani Tokyo 官方图

东京当时仍有几个美军基地。奥运会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要求归还更多土地的机会，而美国恰在那时准备减少驻日军事部署。

日本奥组委看好了远在东京西北部、占地广阔的德雷克营。美国提出愿意归还华盛顿高地，那虽然地方较小，但却建在明治神宫（供奉开创了日本近现代历史的明治天皇的灵位）旁边的黄金地段。奥组委最初反对在这块令人垂涎的土地上修建体育设施，但最终成为奥运村和国家体育馆所在地。主场馆的先锋设计如今十分有名，建筑师丹下健三(Kenzo Tange)没有使用柱体，而是采用了螺旋式悬吊屋顶，曲面结构营造了开阔空间。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教授町村敬志(Takashi Machimura)写道，“将集中在东京西部的军事设施改造成新的基础设施，可以推进这些地方的市区翻新，扩大与东京东部传统中心的差距。”

奥运会吸引年轻人来到涩谷、代代木和原宿，这些社区至今仍是日本青年文化的发源地。日本广播协会(NHK)在附近建了新总部，使得其他电视台、企业和商店蜂拥而至。后来，奥运村改造成了代代木公园，后者是为数不多的适合慢跑和野餐等活动的大型城市公园之一，因紧邻涩谷和原宿而广受欢迎。豪华酒店也助力该地区成为休闲和商务旅行者的目的地。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现代日本系教授克里斯蒂安·塔格赛尔(Christian Tagsold)写道：“看看1964年东京奥运会占用的场地，你会发现奥运会一方面更换了历史，另一方面又因为与明治神宫的近距离关系而被置于历史背景之中。”

未能达标

1964年，日本决心利用奥运会来证明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实力。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城市规划设计则远不及当年那般雄心勃勃。

面对越来越多关于奥运会成本和负面影响的批评，国际奥委会迫切地想证明，成熟的城市可以在不大动干戈的情况下办好奥运会。东京2013年申办奥运会时提出了“紧凑型”奥运会的概念，主会场将设在奥运村8公里以内。

但即使是这些算不上远大的目标，很多项目都没能实现。

旧国家体育馆的重建计划因20亿美元的天价预算以及和周边历史悠久的明治神宫外苑不协调而被取消。一个更低调的体育馆已在2019年建成，但有关争议削弱了人们对奥运会的热情。与此同时，使用现有和更偏远体育设施以削减成本膨胀的做法破坏了紧凑型初步计划订立的目标。

位于东京东南部的东京湾开发项目也没能激发日本民众的想象力。晴海岛建在垃圾填埋场之上，这里的氢动力奥运村本应作为一个住宅开发项目投入运营，但因为疫情的影响，工期受到延误。在运动员们抵达之前，它将一直是座“鬼城”，不对公众开放。

较为光明的一面是，东京政府为轮椅使用者及其他市民改善了城市的无障碍环境。但政府的大部分努力被视为商业地产的机会主义，有违2012年奥运会东道主伦敦等城市的振兴努力。

事实上，东京最引人注目的重建项目位于涩谷，主要由被该地区经济和文化优势吸引来的私营企业推动，而这些优势是1964年奥运会的主要遗产。

涩谷车站周围的项目包括Shibuya Hikarie和Shibuya Scramble Square等多用途商业设施，这两座摩天大楼均有30多层。涩谷河已经改道，并安装了行人步道。宫下公园从昔日的流浪汉聚集地，摇身一变成为带有屋顶绿化空间的购物中心。

1964年7月，奥运村旁边的代代木国家体育馆仍在建设中

来源：The Mainichi Newspapers/Aflo

东京在1964年前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城市改造为首尔等新兴城市提供了路线图，首尔在1988年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它试图通过奥运会寻求经济利益，借此登上世界舞台。近来，外界对奥运会发展的批评不断增多（包括从成本到城市士绅化），奥运会组织者一直在寻找新发展模式。可是这次，东京似乎不仅错失了提供这种愿景的机会，还强化了奥运会对于成熟城市的价值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