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教你对灵活用工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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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普遍的生存条件可以用不稳定来形容，他们经常受到被丢到失业及不充分就业的“过剩人口”中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只会不断加强。这些产业后备军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提供了全部的基础。

摘译 | XD

编辑 | Catherine

作者 | R. Jamil Jonna， John Bellamy Foster

美编 | 黄山

在过去的十年半里，工人不稳定性的概念在社会科学家中重新流行起来。这一趋势在2007到2009年间的金融大危机后变得更加明显，与危机相伴而来的是大幅度的经济停滞期，这在全球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依然存在。多数学者们用工人们所缺乏的东西来定义这个不稳定性，这些东西包括：现成的有偿工作机会，免遭随意开除的保护，晋升的可能性，长期工作的稳定性，足够的安全，新技能的发展，基本生活工资和工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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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溯源

工人“不稳定性”概念的来源经常被追溯到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早期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在研究中布迪厄将这个概念直接与马克思对产业后备军的分析联系起来，但是学者们却习惯性地忽略了布迪厄对这个概念成熟的见解。对布迪厄来说，当“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有助于工人们感受到他们绝不是不可替代的”时候，“不稳定性”就会表现出来。与马克思对组成产业后备军的流动的、潜伏的、停滞的和需要救助的人口的概念相似，布迪厄尤其将不稳定性与他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联系起来。然而，他倾向于将“流氓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分离，因为在他的定义下，“工人阶级”有着“发动革命事业所必需的决心”。

工人不稳定性这一概念远不是新兴起来的。它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很长的历史，从一开始就与产业后备军的概念相关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业产业后备军的论述引出了不稳定性这个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序言》里相同语境中也使用了它，之后它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工业产业后备军分析的一个关键部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威廉·莫里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分析，将他大多数对资本的批评都明确地建立在“不稳定性”这个概念上。因此，不稳定性这个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整体相关。1970年代，在理论学家如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和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的著作中探索了剩余劳动与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全球化的关系，使得这个概念获得了更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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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分析中，指出了劳动人口逐渐增加的就业不稳定性和他们相对贫困的状况，但这一论述许多年来却被主流社会科学家所摒弃，认为这是一个不完善的贫困化理论。然而，近年来，不稳定性这个概念，作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普遍状况被重新发现。但在今天，受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特征的影响，这个概念经常以折衷主义、还原主义以及与历史无关的方式被探讨，这使得它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传统下的更广泛的资本积累理论脱节，造成了一系列零散的观察结果，这些观察结果被认为是偶然无计划的理论发展。

一些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前国际劳动组织(ILO)的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使用新词“不稳定无产阶级”来指一个全新的阶级，这个阶级由经历各种不稳定性的主要方面的年轻工人所组成。法国社会学家Béatrice Appay解释道，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个术语“由’不稳定的(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词缩略而来。它重组了各个部门里挣扎着的失业和生活无保障的（体力或智力）工人。”但是由于马克思他自己就以不稳定性作为其特征来定义无产阶级，因此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个术语（对马克思来说）经常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时髦的、错误的替代——要不然就是指无产阶级的一个子范畴，如流氓无产阶级。这与之前“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定义类似，它被定义为与整个工人阶级分离的一个单独存在。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经常与僵化的无产阶级概念形成对比——后者被定义为一个正式的、稳定的、被雇佣的工厂劳动力，而且通常是工会的成员（这个定义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相去甚远）。

法国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华康德(Loïc Wacquant)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长期普遍的联合来消灭自身的理论相反，不稳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创造自己从而来快速消灭自己”——意思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加入正式的劳动大军中获得“稳定的工资”，或者从“劳动的世界中一同”逃离出来。对于华康德来说。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增加是一个向着“去无产阶级化而非无产阶级联合化”的运动。马克思自己所揭示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主要是其就业和生存不稳定性的方面——我们将在后面阐明这个事实——在这里全部被遗漏掉了。不稳定无产阶级和其无保障性被提出来作为“无产阶级”的替代，经常是为了用来表明在当今环境下，就像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在《工人阶级的告别》里反复宣告的那样，工人阶级领导革命事业是不可能的。

根据社会主义评论家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的文章《我们都是不稳定的》：“不稳定无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它作为一种文化模因被持异见者广泛接受，且与它的左派文化主张毫不相关。相反，它是民粹主义者的一种特别的质询（或者是身份认同），是“对现今资本主义的真实的、批判性的对抗”，这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灵活就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其特点为工人的失业，不充分就业和临时的、依情况而定的就业。

面对这些混乱的观点——大多数只是对被认为是孤立的社会问题的临场反应——我们有必要回到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那里，不稳定性的问题被首次提出。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和莫里斯的思想，以及在较近时期的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蒂芬·海默(StephenHymer)，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思想家的思想，都是不可或缺的。运用这些思想家提供的分析框架，我们才有可能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着眼于工人不稳定性的经验维度，对资本积累、当今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演变及其对现在新时代危机的影响等问题得出结论。

恩格斯、马克思和莫里斯及不稳定劳动的概念

如上所述，工人不稳定性的理论的构建依赖于工业产业后备军，起源于古典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存在于恩格斯，马克思和莫里斯的著作中。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写道：

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的不稳定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啊！

因此，工人阶级普遍的生存条件可以用不稳定来形容，他们经常受到被丢到失业及不充分就业的“过剩人口”中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只会不断加强。对于恩格斯来说，这种情况是“失业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中最主要的一部分，这些后备军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提供了全部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遵循同样的思路，他们指出：“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

图为企鹅出版社，《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产业后备军这个概念展开详细叙述，一同论述的还有工人阶级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关于工人阶级本身生活的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他写道：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

类似地，他在前几页写道：“他们（工人们）劳动越多，为别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也就越是没有保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讨论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在这里他选出了四种独特的形式：流动的、潜伏的、停滞的、和需要救济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中最不安定的人口就是流动的过剩人口。机器的广泛应用和由此导致的劳动强度的增加，使得这类人口由此产生。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劳动人口持续流动——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不断地强迫减少它对劳动力的要求，还因为劳动力的消耗是如此之迅速，使得人的身体只能承受短时间内的工作上的物理折磨，随后便不再能被资本所利用。

图为电视剧《南方和北方》截图，电视剧讲述了男主作为一个19世纪英国纺织行业工厂主面对罢工威胁时的种种反应，男主人公通过征调爱尔兰农民工来对抗罢工的工人。

因此工厂、车间和矿井要在后备军中找到最年轻的，最容易被剥削的那层人口——尤其是儿童、年轻妇女和流动工人。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混乱性和高强度性，在流动人口内劳动者的更换速度是非常快的。工人总是不断被排斥又被吸纳，不断被赶进又被赶出，并且应征人员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躁狂的劳动关系是现代工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增长的某一时期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与经济衰退的下一历史时期对劳动力的排斥力一样强烈。然而，在最近的雇佣历史中，流动的过剩人口中的工人与现役劳动力存在确切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也是有些不稳定的）：这些工人在经济增长时最可能首先被重新雇用。

在马克思的描述中，产业后备军的下一层人口是潜伏的过剩人口。这层人口中的大部分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农业（或农村）人口。这类人口充当着资本主义工业潜在劳动力的巨大源泉。马克思指出，从国际上看，爱尔兰有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过量的乡村工人组成了潜在的过剩人口，随时为英国的工业待命。这种情况是由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和随后的殖民历史而产生的。他解释道：“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英国和爱尔兰的乡村工人的生活状况是如此不稳定，“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当有需要时，他们很容易被吸引到工业中去；当他们不再能被直接用于资本积累时，就被随意抛弃。

对马克思来说，停滞人口最尖锐地表现了劳动人口整体的不稳定性。这层人口不断地吸收被现代工业和农业排斥的工人，充当着“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它的“特点是最长的劳动时间和最低的工资”。这层人口的就业“极其无规则”，即便他们被雇佣，他们的受剥削程度也极高。这层人口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用自身创造的手段将自己进一步打回到原本队伍中。

图为电影《组织者》截图，电影讲述了19世纪末期意大利都灵被压榨的纺织厂工人为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展开的斗争，由国际巨星马塞洛·马斯楚安尼主演。

停滞的过剩人口“比其他要素更大比例地占有”工人阶级普遍增长的总量，它的增长“与工资水平成反比例”。马克思这样描述停滞过剩人口中工人的生存状况：“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预测到人口转变的概念。与马尔萨斯的假定相反，马克思认为随着工资的增加，人口增长会下降而不是上升。马克思指出，关于停滞的过剩人口，尤其在爱尔兰，日佣劳动在所有劳动中有着“最不稳定的工资形式”，因为需要长时间通勤和工作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并且工人在工作中没有防护措施，这些促进了疾病和贫困。

如约瑟夫·弗拉基亚(Joseph Fracchia)所注意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是以产业后备军作为其支点，“并非抽象地而是非常具体地扎根在个人的身体中，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剥削是对受苦的工人群体的一种残暴的行为，他们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剥削的需求预留储备……资本主义通过将这类‘贫困的个体’世代延续，以此来增殖它的劳动力供给。这种终生的贫穷是对处于穷困中的身体本身及其机能的共同攻击。”资本主义就业的不稳定性延伸到工作本身的条件上，延伸到对人类存在的肉体基础的耗尽上。

对于马克思来说，停滞的过剩人口渐渐沦为全面赤贫，需要救济的人口——在相对过剩人口中“陷于最底层”。这层人口包括了相对过剩人口中最底层的部分和过去全部的就业要素，是产业后备军和工人阶级的重负。这一层人口中的大部分处于“需要被（官方）救助的赤贫的”境地——其他则是“流浪者、罪犯和卖淫者，简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这样总结它们“官方救济资格”的程度：

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龄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者、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面，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里最贫穷的那一部分被迫兜售任何他们可以兜售的东西，在每一处街角“叫卖”，通过叫卖“鞋带、胸衣花边、背带、麻绳、饼干、橘子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以及“火柴、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来勉强维持无保障的生活。其他的“所谓的零工”在街头徘徊寻找任何形式的零活：做小时工或者日佣工人。这就是一种处处与贫困相联系的非正式经济。

19世纪晚期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艺术家、作家、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拓展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理论。远超在1880到1890年代之间的任何思想家，莫里斯的理论更多建立在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之上——主要表现为不断增长的工人不稳定性。1883年他在《富豪统治下的艺术》一文中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退化，及在雇佣关系（被提供或被拒绝的）上形成的狭隘的金钱关系导致了工人极其“不稳定”的生活状况。同样地，在他著名的讲稿《有益的劳动和无益的劳动》①(Useful Work versus Useless Toil)中，莫里斯写道“增加‘产业后备军数量’”的倾向导致了“工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工人向工会所支付的费用是工人从工资中不得不支付的额外费用，来对抗这种“就业的不稳定性”，有组织的劳动是防止这种不稳定性的唯一的手段。

对于莫里斯来说，工人阶级生活的不稳定性——不停地尽力保住工作和寻找工作，失业与不充分就业的威胁（这对许多人来说已成为现实），精神及肉体的折磨，堕落，甚至剥削性劳动条件带来的死亡，无处不在的需要被救助的赤贫——构成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本质。这种不安，堕落和无用的辛苦工作损害了所有自由人类的潜能。

结论

将不稳定性作为重新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左翼内部，是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当今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的残酷现实的承认。诸如“不稳定”(precarity)和“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等概念会发挥作用，或许是因为它们更加充分地描述了产业后备军的特征，以及现役劳动军对工作和工作环境愈加微弱的掌控力。正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这些概念可以证明资本向工人的反复承诺是虚假的，而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所描述的在19世纪中期欧洲的一个小角落里工人的劳动情况如今已经遍及全球，并且更加严峻。在当今这个萨米尔·阿明所谓的“普遍无产阶级”对抗“普遍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由此引发的新的革命道路在清楚摆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