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品畅销TOP5，这本建筑工人的故事书引爆了台湾

图中右一为作者林立青，在《做工的人》封底写着“底层之下的底层，剥削之中的剥削。一个青年监工的批判与关怀，那些心疼他说不出，所以他写下来。” 图片来源：网络

《做工的人》书写了无权者挣扎的无力，但却既没有指明什么样的结构导致了工人的苦难，也没有指明：该书可能的读者，其实也是这种压迫的共谋者与获利者。

作者 | 葛兰东

编辑 | 屐松松

美编 | 黄山

如同他们所在的工地一样，工地工人位于我们视野之外。我们经过嘈杂而尘土飞扬的工地周边，总是能保持惊人的熟视无睹匆匆走过。工地工人，除了偶尔以讨薪者或工伤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引起我们几声叹息，或是作为千万个没有面孔的“都市建设者”，赢得几秒钟赞美，都是沉默的，也理应是沉默的：因为他们无知、不努力、粗鲁、不诚实。这就是他们需要从事如此劳累的工作的原因。

但在台湾，有人试图打破这沉默。

以工地工人作为叙事焦点的《做工的人》，年初在台湾面世时，意外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作者林立青的这本处女作，以工地第一线的监工视角，叙述工地工人真实生活与劳动状况，不但商业上极其成功，频频进入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许多评论家也对它不吝溢美之词，认为林立青虽是文坛新人，但对工地工人的深入刻画“扩宽了台湾文学的向度……折射出阶级文化的厚度。”应和着近几个月台湾“一例一休”以及弹性工时等与劳工工作环境相关的争议，这本书将劳工劳动状况议题，重新带回到大众视野中。

《做工的人》的封皮，图片来源：博客来

但同时，这本书也在台湾激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相继有多篇言辞尖刻的书评加入，交锋的战火从文本文身蔓延到作者身份。这些争论，正是源于工地工人长期隐形与被沉默的状况。

要理解这些争论，我们要先回到文本本身。

“工地人间”中的“爱拼”与“活着”

《做工的人》一共分三个大章节，由27篇互相独立的短文组成，第一章的大标题为“工地人间”，实际上就是要大致勾勒工地工人的形象，叙述他们日常生活与劳动的细节，试图将工地工人从受害者或沉默者的形象解放出来：他们的确忍受着喘不过气的现实压迫，但除了令人疲惫的重度劳动之外，他们同样会取乐；在面对压迫时，他们也会尝试反抗。

例如开章第一篇《工地“八嘎囧”世代》，作者用轻快语气描述年轻一代的工地工人热情拥抱当地社区，是当地传统宗教的积极参与者，叫做“八嘎囧”。“每天下班必定洗车上蜡……下工时面对夕阳再打卡”或者“有烟抽，有酒喝，对他们来说比便当重要”。年老一代的工地工人则会在下班时让妻子买许多食物，然后“整群人会在工地吃起来，极为海派”。

当他们面对压迫时，也同样有行动的能力，在《罚单》中，作者就展示了工地工人如何通过与围观群众的团结，对国家公权力的压迫作一次小小的反抗，将环保部门的六万元的罚单降为一千二。在这样的叙述中，工地工人不再是隐形的默默承受苦难的沉默者，而是也会寻求快乐，主动反抗，他们是活着的、值得尊重的人。

书中呈现了工地工人的面貌。图片来源：《做工的人》，摄影：赖小路

但作者并没有急切地宣称“工地工人是和所有人一样的人”，对工人的苦难的强调始终贯穿全书，在《呷药仔》、《工地调酒》与《子孙代代》等等章节中可以看到，工作环境的恶劣不仅摧毁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只能不断通过吃药或者喝酒，以努力维系身体继续工作挣钱，也摧毁他们身为家庭顶梁柱的个人尊严。因此整本书想要描述的工地工人形象也就出现了：是活着的人，但也承受着更大的痛苦。可以取乐，也可以行动，但终究臣服于痛苦绝望的现实。

以对工地工人宏观而大致的勾勒为基础，第二章转向对工人更细致的书写，通过具体的事件或个人的生命史，破除大众对工地工人的各种偏见。叙述的力度也往更深层次也更无光的领域渗透，如入狱与吸毒。作者逼迫着读者们扪心自问“如果是自己，面对这样的处境会怎么办？会做得比他们更好吗？”

在《进修部》中，工人们缺乏法律知识，在法律丛林里根本无力自卫，“口笨舌拙，完全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更没有资源寻求律师帮助，只能进监狱。而刑满释放之后，由于有案底，“人生四处碰壁之下，找回狱友，寻求其他谋生的可能……成为真正的专业犯罪者。”

工人们在步步紧逼的压迫面前，在缺乏协助与共情的社会环境下绝望而无力地抵抗——而这抵抗形式，很可能是“不理智”的越轨行为。读者会在这种荒谬又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描写面前，与作者得出相似的结论：人是被迫地犯罪的。大概也会与作者一道感受到，在社会结构面前，无权者的挣扎是多么地无力。

在全书最后一篇《便利商店》中，作者借文中黄师傅之口说出整本书的企图：“毕竟做工的疼惜做工的”——将所有的劳动者们都融入“做工的人”阶层之中，工地工人与便利店员、拾荒者、性工作者这样的底层劳动者的命运，是相似的，他们尽管都辛勤工作，但都面临相似的绝望现实，有着类似的无力反抗，“我们”之间有团结与互助，因为我们都是“做工的人”。

“叩问”写作者身份的边界

这本令人动容的作品在收获无数“平铺直叙的书写”，“一线工作的工人视角”与“令人感动”的赞美后，同样也遭到无数的批评，并且矛头对准的正是赞美者所高度评价的部分。

首先是对作者的写作位置与立场的批评，推荐序作者顾玉玲认为，这本书的优秀之处在于林立青既有一线的工地劳动经验，是在工人内部进行观察与写作；另一方面又作为监工，能把握工作现场的全貌，有距离地写作。顾期待它能够“破墙而出”。所谓“墙”，即不同阶级之间的隔阂。同为推荐序的作者房慧真也断言：“工地监工的角色，到底是在工人里面，还是在外面呢？……跑工地的监工要跟工人同吃同睡……监工在里面”。这两位推荐序作者，都认为林立青可以与工地工人归为一类，但身份的模糊性又能让他在观察与写作上有优势。

但多家媒体的特约撰稿人，自由记者胡慕情在自己的博文《叩问边界》中反问：作者作为监工，在工作现场的权力关系中是高于工地工人的，林立青是否真的能代言他所谓的“做工的人”？胡甚至更激烈地质问：“真的有一个工人阶级吗？”作家黄汤姆在《报导如何被看待》中也提出相似的质疑，他认为林立青对工人的描述与他所见大相径庭，林立青笔下的工地工人的悲苦面被刻意放大了，比如工地工人的滥用药物状况，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林立青所处的监工身份，其作为资方的监督者，自然与工地工人之间有一道高墙。

对此，推荐序作者房慧真回应道：“其中真的有严明的阶级可言？”认为社会中的阶级位置并没有批评所说的那么明晰，而监工的收入与位置并不就比工地工人高，林立青的写作位置以及“写他所见”的方式让他的写作动机不必再被质疑。长期关注劳工与社会运动的苦劳网特约记者张宗坤，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应这个问题：“纵使经验、权力、职种或技艺存在差别，也的确不可相互化约，但认为穿梭在各种职种间的“监工”就不可能与“工人”同样置入同一个阶级，可能是隐性地取消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之间有所差异，依然能在行动中，融入同一个阶级。

而林立青希望为工人发声的写作位置，也带来了众多对本书文体的批评与质疑。在营销宣传中，作者宣称本书是以工人眼光书写的散文，但胡慕情与黄汤姆则指出，《做工的人》的文体处于散文、报导与民族志之间，在媒体报导或营销时展示的是报导的角色，强调真实反映工人的生活与劳动现场，在叙述时却又尝试以民族志的方式描绘工地工人。

作者在宣传过程中，非常强调自己的工人身份。图片来源：网络

胡黄二人并不是要在文体的概念上纠缠，而是要指出报导与民族志这样的非虚构写作，对作者的伦理要求：“比如报导讲求对事实的再确认、抑制个人感受，而民族志亦会特别关照权力关系与政治再现等问题。这样的伦理与边界，对我这样的读者与写作者有它的重要性，因报导与民族志都极富侵略性”，而林立青则恰恰以自己的工人身份，强调真情实感，逃避不同文体作者负有的不同义务。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书评下面的留言主张“人家就是写本书写他自己的故事，为什么要管你这些人的对文类的边界？”似乎也应和了林立青对于作者义务的逃避。

“感动”的迷思：人道关怀？还是苦难根源的挡箭牌？

关于本书最激烈的争论在于：这本书刻意引发的“感动”有什么用？这个批评面向作者，也同时针对读者。作家“万金油”极为尖刻地指出，林立青有意在本书中强调对工地工人辛勤劳动与努力生活的“感动”，并且大部分书写，往往是符合大众对工人阶级想象的，“对中产读者不带威胁或刺痛”，并且“一味沉溺在现场的悲情中”，他质疑林立青有意在书中生产“感动”，强化大众对工人阶级的想象，没有带来进一步启发。类似的，张宗坤则认为书中本来存在工人阶级的反抗，却被作者因凸显感动而压抑了，让工人变成“人道主义者轻巧的同情对象”。

同为工地工人的郑俊展，将矛头对准了读者，他认为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观察是一种伤害，这种因距离感而对工人阶级苦痛以诗意化的观看，只产生出了感动的情绪，施舍了一些人道主义关怀，而没有任何行动。甚至工人们还被期待自己起来反抗抗争，如黄汤姆所说，“这较接近一种身分与意识形态的自我确认：反覆以同情与施舍，来确认自己在这社会场域中的安全位置。”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书中插图，摄影：赖小路

房玉玲反击这种对作者写作行动的质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监视，呼吁要让《做工的人》从原罪中松绑：“书写伦理、真心与否，难以被真正量测，那是深藏于人人心中幽微处的一把尺，可不可以拿来要求自己就够了，能不能停止脸书上无所不在的监视与检验？”同时，评论者们低估了读者的能动性，将其想象成同质的、没有能动性的“人道主义者”。房认为感动起码是了解工人阶级的第一步，与其批评这种感动，不如思考接下来应如何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并为他们做些什么。

这些激烈的争论出现，也恰恰说明《做工的人》的确将工人的劳动状况带回到大众舆论的焦点，在这些战线极为漫长的争论中，关注不同领域的读者自然可以汲取不同的养分，得出自己的思考。但既然《做工的人》的主角始终是工人，这本书对工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笔者不得不同意评论者对本书制造“感动”的批评，这并不是说感动本身是缺点，看到底层劳动者在喘不过气的现实下依然努力生活，感动是一种自然引发的情绪。然而，问题在于感动是源于苦难的存在，而我们从这苦难中得益，却只沉溺在所谓的“感动”之中：劳动者们的苦难不该只是换来几句轻佻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