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疫情五问五答

进入12月，各地迅速调整维持了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开始实质性地“与病毒共存”。继“20条措施”之后，12月7日官方再推“新十条”，另据钟南山12月15日在“全国高校抗疫大讲堂”上透露，第十版新冠诊疗方案与防控方案即将出台。走向全面放开，这一大方向是明确的，但过程之快速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结合北京放开前后和第一波感染高峰，以及各方消息，提出五问五答。

一问：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面对放开之后的抢购药品、发热门诊大排长龙、染疫后应对指南滞后、医务工作者大批感染、快递运力不足等问题，人们很容易对这一问题给出答案。而这些可见的问题之外，随着感染高峰进一步扩大，养老院以及医疗条件薄弱的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或将暴露出更多“准备不足”的问题。

12月15日，《经济观察报》发文《五位养老院院长自述：抢不到抗原药品、拨不通急救电话、缺乏医疗应急预案》，将目光锁定养老院，并通过采访五位院长，反映了更为真实的情况：“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要提前储备药品、抗原检测试纸等物资”，这是受访者反复提到的问题；“最希望的是能够尽快建立养老院与医院点对点的绿色接诊通道，最大限度保证、挽救老人的生命安全”，这是受访者给出的最紧迫且现实的建议。

需要承认，面对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从严防严控模式转入全面放开，在中国这样的超大人口国家，的确很难做到“万全准备”，实际情况往往要比模型推演复杂得多，最终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平衡防疫、发展、安全、稳定，在此一阶段是高难度动作。最终平衡成效如何，还得依靠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问：北京第一波感染高峰到了吗？

虽然放开之后，各地不同程度进入感染高峰，但其中尤以北京疫情引人关注，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自带关注度的北京并非此轮“与病毒共存”的先行者。早在11月30日，当广州多区宣布解除所有临时管控区之际，京畿重地河北保定已经正在遭遇第一波疫情的冲击了。医院承受阵痛——阳性居民自愿静默——慢慢恢复日常——关注特殊群体尤其是老年群体，这是保定走过的路，北京等地现在正在沿着同一条道路往前走。

所以北京第一波感染高峰到了吗？虽然北京推出了“京抗原”小程序用以民众上报检测信息，但多数民众并未落实，而只是采取自我居家隔离模式度过难关，故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数据作为依据。国家卫健委也已于14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就我在北京实际感受，随着日常的回归，比如商场恢复部分人流等，以及一些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人数的实际下降，可以大致判断北京第一波高峰已过，第一批感染者正在成为社会面活动的主要群体。

12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7日在《财经》年会上对全国疫情做出研判：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将是第一波疫情，第一波以城市为主，逐渐会上升起来；第二波是1月下旬到2月中旬，春节前的人员流动造成第二波疫情上升。第三波是2月下旬到3月中旬，春节后返岗返工。这三波疫情构成了今冬的新冠流行峰，持续大概三个月左右。就此来看，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三问：骑手支援北京治本了吗？

随着感染人数的激增，加之不少快递骑手自身感染，故此北京出现大量快递滞留的局面，而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将药品送达至有需要的群体手中，骑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应对骑手紧缺的局面，北京一方面发出号召，呼吁有条件的民众加入到骑手行列，一方面菜鸟等从河北、天津、重庆等地紧急征调骑手支援。于是，就有了“在飞机上，在大兴机场、在首都机场，到处都是进京的快递小哥”这样的新闻。

但骑手支援北京，真的治本了吗？在这一波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各地都面临着骑手紧缺的情况，从其他地方征调骑手，确实解了北京的燃眉之急，但却是以变相牺牲其他地方的实际运力作为代价的。更有效的办法是，发挥社会自组织的力量，除了号召有条件的人加入骑手行列外，北京多个社区已通过建立互助群等方式，来自行打通“最后一公里”，将多余的药品共享出来，送抵更有需要的人手中。

同样的场景，在十年前的北京“7·23”暴雨中也有突出体现，彼时不少私家车组建爱心车队，接送受暴雨所困的人抵达安全地，成为灾难中的积极社会力量。对官方来说，也需要从中看到社会治理的另种可能，这对于“走出疫情”后如何推动治理现代化和社会重建，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四问：因新冠去世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过去数日，不时有媒体或社交平台曝出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病例，但官方一直到19日才通报了最新的死亡病例，这也是时隔两周之后再有死亡病例的通报。根据国家卫健委消息，18日新增两例冠病死亡病例，均为本土病例，在北京。同时，重症病例也较前一日增加11例。

而《财新网》早前报道所提及的两位资深媒体人染疫去世，并未在官方通报之列。据报道，《中国青年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12月8日去世，享年77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周志春近日在核酸检测中发现阳性，北京医院医护人员12月6日上门再次抽样，社区7日晚通知复核阳性，需要隔离，医用监测手表显示他的心脏于8日1点23分骤停。另一位媒体人是《人民日报》前著名记者杨良化，此次北京疫情中，杨良化于12月10日开始高烧，抗原测试为阳性，因抵抗力下降，肺部细菌感染病情加重，在朝阳医院ICU抢救两日后逝世，不过目前有关他的报道已经下架。

所以因新冠去世的实际人数究竟有多少，官方和民间的两个版本或将在一定时期内平行存在。唯一可确定的是，随着感染人数激增，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年群体接续染疫，更多的死亡病例将是大概率事件，如何在这样的关头最大限度抢救生命，践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考验着官方的领导力和行动力。

五问：“动态清零”错了吗？

此轮放开之后，很多人不免疑惑之前的“动态清零”政策。央视官方公众号“玉渊潭天”15日推出《三年：三问三答》，回应了很多人的共同疑惑，三问包括：既然可能有很多人都会经历感染，为什么要严防三年？既然结果是放开，那付出经济代价的封控还值不值？既然病毒无法消灭，那众志成城的三年抗议是为了什么？给出的答案也很间接明了：我们为更多的人最大限度争取了时间、我们保住了人也等于保住了生产力、抗议三年我们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

就像该文在一开始说的，“一个人吃饭，当吃第三碗饭吃饱时，能说前两碗饭没有用，只吃第三碗饭就能饱吗？看待这次疫情，也是如此，疫情的发展不是片段式的、跳跃式的，我们的防控也一直是持续的、系统的。”从官方层面来看，维持“动态清零”的初衷也是为民众好，虽然各地执行层面出现了一刀切、层层加码等乱象，以及核酸检测机构的造假等，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施政的初衷。放在疫情爆发至今三年的时间周期里，尤其不能否认中国在早期确实取得了防疫的成效，也保证了低死亡率。

而今，眼见放开之后感染数字的极速飙升，更应该意识到此前“动态清零”的实际难度有多大，因为当守护健康的责任权交给个人，人们才真切感受到了责任的重担，每个人的身后，都有老人、小孩。而要给14亿人兜底的政府，责任重担可想而知。“动态清零”不可持续不等于整个过程完全错了，这应该成为我们回看过去三年抗疫时最基本的共识。

现任中宣部长李书磊在早年文章中写道，“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历史中的革命与革命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平心静气以公正之心去面对它们，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面对我们自己、安排我们自己。即使对那些已被判定为恶的东西，我们也要努力战胜一己情绪去理解它的自身矛盾与复杂性，去理解它的因缘乃至它所包含的善缘，否则我们就仍然走不出它的阴影，仍然有可能撞死在它的上面；宣判只有是公正的才会是严正的，幽灵你只有说透它才会真正的驱散它。”对于我们共同经历的这场疫情，时下“宣判”还为时太早，而如何“走出阴影”，唯有“说透它”，才能真正“驱散它”。这也是国家和个体层面在反思与总结这场疫情时，该有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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