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宏大命题，包括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对“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不断诘问。不知道你听到会是什么感觉和反应，最近听到诸如此的宏大命题，总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自我反思：难道真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越爱全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道：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世界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些追问也不断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用以彰显我们的大国情怀、胸襟、视野及忧患意识，这固然没错，但与此同时，在疫情三年的今天，在各地次生灾害不断的今天，在具体的人的困难面前，追问世界、追问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落回到“我们怎么办”的本源上，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是具体的，困难也是具体的，不是单靠情怀和大概念就能维系和解决的。

从抽象到具体，从人类到个人，这无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提出“附近的消失”而被很多人所知的人类学家项飙老师一直比较关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对过于宏大的叙事、过于自信亢奋的表达保持警惕和距离。前几天给项飙老师发邮件，想围绕“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重建”做访问，他回复电邮说希望就更具体的问题深入谈谈。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讲真我是有点惭愧的，因为顿感再一次不自觉地掉进了“宏大叙事”的陷阱中。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很突出的问题，人人一张口都可以谈很宏大的事情，比如中美冲突、俄乌战争，但对发生在自家之外“附近”的事情要么没有多少热情，要么简单粗暴澎湃一番热情很快就退却。

《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这样解释中国当下的境况，“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有一些人，理解政治化也是从抽象理念出发，从一种激情出发，不是从今天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里出发。”

一旦简单化、统一化，便只能借由宏大的叙事和表达。凡是具体的，一定是复杂的，表达起来也一定是琐碎的。而项飙所说的去定义而不是去观察，就是我们熟悉的扣帽子、抡棍子，以为自己掌握某种真理的自信，总是让人生疑。就像罗翔老师一直在自我提醒的，“要从书本走向现实。”因为真正的法律，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以及他们背后鲜活的故事。

今天，在疫情这样的非常态下，眼看着一桩桩突破法律、道德底线的事件接续发生，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不能统一化地用“以抗疫大局为重”这样的宏大表达蒙混过关，因为每一起事件中，都是很具体的人，都是很具体的问题，都是很具体的责任。让民众在每一起事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承诺，也必然需要透过每一起事件中的具体的人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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