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
《看见香港》访谈录出版后，三联书店的责编一直催促我，拍一条短片来介绍一下创作的过程，以及过去八年时间里值得说一说的故事。因为一直是文字记者，对于镜头本身很不适应，所以一直拖延至今，实在是抱歉，等国庆假期结束后一定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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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
这本书的出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爆发疫情，没有受困在家，可能也不会想到要把过去八年有关香港话题的采访做一番整理。花了一番功夫整理之后，没想到字数竟有40余万字，涵盖了从2014年占中以来的大小事变，包括占中、旺角骚乱、香港回归20周年、新特首就职、修例风波、国安法、选举制度改革等等。访谈对象也很广泛且极具代表性，有学者——强世功、陈端洪、黄平、骆伟建、田飞龙、刘兆佳、吴启讷、黄宗昊，也有香港政治人物——叶刘淑仪、汤家骅、曾钰成、梁爱诗、邓飞，还有港澳学人——林朝晖、伍俊飞，与他们对话的过程，也是一次又一次重新“看见”香港的过程。
关于这本书，我想讲几个采访的小故事，虽然这几个故事并不在书里，但它们和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14年，是与一位90后的本土年轻人聊天的经历。
当时因为刚到香港，对很多东西充满好奇，也跟很多内地人一样，很想了解香港年轻人是怎么看内地的。当时聊天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我问他，你去过内地吗？他说没去过。我接着问，想过去看看吗？他回答得很直接，说不会去。我说为什么？他说担心一到了深圳就会被抓走。然后我问他，你接触过一些内地朋友吗？他说没有。我问他你对内地年轻人是什么想法？他也说的很直接，说他们不都是被洗脑的吗？听到这里，我也有些情绪，说：你可以随便说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知道的但我不知道的，我们可以展开来谈谈，你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被洗脑过的。然后他不说话了。
这次对话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香港的人心回归有多难。因为不仅内地对香港充满想象和误解，香港同样对内地充满想象和误解。真实的内地被香港看见了吗？真实的香港被内地看见了吗？这是我当时心里的疑惑。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9年11月，当时修例风波还没退烧，区议会选举刚刚结束，我在香港采访了当时的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现在已经是主席了。
当时访谈的时间挺长，大概有三个半小时，气氛也蛮有火药味。与罗健熙对话的过程中，真切的感受到同样一个事实，在内地和香港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
比如游行过程中有人高举着港英旗和美国国旗，7月1日冲击立法会当天，有人甚至将港英旗帜铺在了立法会主席台上。在内地看来，这无疑是挑战国家主权、危害一国的行为，但罗健熙说，这不是主权的问题，年轻人只是想说明，港英政府的年代立法会是尊重民意的地方，现在不是这样了。我继续问他：为什么会觉得港英时期比较尊重民意？罗健熙则采取了切割法，将港英后期切割为两个阶段，六七十年代谈不上尊重民意，但八九十年代民主化之后却是很尊重民意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激进示威者对香港法治的冲击与破坏。从内地的视角来看，认为激进示威者严重破坏了香港的法治，但罗健熙说，“政府的所作所为，比示威者的破坏力要大100倍。政府破坏的是制度，示威者破坏的只是设施。”我问他：“就我现场看到和了解到的，示威者破坏的可不只是设施，同样也是破坏香港的法治。”面对我的追问，他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反问：POLICE跟黑社会合作对香港的破坏大，还是示威者去破坏一些设施对香港的破坏大？你告诉我，哪个破坏大？
当时采访结束后，我搭地铁往回走，脑海里一直盘旋着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里那个拔死人头发的老妪，还有那个走投无路的家奴。家奴之所以决心弃苦从恶，剥下老妪的衣服逃离罗生门，就是因为彷彿从“拔死人头发”中看到了更大的“恶”，自己“剥下老妪的衣服”的“小恶”又算得了什么呢？但说到底，不管是小恶、恶还是大恶，都是恶，也都切实地对香港造成了破坏。
不管是香港还是内地，各方站在自己立场上，都很理直气壮，也都觉得自己是为香港好，但最后却共同将香港推向了另一种境地。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2020年12月，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周年之际。我在武汉采访了港商胡越高先生。
胡越高先生是一位在武汉投资多年的港商，1980年代在香港从事赛马业。1997回归后，他积极推动赛马业在内地的复归，最终选择落地武汉，建立了东方马城国际赛马场。采访的时候，他分享了疫情期间从香港去往深圳隔离的经历，谈到了自己对于香港和武汉防疫的分析比较，还特别谈到了香港和内地对彼此的误解。
胡先生说，对普通港人认知和思维影响最大的是媒体和教育，只要能改善媒体和教育生态，情况会有好转。他说，每次看到有些媒体，都感觉心痛，几乎都是负面或八卦新闻。每个社会都有负面新闻，老百姓也确实有食花生的心态，但不能只放大负面新闻或迎合大众的八卦心态。身为媒体人，对胡先生所言也深有同感，也感到责任重大。
与胡先生对话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自己感受到的内地对香港看法的转变，也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以前有些官员对香港的印象都非常正面，以“我们都要向香港学习”的态度来看香港，但从占中事件以来的这几年，尤其是修例风波之后，他们对香港的观感变化很大，甚至负面了。他说，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他说，香港都不如贵州了，让他很诧异。
这一次对话，也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内地对港心态究竟是如何被改变的？又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是我在采访过程中的三个故事，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要用“看见香港”？仅仅“看见香港”就够了吗？这也是我的老板在写序的时候问我的问题，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之所以要“看见香港”，其实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从“占中”到修例，尤其是修例，香港好像真的被全世界看见了，不断上头条，但其实人们只看见了香港的一部分，或者只愿意看见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寄望，希望香港真的能被看见。之前也有被看见，但多少人真的好好理解和认识过香港？以为回归就万事大吉的大有人在，看见的，不应该只是街头肉眼可见的暴力，还有深层次的问题：为何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更广泛和深刻的思考是什么？
经过一系列大小事变，在邓小平承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下半场，香港究竟会向何处去？这是很多关心香港命运的人都在思考的命题。“看见”香港，这是第一步，既看见她的迷茫与挣扎，也看见她的希望与骄傲。这是本书出版的初衷，也将成为继续关注香港命运的出发点。
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看见更多的香港，带给你不一样的视野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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