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黎塞留：构建碾碎苏联帝国的大同盟

“既然俄国人在外交事务上如此迷信实力等同于真理，总统阁下，我想是时候让我们教会莫斯科什么是真理了。”

比尔凯西1982年4月6日与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会晤讨论阿富汗问题，提出构建与伊斯兰世界的反苏联盟

《马基雅维利看冷战：1979-1991》系列

1、《黑暗森林的序言：冷战没有善恶》

2、《冷战的迷雾：美国的衰败假象与基辛格的缓和政策》

3、《冷战的误判：苏联优势的假面》

4、《冷战的重围：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成就与新挑战》

5、《冷战的杀手：罗纳德·里根的马基雅维利人格与他对苏联弱点的理解》

6、《1979-1991冷战的历史价值：从波兰到香港，从阿富汗到阿富汗》

7、《冷战的利剑：一个情报天才的反苏策略》

8、《冷战的血口：苏联迈向阿富汗的灾难之路》

9、《冷战的“正义”：卡特政府对阿富汗战争的最初反应和抵制》

10、《冷战的诅咒：美国扶植波兰工人运动绞杀苏联》

11、《冷战的锐眼：比尔凯西对苏联经济弱点的洞察与利用》

12、《冷战的匕首：对苏联科技输液管的追踪、打击与切断》

1981年3月比尔凯西对历史局势的判断：构建一个灭亡苏联的世界大同盟时机正走向成熟

　　 1981年3月，苏联以庞大的军团横扫阿富汗，直逼波斯湾，当时的阿富汗圣战士几乎看不到反抗的希望，与此同时，苏联的追随者古巴人则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攻城掠地；从卡尔斯克鲁纳海军基地到特拉布松，从哈丁到厄瓜多尔，从坎大哈到金边，苏联犹如一张大网，几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令人震撼瞠目的胜势。当时，历史学家、外交官基辛格博士，对这种形势几乎感到窒息，在他的回忆录里，这位美国外交的前决策者不禁感叹：“随着苏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并不断崛起，我们（美国）的相对地位注定要衰落。我们的军事和外交地位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20世纪40年代末遏制政策刚刚开始时更有利了”[ 注：基辛格1979年版回忆录第一卷《White House Years，P62》 ]

不过，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二战时代美国最杰出战略情报官、里根时代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凭借对历史经验和一手情报的评估，他认为，由于苏联在全球以极快的速度疯狂扩张势力，再加上苏联人毫不掩饰的傲慢和狂妄，这种扩张恰恰严重挤压并威胁了原本中立观望的各个传统地区大国的重大安全利益，这必然会引发苏联与各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剧烈矛盾，这种矛盾足以为美国构建一个远比北约更加庞大的反苏联盟奠定基础，而且当时情报似乎也在不断验证了他的看法。上任不到三周，比尔凯西就对一个助手说道：

“苏联人正处于急速的扩张中，犹如奥斯特里茨会战之后的拿破仑皇帝，看上去不可战胜，以暴君的傲慢鞭打……事实上，这样的帝国很脆弱……

因为苏联人急功近利行动中不可避免的粗暴和拙劣，我在世界范围内恰恰看到了对苏联人的不满、怨恨和恐惧……可以肯定，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这几年，人们似乎淡忘了对美国的反感……希望与美国建立更稳固的关系，期盼美国对付苏联……我有一种感觉，四分五裂的反苏力量正在集结……构建最广泛反苏联盟的历史机遇将要形成……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地方击退苏联，并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消耗苏联的资源……那么只需要一个点的成功，挫败俄国人的神话和信念……苏联就将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解体，其命运犹如1813年在俄罗斯遭到失败的拿破仑一样”[ 注：Joseph E.Persico,Casey：From the OSS to the CIA（New York：Yiking 1990）.p,266 ]

这就是比尔凯西当时的判断，历史证明他是对的

1943年英国伦敦OSS办公室，当时世界最杰出的情报分析师之一、负责欧洲战区情报工作的青年比尔凯西正在审阅情报

比尔凯西构建广泛大同盟的内外政治基础逐渐具备

　　比尔凯西所言之反苏大同盟的时机成熟，并不只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存在着真正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当时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全球范围，构建反苏大同盟的条件确实已然具备。

从美国国内来看

，过去美国公众痴迷的卡特式意识形态外交在1979年苏联强大全球攻势逼迫下已经被抛弃，美国朝野普遍期望本国奉行更加有利于反苏而不只是价值观推广的现实外交，这为比尔凯西所主张的更广泛反苏大同盟外交铺平了道理。

1979年，在苏联的巨大威胁下，布热津斯基得到了卡特的默许，开始在第三世界执行所谓的“Counterforce Strategy”（反击战略），其核心主旨只有一个：无论是什么政治力量，不管其多么糟糕或者恶劣，只要它反对苏联的扩张就行，就能够获得美国的热情支持。

索马里的Siad Barre政府以残暴血腥著称，曾被布热津斯基的助手斥之为“令人厌恶且不值得信赖”，但1979年美国政府对这个政权的支持，恰恰只是因为它符合自己抵制苏联扩张的需要，Siad Barre后来以残酷杀戮苏联支持者著称，这恰恰让比尔凯西非常欣赏——最重要的是，由于苏联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支持这种政权不再会遭受国会和舆论的质疑。

冷战时代的索马里统治者Siad Barre，以残酷贪婪著称，是非洲历史上最无耻的暴君之一，却因为后来反苏坚决，成为比尔凯西口中的“自由战士”

20世纪八十年代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构建的所谓民主柬埔寨政权，乃是反抗苏联盟友越南军队入侵的核心力量，得到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比尔凯西曾经将很多民柬成员宣传为“自由战士”

这代表着，意识形态分歧不再成为美国合作者的障碍，由于对苏联的恐惧，在里根和比尔凯西时代，美国盟友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反苏”，这给比尔凯西的外交活动范畴开拓了巨大的国内政治空间。

从国际上看

，苏联人的扩张严重挤压了除印度外几乎所有地缘大国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使得各个地区大国都对苏联极为不满，各国都希望与美国协调反苏战略。

以沙特为例：1970年，一个极端亲苏的极左政府在南也门成立，该政权阴谋推翻沙特王室，觊觎沙特的石油，不断呼吁苏联派兵进入南也门，苏联与南也门之间的联系让沙特感到刻骨忧虑，等到1973、1977、1979年苏联三次在伊斯兰国家阿富汗煽动革命甚至出兵掀翻当地政权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王公陷入了不断加深的对苏惊恐之中。到了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沙特王室一改此前石油危机中的坚决反美态度，不断向当地美国商人和外交官发出示好的暗示，这给比尔凯西以深刻的印象，他认定——一个历史性加深美沙关系的机会已经来临，后来果然如此。

在一次会晤中，曾经的反美事业慷慨赞助者、亿万富翁、沙特阿拉伯情报总监图尔基费萨尔亲王（Princess Turki al-Faisal）颇为风趣地对比尔凯西说，“（关于反苏圣战），我们不参与行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的就是签署支票”[ 注：Steven COll,Ghost War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Afghanistan，and Bin Laden，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11,2001，p，72 ]

February 20, 1982，沙特情报总监、外交大臣图尔基费尔萨亲王（左）与里根会晤，讨论如何抵御苏联在阿富汗的入侵和协调对苏联的石油战争

以中国为例：1969年，苏联与中国之间发生了两场大规模的边境军事冲突，随后双方开始走向长达二十年的边境军事对峙；1971年，苏联与印度签署包含军事协调的准同盟协议，1975年，越共在苏联支持下攻克南越，并在随后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一个苏联主导下包围中国的三面敌对网开始形成，中国战略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当时比尔凯西得知，中国方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忧虑是非常急迫的，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进一步加深合作空间的基础。

[ 注：冷战后期，无论是在阿富汗战争，还是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亦或是柬埔寨战争和安哥拉战争，中美之间都建立了相当亲密的协调。 ]

以南非为例：苏联在非洲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其盟友古巴于苏联支持下派军进入这些地方，对葡萄牙帝国瓦解后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安全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浪潮对南非的白人种族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安哥拉内战爆发后，南非白人政权派出精锐部队到安哥拉与苏联支持的古巴作战，由于这种矛盾，南非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比尔凯西认为，这将是美国的机会，一个强大的南非，将是打击苏联经济和地缘影响力的重要助手。

总而言之，不仅仅美国国内越来越能够容忍其外交为了反对苏联而牺牲价值观，国际环境也在发生真实的改变，无论是沙特封建君主和巴基斯坦的宗教军人，还是南非白人种族政权，亦或是智利、巴西的强大军阀，包括梵蒂冈的教皇和远东的红色中国，大多数地区强权都对苏联感到强烈不满和忧虑，比尔凯西由此认定，构建更广泛反苏大同盟的政治基础也已经具备了。

大同盟的必要性：比尔凯西打击苏联政策的基础

　　作为美国冷战的真正指挥官，比尔凯西的反苏战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战场是阿富汗，这是苏联人的战略进攻方向。一旦苏联人在阿富汗取得成功，比尔凯西认为整个海湾地区的亲苏力量都将不可遏制，比尔凯西需要在阿富汗抵挡苏联的锋锐，同时尽可能让苏联人流血和消耗资源，若想做到这一点，比尔凯西就必须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合作，通过这两个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向布尔什维克发出宗教圣战的号召，向阿富汗源源不断地输送圣战士和圣战资金，以此拖住俄国人的巨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战场是波兰，这是美国人战略进攻的方向。在这里，比尔凯西将利用波兰的工人运动组织“团结工会”以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式“工人至上”的名义向苏联及其傀儡波共发起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可能的镇压，比尔凯西需要确保“团结工会”生存下来，要完成这个目标，比尔凯西必须与梵蒂冈这样的天主教领袖和瑞典等中立国合作，以此向团结工会运输必须的资金和发送高水平的情报；

[ 注：“比尔凯西认为，在波兰地区以左翼思想的名义鼓动工人运动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它正好利用了苏联理论的弱点和东欧工薪阶层困境的双重现实”

——罗伯特盖茨《冷战亲历记》 ]

第三个战场则是苏联的经济和科技，打击苏联的科技研发，扼杀苏联的贸易空间，恶化苏联的财政体系，这是比尔凯西力主发起战略进攻的方向。在这里，比尔凯西不仅离不开

欧洲盟国和日本

等高科技盟国的合作，还需要与

瑞士、南非（最重要的黄金生产大国，与比尔凯西协调打击苏联黄金换汇，压低黄金价格，恶化其外汇收支）

这样的金融大国合作；为了加剧苏联阵营的粮食短缺，比尔凯西甚至推动了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五大粮食出口国组成的农业卡特尔同盟

，以在东方阵营内部制造更多的匮乏和短缺，这些都需要外交联盟。

更重要的是，通过组建与英、法、德、日本、意大利、中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南非、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反苏大同盟，同时协调提升各国针对苏联的军备水平，再加上里根时代“星球大战”军备竞赛的开始，实际上“将逼迫苏联进入与如此众多的对手角逐的军备竞赛场，使之进行毫无希望、必然失败的努力，从而牢牢地在根本方向上将苏联置于必然失败的处境上”[ 注：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

到了1984年初，随着反苏大同盟的逐渐成型，再加上苏联财政越来越难以支撑后，即使最坚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也知道胜算无多，比尔凯西乃洋洋得意地对沙特外长图尔基费萨尔王子表示，“尽管莫斯科依然顽强不已，但我们各自的上帝保佑，我们没站在他们那边”[ 注：Jay Winik，On the brink:The Dramatic Behind-the-Scenes Saga of the Reagan Era and the Men and Women Who Won the Cold Wa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P.147 ]

在西方的技术、伊斯兰的圣战士联合打击下，苏联军队在阿富汗进行着越来越绝望的努力，比尔凯西发誓要让俄国人流下更多的血

莫斯科对反苏联盟的警觉与避免外交灾难的失败尝试

　　比尔凯西的反苏外交协调在1982年底取得了巨大进展，当时美国与沙特、巴基斯坦逐渐恢复了互信，变得更加亲密（分别了经历了石油危机和1979年伊斯兰堡火烧美国大使馆危机），美国与中国、埃及、南非、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关系更加协调了，西方内部在德国总理科尔上台后也更加团结，这不能不引发苏联领导人的警惕。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了。克格勃出身的原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接任苏联领袖，此时他觉察到“过度扩张”（perekhitrit）的危险已经显现，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曾任KGB主席，有着获取糟糕情报独一无二的途径[ 注：1992年9月8日著名冷战历史学家Odd Aene Westad对前苏联外长副外长米哈伊尔卡皮察的访谈 ] 。至此，为了减轻里根—比尔凯西反苏政策的压力，安德罗波夫特别致力于降低其他国家对苏联的压力，试图想办法与中国、日本、东南亚和西欧交好，但最终收效甚微。

最能够明显反应苏联领袖内心忧惧的，乃是1983年5月3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内部谈话。在向内部圈子的成员通报了另一场葬礼的情况后，身为苏共领袖的安德罗波夫竟然开始抱怨苏联在国际上风险重重的处境：

“如果大家观察一下正在英美发生的事情，你就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庞大的反苏联盟正在那里形成。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考虑与日本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比如说，我们要考虑合作开发那些不具备战略重要性的小岛。你们也许可以提一下其他建议，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在经济领域和日本开展更加积极的合作”

[ 注：Record of CPSU CC Politburo meeting 31 May 198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ject（CWIHP）Bulletin，4 ]

一个明显的焦灼体现就是，从1983年到1984年，随着反苏大同盟的压力与日俱增，苏联决策层提出了很多试图改善国际环境的天马行空之设想，但最终都毫无结果，因为苏联的任何尝试都不愿意触碰那些与他试图缓和国家之间引发冲突的关键性问题，举例来说：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试图对苏联进行更深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但前提是莫斯科需要与日本讨论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但苏联从来不愿意探讨这个议题，结果日本方面最终也就没有理由冒着激怒美国的危险和莫斯科在任何领域合作；

再譬如，安德罗波夫曾经想与中国和解，但中国与之和解的前提就是——苏联必须约束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必须放弃支持印度对中国的挑衅，但苏联显然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难以下定决心去做。

[ 关于安德罗波夫试图与中国和解的记录，可以从当时的中国外长黄华关于出席勃列日涅夫葬礼的回忆中看到《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注：

（1982年）11月14日，苏副外长伊利切夫在机场迎接我时，他特别介绍说：15日上午9时将在红场上举行大型葬礼，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共产党代表团安排站在红场列宁墓左侧观礼台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安排在右侧观礼台上。他问中国代表团愿站在哪个观礼台上。我答复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方是主人，客随主便。伊利切夫听后，表示苏方会对中国代表团作出最好的安排……

苏方媒体对我们的活动都以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更显著、更突出的位置予以报道。在所有的仪式和活动中，都把我们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队列较前的位置；在红场的追悼大会上，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都是只让一位成员上观礼台，而让中国代表团的4位成员都上了观礼台；各国代表团仅由苏方一名翻译陪同，而我团则由伊利切夫副外长全程陪同。

葬礼结束后，苏方安排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礼节性接见各国代表团团长，以示答谢。因前来参加葬礼的代表团数量太多，时间又有限，因此安德罗波夫接见各代表团团长的时间很短，唯独接见我的时间较长……作为一种特别礼遇，苏方安排我们参观这个中心……苏方对中国代表团这种特殊礼遇和照顾，有些少不了是表面文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方对中国和对中苏关系的格外重视和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心态。

……安德罗波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注意地倾听李凤林同志的翻译后表示，他十分高兴并感激中国党和政府派黄华同志来出席葬礼，相信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变得友好。我对安德罗波夫讲的几句话确实比别人长，连翻译竟花去了3分钟。

全场的人，尤其是媒体特别注意中苏两家的亲切握手和较长时间的说话，而安德罗波夫同其他国家代表的说话时间一般才半分钟。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参加完葬礼返回莫斯科大饭店后，苏方翻译随后也匆匆赶到饭店，要求同我逐字逐句核对我同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中俄文记录，说是上头要求逐字汇报。这个小小插曲反映了苏联方面尽可能捕捉中方对中苏关系态度的准确信息的认真程度……

同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正式会谈则是此行的重头戏。这是二十年来中苏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举行的第一次政治性会谈……葛罗米柯首先对我前来悼唁表示感谢，他也欢迎利用这个机会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我同你见面前去见了总书记，我可以负责地代表苏联领导人，代表安德罗波夫表示，我们主张改善中苏关系。我重申了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问题。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驻重兵，出兵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这些行动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我们希望苏联尽快从中苏边境减少和撤退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并劝告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使东南亚恢复和平……

在会谈中，我期待他就减少和撤退中苏边界苏军问题作出具体承诺或者有所表示，把磋商引向实际步骤。但是葛罗米柯看上去并不重视中方要求的解除来自北、西、南方面对中国安全的威胁问题。他表示，如果不能就此问题取得一致，可以先从局部着手，例如就发展贸易、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具体交往采取步骤，给两国关系增加新的空气，加点温，与此同时讨论各方认为应该讨论的问题……会谈结束后，从来没有笑容的葛罗米柯向我露出友好的微笑，走了近30米的长廊把我们送至电梯旁，握手道别。他的这种表现据礼宾官们说是罕见的。 ]

再譬如，苏联曾经试图与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达成和解，以求德黑兰能够理解莫斯科在阿富汗的行为，最终也遭到了失败。当时苏联驻伊朗大使维诺格拉多夫曾在库姆求见霍梅尼征询这个问题，结果遭到霍梅尼的严词拒绝，霍梅尼表示“伊朗与苏联之间不可能出现什么情投意合的情形……在一个伊斯兰国家和一个对伊斯兰国家发起侵略的非穆斯林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什么相互理解”[ 注：Mitrokhin，KGB in Afghanistan，p，104 ]

曾经激进强势的盟友，无论是在东南亚扩张的越南，还是在非洲扩张的古巴，亦或是在阿拉伯半岛扩张的南也门，至此已经变成了苏联的负担，不仅仅是经济的负担，更是外交行动的负担，他们迫使财政资源濒临耗尽的苏联被迫与之前行。

至此，面对越来越艰难的外交局势和愈来愈贫乏的财政资源，安德罗波夫别无良策，唯有反复下令在全国厉行节约，要求工人增加工作时间，减少物资分配，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加剧了公众对体制的离心力而已，埋下了更多的不信任，也给了比尔凯西更多的可趁之机在苏联世界兴风作浪。

早在1982年3月，比尔凯西就指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实行，冷战的胜利将以苏联财政资源的崩溃作为终结

冷战黎塞留的大同盟外交

　　尽管里根常常作为冷战时代领导美国战胜苏联的总统而被歌颂，但公正来说，里根本人很难单独承担这样的事业，他的学识实际上是相当粗浅的，也很难真正对具体的问题感兴趣，那些常常与这位美国总统会谈的人物回忆，“总统本人对国际问题的历史常识近乎惊人的无知”。作为里根的政治盟友和下属，比尔凯西对里根的缺陷是知道的，在与下属罗伯特盖茨的单独讨论中，“凯西不止一次地批评总统对具体问题缺乏兴趣和不了解……对世界事务的认识过于简单”[ 注：罗伯特盖茨《From The Shadows》 ]。

但是里根的胸怀和意志却给予了比尔凯西足够的信任和胆量，使之能够在冷战最关键的时光里获得行动的足够权限，全力推动这场不流血残酷战争有效推进，最终完成了近乎不朽的事业（当然对俄国人来说，这可真够糟糕的）。其过程正如罗伯特盖茨在他的《冷战亲历者》说的那样，“来自白宫和中情局的两位老人，确保了苏联的代价有增无减，直至灭亡（第十三章：扭转时局）。”

公正地说，只要真正了解冷战最后十年历史的人，都会不禁钦佩这位从美国国家利益来说的伟大冷战武士，他的才智和成就，足以使之成为继黎塞留、威廉奥兰治亲王、梅特涅、俾斯麦、斯大林以来最杰出的现代外交家之一，尽管在比尔凯西在“伊朗门”中遭受了苛刻的厄运并抑郁而终，但这并不能溟灭这种功业（即便是敌国如我辈，也需要从中了解冷战的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