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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湖衣
编辑|渡十娘 
关于作者:虞美人 听雨
少年听雨庐山下,梦比珠峰野。中年听雨公车中,数据千行,唯恐绿翻红。
而今听雨珠帘暮,却叫少年妒。城中明日展梵高,土豆青椒,片作葵花娇。
周末洒扫庭除,不经意间翻出了一张老照片。看时间大约是1990-1992年,照片里的人竟然大部分还能认出来,化学会邱希白老师、我、中科院化学所习复副所长、院士王夔、清华大学教授宋星琦。穿黑西装的两位却是记不清了,想了一下,有可能是美国化学会的来客。
90年代初的中国有一阵在国际社会举步维艰的时刻,中国科协却令人惊喜地争取到了第四届亚洲化学大学和第三十二届国际化学大学的主办权。不能不说,IUPAC和美国的化学家们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甫出校门刚刚分配到化学所的我也就这样来到了中国化学会,开始了外事交流的职业生涯。
那或许是年轻一代最意气风发的时代。很多事情如今想来竟是那么不可思议。比如因为不想抛弃专业知识,我希望能够有机会继续做科研,这个愿望竟然得到了从化学会办公室到研究所课题组长所有人的支持。那时候的老一辈学者,对待年轻人少有架子。院士也好,行政所长也好,国家基金会负责人也好,少有不平易近人的。对了,那时候白春礼也刚刚回国,也刚刚用他的隧道扫描电镜观察到DNA三螺旋现象。
那时候的三环和亚运村还有些荒凉,但年轻人无所不在。五洲大酒店与我们联系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工作不久的年轻女性。在开幕晚会上表演孔雀舞的杨丽萍也不过三十四岁。那时候的李远哲还是诺贝尔奖萌新,没有傻乎乎陷身政治漩涡。中国的领导人也挺敬重知识—单是我,就不止一次在化学所的楼梯上与一号二号插肩而过。谁也不必为谁停步。
我们也遇见从蒙古远道而来的科学家,要求免去注册费,在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之后直接扛着行李去了王府井;我也收到来自苏联的邀请函,些微发黄的白纸上是老式打字机敲出来的字符……同一时间我们外事二人组建造的半自动化办公系统已经即将告别8086。那时候我们仰望西方但不谄媚,同情北方却不敢俯视。
当然,不愉快的事情也有。比如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学者/学者家属,在大会注册的时候极其傲慢。幸好,两个大会三千学者也仅此一例。
从90-94,中国的发展快得惊人。92年的杨丽萍还愿意在我们的晚会上表演,94年的晚会孔雀已是新人。化学所的科技开发产品从有机硅护手霜到新型化纤面料到功能塑料。随着第二职业的发展,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西安、沈阳、上海、北京、广州…….轻工、重工、大飞机……每个月都有意外惊喜,每一行都在飞速发展,而我们的收入也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而成指数飞涨。舒适的生活,似锦的前程,如果不是北美同学的热情,我不会有动力离开故园。
来到Boston的第一天,我其实有些失望。破旧的地铁,简朴的民居,离我们印象中的好莱坞相去甚远。相对高昂的物价对比可怜的奖学金,生活质量甚至是降档。最不堪的是手中的护照。95年夏,洪堡基金会年会,我兴高采烈去德国领馆申请申根签证,结果被告知,需要有回美的签证才能签发申根签证。最后,我去了纽约申请了加拿大签证,然后去蒙特利尔美国领馆申请了美国签证,才终于拿到申根签证去德国探亲。
那一年,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你眼中的你和世界眼中的你可以相差那么远。至今我依然记得某位政府官员毫不客气的话:为什么不行?你该去问你的政府。
也是那一天,我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在中国,人民习惯由上至下,让政府安排一切负责一切;在美国,人民习惯从下往上,你选出的政府,你自己负责。
我不知道哪一种政府更负责,只是艰难地学习适应新的环境。Win95诞生了,人类基因工程开始了,互联网大爆炸……我们是如此地幸运。而故园,也在忙碌中渐行渐远,听说了下岗,听说了农业税的取消,听说了股市风云,听说了步步增高的房价……
突然有一天,新来的留学生妈妈问我们,要给孩子准备什么?
我说,不需要准备什么,这什么都有。带点钱就可以了。
留学生妈妈又问:要多少钱?十万(美金)够不够?
我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在我们忙于实现美国梦的时候,故园也日新月异,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朋友同学开始邀着一起回国创业。走在张江街头,恍惚间想起《又见棕榈》。果然,海龟的同学朋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熟悉的名字站在了金字塔尖。我们终究没有回去,无他,为了美国梦我们已经夫妻母子分离多年,再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身边稚子了。出国,是一条不归路。我,或者说我们,回不去了。
其实也真回不去了。那一年,参加了一次作家聚会。一屋子的男士吞云吐雾,在我和其他几位女士被呛得剧烈咳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熄灭手中的香烟。性相近、习相远。
好在亲情友情依然不减,甚至随着山长水远而更加珍惜。又是一个十年,我在遥远的西班牙小镇,听到了一片稚嫩的“你好”之声。那一刻,忽然与相隔二十年的另一个时空重叠。当时我在慕尼黑坐火车,检票员一边验票,一边友好地问:日本人?
东土民众的996终归得到了回报。
我也结束了近乎十年的闹市南山的中隐(咸鱼)生活。不大情愿地将用了十年之久的手机换成了智能版,很快被神通广大的大中小学同学拉进了微信圈。
得说,过去的七八年,是我和美国最近,也和中国最近的七八年。得益于微信的发展,我们几乎可以即时得到世界各地最真实的生活点滴。底层的,上层的,或许还隔着万水千山,但是最广谱的中层,到底实实在在从手机屏幕走入方寸之间。
回到故乡,受到中小同学热情的接待,也看到他们有车有房的美好生活;大城市的同学,也已经在各行各业成为风云翘楚,不仅有能力支持孩子海外读书,甚至隐约有睥睨天下的光景。
我最喜欢看的朋友圈照片,是一位做大型工程的同学发的。那些重型机械总让我回忆起当年随着合资企业老板们在中国各地推销各种型号的激光器的光景。老东北工人们的自豪是有根基的。人类的创造力,在大工厂有着最直观的表现。无论是大乙烯工程,还是大飞机、船舶,仅仅是型体上的对比,就能让人类感到震撼,进而生出对造物者的崇拜。而这样的东西竟然是自己亲手参与制造的,又怎么能不让虚荣的人类骄傲?毕竟,从巴比伦时期,人类开始试图接近神的领域,到工业革命,撬开一丝门缝到上个世纪踏上月球,人类已经奋斗七千年。
同学们是该骄傲,在我们满足于躺平满足于超市几乎三十年不怎么变的物价的时候,中国在拼命追赶。而我们的身边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他们和三十年前的我们有着很多的不同。三十年前的我们几乎一无所有,但是青春给予我们足够的勇气与精力在一片荒土中筚路蓝缕。三十年后的他们青春不再,但多年居养,他们并没有失去勇气与精力。甚至可以说,一旦接受与习惯了新世界的规则,他们可能比我们这些老移民更能在这个世界大放异彩。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也确实比当初懵懂的年轻移民更积极拥抱新的社区,更有主人之态。
新冠来得令人猝不及防,在地球村最和谐的时候。至今我依然能记得,全世界驰援武汉的场景。那是可以见证历史的“人性的光辉”的时刻。也有人在说,把防疫工具都运去中国,一旦瘟疫蔓延到美国,今日善心人士的所为便会适得其反。但是八十年和平与发展,地球村正处于善良的巅峰,这样的言论自然没有什么市场。
瘟疫不可避免地扩散了,我所在的美东首当其冲。商店里没有了口罩、没有了酒精,纽约的部分医护甚至不得不披着垃圾袋。我们得到了中国的反哺。先是女儿快递来两包医疗用口罩,然后是其他亲人、同学。我学会了接受人的善意,并且将这些善意与邻人共享。再之后,我们与中国的朋友一起做力所能及的慈善捐赠。从开始到结束,将数万KN95、普通外科口罩、防护面具捐赠给了纽约、麻省、新泽西、康州、加州、华盛顿……各地大中小医院以及老人院,最初是收治大量新冠病人的医院尤其是平民医院,之后是老人院以及有急切需求但缺乏渠道的护理人员。在运力紧张的时刻,在北京上海的志愿者甚至是发动亲友一起去快递点一百个两百个口罩这样寄出来的。而来自台湾的姐妹,则是一接到我的电话,就过来取货并连夜装车送去麻省以及纽约的医院。
土生土长的C曾经告诉我说,过去的几年,普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其实挺不错的。但是两年的新冠,无止尽的病毒变异,生活方式的改变,也确实让一部分人生了怨气。她同时也强调,危机也是机遇。比如,我们俩就因为新冠期间的互动增多反而关系更密切了。
世界下行,似乎已是趋势。和平八十年,地球村自然积累了不少矛盾与弊病,这些免不了需要有一个出口释放并解决。然而人类也是幸运的,八十年和平所积累的善意也在巅峰。至少在目前,仇恨在美国并没有市场。而中国,到底也睁眼看了三十年的世界。
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也许曾经将一切美丽归于理所当然。却忘记了在那之前,人类付出了近八千万人死亡的代价以及近三十年的冷战与敌对。我想,没有人愿意回到没有洗衣机、烧饭还要生火的冷战时期,更不要说1930年代。也许,新冠就是上帝给人类的警示。于我,只要看见这张两年前亲人朋友寄来口罩的照片,就不会忘记那些遥远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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