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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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艾利斯·杨的差异政治学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定位问题*
罗伯中（LUO Bozhong）**
陈妤迪（CHEN Yudi）***
摘要：艾利斯·杨的差异政治学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差异只能在政治的框架下去理解；杨的性别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女性观，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杨对经济/文化二元范式、平等的政治范式的批判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经济主义和物化价值观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看法一脉相承。杨有关分配正义的批判、剥削和文化帝国主义等压迫理论和差异政治观念都应该被视作对马克思核心理念的坚持及在当代西方复调时代下的理论发展。
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正义
Marxism in the Age of Polyphony：
Locating Iris Young’s Politics of Difference
Abstract: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of Iris Young ha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from multiculturalism theory which has to be understood exclusive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differences; Young's gender theory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Marxist feminism, but a historically materialistic female view within Marxism which is a holistic system; Young's critique of economic/cultural dual paradigm and equal political paradigm i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a Marxist’s view on culture. Therefore, Young’s theory is in fact a kind of Marxism which is answerable to justice in the post-modern western society.
Keywords: multiculturalism;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socialist femi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justice.
      近三十年来艾利斯·杨（Iris Young）的“差异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在全球政治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杨的华人弟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陈嘉铭先生就曾说道：“如果上个世纪八○到九○年代论述正义的关键字是差异，本世纪头十年论述民主的关键字无疑是涵容。当代没有一本讨论差异和涵容的著作可以跳过杨的论述。当代也没有一位政治哲学家，将差异和涵容这两个理念的底蕴阐明得比杨更贴近那些边缘、无力、被剥削和歧视的人们的社会生命处境。”甚至可以说杨的代表作《正义与差异政治》“摘下了九○年代正义论述的桂冠” （陈嘉铭 2017）。但是学者们对杨的理论性质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有的学者将它当作多元文化主义，另外一些学者把它当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我们不能混淆文化差异与社会差异，不能因为杨重视社会差异，就断定其理论是多元文化主义；我们也不能因为杨既重视性别问题，又重视马克思主义，就断定其理论是隶属于女性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支。我们应该认识到杨的理论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适合于西方社会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非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1
// 杨是多元文化主义者吗？
由于杨的差异政治学与当代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承认政治在许多诉求上有若干重叠之处，许多学者将她当作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
·
泰布尔（
Adam Tebble
）是当代差异政治学的著名批判者，他认为，尽管杨试图将自己与多元文化主义者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并不成功，她最终还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其理由是：首先，与多元文化主义一样，杨的差异政治学非常强调社会由差异性的群体构成的观点；其次，杨对社会群体的
“
去本质化
”
的要求在实践中会与政治中
“
优先代表权群体
”
（
prioritised representation groups
）的制度设计相冲突，杨如果要让其理论摆脱非现实性的困境，就只能承认社会群体是原子式的本质性存在，而这种想法要么导致其
“
去本质主义
”
的理论计划落空，要么会导致个人因从属社会群体的本质性存在而完全丧失作为政治主体的能力（
Tebble
，
2002
：
266
）；第三，杨的差异政治学所关注的新型社会运动，即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游行等，都重视公民的多重身份，呼吁民主进程中尽可能多地接纳更多公民群体，这些运动
“
相对缺乏对经济分配问题的关注
”
，
“
可以被理解为当代文化政治的又一个例子
” 
（
Tebble
，
2006
：
463
）。索菲
·
格拉尔
·
德拉图尔（德拉图尔
 2017
）和国内学者宋建丽（宋建丽
 2009
）等也持类似观点，他们都认为杨是一位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
杨在其早期理论中的确未能足够重视差异政治学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别，《正义与差异政治》多次提到了
“
结构性
”
概念，也提到了文化差异之外的地位差异等概念，但并没有强调文化差异与政治差异的区分。不过，杨在后期理论中专门针对学界将她定义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误解进行了回应，明确将差异政治学与多元文化主义区分开来。杨同意泰布尔关于身份政治通常与文化政治相关的观点，杨也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是一种
“
身份政治
”
（杨，
2013
：
163
），各种社会运动有时需要发展一种身份政治来增进团结、推进政治进程。但杨不同意泰布尔将她的差异政治学归于多元文化主义，具体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针对泰布尔将差异政治学归为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杨指出前者区别于后者的的地方在于前者重视差异性群体的政治压迫问题，而非文化多元问题。她明确地提出，社会群体概念“是那种与文化群体截然不同的结构性群体的概念”（杨，2013：115）。这种“截然不同”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学都重视社会群体的差异，但差异政治学的社会群体概念是一种结构性群体概念，强调结构性的压迫关系，结构性社会群体的差异反映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文化群体的差异则未必与社会地位相关。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第二，文化群体的成员共享着同一种沟通与选择情境，这是使群体成员对话与团结成为可能的条件，因此，文化群体呈现出独立的、排他的模式；而结构性群体则显得松散，它由相互交叉的多种社会关系构成，群体成员也不共享任何本质的属性，他们对自身的定位依赖于对差异的发现，因此它可以超越文化群体。第三，差异政治学坚持从一种“去本质主义”的立场上理解群体概念，尽管某个人的群体身份都是既定的、先在的，影响重大，但个人是积极的行动者，在他出生的群体里，他能积极地体验、辨识和不断改变着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个人身份并不是由群体决定的，而是在其各种社会关系的实践经验中积极地形成的。杨强调：“个体与群体所具有的关系并不是身份认同的关系。”（杨，2013：125）因此，我们应当将社会群体理解为关系式的存在，它虽然具有重大影响，但并不规定个人的身份认同。
其次，针对泰布尔认为杨“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观念在实践中注定失败的指控，杨认为，泰布尔的观点未能区分政治运作的决策过程与决策时刻。杨意识到了代表制民主对身份看法的矛盾，即如果人们认为社会群体是本质性的存在，那么他们就常常会忽略群体内部的差异；如果他们否认社会群体是本质性的存在，那么他们难以选出代表。为此，杨将民主制看作是授权、代表和负责三个“时刻”以及连结这三点的“时间线”组成的循环过程，群体成员在每一个时刻都达到共识，但该群体在某个具体时间点上的本质性并不摧毁它们在整个过程中的关系性与流动性（Young 1997）。此外，杨并不认为民主的关键是多重身份的承认问题，民主的主体显然不是“各种身份”，而是受到政治影响的任何人（杨，2013：17）。
最后，针对泰布尔认为差异政治学的政治诉求都是文化诉求，而非经济诉求，杨明确认为这是泰布尔对差异政治学的误读。杨以反对文化刻板印象的运动和重估某种文化价值的文化运动两种所谓“身份政治”为例说明了它们都不是差异政治学所倡导的“政治运动”。杨承认，各种政治群体都建立在或强或弱的文化认同基础上，但杨认为不能将政治诉求还原为文化诉求。杨说道：“那种发生在具有文化差异的群体之间的冲突的理由大部分都不是文化方面的。” （杨，2013：115）第一，在差异政治学看来，各种政治运动中提出的文化诉求总是与资源的分配和社会权力结构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政治行动必然关系到比文化差异更重要的宰制与压迫问题，而宰制与压迫是文化差异与性别差异、种族差异、阶级差异或能力差异等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作用，由结构性不正义所引起的政治运动的目的是要求获得法律公正、机会平等和政治包容，不是身份认同，它们不能被身份政治与多元文化主义取代。第二，泰布尔认为新型社会运动的共性是重视文化诉求，不重视经济诉求，杨也反对分配范式，但杨认为泰布尔将其差异政治学理解为反对经济利益诉求的政治哲学是错误的。“分配”不等于“经济”，杨反对分配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反对正义理论中的经济议题，这并不意味着杨不关注经济领域。杨所重视的劳动分工、决策权、分配的条件等等都属于经济领域，她认为，这些事物塑造了人们的分配观念，比分配决策更具有逻辑优先地位，由此，她提出经济领域的阶级关系才是差异政治学所关注的结构性关系的范式（杨，2013：120）。
至此，杨的差异政治学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别已经非常清楚了，二者的理论目标完全不同。多元文化主义者通常希望将自治作为差异性群体的主要保护措施，他们的政治诉求通常是承认和补偿弱势民族，但杨恰恰不认同这一思路。杨提醒道，权力分配的话语欺骗了我们，让我们错误地以为只要对权力进行分配、去中心化，就能实现权力的多元化赋权。事实上，尽管在当代福利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已呈现出高度弥散化的状态，但结构性的宰制和压迫仍然牢牢地规定着社会关系（杨，2017：38）。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各个群体之间的权力分配，而是塑造出各个群体关系的社会权力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叙事。
杨关于差异政治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存在本质性区分的观点在其“多元文化的统一体:威尔·金里卡的族群—民族二分法批判”一文中也有论述。以金里卡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认为，对少数群体特殊权利的承认与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追求可以相容，只有当集体权利被定义为对个人的管控时，它们才会产生矛盾，这一矛盾需要通过“民族自治”和“族群保护”才可解决。而杨明确认为金里卡的理论是失败的。首先，“民族”和“族群”不仅在外延上无法覆盖所有文化族群类型，而且在内涵上也无法完全区分开来。其次，这种二分法以“民族”概念为基本单位，它在寻求内部统一的时候难以容纳多元文化，也会强化对主流群体固有权利的支持。最后，金里卡将少数族群的诉求归结为融入主流文化或公民社会，杨认为，少数族群通过融入主流社会来获得对特殊性的承认，这是一种矛盾的、不符合现实的观点。因此，杨要求人们抛弃这种二分法，转而采取“系列”（seriality）的视角，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区别看作是亲缘程度的区别，而不是不同范畴间的区别（Young 2010）。杨希望，通过抛弃“民族”这一静态的本质性概念，去除“主流”与主体民族的相关性，学界能打破固有权利的主体界限，避免所谓的“融入主流”。
2
// 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性别观？
目前国内外的差异政治学研究者都承认杨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学者们都注意到杨已经明确宣称差异政治学“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的社会经济分析维度”（马晓燕 2011），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客观的物质条件制约的重视和人可以自我决定、自我发展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杨（马晓燕 2010），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杨过分依赖于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框架，这削弱了其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力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更偏向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关于杨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所涉及的内容很多，我们已在第一部分详细讨论过多元文化差异与政治结构差异的问题，本节我们集中讨论杨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是否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杨专门写过分析女性历史命运和性别权利的著作，如《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等，她关注女性的命运，维护女性的权益，对很多女性主义作品也有很多研究，但我们并不能像一般学者那样轻率地断定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通常同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制，他们通常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重视了资本主义批判，但忽视了性别批判；而女性主义只注意到男权制批判，但忽视了资本主义批判。他们希望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因此这种理论被称为双重制度理论。根据杨的描述，双重制度理论发源于女性主义与激进左派的决裂，其理论目标是用性别歧视的社会分析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社会理论（Young 1997）。杨也曾是这一阵营的成员，曾将女性的希望寄托于双重制度理论，但到了80年代，杨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她开始对双重制度理论进行批判。她认为此理论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在坚持资本主义批判的传统下保持女性独特性的愿望，但此理论的积极价值非常有限。在她看来，如果人们接受这一双重制度理论，那么就等于说“把一副双重担子放到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人肩上，而这是不能直接放到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肩上的”（杨 1997）。也就是说，如果不论证女性压迫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那么人们同样可以根据女性的主观意识而拒绝考虑性别问题。要让所有社会主义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认真对待妇女问题，就必须从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的角度出发理解妇女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压迫中的中心问题。为了证明“阶级、统治、生产和分配关系以及妇女受压迫的现象是同一社会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杨明确提出：“妇女的劳动在任何生产系统中都占据中心地位；性别划分是所有迄今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基本轴心；性别等级制度是大多数社会统治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Young 1997）。因此，杨拒绝了双重制度理论，她的差异政治学并不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附加一种父权制批判，而是一种包含女性视角在内的、以人民参与为政治目标的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她在《正义与差异政治》的序言中带有总结性地说道：“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能够说明所呈现对压迫和宰制的多重理解”（杨，2013：14）。
有些学者认识到了杨对双重制度的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是作为女性主义者改造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性别议题呢？我们可以借助杨对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的评论解决这个问题。哈特曼认为父权制作为社会关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性别劳动的分工中具有其物质基础，男性在性别分工中控制了女性的劳动，而女性被排除在获得基本生产资料之外，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分工的思想有共同之处。然而，哈特曼坚信父权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独立统治体系（Young 1997），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父权制问题，哈特曼认为必须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杨认为哈特曼的性别分工理论具有重要价值，也由此开启了双重制度理论的新阶段，但杨并不同意哈特曼认为父权制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动因中没有根基、需要额外解释的观点。在杨看来，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固然延续着性别压迫，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有资本主义式的特殊成因与表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父权制是一个独特的完整系统，而不是两个系统的偶然结合。杨认为哈特曼将资本主义批判与性别批判区分开来的观点使她从一种“性别盲”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结构与动因，这种看法实际上延续了自由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定义为使劳动力均质化的观点，这种“性别盲”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的重大缺陷，它才是人们以为“只有独立的父权制的作用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和不平等地位”（杨 1997）的基本原因。
为了改造哈特曼的性别分工理论，杨借助海蕾斯·萨菲奥蒂（Heleieth Saffioti）的学说提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并非均质化，当代社会的父权制有赖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的被雇佣人数比率上下波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常常通过边缘化女性的生产劳动来实现。资本主义父权制将女性劳动力对生产的作用定义为次要的，同时又将女性与育儿等家庭服务联系起来，最直接地导致了女性的低工资与低地位。因此，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女性工人永远不可能与男性工人“均质化”，而父权制批判必然是资本主义批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议题，她说道：“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压迫妇女的特殊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必需的”（杨 1997）。这样，杨在社会生产结构中发现了社会性别关系结构的根源，说明了父权制的社会关系终究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进程塑造的。由此，杨扭转了女性主义通常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证实了“性别盲”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无法避免的缺陷，那么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承诺。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杨并不是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吸取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而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将劳动分工的研究深入到性别研究之中，杨对双重制度理论的批判非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与马克思对“劳动后备军”这一阶级的描述完全相融。不仅如此，杨也提出女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它始终“把劳动活动的结构和从劳动活动中产生的关系作为社会现象的决定因素” （Young 1997）。
杨对“双重制度理论”的批判非常重要，它为杨后期“对二元论的复杂批判工作”[14]319打下了基础。玛丽·霍克斯沃斯（Mary Hawkesworth）认为，虽然杨批判了“性别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种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但是我们仍应该将她的理论视作是在后现代女性诉求日益强烈的条件下进一步探索社会力量的物质性模式的努力，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扩充，是一种“强大而有说服力的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版本”（Hawkesworth 2008）。
3
//  反经济/文化范式和平等价值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很多学者认为杨的学说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经历了一次转变，杨在90年代以后“避开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和‘总体’理论的语言”（Hawkesworth 2008）,其中一个表现便是不再采用经济/文化二元范式，转向拥抱差异与多元化。这一理论行动不仅让国内外很多学者批判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南茜·弗雷泽不满的重要理由。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和一般流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确强调经济/文化的区分，但无论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内容而言，还是就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境况下应该发展的实际需求来说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远比二元范式更为重要的思想内容。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杨对经济/文化二元论范式的批判工作并非开始于“转向”之后。
在早年的双重制度理论的批判中，杨就提出：“女性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理论……我理解的唯物主义解释会考虑植根于真实社会关系的意识现象”（Young 1997）。她认为文化和态度等意识现象都是塑造特定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经济结构也要通过文化范畴才能转变为人们的自我认识。当我们讨论性别分工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有关什么是“劳动”的定义和对不同劳动活动的态度，这一意识现象本身也会影响分工，对塑造两性差异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唯物主义并不只关注经济问题，它必须承认文化与经济共同构成了社会的物质结构。杨的这些观点最早出现于双重制度理论的批判过程，与其所谓转型后的理论一脉相承。
其次，关于杨对政治经济/文化二元论范式的批判是否合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只能结合杨与南茜·弗雷泽的论战来说明。
按一般学者的看法，与杨相比较，弗雷泽代表了更加“传统”的社会主义策略，她的理论也强调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经济正义为优先的看法，还包含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的影子。而杨则不满足于对现成的范式进行整合，她希望以“压迫的五张面孔”去取代主流的政治经济/文化二元论，为了探寻更具包容的民主的可能性，她更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两个范畴能够相融合的方面。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解中，政治经济要通过文化范畴才能成为物质范畴，同时，所谓“文化”因其存在于上层建筑的生产与分配过程之中，它也变成了经济范畴（Young 2008）。正是这样，马晓燕等学者认为，相比弗雷泽，杨更明显地背离马克思主义传统。
然而，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他一直反对别人将他的理论阐释为经济主义的观点，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隶属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则，我们不能简单地凭某人是否以二元论的方式坚持经济的优先性就确定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弗雷泽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我们置于经济领域与文化/社会领域相互对立的社会中，这一历史事实本身要求我们继续采用政治经济/再分配与文化/承认的二元视角来进行分析。同时，尽管这种对立由“后社会主义文化”虚构，两种范畴的正义目标已经在各个层面上相互妨碍，特别是，新兴社会运动中纯粹的承认诉求阻碍了政治经济/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Fraser 2008）。杨对唯物主义的看法完全不同于弗雷泽，她认为弗雷泽夸大了两种范畴分离的程度，“真正的唯物主义理论”应当从社会结构-过程（social-structural processes）这一整体的角度同时考虑二者。借助从马克思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再到萨特的实践-惰性理论和激进女性主义对文化符号的反思成果，杨探寻出一种更具总体性的新物质性概念。新物质性概念并不是与自然物质相关，也不是与经济利益相关，而是与社会行动相关，无论是在什么范畴中进行的社会行动都会以客观约束的方式留下痕迹，由于它们定型为了自然物一般不可动摇的面貌，便都具有了物质性（Young，2011：154）。在她看来，当下文化或社会范畴的形态也是过去集体实践活动的痕迹，它实实在在地规制着当下实践的方式与目标，不合理的文化对社会中的弱者产生真实的、具有物质性力量的压迫，因此，如何对抗压迫的那些新形式的社会运动是唯物主义者应该关注的正义问题。杨对物质概念的界定与马克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界定是一致的，冲破了将唯物主义与经济主义相关联的刻板印象。
杨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的批判中所坚持的物质实践观点不仅与马克思相关，而且也与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等人的学说相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种观点也与威廉斯、阿尔都塞等相关。教条主义者所谓的“上层建筑”通常是指以被决定为特征、包含所有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的单一领域；而“基础”则是固定的静态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意义上的首要生产”（威廉斯 1999）。但按照威廉斯等人对文化的理解和他们对经济主义的批判，更加合适的做法是将“基础”当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来讨论。20世纪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经济中重工业的发展一直与重工业相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文化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广义的生产力，而不是次要的上层建筑，不仅出现了文化产业，而且消费文化也成为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列宁、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政治文化对社会起能动反作用的观点对20世纪“文化”存在于社会“基础”中产生了重要认识作用。
第三，平等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但并不是最高价值，杨反对平等的分配范式就是为了将历史维度引入政治哲学之中，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
一般人为，分配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弗雷泽认为杨的差异政治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差异对待会损害分配平等。然而，按照杨的看法，在现实实践中，很少有人去阻拦被弗雷泽归类为文化承认的纠偏行动，更少有人会认为纠偏行动是错的。而对于质疑纠偏行动有歧视之嫌的声音，杨提出我们所受的首要之恶不是歧视而是压迫，压迫境况所造成的持续性影响使我们必须超越当下分配平等的诉求（杨，2017：235）。杨之所以批评弗雷泽的分配平等正义观，坚持承认族群和性别等差异问题在正义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因为包括弗雷泽在内的大部分当代政治哲学的分配范式都缺乏历史与政治维度，都具有非历史的形而上学倾向。
杨认为，分配正义理论的范式只关注抽象观念上的最终结果，忽略了展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生产过程，也忽略了不同分配策略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分配范式主导下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去政治化的策略，强调精英主义的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劳动与社会制度的生产之外，剥夺了他们参与社会进步过程的资格。从这个角度上看，分配范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合谋强化了当前社会关系与结构物化的力度。不过，杨强调，尽管过去行动的“物质化”结果制约着当今的行动，但是这一物质化结果仍旧是源于集体的选择与行动，在这种意义上，结构性的现实并没有消解集体行动的自由，因为异质性的人们面对这些“客观”条件都会做出不同选择，并通过与他人的合作而重复或者颠覆当下物化的社会关系（Young，2011：55）。而这种集体行动究竟是重复还是颠覆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就需要对分配正义加入对劳动生产的分工与权力关系，以及文化的考量，这样才能连结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生产场景。
杨认为，要实现物化条件下集体的自由行动，要改变社会各种形态的压迫现象，就必须放弃分配范式中的个人主义权利与责任预设，因为它既否认了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也为行动者逃避正义的责任制造借口。杨呼吁用社会连结模式的权利责任观代替分配范式下的权利责任观，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重视制造出真实伤害的社会结构，也才能发现集体行动的可能道路和策略。杨认为，通过社会连接模式的权利责任观，人就在劳动生产与创造历史的社会进程当中成为真正行动的主体。
杨上述反对平等分配的观念与马克思反对近代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反对权利、平等等政治价值，并不是因为马克思能够忍受无权利、不平等的生活，而是因为这些政治价值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相关，它们都不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结构，将它们当成最高的价值就是错误的。杨强调政治哲学要引入人民行动的历史维度的观念与马克思的人民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而且是马克思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
4
//  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坚持与发展
长期以来，国内很多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固定的评论模式，即一方面正面肯定他们理论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常常在于他们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有强调他们的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他们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今天，随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我们应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些学说的确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但也有一些理论虽然是“西方的”，却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在我们看来，杨的差异政治学无疑属于后者。
第一，她对分配范式正义观的批判上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核心思想，这构成了她整个正义理论的出发点。她在《正义与差异政治》第一章的开头位置（杨，2013：16）就旗帜鲜明地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来佐证自己对分配范式的批判：“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一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恩格，2009：436）由此她不仅对罗尔斯、诺齐克等西方资产阶级正义理论，而且也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正义观中的三类不同观点进行了批判，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爱德华·内尔和尼尔森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分配的观点完全陷入了分配范式，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的观点（杨，2013：19）；她也批判了艾伦·伍德、沃尔夫、埃文·辛普森因为否定分配范式而否定正义价值的观点；她更是反对赫勒等提出的超越分配、正义理论应当定义目的想法。在她看来，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在于他们“没有能澄清那些重要的‘非分配’问题”，她指出：“分配议题是在一个制度性的框架中产生的，要对这个框架进行理解和评价，就必须从特定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更具体地理解‘阶级’‘生产方式’等概念” （杨，2013：24）。在她看来，如果“更具体地理解‘阶级’‘生产方式’等概念”，我们就会理解当代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制度都与人的潜能发展密切相关，理解它们也是正义可以评判的对象（杨，2013：24）.她的这种独特观点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独树一帜，即强调了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也在人类能力的发展问题上坚持了正义的诉求，维护了马克思的核心论点。
第二，杨对剥削问题和劳动专业化问题的讨论，充分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核心观点，增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的适应性和生命力。针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否定剥削的现象，也针对罗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同质化劳动概念的基础上将剥削当做一个技术化的经济学观点，杨强调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一个与社会压迫问题联系起来的现象，剥削的过程既是一个劳动者创造的经济利润被转移到资本家手上的剥夺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者能力的削减和尊严的丧失的过程。她说道：“（剥削）这一过程不仅将权力转移到资本家手中，还在更大程度上削减了工人的权力：由于工人陷入了物质资料匮乏、丧失自我控制的状态，他们也被剥夺了构成自尊的重要元素”（杨，2013：59）。这体现了她对马克思剥削观核心理念的坚持。为了回应西方当代的社会问题，杨将剥削概念扩展到性别剥削、种族剥削等问题上，它们共同构成了“压迫的诸面孔”的首要形式。以性别压迫为例，杨注意到：“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越来越多女性的进入，职场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性别剥削场所” （杨，2013：61）。在劳动专业化分工的问题上，杨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她批判了当代知识界关于专业人士理应获得比非专业化劳动者更高待遇的观点，论述了当代专业化劳动与非专业劳动的分工是通过“将设计决策和自主从工作流程中移除”来实现的，这种分工形式深化了劳动剥削。杨认为，专业化劳动之所以获得了高报酬，并非他们贡献了更多的生产力，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大的社会权力，专业化劳动者所从事的“去技能化劳动”事实上对非专业的劳动者“造成了权能褫夺的压迫”（杨，2013：265）。这些观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杨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种劳动分工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压迫形式来，在杨看来，“假定某些工作在本质上比其他工作更优越、更有价值”的文化氛围主导了“专业化劳动”和去技能的“非专业化劳动”的区分，前者与抽象计算和语言运用的理智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与感性的具体的身体活动有关，这造成了理智与身体的等级制。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导致了从事“专业化劳动”人士的需要、经验、生活方式等逐渐“主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社会政策和媒体形象”，而“非专业劳动”人士在文化上的声音则“湮没无闻”（杨，2013：269）。这些“文化帝国主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压迫性功能的观点密切相关，不过是杨将它运用在分工的微观社会领域中而已。
第三，杨有关正义的差异性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她有关正义差异性的观点不仅与罗尔斯等西方资产阶级正义观完全不同，而且也与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参与民主中同质化的正义观也不同，杨的差异政治理论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再现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批判，它重申了马克思始终坚持的人类发展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差异性，也重申了马克思关于尊重人民历史首创性的政治斗争思想。当然，杨的哲学绝对不是在当代条件下简单地复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她的理论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包括了20世纪其他与马克思主义相容的理论资源。她在《正义与差异政治》这本书的“导言”中明确地提出，差异政治学主要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马尔库塞等人的“批判理论”、阿多诺差异的差异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等，还受法国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影响，除此以外，她还重点地提到：“这本书的分析和论证还倚重分析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参与民主理论和黑人哲学”（杨，2013：7）。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说明了杨的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当然，将杨的理论定位为适合西方社会发展情况的、并未偏离马克思核心理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理论是完全正确，而是意味着她的理论可以构成一个分析和评判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是否具有人民性、时代性的一个参照系，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他们必须认真对待杨的理论才能进一步自由探索适合于西方社会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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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017，《正义与差异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本文属于“马克思中期政治哲学的文本学研究”（17BZX030）的阶段性成果。
** 罗伯中：男，1976年8月，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任教于湘潭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马克思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 (LUO Bozh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 email: [email protected]）。
*** 陈妤迪：女，1994年6月，广东肇庆人，湘潭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CHEN Yudi, MA. Student,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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