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法律法律评论》第12期征稿启事

《盛京法律评论》是辽宁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以书代刊式公开、连续出版的法学类学术集刊。每年出版1卷，分2辑，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载入知网文献栏目检索数据库。自2016年卷第1辑开始，本刊已经出版十一辑。现《盛京法律评论》拟出版2022年卷第2辑（总第十二辑），特向社会公开征稿，欢迎海内外学者、实务界人士和广大学子赐稿。本刊拟于2022年3月30日截稿， 2022年7月末出版。

1.文中注释一律采用脚注，每页连续注码，样式为：上标^[]等；正文之后不列参考文献。

2.非直接引用原文时，注释前加“参见”，引用非原始资料时，应注明“转引自”。直接引用部分应标注“”。

3.使用规范数字用法，其中法条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包括正文）。

4.引用案例应注明生效判决文书号、案例来源，如北大法宝数据库。

5.统计数据应注明数据来源。

6. 第二个以上注释引自于同一资料时，注释体例为：1.书籍类，前引①，哈耶克书，第48页；论文类，前引[4]，王泽鉴文。

7. 引用自己的作品时，请直接标明作者姓名，不要使用“拙文”等自谦词。

8. 非直接引用原文时，注释前加“参见”；非引用原始资料时，应注明“转引自”，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转引”。

四、研究类型

1.专题研究

2.调研报告

3.比较法研究

五、注释及参考文献范例

1.著作类

注释信息编排方式为：作者姓名：《著作名称》，出版社×××××年版，第×页或第×-×页。

著作若有副标题，以破折号与标题隔开。著作的版次紧随著作名称，以“（第×版）”、“（修订版）”或“（增订）”的方式表示。

合著应标明全部作者姓名。三人以上合著的，第一次出现时，应写明全部作者姓名；第二次出现时，可以在第一作者之后加“等”字省去其他作者姓名。作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隔开。

多卷本著作应在著作名称后，以“（第×卷）”、“（第×册）”或“（第×辑）”注明卷、册或辑数。

例：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 霍存福著：《权力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2.论文类

论文注释信息编排方式为：作者姓名或名称：《文章名称》，载《期刊名称》××××年第×期，第78页。

须在期刊杂志名称之前加“载”字，辑刊或文集论文须在主编者名称之前加“载”字。

例：[1] 刘笃才:《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2页。

3.文集类

文集注释信息编排方式为：作者姓名：《文章名称》，载×××主编/等著：《著作名称》，出版社名称××××年版，第×页。

译著类文集注释信息编排方式为：作者姓名：《文章名称》，译者姓名，载×××主编/等著：《著作名称》，译者姓名，出版社名称××年版，第×页。

例：

[1] 杨一凡:《明代立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1] 张传玺：《中国古代契约资料概述》，载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主编：《2012年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1] [美]J.萨利斯：《想象的真理》，载[英]安东尼•弗卢等著：《西方哲学演讲录》，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页。

论文集未出版者，注释同上。

会议论文仅为会议宣读或者提交者，不得作为注释载体。

4.译著类

书籍类注释信息编排方式为：[国别名]作者姓名：《著作名称》，译者姓名，出版社××××年版，第×页。

论文类注释信息编排方式为：[国别名]作者姓名：《论文名称》，译者姓名，载《期刊名称》××××年第×期，第34页。

例：[1]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王占通、郭延德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5.报纸类

注释信息编排方式为：作者姓名：《文章名称》，载《××日报或报》××××年×月×日×版或第×版。采访类文章应注明记者姓名。

例：

[1] 郑成良：《美国的法治经验及其启示》，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9月9日，第04版。第45页。

6.古籍类

古籍类信息应注明责任人、书名、卷次或责任人、篇名、部类名、卷次、版本等。常用古籍可以不注明编撰者和版本。

例：[1] [清]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第43卷。

7.辞书类

参照书籍类著作的注释体例。

例：[1]《新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8.法典类

注释信息编排方式为：《法典名称》，译者姓名，出版社××××年版，第×页或第×-×页。

例：[1]《德国民法典》（第3版），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9.网络资料类（请作者尽量直接引用第一来源的文献。）

[1] 郑成思：《“入世”：知识产权保护与民商法的现代化》，载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43，2016年4月29日访问。

纸质刊物同时出现在网络的作品，应优先使用纸质原始刊物；网上作品以查找原始出处为和作者为原则；可以采用官方媒体为作者，如“财经新闻”等；尽量回避自媒体作品和无作者文献。

10.外文类

[1]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43.

[2]See Roscoe Pound,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9, pp.179-180.

[3]Joseph Raze,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81 Yale Law Journal(1972), p.839.

[4]H.L.A.Hart, “Jhering’s Heaven of Concepts and Modern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ed.in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69-270.

英文以外的外文文种，依照该文种注释习惯。

六、其他事项

1.法条表述适用数字。如“《民法典》合同编第45条第1款”。

2.专有名词如“文革”、“一国两制”等使用双引号，台湾地区法律表述如，台湾地区“民法”。

3.注释中使用2─3页。

4.著作出版次数使用数字，如，《民法总论》（第3版）。

5.引用原文应使用“”符号，并将注释数字注明在引号之外。例如，政治问题“是一项不必要、并具有欺骗性的多项已存原则的大杂烩”。^[1]

七、正文格式体例样式

标题：辽宁省民间资本健康发展法律规制研究（黑体，四号字）

杨松杨海瑶（仿宋，五号字体）

内容摘要（黑体五号字体）：城中村改造带来了集体财产关系的政策性调整并引发了严重的侵权问题。在城乡融合的趋势下，现行农民集体财产权救济主体规则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制度的非适应性。对此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稳步推进，需要创新救济主体理论，即从绝对的团体理论转向团体与个体的平衡理论，从成员权理论转向以利益为连结点的利害关系人理论，并通过扩展合法救济主体的范围，再造城中村改造中农民集体财产权救济主体制度。（仿宋，五号字体）

关键词（黑体五号字体）：城中村改造 权利救济主体范围 利害关系人（仿宋，五号字体）

（一）辽宁省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发展壮大与风险并存

（二）辽宁省民间资本健康发展的制度障碍

1.民营银行行为规范的法制化程度不高

（1）现有立法体系化不足，而且立法层级不高。（宋体，五号字）

正文（宋体，五号字）

作者简介例（仿宋，小五号字）：郭洁，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

杨镇，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本文是2012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辽宁民间资本健康发展法律规制研究”(项目编号:L12BFX006)的阶段成果。

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示例：

Quan Ji,

Abstract ：Although China and Korea have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and land system, both two countries are facing land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ed c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is mainly to introduce the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in Korea systematically, and analyze the farming loss compensation based on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deeply. As a kind of livelihood compensation comes from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farming loss compensation is a concept that is distinct from the existing compensation for land and ground attachment. The contents of justified compensation are required by the Article 23 of Korean Constitution clearly.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loss compensation, because of the degree and content of compensation, farming compensation has stronger social restriction and legislative discre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legal personality of farming loss compensation and establish more specific standards for loss compensation. Land Management Law of Korea also provides the compensation regulation for the crops that not be harvested. A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experience of Korea is significant in supplementing and developing relevant contents of livelihood compensation and needs to be explored continuously.

Key words:LandExpropriation of Korea,FarmlandProtection,FarmingLossCompensation,LivelihoodCompensation

《盛京法律评论》编辑部

2021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