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7日，德国政府发布了《重建公务员法》，几百位学者逃离德国的序幕就此拉开。他们的个人命运从此改变，全球科学的格局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两个月后，《重建公务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出台。这一法律命令，祖父母中如果有犹太人，或反对纳粹政府，这个人就必须马上从公共事务岗位上离职。
这条法令让数千人失去所从事的教师、法官、警察、大学教授等工作。
此后的几年间，几百位德国学者为了生存逃到了英国、美国等其它国家。纳粹统治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等顶尖研究者都赶了出去；就连一战期间为国家研发化学武器的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这样的国家英雄，也不例外。
这一次驱逐，给德国和其它国家带来深远的影响。
1921年在柏林的威廉皇帝研究所的一次聚会。从左到右分别是：赫尔塔·斯波纳（Hertha Sponer）、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乌戈·戈特里安（Hugo Grotrian）、英格丽·弗兰克（Ingrid Franck）、维尔海姆·韦斯特法尔 （Wilhelm Westphal）、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 奥托·冯·贝耶尔（Otto von Bayer）、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彼得·普林斯海姆（Peter Pringsheim）、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奥托·哈恩（Otto Hahn) 。照片中的人，有一半在20世纪30年代离开了德国。 
为了对科学家大逃亡有些初步感受，可以追踪一份清单。德国神经病理学家菲利普·施瓦茨于1933年建立了“德国学者急救协会”（Notgemeinschaft Deutscher Wissenschaftler），这份清单上有约1800个人，帮助学者在其它国家找到职位。他们来自不同领域，大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的配偶及家属，还有一些是支持共产主义或公开反对过政府的人。这份清单秘密流传，以减少对还留在德国的学者的危害。
这份清单以学术领域将学者分类，详细介绍每个人的研究领域和他们在德国的工作经历，结尾标明了1936年他们的工作职务。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学者非常幸运，在其它国家找到终身职位，还有一些有了几个月或一年的短期工作。但清单上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处于职业早期的，结尾处标记的是缩写“UNPL”，代表尚无去处（unplaced）。
1933年4月1日，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建立了学术支持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之后改名为科学和学术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是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它最终帮助了2500位学者从德国及其它被占领国家逃到英国。美国也有类似组织，营救了300多位学者。急救协会详细记录处于危机的学者，并和多个组织合作，为很多踏出国门的学者找到职位。
清单中含物理学领域，其中很多都是20世纪物理学界鼎鼎大名的：汉斯·贝特（Hans Bethe）、费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马克思·玻恩（Max Bor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奥托·弗里希（Otto Frisch）、弗里兹·伦敦 （Fritz London）、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奥托·斯特恩（Otto Stern）、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维克多·魏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尤金·韦格纳（Eugene Wigner）。这些人中有三位——爱因斯坦、弗兰克、薛定谔——当时已经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五位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据2016年一项统计显示，15%从德国大学出逃的物理学家占了64%德国物理学的文献引用量。
多亏了大家的努力，绝大多数的物理学家在二战期间得以幸存。有个例外格外引人注意：量子化学的先锋汉斯·海尔曼（Hans Hellmann）。他成功逃离纳粹德国，却于四年后在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中被执行死刑。当然，丢了工作的德国学者，比起在德国和其它被占领国的普通公民来说，还是幸运得多。
逃离德国。箭头表示逃离德国的物理学家，箭头粗细表示人数多少。
这张地图显示，德国物理学家在离开母国后为了谋生的第一落脚点。数据很多来自上面所说的急救协会的那份清单。
可以看到，英国和美国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爱因斯坦、弗兰克等30位德国物理学家去了美国的高校及研究
院
，例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斯坦福。 泰勒、薛定谔等34位在英国的剑桥、牛津等地（薛定谔曾接受过在奥地利的一个职务，给希特勒写过讨好的信，但最终改主意来到英国）。这些物理学家中，很多对后来的曼哈顿计划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其它国家也受益于德国的这次人才外流。欧内斯特·亚历山大（Ernst Alexander）和君特·沃夫松（Günther Wolfsohn）建立了希伯来大学。格哈德·赫茨伯格（Gerhard Herzberg）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开始自由基的光谱研究，后来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成立不久的土耳其共和国接收了德国的天文学家、实验物理学家及其它学者，这极大加强了土耳其的教育研究。
战争结束后，一些学者回到德国（东德和西德），更多的留在了收留他们的国家，或在其它国家找到了新机会。德国承受了它带来的长期影响。即便过了几十年，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这场智力驱逐的影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1978年）、杰克·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1988年）、雷纳·韦斯（Rainer Weiss，2017年）都是战前生于德国而后移民美国的，而迈克尔·科斯特利茨（Michael Kosterlitz，2016年）的父亲也是从德国逃出来的。
资料来源：

https://physicstoday.scitation.org/do/10.1063/PT.6.4.20180926a/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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