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城市新观察：重构“城市形式”

作者：张艺菡

“在这个因‘未受人类影响’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小岛上，现在却充斥着55000件人造垃圾。这幅充斥着塑料制品的图景描绘出与后自然时代关于积累的物质政治的对峙，同时展现着日常性和星球性。”

——Neyran Turan

“在网格的历史中，至少在西方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中，网格的基本目标实际上是稳定和强制执行土地所有权。”

“实际上，殖民城市主义的基本做法不是战争（warfare），而是建立殖民秩序（lawfare）。”

“即使是在完全依靠逻辑和场地情况的、抽象的城市设计过程中，财产（property）仍然是城市形式生成所依据的基本情况和必要条件。”

——Pier Vittorio Aureli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38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8年9月14日于哈佛大学GSD举行的学术会议 [Re]Form: New Investigations in Urban Form第一场，分主题为Reconstructing the Agency of Form。讲座由张艺菡记录。

本场会议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由两位主讲人就各自的主题展开演讲，讲者和讲座主题分别为：

Neyran Turan

日常和星球（The Planetary and the Quotidian）

Pier Vittorio Aureli

岛屿的网格（The Grid of the Island）

第二部分则由会议参与者对讲座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

演讲人：

Neyran Turan

NEMESTUDIO联合创始人，UCB助理教授。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耶鲁大学环境设计硕士（MED），哈佛大学设计研究博士（DDes）。她和Mete Sonmez一起创办了NEMESTUDIO，关注建筑问题非常规的碰撞，例如形式、表现和物质性，他们的关注范围包括城市、环境和地理研究。

Museum of Lost Volumes, NEMESTUDIO, 2015

Pier Vittorio Aureli

Dogma联合创始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贝尔拉格学院“City as a Project”项目负责人。其工作室Dogma创办于2002年，研究兴趣在于城市和建筑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城市设计和更大尺度的项目。著有The Project of Autonomy (2008), 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Architecture (2011) 等。往期讲座记录

Stop City, Dogma, 2007

A Field of Walls, Dogma, 2012

学术主持：

Charles Waldheim

建筑师，城市规划学者。哈佛大学GSD城市化办公室主管（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Urbanization）。研究方向为景观、生态和当代城市主义之间的关系。著有《景观都市主义：从起源到演变》等。往期讲座记录

讨论参与者：

Neil

Brenner

哈佛大学GSD城市理论教授。往期文章

Diane

Davis

哈佛大学GSD城市规划设计系主任。往期讲座记录

Shlomo

Angel

纽约大学城市规划教授。

会议组织者：

Mojdeh

Mahdavi

城市设计师和注册建筑师，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生。

Boya

Guo（郭博雅）

文化地理学者，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生。

Liang

Wang（王亮）

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生。

记录者：

张艺菡

华南理工大学规划本科大五在读

正文共19242字109图，阅读完需要40分钟

推荐语

由会议组织者—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生王亮推荐

[RE]FORM: New Investigations in Urban Form会议旨在重新定位当代城市理论中的城市形态话语。受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开创性的著作《城市形式》（Urban Form，1970）的启发，本次会议旨在引发有关城市形式及其在当代城市化中的相关性的新研究和辩论。具体而言，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及实践的波动条件的重新认识，本次会议尝试以设计学科的概念媒介来探讨“形式”的含义及其在当代城市化中的作用，并针对有关城市辩论的内容来整理正处于当代城市转型之中的城市理论。

Henri Lefebvre著作 © jeffdveitch.me

自Henri Lefebvre出版《城市形式》以来，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他所认知的城市是“一个相遇，集合，同时的地方”，它构成了一种逻辑形式并体现了一种知识。此后，通过地理，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概念和实践对它进行了广泛定义。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新兴技术对城市概念及其形式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其规模从行星尺度到个人。前所未有的城市尺度通常将其实践置于其概念媒介之上，从而掩盖了其所蕴含的城市的逻辑。当代城市化的过程产生了激进的现象和城市个体，但是城市形式作为认知城市的关键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所以，对城市形态的重新梳理和认知便成为了当务之急。

会议大纲

由会议组织者—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生王亮提供

目标议程

Goals and Agenda

重构形式的概念媒介

希望通过实验性表现，叙述和设计策略来梳理形式在设计学科中的作用及其在当代城市环境中的意义。

对话语的重新思考

试图通过对当代城市知识的理论范畴的重新概念化来重构城市形式的认知体系。

城市形态的未来转型

寻求建立一种批判性方法，对新兴的城市实践进行批判性研究，试图挑战并重塑城市形态的概念，以及其在各地域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会议组织者开场介绍

（从左至右：Boya Guo, Liang Wang, Mojdeh Mahdavi）

通过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思想家和实践者组成的三个会议板块，本次会议旨在通过提出三个主要问题来寻求及时和建设性的讨论：

研讨议题

Discussion Topics

设计学科如何重新定义和确立当代城市环境中形式的作用？

我们如何在有关现代城市理论的辩论中改革城市形式的话语并重新定位这些知识？

新兴的城市实践如何影响城市化和城市形态的手段和未来转型？

开场语

论坛由GSD院长Mohsen Mostafavi开场

Mohsen Mostafavi会议开场致辞

当接到致辞邀请时，我不太确定要说些什么。但在读到他们写给我的一些注解后，我意识到了这个话题的紧迫性。我觉得今天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会议的主题[RE]FORM: New Investigations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非常感谢你们组织了这场会议。

城市形态（urban form）这个概念或者说城市形态相关的讨论和GSD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它和GSD设立的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大约在六十年前，约瑟夫·鲁伊斯·塞特（Josep Lluís Sert）创办了GSD的城市设计（urban design）项目。在创办之时，城市设计以及关于城市的思考从规划项目中脱离出来，目的在于创造一种能够应用在城市中的实践，或者说一种城市形态。与已有的三个学科不同，城市设计不是学校的一个部门，也不是一个学科，它是一种希望融合建筑、景观和规划的想法。

这种关于城市设计的思考也同CIAM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思考二战后城市重建的问题时，塞特很清楚地认识到必须重新看待“重建”（rebuilding）这个概念。但是，塞特关于城市设计的概念本质上属于建筑范畴，是依赖于现代建筑所建立起来的。于他而言，现代建筑是和景观结合的媒介，开放空间和建筑则是构成城市的关键要素。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实践模式，也在GSD流传至今。

然而，在当今对城市和城市设计的思考中，建筑已经不像塞特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明确性（clarity）了。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建筑具有了多义性（polysemic），但这种多义性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而是显示出一种模糊性（ambiguity）。城市建筑的定义也已经不像塞特创办城市设计这个项目时那样明晰了。我认为，在当代城市设计中，建筑像一个占位符，因为城市设计处理的是中等尺度的问题，处于粗略的规划和具体的建筑方案之间。这也就是建筑在城市设计中具有模糊性的原因。

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应该回顾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和柯林罗（Colin Rowe）的研究，因为他们从两个非常不同的角度对城市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罗西强调形式，或者说城市建筑物（urban artifact）的概念；柯林罗认为城市是拼贴的，现代城市已经和历史中的罗马城不一样了。沿袭罗西和柯林罗的研究，关于城市的各种想法强调的是城市的外观（appearance）。罗西从形式（form）出发，柯林罗则从文脉（context）入手，城市的外观从形式或文脉中产生。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尝试通过更多不同的视角来研究这些历史，无论它们名为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sm）、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生态都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基础设施城市化（infrastructural urbanization）还是极端都市主义（extreme urbanism），都是在试图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探索城市。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完全阐明城市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但都在为城市问题的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因此，今天的会议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列斐伏尔谈论形式（form）的时候，他所指的和阿尔多·罗西所说的形式并不相同。他并不把形式看成一种人造物（artifact）。虽然我不太清楚“form”的法语原文，但我猜测它本身有多重意思：“形式（form）”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形成（to form）”作为塑造实体的一种方式；以及法语中关于“formation”的概念。事物如何形成、何时形成、关于形成的概念，这三重内涵对于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城市中的“form”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协调理论和实践，物质和文化的途径。我们在什么维度上解构“form”，这个问题在建筑和城市设计、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讨论中非常重要，同时也将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未来城市设计的角色和可能性。

讲座正文

学术主持Charles Waldheim开场致辞

我们的第一位讲者是Neyran Turan，她是一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和耶鲁大学，并在GSD取得了设计研究的博士学位。在过去的几年里，她的工作室NEMESTUDIO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她关于星球化（planetary）和建筑之间列斐伏尔式的讨论将会是很棒的一个开始。

The Planetary and the Quotidian

星球的和日常的

Neyran Turan

谢谢你，Charles，也非常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这里。

首先，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思考以下几个问题：考虑到当前围绕气候变化的种种政治危机，建筑在环境保护主义和技术决定论之外，能为新的星球想象（planetary imagination）做出什么贡献？与其将气候变化局限为一个在设计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建筑看作一种衡量环境的尺度？我今天的发言将就这几个问题展开，同时试图探索其学科和文化上的可能性。

我认为，建筑需要一种新的环境想象，通过这种想象，星球化（planetary）和日常性（quotidian）得以对话。这暗示了一种关于形式（form）的讨论，因为它不仅与建筑城市化相关，同时也将形式看作是日常性的众多方面之一。

左：After Nature: A Politics for the Anthropoce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右：Jedediah Purdy © Duke University

在最近出版的《自然之后：人类世的政治》（After Nature: A Politics for the Anthropocene）一书中，法学教授杰迪雅·珀迪（Jedediah Purdy）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框架。珀迪没有为人类世（Anthropocene）提出一个普遍化的伦理主张，或者用它来给出一个总体化的理论，而是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议题，呼吁我们在理解环境概念时进行必要的文化转变。他写道：“在60和70年代，‘环境’需要先被创造出来后才能被拯救。人类世虽以科学作为外表，但却主要是一种文化观念，潜力在于政治和伦理。这是一个新的自然政治的起点，是一种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下更具包容性和想象力的政治。”

珀迪的构想在两个方面上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他认为环境是一个概念性的发明，需要从环保主义中分离出来。其次，他认为人类世应当被视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理念，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或科学问题。我认为在当今的建筑领域中，同样需要这样的转变。

和近期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类似，当代建筑领域对于环境的想象主要局限在以下几个常见的方向中：

1. 将环境看作自然（Environment as Nature）

2. 将环境看作系统（Environment as System）

3. 将环境看作地球（Environment as Earth）

第一是试图将环境（environment）视为自然（nature），将其看作是一种需要被拯救和保护的东西。怀着负罪感和道德责任，我们希望能使环境回归到更为纯朴的状态。这种把环境想象成纯粹自然的想法缺乏必要的谦卑，甚至是一种对环境的蔑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从大气层到深海，人类正在干预着地球上的一切。那么，我们所认知的自然实际上充斥着人类的干预，因此很难就“自然”（nature）所谓的纯洁和救赎而展开争辩。

其次是实证主义者所具有的一种治理倾向。他们把环境看作一个系统（system），优先考虑效率、技术理性和问题解决。这是一种试图通过地理工程项目解决气候问题、掌控地球的英雄式的愿望。这种将环境简单想象成一个系统的主张，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自我麻痹。

第三，我们尝试将环境视为地球（Earth）。它把对星球的想象在字面上翻译成地球本身，其关注点在于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及其腹地（hinterland）的解体。此类把环境看作地球的观点将视角局限在大尺度中，这何尝不是一种空间偏见呢？

如今，我们面临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种种政治危机，都反映出以上几种对于环境的态度，以至于一方面无法摆脱怀疑论者和否定者的呓语，另一方面又陷入对大型地理工程的渴望。如果不把环境看作需要保护的自然，或是一个需要被掌握和控制的系统，抑或是被局限在大尺度空间偏见中的地球本身，那么，我们能为建筑提出一种新的星球想象（planetary imagination）吗？

气候变化问题尺度巨大难以理解，而建筑领域又有着整合科学数据的空间认知能力，建筑学科对这一讨论的具体贡献似乎只在于可视化（visualization）。然而，对于建筑学来说，星球想象不应该仅仅意味着如何最好地将星球可视化。与其让建筑学变成了一个展示星球如何被破坏的可视化项目，我们应该试图探索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那么，在星球想象的建筑美学中，人们能够如何进行讨论、交流和实践？

提出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一个更宏大的论述来处理内容政治和表象政治（politics of content and politics of appearance）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需要我们建立起日常（the quotidian）和星球（the planetary）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建立起我们熟悉的建筑和我们不熟悉的行星尺度之间的关系。

以上种种都让我想到了下面的这张图片。

2015年，南太平洋上亨德森岛（Henderson Island）东岸的垃圾 ©BBC

这张照片是在一次科学考察中拍摄的，地点是遥远的亨德森岛（Henderson Island），位于新西兰和智利之间的太平洋上。因为它展现了罕见的“几乎未受人类影响的生态环境”，亨德森岛于193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然而，2015年，它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研究人员在岛上发现了超过55000件人造垃圾，包括渔具、水瓶、玩具等，主要是洋流带来的塑料沉积物。亨德森岛上的塑料碎片密度在世界范围内都名列前茅。

在这个“未经染指的偏远小岛”上，这幅充斥着塑料制品的图景描绘出与后自然时代关于积累的物质政治（material politics）的对峙。一根餐桌上的吸管最终成为了南太平洋偏远小岛上的垃圾，亨德森岛上充斥着垃圾的场景同时展现着日常性和星球性（quotidian and planetary）。

对于环境人文、环境史、生态批评、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来说，这些联系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但从建筑的角度来看，星球与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仍然处在两种不同的论述中。我们无法在星球和日常之间建立重要联系，这可能与我们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有限解释有关。我们的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变化的物质性（material）和表现性（representational）。物质性态度反映了一种对气候变化的物质现实作出反应的愿望，而表现性态度则聚焦于可视化以及如何引发关注。

这两种态度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与之相联系的是城市化讨论中的现实主义倾向。与着重于表现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不同，90年代的现实主义将关注点转向了物质系统和城市基础设施，强调工具性和实用性。在这种现实主义中，表现（representation）的作用主要是数据可视化。这样的进程持续二十年后，建筑的作用被降低为一种问题解决或者可视化的手段，因此难以将气候变化问题看作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想象（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Strait, NEMESTUDIO, 2015 ©NEMESTUDIO

Our Junk, Their Ruin, NEMESTUDIO, 2018 (©NEMESTUDIO)

我最近的工作旨在激发这样一种环境想象，使日常性和星球性得以相互对话。通过展示建筑与气候变化之间一系列非传统的碰撞，透过特定建筑问题（如形式、表现和物质性）的视角，我希望将这种环境想象推广到对城市化、环境和地理问题更广泛的关注中去。这些碰撞不仅是对我们当前状况中关键性问题的呈现和反思，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另一种现实主义重新调整建筑与世界的关系。这种现实主义旨在建立日常和星球（the quotidian and the planetary）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和表现（material and representation）之间的关系。

我的目的并不着重于拓展建筑学的学科边界，而是想在建筑领域中提出一个不同的、更细微的内在关注点，使得学科的边界和中心相互碰撞融合。

“Room of Species”

“Grand Tour: Rare Earth Replicas”

Museum of Lost Volumes, NEMESTUDIO, 2015 (©NEMESTUDIO)

这是我早年的一个项目，名为《失落体量博物馆》（Museum of the Lost Volumes）。它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关于资源开采的地理建筑学幻想。

《失落体量博物馆》为稀有资源开采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新的关注点。稀土矿物是“绿色技术”（green technology）生产所必须的材料，也是一种独特的商品。它被用以制造风力涡轮机、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笔记本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这个项目试图描绘未来一个充满矛盾的场景：我们有着丰富的“绿色技术”，却面临着稀土矿物资源的短缺。我们想象了一个古代*开采遗迹的博物馆，在那个时候，采矿是一种过时的行为，并且被作为一种古代纪念碑或灭绝现象的形式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被展出。

*对于未来而言，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古代。

在人类世关于气候变化讨论的大背景下，《失落体量博物馆》将建筑看作背景和阅读世界的一种尺度（measure）。这种尺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使用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审阅：停下来，让我们带着更内在的关注点去思考。和建筑一样，这个项目表现的是世界本身。

Matters around Architecture

Nine Islands, NEMESTUDIO, 2016 (©NEMESTUDIO)

3rd Istanbul Design Biennale “Are We Human?”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九个岛屿》（Nine Islands）项目。最初，它是为第三届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准备的。展览由Beatriz Colomina和Mark Wigley策展，主题为“我们是人类吗？（Are We Human？）”。

这个项目融合了建筑和地理，关注点在于建筑物质性（architectural materiality）的短暂性和极大的空间跨度。建筑由不同的物质堆砌而成，这些物质参与了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一直处在物质循坏和复杂的供应链系统之中：从采石场被开采，经过加工和建筑装配，最终被毁灭消解。

土耳其的石灰华开采场（travertine quarry）

这个漫长的过程首先体现在空间上，展现了资源地理的政治性和地域性。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读到了一篇文章，它为这个项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是一篇1972年《建筑设计》杂志（Architecture Design）上发表的文章，写的是位于休斯顿的高50层的壳牌广场大厦。文章中描述了建筑使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奢华材料，包括危地马拉的白桃花心木、罗马附近石灰华采石场中开采的石材和伊朗的波斯胡桃木。其中，文章中对一种特定材料的描述引发了我们的特别关注：这座建筑的26个电梯轿厢都由9英尺宽的真皮覆盖，文章写道，“建筑师不希望看到任何水平方向上的接缝，所以他们不得不在世界上寻找9英尺高*的奶牛。”也就是当时最大的奶牛。

*约2.74米

“壳牌大厦: 密西西比西部最高的建筑”，《建筑设计》（1972）

“One Shell Plaza: Tallest Building West of the Mississippi”, Architecture Design (1972)

比利时奶牛（Belgian Cow）

相思木（Acacia Wood）

Nine Islands, NEMESTUDIO, 2016 (©NEMESTUDIO)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今建筑材料与资源地理的关系。因此，《九个岛屿》从物质的角度探讨了跨度问题。它是一个由九个岛屿组成的群岛，通过九个五英尺高*的模型展示在基座上，并由九幅画作为补充。每个岛都代表着一种特别奢华或广泛被使用的建筑材料，如皮革、大理石、木材、玻璃、泡沫塑料等。模型的上部由一个纪念碑构成，展现出由特定材料建造的典型建筑体量。与上部分相反，模型的下部分由一块岩石组成，展现着材料来源地没有形式的大陆地块。

*约1.5米

Nine Islands: Matters around Architecture, NEMESTUDIO (©NEMESTUDIO)

3rd Istanbul Design Biennale, October 2016

这是整个装置完成时的样子。顶端精巧的建筑形式和下端没有形式的、粗糙的原始地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双重性同样也体现在我们的画作中。

每张图纸由两部分组成，定格了九种材料在生命周期中的两个阶段。图纸的上半部分是材料在不同建筑视角中的展现，包括建筑的立面、剖面、平面和详图；下半部分则描绘了材料在漫长生命周期中的一个场景，比如采石场开采、集装箱港口装运等等。

上半张图纸描绘了日常生活的建筑空间，却特意抹去了人类本身；而下半张图纸则展现了在开采、运输、建造、废弃各个阶段中过于密集的人类活动。这也正是我们对双年展主题“我们是人类吗”（Are We Human?）的回应。

混凝土（Concrete）

皮革（Leather）

泡沫塑料（Styrofoam）

铜（Copper）

Nine Islands: Matters around Architecture, NEMESTUDIO (©NEMESTUDIO)

《九个岛屿》中所描绘的地理视角不在生态学对自然和荒野景观的关注范围内，也不在城市主义对城市的关注范围内，但它在我们所说的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形成和概念化中起着核心作用。因此，这个项目所希望唤起的建筑学想象不仅在于这些景观本身，还希望使星球想象和建筑物质实践中的日常性得以并置。

Pieter Aertsen, Christ in the House of Martha and Mary, 1552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使用了类似于16、17世纪分割画（split painting）的表现技法，也可以称之为画中画。这种技法将画面分割成两个场景，并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技法并置在同一画面中。在上面这张画中，前景是日常生活的静物，而背景则是传统的神圣宗教场景。就像这张画一样，《九个岛屿》也使同一现实中的两个不同场景在一个表现空间中出现。

以上的这些思考都将我们引向了接下来最后一个项目，它将关于表现的问题延伸到了另一个方向。《中土：星球的立体模型*》（Middle Earth: Dioramas for the Planet）想象了气候已经发生变化的未来，描绘了一个讲述后自然时代（post-nature era）历史的博物馆，博物馆里展示的是后自然时代中的种种场景。在未来的这个时代里，“自然”（nature）的概念只属于我们这些“古代人类”。

*立体透视模型（diorama）又称为透视画馆，指的是一种三维等大或微缩模型，通常出现在博物馆的玻璃窗内。

《中土》是一个概念项目，场地位于地球的0度经线和0度纬线相交处，也就是在非洲几内亚湾附近赤道和本初子午线交汇的地方。

Middle Earth: Dioramas for the Planet, NEMESTUDIO, 2017 (©NEMESTUDIO)

博物馆中的每个房间表达的是一个特定的问题：在地球原点的赤道附近，由气候变化导致的道路堵塞；冰山融化；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太平洋中的塑料垃圾；新加坡的采砂业和加纳的电子垃圾场。博物馆由许多房间组成，房间中是展现这一问题的模型。每个房间都是一个环境档案馆，表达着对气候变化的好奇。

博物馆的第一个房间名为“毁林剧场”（Theatres of Deforestation）。这个巨大房间里的立体模型描绘了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在零度纬度附近森林砍伐过程。

毁林剧场（Theatres of Deforestation）

Middle Earth: Dioramas for the Planet, NEMESTUDIO, 2017 (©NEMESTUDIO)

第二个房间名为“太平洋塑料大厅”（Plastic Pacific Hall），这个房间里的立体模型描绘的是太平洋中汇集的各种垃圾。

太平洋塑料大厅（Plastic Pacific Hall）

Middle Earth: Dioramas for the Planet, NEMESTUDIO, 2017 (©NEMESTUDIO)

除了展现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这座博物馆里的立体模型也处于建设或维护状态。模型内部和围绕其发生的活动都通过这种方式使关于自然概念的理想主义失去了稳定性，并以三维图像的形式重新上演。

在这个博物馆里，自然的概念和形象都被认为是易受影响的。正如摄影师理查德·巴恩斯（Richard Barnes）的立体作品一般，自然和表象之间的区别被化为乌有。《中土》这一项目在两者之间开辟了探讨的空间。

以下两张来自理查德·巴恩斯的摄影作品给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启发。

动物逻辑（Animal Logic）© Richard Barnes

http://www.richardbarnes.net/animal-logic

第三个房间被命名为“冰山房间”（Room of Icebergs），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模型，展示了冰山融化和它们在真实的地球纬度附近向沿海地区的漂移。

冰山房间（Room of Icebergs）

Middle Earth: Dioramas for the Planet, NEMESTUDIO, 2017 (©NEMESTUDIO)

第四个房间叫做“空调三联画”（Triptych of Air Conditioning），这是一幅描绘世界零度纬度地区空调过度使用的立体画，展示着我们“古代人类”日常活动中空调的使用情况。

空调三联画（Triptych of Air Conditioning）

Middle Earth: Dioramas for the Planet, NEMESTUDIO, 2017 (©NEMESTUDIO)

总而言之，《中土》并没有直接将现实主义与对现实的描绘联系起来，而是将现实主义理解为现实与其表现之间产生的一种审美张力。在从真实的环境状况和环境事件中汲取线索的同时，这个项目通过我们非常熟悉的立体模型的形式，稍微抽象或陌生化了这些现实，以超越我们对当代城市主义和环境的公共想象力和学科想象力的极限。

谢谢大家。

学术主持Charles Waldheim

对我来说，如果Neyran的探讨从政治危机和气候变化开始，然后深入到物质经济问题，最终谈到学科的形成与反映，那我们下一位演讲者的关注点则在于学科形成的自主性。

皮尔·维托里奥·奥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曾先后在威尼斯建筑大学和贝尔拉格学院（Berlage Institute）学习建筑。他写了许多关于建筑自治和城市问题的文章和书籍，例如，2008年出版的书籍The Project of Autonomy和2011年出版的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Architecture。这两本书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也在GSD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奥雷利和马蒂诺•塔塔拉（Martino Tattara）所创办的工作室DOGMA是当今非常重要的建筑实践之一，出版了书籍DOGMA: 11 Projects。与Neyran一样，他获得了一系列杰出的奖项和广泛的认可。

今天，Pier Vittorio将通过某种方式再次谈论起网格（grid）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并探讨网格与城市形态的关系。通过这次演讲，希望我们能够讨论网格的形成和占有、所有权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欢迎Pier Vittorio。

The Grid of the Island

岛屿的网格

Pier Vittorio Aureli

我演讲的题目是岛屿的网格（The Grid of the Island），但是大部分篇幅将放在网格（grid）上，只会在演讲的最后稍微提及岛屿（Island），因为这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我们想提出的问题多于已经获得的答案。

城市网格（urban grid）也许是历史上最普遍和最有弹性的一种城市形式。无论是地图学、建筑学还是城市化，我们都在网格里观察、理解和进行构建。然而在我看来，尽管网格作为一个形式上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的实体已经被充分讨论过，但在建筑和城市设计的学科范围内，它的政治意义仍然不十分明确。

墨西哥城

为了澄清这种不明确性，我将在演讲中简单地梳理关于网格的谱系。在网格的历史中，至少在西方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中，网格的基本目标实际上是稳定和强制执行土地所有权。这个过程是通过三种手段来实现的。

第一，侵占（appropriation）。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侵占的历史。定居的形式总是在侵占土地，且总是以非常暴力的方式驱逐那些曾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在进行土地侵占的这一阶段，网格被用作一种实现稳定的方法。

第二，细分（subdivision），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手段。在城市形态史上，细分这一阶段也许是对城市形态产生影响的最重要时刻。

第三，抽象化（abstraction）。意思是把土地的偶然性转化为遗产价值，通常是经济价值。

接下来，我想通过回顾历史重新展开和梳理这一过程。

左：公元前9000年，纳图夫人（Natufian）在安-马拉哈（Ain Mallaha）的住所（今以色列境内）

右：公元前8000年，查亚努人（Çayönü）的隔间式住宅（cell-building）（今土耳其境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网格作为一个细分工具（instrument of subdivision）的起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过程是随着定居模式的产生而发生的，在建筑形式上，房屋从圆形布局转向了矩形布局。同时，随着定居模式的兴起，农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形式，也产生了剩余产品。所以，房子不再是一个仪式性的场所或一个庇护所，而是成为了人和货物的聚集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许多社区和文明中，规划中的矩形形式变得比圆形形式重要得多，因为它能够更有效地将房屋分割成不同的空间。在上图著名的查努亚人住宅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矩形布局。

新时期时代的住房类型（Neolithic housing types）

(Drawings by Dogma)

这是新石器时代房屋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单室房屋到多室房屋进一步细分的历史。房屋不仅是大家住在一起的地方，还是一个具有权力结构的场所，对于家庭的管理成为了房屋建造的基本依凭。

公元前3000年

左：刻有地籍的石板（cadastral tablets）

右：乌鲁克（Uruk）的农业：长田灌溉系统（The “long field” irrigation system）

（Source: Mario Liverani, Uruk the First City, 2006）

在公元前4000年发生的城市革命中，促进细分的动力超越了家庭而拓展到整个领土范围内。随着畜力耕作的引入和更高效的灌溉系统的产生（比如乌鲁克的“长田”），土地分割不只影响土地耕种本身，而且成为了衡量最终产出和财务资产的单位。

有趣的是，在土地细分发生之时，楔形文字形式的也开始引入：网格的抽象化（abstraction）在各个领域中都发生了，包括土地和文字本身。文字也经常用来存储有关生产和经济的信息和数据。

公元前1550-1295，书写板上古埃及花园的建筑绘画

（Imag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几何学起源的研究常认为埃及人发明几何学是为了建造寺庙和粮仓，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为了在尼罗河季节性泛滥后重新保护土地。当然，这只是一个具有叙事性的对原始几何学的解释，而且几何学可能并不是埃及人发明的。但它提醒了我们几何秩序是如何被强加在土地之上的。作为一门测量地球的艺术，几何学的发展可能与测量土地以将其转化为经济数据有很大关系。事实上，我认为几何学与金钱的关系远强于与形式的关系。

当然，这种对领土（territory）的几何理解不仅体现在土地上，也体现在城市的形成上。例如，在埃及的中王国时期（the Middle Kingdom）会为专业工人建造一种专门的殖民地城镇。在尼罗河谷地，网格作为一种测量工具所测量的不仅是建筑材料和经济资源，还测量着殖民这个河谷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

公元前1349年，古埃及阿玛那（Amarna）的工人定居点

从这些早期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殖民城市主义（colonial urbanism）的出现。当然，我认为城市的定义本身就带有着殖民色彩。这在古罗马的城市化进程中非常明显。

在公元前6世纪之后，罗马发起了激烈的征战运动。殖民一块土地不仅需要战争，还需要把土地分成小块，然后奖励给退伍军人。罗马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对国家而言，必须给予退伍军人服役后的奖励；而对士兵而言，如果想在罗马军队当兵，则必须拥有财产。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了财产和军事征服之间的基本联系开始产生。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是农场主和测量师，他们在几何学和法律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虽然他们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民用，但是报酬是由军队来支付的。

左：罗马网格（centuriation*）的复原图（near Modena, Italy）

右：土地测量人员在进行工作

*centuriation，也被称为罗马网格（the Roman grid），是罗马人使用的一种土地测量方法

公共事物的和私人事物

Res Publica, Res Privata

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规划中民用和军用部分有着不同的规划目的，从而有所区别。但是在罗马的殖民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区别被模糊了。罗马人不仅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侵占（appropriation）方式，并且将其转变成了一种司法手段（juridical apparatus）。这对于土地侵占后的维稳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它把土地（land）转变成了一种“事物”（res）。

“Res”可以粗略的翻译为英语中的“thing”一词，它与“object”（物体）不同，因为它是作为一种经济属性（economic entity）而存在的，罗马人用“res”这个词指代任何可以被继承的、具有经济属性的物品。在罗马法中，公共事物（res publica）和私人事物（res privata）之间的区别简单来说就在于是否具有可被继承的所有权。公共事物属于城邦，不能被交易，而私人事物则属于个人，可以进行买卖。

因此，当“res”被用以定义土地之时，情况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

The Bastide，中世纪一种特殊的法国村镇

法国蒙帕齐尔（Monpazier）的平面图（13世纪）和航拍图

这种对法律与财产关系的理解在中世纪被重新采纳。在开始殖民其他地方之前，欧洲先在本土展开了殖民过程，开始收回自己的领土，并将其转变为国家。在很多城市发展史的论述中都忽略了这一时期法国出现的一批被称作“Bastide”的特殊村镇，它们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Bastide”依据国王和土地所有人的联盟（cartel）签订的一份合同建立，这些土地所有人通常是修道院院长或封建领主。合同一旦成立，这个联盟就会向那些在村镇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征收土地税和劳动税。不同的领地上建立起了不同的“Bastide”，为了保卫领土，每个村镇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工具的网格加快了建设进程。同时，网格可以对土地进行精确的细分，从而减少财产纠纷。在中世纪，财产纠纷是很难进行裁决的。这也成为美洲殖民城市化的基本模式。财产（property）作为一种侵占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战争来的更为暴力。

事实上，财产并不仅仅意味着占有土地，还包括法律机构赋予土地所有人使用和依法驱逐外人的权力。我们不需要阅读马克思就可以知道，没有什么比法律本身更为暴力。

佛吉尼亚州约克镇（Yorktown）的平面图，1691

下面是一张非常有趣的18世纪地图。美洲原住民描绘了两种占领土地的方式，并开始意识到殖民城市化的威胁。左边部分的网格由强行建立的边界和墙体构成，在土地上强加产权。而右边部分美洲原住民建立的国家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土地保有制度，虽然其仍以边界为基础，但这些边界不是由法律而是由习俗（custom）来界定的。

Catawba人绘制的Deerskin地图，1724（位于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境内）Catawba是一个居住在美国Catawba河沿岸的印第安人原住民部落

（Image 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实际上，殖民城市主义的基本做法不是战争（warfare），而是建立殖民秩序（lawfare）。这也是城市设计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城市设计及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法律。

这也正是美国建设城市体系的手法。1785年，美国联邦国会通过了基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土地划分系统的、著名的1785《土地条例》（1785 Land Ordinance），土地以10为基数进行划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托马斯·杰斐逊对十进制非常着迷。沿袭了过去的土地组织方式，土地通过网格被划分，并且具有了经济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使用网格作为组织形式的项目最终的效果适得其反。

左：托马斯·杰斐逊的土地划分系统（System of Land Subdivision）

右：1785《土地条例》（1785 Land Ordinance）

其中最著名的项目就是伊迪芬斯·塞尔达（Ildefons Cerdà）的巴塞罗那扩建规划，这个项目也是他的著作《城市化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Urbanization 1867）的基础。塞尔达认为流动（circulation）是城市化的驱动力，所以，街块*（intervía）成为了他进行规划的基本方法之一。

*intervía是塞尔达进行城市规划的基本单元，面积为113m2，可以被粗略翻译为街块（block）。但实际上，塞尔达想要强调的是建筑和道路系统、建筑和开放空间之间的关系，所以intervía包含的不只是建筑物，还有其外的开放空间。

巴塞罗那鸟瞰（Image source: reddit.com）

巴塞罗那扩建规划，伊迪芬斯·塞尔达，1859

Ildefons Cerdà, Plan for the Extension of Barcelona, 1859

为了在城市中实现社会融合，塞尔达希望在街块中汇集私人和公共的利益相关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预见了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公私合作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塞尔达的规划在资源密度和分布上考虑的都非常全面。但是，由于资金不足，这项计划被私人投资者接管，建设密度从而被大大增加，城市的某些部分甚至被私有化。再一次，私人投资者们证明了细分（subdivision）是一种完美的实现土地分割的工具。

路易·康，费城交通研究，1952

Louis I. Kahn, Traffic Study project , Philadelphia, 1952

（Image source: MoMA）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另一个有趣的项目中，那就是路易·康的关于费城的交通研究（Traffic Study of Philadelphia）。这个项目由康和福特合作完成，虽然最终没有实施，但在整个城市设计的学科发展史上意义重大。项目时间处于上世纪50到80年代，也就是美国的城市复兴运动（urban renewal）时期。这个运动旨在对抗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趋势，复兴城市中心。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原本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被驱逐，其中大量的都是非裔美国人社区。

不知有意无意，康将他的关注点放在了流动（circulation）这一件事情上。在这个规划中，市民社会的和谐将通过交通流的和谐来实现。这使得城市肌理通过“港口”和“河流”这种极具诗意的诠释而被构建起来。实际上，这种在城市复兴中重新构建交通流的手段将有利于增加土地和财产价值，因为行人友好的生活方式将促进商业和第三产业的活动。

在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完全依靠逻辑和场地情况的、抽象的城市设计过程中，财产（property）仍然是城市形式生成所依据的基本情况和必要条件。

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能提出一种与之相对的形式或范型，得以超越以细分作为基础的城市构建逻辑？

岛屿

The Island

岛屿（the island）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指代的不是一个由沉积物堆积而成的有限的小岛，而是一个不通过所有制，而是通过其他模式进行占领和挪用（occupation and appropriation）的地方。岛屿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它欢迎来自外界的影响。在这里，公共和私人的区别被抹去，新的共存模式得以进行实验。岛屿上也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律和规律，网格系统基于习惯和使用而产生。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反对所有制的。

在演讲的最后几分钟，我将举几个当代的例子，它们为未来“岛屿”这一形式的演变提供了基础。

Acampada Sol平面图（第三周）

（Image source: postvirtual.wordpress.com）

Acampada Sol

（Image source: http://atrozconleche.com）

这是西班牙阿坎帕达的一次公共空间占领运动，对我而言这个例子非常重要。媒体试图将其描绘成一个临时事件，但真正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占领这片空间的人实际上是在尝试新的居住方式和超越公私界限的新的生活方式。而公共和私有之间的边界正是传统司法手段的根本之一。

这次占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场地的剧场形式，虽然设计目的并不在此，但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放大了占领空间的仪式感。我认为，仪式（ritual）正是对抗抽象法律的基本方法之一。

圣石营地，北达科他州，2017

Sacred Stone Camp, Standing Rock, North Dakota, 2017

（Image source: up: polyspotlight.com; down: Amber Bracken for BuzzFeed News）

另一个例子与我们对城市形态的讨论有关。公共项目和私人项目为了利益而改造领土，那么，抵抗这种情况的形式会是什么样的呢？其中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北达科他州的圣石营地（Sacred Stone Camp）。在那里，美国原住民和其他活动家试图阻止修建一条从北向南输送石油的管道，从而阻碍这一城市化进程。重新占领土地这一行为实际上超出了北达科他州的法律实施范围。

我相信，这些都是新的对于地域（territory）的思考方式，超越了传统的细分（subdivision）范式，而细分范式恰是当代城市的根本问题之一。我认为，所有关于城市形态的、进步的反思都应该从这些例子出发，以期重新思考我们的学科和我们的行动。

谢谢大家。

讨论环节

Charles Waldheim

两场非常棒的演讲，让我们受益匪浅。接下来的四十分钟我们将对其进行讨论。就由我来开始吧。

谁能想到话题最终走向了“岛屿”呢？我本以为会听到一些与网格和物质经济相关的内容。

回到最开始讨论的内容，Neyran的演讲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带来的政治危机展开，然后转向深入的跨学科研究。这对我们这些在建筑领域研究城市问题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来说，问题的重点在于建筑想象在这座建筑之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认为这也是Neyran演讲的初衷，无论是使用博物馆、岛屿还是立体模型作为隐喻，这些尝试的目的在于重新回顾建筑项目的本质，引起关于星球的想象和跨学科的讨论。

另一方面，Pier Vittorio讨论了一些对我们的学科形成、思维习惯和我们这个领域的组织方式都至关重要的东西。然后他非常迅速的转向了对西方历史的探讨。

我的第一个问题想问问Neyran：你在演讲中谈到了建筑学的想象对其他领域的影响，那么，建筑学的想象（architectural imaginary）是如何和设计领域之外事物产生关联性并发挥作用的呢？

Neyran Turan

我在介绍挑选一些项目时，也有策展方面的考虑，希望引发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建筑想象力如何激发公众想象力（public imagination），不仅仅是影响其他学科，而是将它几乎完全向外界开放，从而使其具有激发某些想象力的能力。另一面是引起学科的内部讨论，这些项目的受众不只是其他学科，也是我们的学科本身，我希望能够了解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如果我们意识到建筑的物质经济性，并且理解建筑是一种物质，会发生什么？我们会继续画这一类的东西吗？或者它真的告诉我们建筑概念化的方式了吗？因此，我更感兴趣的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能够激发出怎样的想象力，而不是简单的吸引注意力。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对杰迪雅·珀迪（Jedidiah Purdy）的作品真的很感兴趣，我在一开始讲述人类世相关问题的时候曾提到过他。我对他的兴趣不仅在于他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想象的有趣解释，还因为他来自法律，是一名法学教授，他看待法律就像我们看待建筑一样。

他曾经说过：相对于想法（ideas），我对想象（imagination）这个词更感兴趣。对他来说，法律是一种手段。他谈论在美国环境是如何被想象的，由此产生了什么样的法律和政策。他说，我们想象某些事情，然后创造法律，最后我们通过政策进行实施。

我认为城市规划是有一定规律的，也有其法律、程序和守则。我指的是建筑规范（building codes）。所有这些无聊的东西实际上在定义着建筑实践，特别是美国的建筑实践。

当我谈论星球和日常（planetary and quotidian）的时候，日常性同样涵盖这些法律、程序和守则，而不只是物质经济。实际上，正是这些法律、程序和守则构成了我们的实践，并且对环境究竟是什么有其特定的设想。

所以，于我而言，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既引起其他学科的讨论，也回顾我们的学科本身。

Charles Waldheim

我认为这两篇论文都可以被理解为对我们的实践、学科和专业之前的反思。而且我们在某些方面持续地被困扰。

我在两个演讲都体会到了某种原罪。于是我想知道有没有能从中解放出来，或者实现超越的可能性？困扰（haunted）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述方式，但是它存在于网格的暴力中，存在于强加在空间上的法律中，也存在于物质条件的暴力中。

某种程度上，现代意义上的规划，尤其是在北美背景下进行规划，已经成为一种良知。今天的两场演讲和你们的实践都探索了学科的自治性以及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作用。无论是在你们的工作还是今天的发言中，都可看到对这些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所进行的反思。这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或许是一条富有成效的前进之路。

这两篇论文都集中在构成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些原始问题上。因此，我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给你们二位：建筑是否可以不包含我们的物质罪过？我们能否想象一种没有网格、没有法律结构以及它们所强加的各种暴力的建筑吗？

Pier Vittorio Aureli

我想这就是我试图论证的内容：尽管网格和几何学本身已经成为我们学科进化研究中的一个主导范式，但实际上很多其他文明抵制了这种对空间的理解。问题在于我们关于建筑的学科知识非常适用于殖民历史。

我所作的关于网格的谱系学介绍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而是希望对我们学科最根本的方面提出一些疑问，因为它们也是从这些鲁莽的殖民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我想要明确指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划史和建筑史都是殖民主义的历史，每一栋建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空间殖民主义。

在很多其他文化中，人类逐渐转向定居生活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实验。这些实验中的一部分并没有沿用到我们所说的前现代国家的规划中去。因此，我想回溯这些先例，我们当然不会从中直接找到关于未来的答案，但是它们给出了一种所有权中心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共存空间的线索。这种共存的形式基于使用和习惯，而不是法律和财产。

Charles Waldheim

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律系统、农业的空间结构如何深入地影响着网格形式的形成。网格就像是表格的一种空间表达形式。

我想问你和Neyran的问题是：在网格或者是物质条件的语境下，几百年后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或者让网格具有其他意涵？我们都知道，建筑曾经把网格进行抽象化，从而去政治化。我们能否走向一个“后网格”（post the grid）的未来呢？

Pier Vittorio Aureli

我认为无论是网格还是抽象化（abstraction）都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甚至不是经济的发明，而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属性。不幸的是，在某些文明中它们成为了罪恶的殖民手段，抽象成为了基于继承和经济价值来思考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

但在其他一些文明中，抽象的概念恰恰相反，并不适于此道。如果有人要我给社会主义下个粗略的定义，我会说这是不为金融和经济目的、对抽象概念的重新定义。这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课题。

当然，网格也是一样的。它也存在于许多其他文化中，而不仅是中东或新月沃土独一无二的发明。但在一个特定的谱系和流传方式中，网格成为了一种细分的工具。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美国的殖民城市主义还是法国的“Bastide”，网格都没有被用作一种形式工具，而是被用作实现细分的工具。

“意大利文艺复兴发明了透视法”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是我们的文化所创造的一个错误观点。阿拉伯人发明了透视法，但当透视法传入欧洲之后，它成为了一种可视化和测量土地的工具，从而给土地带来经济价值。为了使土地成为一种商品，你需要测量它，通过几何学使其具体化为一个经济概念。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我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是帝国暴力侵占（violent appropriation）基础的崩溃，根源在于上述的这个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将建筑学从其中解放出来，就需要重新研究这个历史，且不惧于危及我们的学科根基。

Shlomo Angel

委婉一点说，我完全不同意查尔斯所说的一切，以及Pier Vittorio对网格的大部分看法。我是网格的坚定捍卫者。因为我认为网格是一种可以实现规模化的城市设计形式，而不只是用于几个街区的小工程。你可以看到1785年的杰斐逊计划从俄亥俄河一直延伸到洛杉矶。

我们离全球城市化已经只剩几十年的时间了。到2100年，城市化将基本完成。我们还有70到80年来为另外25亿人口的城市化做准备，其中大部分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几乎没有规划能力来为这些城市的城市化做好准备，而网格是我们能够使用的一个工具，可以使这些城市更加有序、更有组织、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更不容易发展成贫民窟。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在你关于世界银行坦桑尼亚项目的论文中研究了两种类型的项目。一种通过网格来处理场地和提供服务，另一种则是通过提供基础设施而使贫民窟进行升级改造。在此期间，前者的房屋价值提升了170%，而后者提升了30%。

如果读过阿德里安·戈雷利克（Adrián Gorelik）的《网格与公园》（La Grilla y el Parque）就会知道，网格是一个代表民主的元素，它使穷人和富人生活在同一框架中。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对此持消极态度？

我们通过殖民来扩大城市空间，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所有人所做工作的本质。那么，为什么要使用殖民化之类的消极词汇呢？

街道一旦被铺设，它们就不会消失，它们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我的问题实际在于你所提出的议程（agenda）是什么？你想建议什么？我们有其他的方向可以选择吗？因为我对延续以前的方式发展城市的感到非常满意。

Pier Vittorio Aureli

有趣的是，我自己也热爱着网格。

在很多年前，我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教授，他告诉我做研究就是“杀死汝爱”。当然，并不是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他的意思实际上是，你将对你使用的东西及其来历有着更为清楚的认知。

因为时间关系，我的演讲省略了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将很好的回答你的问题，那就是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在整个故事中的角色。希波达莫斯并没有发明网格，这又是另一个错误的城市传说，但是他确实对网格给作出了非常有趣的解释。

希腊人之所以通过网格的方式建立城市，是因为殖民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冒险的事情，所以他们必须以配得上这份风险的方式奖励那些参与这个过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五世纪，民主（democracy）和平权（isonomia）的概念在希腊文明中变得如此重要。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文章中说明了希波达莫斯在实际情况中的网格组织方式。他说：首先应该通过网格来规划城市，因为网格是一个非常平等的分配系统；但是在分配土地使用（land use）时应该非常小心；士兵应该获得公有土地，农民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工匠则应该是没有土地的，从而只能依靠农民。因此，希波达莫斯所做的其实是将网格的均等秩序作为细分的工具，进而建立整个财产原则。这实际上创建了非常强大的权力关系，因为工匠没有土地，所以农民和士兵是城邦中最重要的公民。

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说明网格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平等的推动力。之前提到过的Bastide和荷兰人在殖民城市中使用的网格规划也可以佐证这个观点。荷兰人经常就这种共和的平等性（republican equality）产生争论。事实上，网格的抽象使得这种对产权的操纵成为可能，而这种操纵总是会对平等制度造成破坏。

网格确实是建立空间秩序的有力手段。但从以上各个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网格其实是一种非常难以对付的城市形式。

Neil Brenner

二位的演讲是我们这次论坛非常棒的开头。我有两个问题，一个给Neyran，一个给Pier Vittorio。

Neyran的分析非常有趣。我个人认为你的作品给那些对于建筑的狂热泼了一盆冷水，让我们将目光放到了令建筑得以建成的物质流（material flow）上去。当已经成形的建筑物和来源于资源开采的实际物质被并置时，就产生了非常震撼的效果。

但是，至少在你今天与我们分享的项目中，我觉得缺少了一种关于新陈代谢、劳动地理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动态性内容的表达，它们实际上连接和协调着你所并置的物质形式的两端。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可以叠加在你的可视化表现中的。但我知道你对于作品的呈现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因此对表现内容的选择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我很想听听更多有关可视化策略背后的逻辑。

对于Pier Vittorio，我的疑问和Shlomo刚刚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我也沉浸于对网格的历史的研究。你将网格类型学的不同阶段与社会形成及其新陈代谢联系起来，因为不同的网格类型实际上在再现生活方式。它不是纯粹的类型学，而是思考社会历史的一种类型学方法。

我的疑问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我们是否还需要对网格进行历史化？我完全同意你的一些观点，比如网格和抽象都先于资本主义产生，但正如你的其他文章中体现的，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来说，空间生产的本质上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网格的功能被应用在更广泛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这一过程呢？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网格在社会、政治中的另一种组织方式呢？

其二，我对你最后提出的“岛屿”的提案并不十分信服。你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更大的项目的开端，我们也非常期待看到它之后的走向。但是我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希望你能做出回答。

首先，我不认为“岛屿”一定是进步的。而且，岛屿的地理状况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大卫·哈维所提出的激进的特殊主义（militant particularism）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一种反动的地方主义。你会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其次，我们谈论的是21世纪初期资本主义中的岛屿，而不是在中世纪或古希腊的语境下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在整个星球网格化的框架下讨论岛屿，那它就不仅仅是岛屿了。我不确定你所提到的圣石营地是否可以算作一个岛屿，因为我认为这是洲际运输网格中的一个阻碍。它通过封锁这一策略打断了与化石燃料相关的星球资本代谢，同时也和本地主权（indigenous sovereignty）有关。如果简单的将其称之为“岛屿”，是否低估了它作为一种自然发生的政治策略的潜力呢？

Neyran Turan

关于你所说的劳动（labour）的问题，这是我们故意造成的缺省。

在我介绍这些项目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不只是可视化”（more than visualization）这个说法。如果将可视化作为标题，可能会导致对作品的误解。虽然我们使用可视化作为手段，并且正在进行视觉上讨论，但我不希望这个项目被当作是事实的可视化表达而已。

因此，我们在项目的某些部分故意省略了一些东西。比如你看不到人，只会看到残留物，看到日常生活的活动痕迹。在“九个岛屿”这个项目中，我们可以在采石场中看到大量的劳动力，许多的活动正在进行；但是在与日常生活和建筑物相关联的地方则没有人的存在，然而他们进行过的活动表露得详尽无遗。

我们也在项目中进行了“抽象化”，通过删除一部分内容，我们试图减慢了视觉的高速传达。当项目中的某些部分缺失时，观者就必须进行想象。比如说你关注到的缺失的劳动元素，或者说图像中的人类在哪里。当你看到完成的建筑物和没有形式的土地岩层，你会想象在这二者之间发生过什么。这些正是我们想让观者关注的部分。

因此，我们故意使用了抽象、删除和放慢速度的手段。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其他人文主义者所提到的缓慢的暴力（slow violence），它们也在视觉传达过程中被减慢了，这些项目需要观者参与其中才能获得理解，因为它不会直接将信息捧到你面前。所以，相对于全面的将信息添加上去，我们选择了删除一部分的信息。

Pier Vittorio Aureli

首先，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我们需要合法化网格，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普遍原则。这也是我的论文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

因为时间限制，我删除了一些段落，它们能够很好的避免这种过于普遍化的叙述。但我也许确实对许多现代性的叙述反应过度，这些叙述认为资本主义是在历史长河中突然出现的。

最近我对中世纪非常感兴趣。本着对财产和所有权的兴趣，我发现当时的两种领土组织模式之间存在着非常有趣的冲突。一种是以意大利公社（Italian comuna）为代表的自治制度，它试图建立一个地方性的共和国，同时也和外界保有联系。另一种则是国家（state）的开端，它成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法律上的栖息地。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两种领土组织模式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直到黑死病的爆发（the Black Plague）让人们转向了更大尺度的城市规划模型，领土范围内的治理变得更为重要。

对于建筑师，人道主义者和律师而言，在这两种组织模式的冲突中，罗马法以及在罗马帝国的扩张中运用罗马法的方式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古代城市化的遗产，来源于近东和古希腊文明。

我想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从而让大家意识到：在历史上某个瞬间，我们本可能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

我承认，把这种不同的可能性称之为“岛屿”可能有些愚蠢和不成熟，也可能陷入一些非常有问题的叙述之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国家（state）这一形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岛屿”（island）的形式被减少了，而我们或许能通过一些策略，重新找回这种范型。实际上，在国家形成之前，岛屿是文化中心和贸易中心，其中的活动非常丰富。随着国家的崛起，“岛屿”实际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逐渐退化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所说的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岛屿”，而是通过回溯这种组织形式，从而在地方权力（local empowerment）和更大尺度的管理机制之间划分界限、提出辩证思考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反抗摧毁这个机制，但是可以尝试去侵蚀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岛屿”并不是一个自治集群，而是一个辩证法则。

Diane Davis

我非常欣赏Pier Vittorio关于网格和岛屿的论述。我想对此作出一些评论而不是提出问题。

我想提起注意的是：不要将形式具体化。正如Shlomo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于绝对化的区分网格和非网格。斯洛莫的话就是这样。包括网格和岛屿在内的空间形式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是人类和各种组织机构让这些空间形式成为我们看到的样子。

“不要将形式具体化”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建筑设计中时常会这么做：我们采用某个形式，认为它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我的主要工作在发展中国家，那里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因此，“岛屿”这个概念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正式性和非正式性（formality and informality）的讨论。当然，这是看待这个概念的另一种角度了。

正式性（formality）是关于现代主义的，其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法治和私有财产。我们谈论的非正式性、非正式空间和“岛屿”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非正式空间极度自由和自治。非正式空间会以另一种形式再现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且更少受到法律和国家的控制。因此，一切就取决于你想接受谁的法律、谁的国家，谁的控制和谁的资本主义。

我曾经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名为Tapatio的社区工作，他们的邻里自治就在反抗着当地的网格系统，他们通过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反抗警察试图引入秩序的行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序是一个非常自由和解放的项目，甚至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项目，但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项目。我们需要讨论的在于“岛屿”的灵活性如何适应对抗网格的不变性。

作为设计师，我们不仅要把它当成一个空间项目，也要认识到它是一个社会项目。

Charles Waldheim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我们今天的讨论内容非常丰富，也为系列讲座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谢谢大家。

讲座原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L7Anlsu2A4

*文中未注明出处图片来自讲座截图。

参会教授的往期讲座记录链接：

Pier Vittorio Aureli《Dogma返朴归真：联合空间与工作住宅新模式》蒲肖依译

Neil Brenner 《星球城市指南 | 为什么外星人入侵地球总是失败？》闵冠译撰

Diane Davis 《哈佛史上最多干货——向巴塞罗那学习》蔡诗瑜译

Charles Waldheim 《景观都市主义的终结？不，这是景观的历史，也是景观的未来》郑振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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