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虑的异托邦 | 你不曾看到的社会空间真相

由著名建筑理论家、评论家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于2014年2月12日在AA建筑联盟学院主讲，原题为《异托邦里的忧虑——被占领的空间：纽约、伊斯坦布尔和五月风暴》（Troubles in Heterotopia – Occupied Spaces: New York and Istanbul to the ‘68 Revolution）。由华南理工大学张艺菡根据视频翻译整理，由耶鲁大学翁佳推荐。并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哲学系温心怡校注。

在《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博尔赫斯“发现”了一个中国百科全书的片段，其中，动物被分为：皇帝所有的、芬芳的、驯顺的、乳猪、鳗螈、传说中的、自由行走的、躁动的、不计其数的、刚刚打碎水壶的等种类。福柯在《词与物》中引用了这段令人捧腹的分类，并用它来证明人类科学中分类的武断与荒谬。对于他来说，类型扭曲了人们的视野，并导致了笼罩一切事物的天空从人类世界中消失。异托邦本身是一种秩序。监狱、医院、和疯人院是异托邦，它们接纳了无法被社会归类的人，并通过设计空间来组织罪犯、病人、和精神失常者的生活。花园、植物园和殖民地是异托邦，它们在原有的秩序之上，实验着想象中抽象的秩序。蜜月、学期和假期是时间上的异托邦，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脱离自己被赋予的社会生产职责，专心生育、学习和休息。虽然福柯关于监狱和疯人院的研究，往往着重于揭露空间安排中权力的相互作用，异托邦的概念也总是会与圆形监狱的形象关联；但事实上，对于福柯来说，或许异托邦既是诅咒，也是福祉。在他1984年发表的《异托邦(Heterotopia)》中福柯写道：“没有航海的文明就如同无法在父母的大床上玩耍的孩童 – 它们的梦想会枯竭。背叛会取代冒险，监控的丑恶会取代专属于海盗们的阳光普照的美好。”异托邦是逃离既有秩序的机会。

左：柯布西耶，游轮与建筑

右：农田是沙漠中的异托邦

早在1966年，福柯就提出了异托邦这个概念，但《异托邦》这篇文章直到他死后的1984才得以发表。当时的福柯已经和建筑学者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于福柯迟迟不肯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维德勒猜想，或许是由于建筑师们往往对新的概念信手拈来，而从不考虑它们在哲学语境下的意义。

每栋建筑都有可能是一座异托邦。异托邦不是监狱也不是疯人院。它仅仅是一种挑战常态的秩序。对于建筑师来说，或许异托邦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形式暗示，而是一个让人类在想象世界中更加深邃地遨游的邀约。或许对于设计师来说，相比19世纪的圆形监狱，在华尔街上集会的人潮，才是更好的形式参考。或许只有通过某种异托邦，人们才能在人类构筑的抽象世界中，再度看见由于秩序与类型的存在而早已消失的天空。

异托邦（Heterotopia）是福柯空间哲学中的重要部分。“ἕτερος”在希腊语中表示“两个中的另一个”，Heterotopia即指“the other space“——”另一个空间“。相对于乌托邦（utopia）和反乌托邦（dystopia）而言，异托邦是真实存在的。维德勒把异托邦比喻成“皮肤上的一个皮疹”——异托邦和社会有一定的连续性，又有不一样的秩序。在任何的社会和已经建立的乌托邦中，还会不断出现异托邦，这是一种已经发生的反抗；而异托邦对于任何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令其津津乐道的乌托邦。在本篇演讲结尾部分，可以看到福柯对异托邦更为详尽的阐述。

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是一位久负盛名的理论家和建筑评论家。他曾担任Cooper Union院长，在此之前，他任教于普林斯顿和UCLA。这篇文章记录的是他2014年在AA的演讲。

占领运动在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一直是政治运动的重要形式。维德勒在演讲中谈论了1968年以来关于占领（occupation）的政治运动和理论，并通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理论家福柯、列斐伏尔、德勒兹、阿图塞等人的理论对这些行动进行探讨，并以此表达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时空理论的敬意。

Anthony Vidler，演讲现场视频截图，2014

今天我想讲的内容关于“异托邦”，又或者说，“被占领的空间”。我将其称为两种“反思”（reflection），因为这并不是已经被证实的假设，而是对上世纪60至70年代思想的一些思考。对于过去三四年中各式各样的“占领”活动，这些思想值得被重新阅读和思考。我将先做一个简短的概括，然后从纽约的占领活动开始今天的讨论和演讲。

首先，我想讨论的是理论和实际中“占领”的概念和行为。我认为，所有关于空间的理论的提出都与特定的空间行为有关。所以，柏拉图通过他对古希腊民主和法律体系的经验，提出了理想国；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 Eugene Haussmann）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实践促进了所谓的城市化的科学探索。而二战之后关于空间的各种政治理论，则是对他们自身、后殖民主义和1968年接连发生的占领和示威活动的一种回应。

如果我们将建筑看作是空间的一种理论化形式，就会发现建筑策略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于政治行为有着同等程度的回应。对此，我将从最近的两场占领活动讲起。

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它发生于2011年9月17日。这场运动是一段长时间的静坐抗议，它发生在一个已经被界定的建筑空间中。这个地方原先叫做自由广场公园，在911事件中，它遭到了破坏，之后被更名为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这个公园虽然一直被公众使用，但从来都不属于公共财产。公园在1986年由美国钢铁公司建造，通过建造这个公园，美国钢铁公司得以在谈判中说服纽约市和匹兹堡政府，让他们建造一幢高于允许范围的楼房。这栋摩天大楼在1972年完工。911之后，为纪念捐赠者John Zuccotti，它更名为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所以说，祖科蒂公园里的“公共”部分实际上并不属于公众，这一点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纽约市警察局、纽约市市长和Brookfield Properties公司表现的非常明显。

图中最高建筑即为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原称自由塔（Freedom Tower），设计师为犹太裔波兰人设计家丹尼尔·李布斯金（Daniel Libeskind)，于2013年11月竣工。

抗议集中发生在加济公园和塔克西姆广场（右下），并在土耳其全境内蔓延， 2011/BBC

在这之后，抗议开始蔓延，反对党将塔克西姆广场改造成了一个奥托曼军营（Ottoman Barracks）的复制品。奥托曼时代的军营建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了上世纪20年代，这些军营已经不再作为军队设施使用，而是变成了足球场、集会聚集点一类的半公共空间。它一直作为私人所有，却为公众所使用。在1940年，军营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学院派建筑师亨利·普斯特（Henri Prost）的设计。他的设计早已完工，看来像一个大交通岛。

这张图片是将奥托曼军营改建为会议厅的平面图。一位匿名参与者在6月27日将其上传到网上，并命名为《加济广场的历史地图》（The Historical Atlas of Gezi Park）。他通过一系列的平面图，非常详细地标示出了不同政治团体的所在地。这引发了一场各种政治组织的地图绘制行动。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让我回想起我一会儿将会讲到的关于社会空间的社会学图表（sociological diagrams of social space）。

以上的介绍会显得比较简单，因为我并不打算对这两场占领运动进行一个深入的结构性分析。相反，我想做的是反思这些特定的空间干预措施在历史中意味着什么。 在漫长的历史中，可能存在着对于过分规范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普遍抵抗。

古希腊人对占领空间有着完整的认识。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打败雅典赢得伯罗奔尼撒战役的胜利，在雅典建立了被称作“三十僭主”的寡头政府。公元前403年，“三十僭主”又被武装起来的民主派所打败。令人惊讶的是，民主派的胜利者们立下庄重的誓言：我们不去回忆不幸的过去，而将与被打败的暴政者共享这个城市，以此来终止内战。 “以战止战”，这就是代议制民主所扮演的角色。在希腊语中，“内战”一词同样意味着党派、派系和叛乱， “内战”在“内战”中得以消弭。“内战”并不能被放到城市之外，因为它就是在城市之中产生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柏拉图本人和他的老师所知道的一些事实了。

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可以辨别出古希腊空间理论的框架，其中有关于现实的描述，也有对理想状态的想象。这些理论奠定了西方思想和我们自己对于空间的理解。

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次明确指出，占领将带来领土斗争。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如果我们有了城市发展所需的牧地和耕地，我们就会开始看上邻居的土地，如果邻居也想得到我们的土地，也屈服于对于金钱的无穷欲望（这是不可避免的），超出了对于必需品的需求， 那么战争就会随之而至。对于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法律篇》（The Law）、《蒂迈欧篇》和《克里提亚篇》（The Timaeus and the Critias）中的讨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这种斗争归于柏拉图对内战代表的分裂和谴责苏格拉底的民主派同等的不信任。

这是在《理想国》中，公共空间的不同划分。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分裂的城市，而是一个被重新划分的城市。所有的分区都很清晰。在右上角的区域里，武士们被培养成完美公民，而其他区域则属于手工艺人、商人、非公民和奴隶。在武士区，一切都是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们一样，一起沐浴、做游戏、进行体育比赛，他们赤诚相见，可以随意进出对方的房子。而在另外的区域里，一切都由时间严格控制。在这两个区域之间，有一块交叉的空间，在这里，年纪尚幼就与父母分开的孩子们被培养成武士，因为掌权者认为他们的父母不能将孩子们教导成好公民。

在《蒂迈欧篇》和《克里提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虚构的城市：古代雅典（Ancient Athens）和亚特兰蒂斯（Atlantis）。古代雅典作为现代雅典的范本所存在，而亚特兰蒂斯则充满奢侈和腐败，体现着柏拉图对当时雅典城邦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政治按照《法律篇》所提出的好建筑的标准来实施，一切都会运作的很好。《法律篇》详细描述了《理想国》中对于理想空间的分区。

左图是根据柏拉图的描述所绘制的亚特兰蒂斯的形态，右图则是在《法律篇》所描述的城市形态。《法律篇》中的城市以卫城为中心，整个城市和公民由此辐射出去，一部分公民在外围的农场中进行农作，在内圈履行武士的责任，在两处之间做季节性的迁徙；另一部分手工艺人则忙于组织城邦所需要的工具和各种设施。这些同心圆清楚地划定了属于公民、手工艺者、农民、奴隶和其他成员的空间。这个图表不仅进行了空间的划分，还进行了时间上的划分，它表现了公民每天在城市和农场之间的运动。

几个世纪之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了与此相似的对于领土争端起源的看法。他写道：“第一个圈地的人总是会说：‘这块地是我的！’，而那些单纯地相信他的人则成为了民权社会的奠基人。但如果有人把他用以圈地的木桩拔起、沟渠填平，如果这个人能冲他的伙伴们大喊说：‘小心这个骗子！这个地球不属于任何人。’那么多少的罪恶、谋杀和战争将得以避免。”

在这两个理想国中，反民主、反所有制、反对没有边界的城邦组织形式的思想就已经建立。在德勒兹和伽塔利（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的文章中，他们区分了两种空间策略：被政府和不动产组织起来的条状空间（Striated Space）和像沙漠里的流浪者一样的平滑空间（Smooth Space）。 占领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空间应该是平滑且开放的。准确来说，占领运动是对条状空间的抵抗，但同时条状空间又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发生的场所。

这是一个被核威胁笼罩的年代，图中看到的是经历过核爆炸后的广岛，它在最后一轮殖民战争中化为废墟。

与此同时，建筑界进行着对国际风格现代主义（International Style Modernism)的抵抗，在战后城市再发展的领域里，这样的抵抗尤其突出。

在希尔伯塞默（Hilberseimer）的垂直城市和柯布西耶对战后St-Dié的规划中可以看出，他们致力于将城市变成一个流畅的花园城市（smooth garden city）。

战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出现了，他首先开始讨论社会空间。这个叫 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的年轻人是一个飞行员，他在一战期间拍摄了很多城市的鸟瞰照片。他用帆布翅膀把自己挂在飞机后部，用一台从德国人手中缴获的莱卡相机进行拍摄。在此之后，他成为了一个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大量的高空鸟瞰来观察巴黎。

圆形监狱（Panopticon）由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环形监狱的中心，是一个瞭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对犯人却了如指掌。同时监视塔有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囚徒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监禁无所不在地潜藏进了他们的内心。在这样结构的监狱中，就是狱卒不在，由于始终感觉有一双监视的眼睛，犯人们也不会任意胡闹，他们会变得相当的守纪律，相当的自觉。

Chombart不仅拍摄了巴黎鸟瞰图，而且在其上标明了教育、商业和各种生活习惯的空间单元用途，这令人得以辨识出城市在微观上的空间组织。Chombart以一个十六岁女学生一年的活动给这种微观空间组织以说明，通过一个小尺度的空间描绘了1950年代巴黎人高度基于邻里的生活。

Trajets Pendant un an d’une jeune fille du XVIth arrondissment，Chombart, 1957

Chombart用一年的时间跟踪了一名十六岁的巴黎女学生，并将她的所有活动在图中绘制出来

这些对于邻里街区日常生活的研究对包括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内的大量情景主义者（Situationist）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讲的太深，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关于空间分割成小单元的概念将最终成为福柯所说的异托邦，这在50年代的社会学思想和情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出现了。

事实上，居伊·德波在1958年再版《情景主义国际》杂志（Situationniste Internationale）的时候，刊登了Chombart绘制的一副画，城市科学的模糊性和对城市理解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样的讨论和对话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思想家中连续不断地出现。这篇关于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的文章建立了对于都市生活的情感和心理认知，与之相对的则是被强加构成感和几何性的蠕虫般的都市生活。

居伊·德波和他的朋友们关于城市化和城市化实践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只存在于建筑平面中，而是被包含于城市生活之中，体现于人穿过街区的活动之中，比如，一个人会在巴黎分辨出属于自己的心理地理（Psycho-Geological）空间。这样一种绘制地图的方式实际上就来源于Chombart和他的朋友的“社会地图（Sociological Mapping）”。

左：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

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接下来，在我的演讲的第二部分，我想谈论两个人——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们提出了反对当时时代背景的空间理论：无论发生在监狱暴乱还是城市暴动中，他们都反对激进的对空间的重新阐释，反对激进地占领空间，反对激进地对城市空间进行挪用。

美国阿狄卡监狱在1971年发生过一场暴乱和屠杀。当时的监狱占领者拒绝接受调解，纽约州长洛克菲勒于是派遣军队进入监狱，对监狱里的犯人无差别地开火，造成了至少38人的死亡。

The Frugès project，Pessac, Le Corbusier, 1920s

左图所示的体块是所有佩萨克住宅的基本构成单元，这个住宅项目是柯布西耶模块化建筑理念的一次实践

左起：亨利·瓦隆（Henri Wallon），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2.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社会学家，其学术作品跨越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边界，在相关领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莫斯曾研究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有关魔术、牺牲和礼物交换的现象。

3.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巴特的許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

4.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布迪厄开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以及惯习、场域或位置，以及象征暴力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他的作品强调实践与体现在社会动态和世界观的建构所扮演的角色或其型态，经常处在反对普世化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立场。

在1968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逐渐从乡村研究转向城市研究的列斐伏尔将他的第一项研究贡献给了帕皮永住地（L'habitat pavillonnaire）的人们。在此之后，作为社会学教授的列斐伏尔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演讲中提到了他的城市理论。正如Lukasz Stanek 在关于列斐伏尔的著作中追溯的一样，在这时社会学家们开始和居伊·德波产生联系。这个激进的情景主义者领袖、大胆的电影制片人和批判性的左翼作家在与字母主义国际（The Letterist International）决裂之后成立了情景主义国际（Situationniste Internationale），在那里，他提出了反对现代建筑学会（CIAM）规划方案的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的理论。居伊·德波还在《情景主义国际》的第一期中刊登了Chombart的研究。

通过居伊·德波，列斐伏尔在荷兰认识了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参观了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和他正在进行的新巴比伦（New Babylon）的研究，它即将在《情景主义国际》中发表。另一个充满了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模型在六十年代被提出，这个理论触动了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同时，罗兰巴特（Rolland Barthes）和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 Fourier）的著作将列斐伏尔的注意引向了居伊·德波。

New Babylon Project, Constant Nieuwenhuys,1956-1974

作为一个艺术家，Constant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做了一个“反艺术”项目。他认为，当机械将人类从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们将再也不需要长期地待在同一个地方，被解放的人们恢复了喜爱玩乐且充满创造力的天性，艺术将不再存在，因为一切皆为艺术。人们终将回复到最初的流浪状态，在世界范围的漫游中改造环境，成为 “游戏人类”（Homo Ludens/Playing Humans）。

列斐伏尔对此项目解释说：“巴比伦，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名字。在新教徒的传统中，巴比伦是一个罪恶之城。新巴比伦以一个被诅咒的城市命名，却以其美好的特质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未来之城。”

Charles Fourier. Falansterio (graphics Victor Conviderant)

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城，是他基于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设计的和谐空间制度，用一种工农结合的组织形态造城，并为这种制度绘制了蓝图，以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为中心，生活区和工厂区各在一侧。

在那里，他写出了《城市的权利》、《城市革命》、《马克思的城市思想》等著作。《空间的生产》一书在1975年问世。当被问到为什么1968年的革命会在南特（Nanterre）发生时，列斐伏尔回答到：“看看窗外，所有的教学建筑都是以功能为基础设计出来的——教学楼、大礼堂、小功能教室、单调的大厅、管理层所在的翼楼。它们的形态学（Morphology）意义迅速变得明显，一切都成为了焦点。”这段话来自于一部名为《法国大革命中爆发的马克思主义》（The Explosion Marx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纪录片，它的原名叫做《Nanterre的大爆发》（The Eruption of Nanterre）

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电影La Chinoise (1967)中的截图，描绘了Nanterre发生的暴动的场景

左：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路障

右：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的路障

1866年，之后在巴黎公社运动中担任领导人的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在方法论上描述了如何将城市街区转变成堡垒，如何建造路障（barricades），他甚至给出了进行这些工程所需的铺路砖数量的计算方法。

对此，列斐伏尔写作了《城市的权利》和《空间的政治》（Le Droit à la ville (suivi de) Espace et politique），并在1972年将其出版。这本书探究了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将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在此之后，他出版了《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空间和社会》（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Espaces et Sociétés）和《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Henri Lefebvre，1974

列斐伏尔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1968年学生运动之父”。在这次运动之后，他集中精力研究都市化的本质和空间的生产问题，《空间的生产》是这一系列著作中的顶峰之作。他在重新界定人类认同的本质这一社会过程的背景下，寻找探讨革命行动的方式，寻找再现可能性的新形式。（大卫·哈维）

就像所有的意识形态上的术语一样，空间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实践方式，有着它自己的历史，空间的历史是由“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发展而来的。空间的发展与社会、宗教生活的相一致，这可以被称为传统空间（traditional space），与之相对的现代空间则是一种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根据从文艺复兴开始发展的视觉技术，我们对几何空间、视觉空间、权力空间和规划过的空间进行解读。现代空间是抽象的，其中所包含的不连续性、分裂性和矛盾性有一种被统一的“欲望”，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列斐伏尔非常具有洞察力。当抽象空间在现实中被构建和表现出来，它会表现为一种最简化的形式，显得破碎和片段化。由于阶级分化、快速体验和矛盾冲突，它在建筑中有一种被忽略和被遗忘的趋势。在谈论到社会空间时，空间被分为被统治的空间（space dominated）和被占用的空间（space appropriated）。在这些建筑被拆除之前，列斐伏尔谈论过其创造新的社会空间的潜力。联邦主义者不会放弃在概念性的抽象空间和现实生活的真实空间的相互关系中寻找现代性的可能。

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是对社会空间的一种统一理解。这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思想达成了一致，他关于巴尔的摩的研究以“乌托邦空间”为名。

保守派希望我们能够发展出空间的实践，不要陷入到颇具煽动性的怀旧情感中去，我们不曾经历过这些过往，而我们所了解的一切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事实。

从边沁的圆形监狱理论出发，福柯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勒杜（Ledoux）半全景（semi-panoptical）的盐场是一个完美的纪律机器（disciplinary apparatus），从一个中心点就可以照亮一切并观察到一切，这一点就成为了所有需要被知晓的信息的汇聚核心。

Description de San Marco，Michel Butor，1963

“如果空间是现今各种语言中最难以解释的隐喻方式，“福柯写道，“那么这不是因为它提供了唯一的追索，而是因为在空间中，语言的入口被展开，做出它自己的决定并且绘制出自身的形象和译本。离题、距离、中途的离散、破碎和区别（Digression, distance, the intermediary dispersion, fracture and difference）。”然后他谈到了布托尔如何用系统的空间语言将一栋石质建筑、经过复原的内部空间和媒体笔下的神圣文本联系起来。空间瞬即在物质上成为了被绘制过的建筑表面、碑文和传说、分析和描述了教堂元素的隐秘空间、评论、旅游手册、偶然相聚在一起的临近空间、文字、游览者的观后感、目光从一个转向另一个的封闭空间、碎片和对话。这些对于碑文、手稿、书籍、被剪短的磁带这样的言语空间来说，就是合适的空间。写作空间通过双重系统分配它的元素——直接去观察它或者阅读别人的描述。布托尔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将“一块文字”仅通过书页的物理边缘分割，其他的文字则以段落碎片的形式四处散布。这样的组织方式回到了摄影艺术的空间中去。这些描述不是一种复制品，而是一种解码（Deciphering），通过谨慎的努力去挖掘不同的语言，并让它们回到自然的位置上去。

Description de San Marco，Michel Butor，1963

Description de San Marco中圣马可大教堂的折页平面图

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马上回想起了纽约和伊斯坦布尔占领运动中”居民“所绘制的地图。这些地图开始在空间中描绘一系列的社会关系。

在1972年，福柯开始认真思考社会、正义和空间的关系。有趣的是，在福柯与巴黎的毛主义者谈话的时候，他谈到了审判空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成立了监狱情报团体（Le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GIP)）。

图片上可以看到走在萨特之后举着大喇叭的福柯。他们参与的是一场抗议监狱里过于恶劣的生活状况的游行。这是在他被捕之前，而在被捕之后，他写出了《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伴随着福柯对于监狱的本质属性的研究，他在1972年参观了暴乱后的阿狄卡监狱，并对其进行了建筑学视角的观察。他写道：“最震撼我的是监狱的入口。它长得就像迪士尼乐园里的假城堡，将自己伪装成中世纪的堡垒，它令身后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在入口背后的，你将会发现一台庞大的机器。”

引起福柯兴趣的正是这台“机器”，其中长长的廊道界定出特定的轨迹，经过计算使其在高效运作的同时也最容易被观察。

福柯想对激进的建筑师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要么服从于改革者的“建筑或者革命”，要么通过建立“其他空间”（other space）来尝试推翻制度空间中由来已久的权力结构。

从这个时候开始，福柯开始认真研究司法空间和审判空间。

福柯和毛主义者曾就大众司法（popular justice）进行过讨论。毛派分子认为，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大众司法就是最好的正义的最佳形式。但我认为福柯并不太接受这个观点，因为这种说法对大众司法能做什么做出了一个过于大胆的前提假设。正如福柯所说，司法公正至少应该在一个表面上中立的空间中产生，而在大众司法中，只存在着大众（mass）和敌人（enemy）。

他分析了法庭空间，并承认在恐怖时期，革命法庭表现出一种极致的残忍性。

革命法庭，1793

但是在地方法庭的空间分布中，人前后位置的安排至少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安排是什么？一张桌子。桌子两边是诉讼双方，而在桌子后面，是面向法官的第三方。他们的位置首先表明他们在两方的关系中是中立的；其次，表明判决并不是提前决定的，而是在听取了双方的质询后做出的判断，这将避免法官判决的不公正的情况，并消除对这种情况的怀疑；第三，表明他们的决定是具有权威性的。

地方法庭

这与大众司法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福柯是否认同司法系统以及法律，他都认为相较于只有大众和他们自己定义的敌人两方的大众司法，这样对参与者在空间中位置的详细描述有助于司法系统发展。同时，他也对在空间和位置中建立这种关系非常重视，这样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代表决定了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对边沁圆形监狱理论图解（Benthamism Panopticon Illustration）的空间观念。

对此，列斐伏尔对福柯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的，福柯在知识和讨论中提出了空间隐喻，但却从未表明他所指的是什么样的空间，也从未提出如何连联系理论和实践、心理和社会，如何联系哲学家的空间和真正与物质材料打交道的人的空间。

福柯最初对于异托邦的兴趣在1966年名为《关于其他空间》（Of Other Space）的广播谈话中就显现出来，这篇讲话只在法国出版过。他此时的谈话跟他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和之后出版的文章合集有很大的不同。再一次，我们可以在列斐伏尔和福柯早期的作品中看到他们的探讨过程，正是这种过程让我们开始反思我们自己对空间意识形态（spatial ideology）和空间策略（spatial politics）的探讨。

福柯说：“我们不能在任何地图上甚至天堂里找到没有编年史的历史，没有地点的国家、疆域，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场所。毫无疑问的，这些城市、大陆、星球产生于人的头脑之中，或者严格的说，产生于语言的间隙中，他们厚重的故事里，他们梦里飘渺的场所中，总的来说，产生于他们心灵的空虚之中。这就是乌托邦的迷人之处。然而我认为，在每个社会中乌托邦都有着一个具体而真实、可以在地图中标记出来的地点。这个乌托邦有着确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用日历来丈量。在这个乌托邦里，不同的社会群体甚至可以占领自己的空间，在里面生活和工作，度过忙碌而漫长的时间。”

“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并不生活在一个中性的白色的空间中，或者在一张纸上的方格里相爱然后死去。一个人是生活在一个黑暗与光明交织的，有着楼梯、孔洞、突起物、坚硬或脆弱的地区或者可穿透的地方的。这些地区里有人行道、火车和地铁；这些地区里有突然的停顿，有咖啡厅、电影院和长凳，让人感到像在家一样放松。但在这些地区里，有的地方明显的被区分出来，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这些地方注定会以某种方式被抹去、被压制或者被净化。这种对立空间一旦被局部化（localized），就成为了局部的乌托邦。”

“孩子们对此十分了解——在花园的底下，支着印第安帐篷的小阁楼，星期四下午外祖父母的大床，在这张床上，他们第一次理解了海洋，因为他们能够在被子中游泳；这张大床也是他们的天堂，他们在床上蹦跳，在床上就像在森林里躲藏，在床单里就像黑夜里的鬼魂。这是一份在爸妈回家后会被惩罚的愉悦。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事实上并不是孩子们的发明，因为孩子们不会发明任何事情，相反的，是大人们创造了孩子，他们在孩子的耳边悄声讲出他们非凡的秘密，而孩子们令人惊奇的给出了回应。成人社会早在孩子们发现自己的对立空间（counter space）前就已经很好的组织了起来，这些实际存在乌托邦就是场所之外的真实场所——花园、墓地、避难所、妓院、监狱、俱乐部、大村庄……我梦想创立一种关于这些我们所生活的神秘、具有争议性的、异乎寻常的空间的科学。我将不会把这项科学称为乌托邦，因为这个名字要留给那些真正无处安放的空间，所以，我会将这个关于绝对的其他空间的科学称为异托邦。”

然后，他提出了五六个如何辨认异托邦的原则。

斯卡拉剧院，米兰，表演进行时的场景

首先，没有哪个社会中是没有异托邦的。大多数的社会都一次又一次地镇压它，正如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铲除妓院一样，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试着去铲除墓地。通常来说，异托邦将不相容的元素集合到同一个地方去，比如：剧院里总是在一个社会中上演着另一个社会里发生的事情，电影院将三维的东西投影到二维墙面上去，博物馆和图书馆则是关于时间的异托邦。异托邦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封闭的，最基本之处在于，它可以测试其他空间。福柯把殖民地看作是一个异托邦空间，监狱、诊所和医院都是已被占领的空间。所以，在这种对异托邦的看法中，我认为福柯让我们尝试着去思考一个个体化的和特殊化的空间。同时，社会又是一个将所有人联系起来的东西。这里，我们回到了之前我给出的一个概念——占领（occupation）和公共占领（public occupation），它们和代表（representative）非常不一样的。

占领加济广场，2013

史塔西博物馆（Stasi Museum），柏林

他们在垃圾桶底下掏洞装上相机，通过鞋来辨认不同的人；堆砌在街边的原木条也被装上了相机；他们还在沐浴用的小鸟玩具里装了相机，除此之外，还有给国家安全部（Stasi）部员们用的教学相片，这些相片示范了如何从俯瞰图中认出一群明显反动的市民，如何通过姿势和他们的交谈辨认出明显在密谋的人。

这是库哈斯等人1977年在康奈尔做的关于柏林的研究，相对于福柯的古拉格群岛，这个研究被命名为绿色群岛（A Green Archipelago），它通过一系列情景主义者的邻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为对城市肌理消解的抵抗。

我们需要给占领（occupation）一词一个明晰的解释。在我们对占领的理解中，有一本德语的小书对占领提出了60条关于空间的激进本质的陈述。很多人说占领（occupation）在更多的时候应该被表达为挪用（appropriation），占领当然也有着非常相似的含义。

以上就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我在福柯和列斐伏尔以及他们的境遇中尝试理解他们的思想是否有从六十年代的关于挪用（appropriation）的实践的源流，这将让作为建筑师的我们开始理解和理论化过去两三年中占领（occupation）的实践。

谢谢大家。

Thomas More, Utopia，1516

Roland Barthes, Sade, Fourier, Loyola，1971

Louis Marin, Utopics，1984

Michel Foucault, Order of Things,1966

Of Other Space, Michel Foucault,1966

Foucault, Heterotopia, AA files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1970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1974

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1968

Mckenzie Wark, 50 Years of Recuperation of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2008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

Jacques Rancière, Short Voyages from the Land of the Peopl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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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 Ophir, Plato’s Invisible Cities: Discourse and Power in the Republic,1991

The Scenes of the Street and Other Essays, Anthony Vidler, The Monacelli Press,2011

Warped Space, Anthony Vidler, The MIT Press, 2000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Anthony Vidler, The MIT Press, 1992

Foreword by Peter Eisenman, The MIT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