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全球知识围猎计划“第一期——
12名校3年内最有影响力讲座解读系列第7篇：
耶鲁大学蒲肖依
记录Pier Vittorio Aur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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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生活/工作的区别越来越模糊的时代，如何重建住房？ Dogma为住房/工作住房提供了新的模型，并挑战传统设计和改变基础经济框架。在几个典型的住房改造项目中，Pier Vittorio Aureli阐明了个体和社区互动之间的关系，并尝试通过类型学（Typology）来发展出另外一种家庭,社会与经济相连的新型体系。
How can housing be reformulated in an age when the live/work distinction is increasingly blurred? Brussels-based architecture firm Dogma proposes new models for live/work housing,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designs and transforming underlying economic frameworks. In their housing projects, they articulate relations between solitude and communal interaction and develop alternativ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 through typological studies.
内容
除了提供庇护，房子的目标一直用于创造无摩擦同居的可能性，使得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繁殖。这就是为什么房子（House）成为家庭(Family)的主题。 “家庭”一词来自拉丁语的Familia，意味着奴役。房子于是成为了一个家庭的会众所在，他们的生命都致力于参与繁殖和维护家庭。如果在古代家庭这些受奴役的成员是妇女和奴隶，在现代，为了维持家庭仍然需要许多形式的家庭劳动，房子的奴役主体性仍存在。
大多数住房形成核心家庭的基石，上层管理者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成效并稳定人心的方式。这种状况在20世纪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状态下被带动，使家庭成为社会繁殖的基本单位。这个状态后来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一步加剧; 当20世纪80年代的福利开始大幅削减时，家庭成为所谓的免费福利的基石.然而，今天家庭经常被用作隐藏社会结构变化的意识形态。后工业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典型的重叠与家庭生活的无摩擦的家庭生活相矛盾，再次揭示了房子作为繁殖和生产合并的地方的重要性（house as a place where re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coalesce）。今天的房子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让人与混乱的生产世界断开。
当前社会的家庭特点是，一方面临时居住者（temporary dwellers），自由工作者(freelance workers)和单亲家庭(single parents)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新形式的同居形态（new form of cohabiting），另一方面是老生常谈却又让人心安的传统家庭生活。因此，目前的住房危机不仅是一种稀缺和负担能力的危机，而且是一种主体化的危机;家庭生活在当前经济中受到意识形态的支持和实际上的挑战。
因此，这场危机是呼吁一个独特的彻底改革住房的概念，拒绝家庭（和私人财产）的霸权作为唯一的生活方式。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不仅仅是临时解决方案; 他们也可以提供长期的条件，启发人们的团结感。如果住房的发展是为了容纳家庭而推动的，那么只能通过挑战住房的边界作为对房屋物质和经济方面的延展，来提出一种替代办法。住房不应被组织为自主单位，而是被设想为在共享集体空间方面组织的，平等私人空间的组合。房子不是私人财产的典型象征，而是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财产系统。这种重建住房的一种可能性是通过利用今天在欧洲主要城市遗留的大量空置的办公空间。
办公/住宅Office/Housing
办公空间改造方案， 比利时布鲁塞尔，2014
Dogma, proposa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ffice block, Brussels, Belgium, 2014.
办公空间改造方案， 比利时布鲁塞尔，2014
Dogma, proposa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ffice block, Brussels, Belgium, 2014.
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自由工作和微型公司的兴起带来了传统企业工作场所的衰落。工作的定义不再局限于朝九晚五，自由工作超越了生活和工作之间的传统分隔。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办公空间越来越通过日常家具和功能，如客厅和大厨房，来隐藏后福特生产模式（post-Fordist production）下的工作狂精神。然而讽刺的是，工作的居家化（domesticization of the work place）伴随着工作的预置化(precarization of work)。更多的，工作不再被工资制度所限定，更多地是通过奴役 - 无偿劳动的活动，其中典型的就是家庭职责，例如以护理，情感和管理为主的生产模式。将办公室变成住房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可能只是进一步确立工作家庭化（domesticization of work）的趋势。为了避免这种意识形态陷阱，办公空间向住房的转变不应被视为一种家居化的形式，而应被视为空间作为住宅而致力于生产的一种可能。因此我们不应该拒绝普适性的办公室空间排布，而是将其作为合适住宅的模板。
在建筑方面，办公室空间排布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建筑布局。通常被设计为无障碍空间，将垂直支撑、垂直循环和集群服务空间最小化，这样的办公室平面可以轻易地适应任何使用方式和工种。在“典型空间”（Typical Plan）一文中，库哈斯(Rem Koolhaas)赞许了传统办公空间作“剥离了所有的唯一性和特异性的痕迹” （ “stripped of all traces of uniqueness and specificity.”）。“典型空间”揭示了一个激进而抽象的概念，即指引人进步的关键是潜在的生产力。马克思没有把工作(Work)与劳动（Labor）区分开来。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与整个人类主体性相关：劳动是心理和身体能力的总和。为此，将办公室转变为住房，不仅是对一直被忽略的建筑类型的再利用，而且是一种将实体空间赋予现代性劳动特质的形式；其中工作，家庭劳动，社会化，休息和交换被理解为不再是单独的领域，而是作为同一生产流的一部分。 （”… work, domestic labor, socialization, rest, and exchange are understood no longer as separate spheres but as part of the same productive stream.”）
重新利用住宅空间的办公空间的方式很多样，在公寓建筑中，承重结构通常与单独房间的墙壁相结合，而在办公楼中，承重结构通常独立分隔空间。因此在办公楼内更容易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组织更灵活的集体和共同生活方式。虽然许多城市认为传统办公楼价值的巨大损失是一个经济问题，但这种损失恰恰是合作社和社区以低价获得大量空间的机会。
集合与个体 Collective/Individual
办公空间改造方案， 比利时布鲁塞尔，2014
Dogma, proposa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ffice block, Brussels, Belgium, 2014.
由于布鲁塞尔作为一个行政和政治中心的角色，2000年当比利时首都成为欧洲联盟的首都时，该市的办公大楼的面积在过去30年大幅增加。到今天，这些办公楼大部分是空置的。这场危机尤其彰显在城市的两个部分：Quartier Léopold，在内环路东部，几乎所有主要的欧盟行政大楼和相关组织位于这里；另一处是和Zaventem国际机场的办公区公园。我们建议将这两个地点转变为生活/工作空间（Live/Work Spaces）。这些干预措施应被理解为试点项目，可以根据三个具体标准在不同背景下实现。
第一个标准是新房屋按照工会或合作社典型的原则组织起来;居民将参与集体所有制结构（a collective ownership structure）。这个住房将从商业房地产市场撤出; 工会通过确保住房仍然是公共财产防止商业性收购，并且在原始租户迁出的情况下租金保持稳定。
Tower and Plinth. Proposal for affordable housing in the Merihaka district, Helsinki, 2014. View from the waterfront.
第二个标准是围绕两种空间条件来组织住房(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ousing)：单独(Being Alone)和集体的(Being Together)的。个人空间被最小化，使一个人可以舒适地生活，集体空间涵盖了通常被局促地挤进公寓内的功能。如此，家庭劳动的开放和集体共享，使得作为个人的负担大大减少。
紧凑的个体生活空间
Left: Frame(s). Proposal for 44 social housing units, Westerlo, 2012.
Right: Living/Working: Bartleby’s room. Ongoing research project
第三个标准是重新思考建筑和装修的材料(rethink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finishings)，这对住房成本有巨大的影响。应用当代工业建筑的典型材料大大降低了建筑成本，同时通过摆脱多余的细节来提高空间的质量。目标是保持办公空间的零度架构。此外，工业材料和解决方案（如混凝土地板，木制隔板和铝框架）更易于清洁和维护，从而减少维护所需的工作量。
为Hilberseimer的芝加哥Marquette 公园改造而设计的家具墙
After Hilberseimer. Proposa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lberseimer’s Marquette Park, Chicago, 2014. Inhabitable wall.
利奥伯德区项目 Quartier Léopold 
办公空间改造方案， 比利时布鲁塞尔，2014
Dogma, typical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ffice block, Brussels, Belgium, 2014.
办公空间改造方案， 比利时布鲁塞尔，2014
Dogma, typical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ffice block, Brussels, Belgium, 2014.
在Quartier Léopold方案中，我们的建议首先是对现有办公楼的空间和管理条件进行调研。我们建议以分子方式（molecular  way）进行干预，一栋一栋建筑来处理，优先考虑那些长期空置而市场价很低的办公楼。拆除所有非承重墙后，“居住墙” （inhabitable walls）插入办公楼的每层。这些墙壁包含所有标准服务：存储，浴室和床檐。可居住的墙壁将地板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更私人的领域，致力于生活活动（living activities），一个更集体的领域，致力于社会和集体活动(social and collective activities)。在中间，每个居住的墙作为厚墙体(pochè)空间，并支持居民的需要。最终，更多私密的墙壁可以打开由居民共享。房屋不是一系列刚性分隔的空间，而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开放与私密的空间，由居民自己商议。
在城市尺度（Urban Scale）上，这种干预解决了整个邻里区块的转变。内部庭院从占据了这个空间的区域完全解放，并被转变成一个内部集体空间，可从周围的街道通过四个入口（每边一个）进入。通过沿着内部高度添加轻质钢结构，每个楼层有可设置连续的阳台系统，成为可适应的聚会地点。在每个街区内，小的和老旧的建筑物被拆毁，并被细窄的高塔所取代。这些塔楼在一层提供大型存储空间，并在较高楼层设置密集的临时居住单元系统。
闲置办公楼街区改造为廉租公寓的方案，赫尔辛基（左：底层办公空间 右：上层居住空间）
Tower and Plinth. Proposal for affordable housing in the Merihaka district, Helsinki, 2014. Plan of the working space of one block.
闲置办公楼街区改造为廉租公寓的方案，赫尔辛基 （效果图）
办公园区Office Parks
在转变位于布鲁塞尔郊区和比利时其他主要城市的办公园区的情况下，我们的建议呼应了2030年弗兰德省将新增30万个新房屋的预测。鉴于该地区已经大量城市化，办公园区提供了致密化（densification）的可能性。我们提出了一系列行动，而不是单一的项目，从单个办公楼的改造到整个园区的改造，在现有办公楼之间建造新的住房单元。
办公园区可以被认为是最象征性的“牧区资本主义”（pastoral capitalism），试图掩盖劳动的压力而创造的绿色景观形象。虽然办公园区被认为是战后美国郊区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场所，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介绍进欧洲后并没获得同样的成功。欧洲的办公园区通常由开发商作为可租赁空间发起，而不是由公司自己开发。租户的频繁更替使欧洲办公园区成为最为一般性的工作场所（generic workplace）。通常位于城市郊区，他们总是与主要的基础设施相连。正是这些工作场所的通用特性使其可变（transformable）。在一个单一建筑物的情况下，我们建议首先拆除非承重墙和立面。一旦建筑物被剥离了其正面和隔墙，围绕建筑物增加了环状流线（circulation ring），在其上可附接可居住的单元。这样，办公楼的内部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自由组织。
办公园区改造方案，比利时布鲁塞尔，2015
Dogma, proposa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ffice park, Brussels, Belgium, 2015.
办公园区改造方案，比利时赛文特姆，2015
Dogma,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ffice park in Zaventem, Belgium, 2015.
办公园区中的丰富空间可以使物质形式的生产受益，通常这些生产需要相当的空间，很难在城市中心的密集结构中获得。因此，房屋可以沿着周边或在办公园区内的公园里建造，这些公园通常由未被充分利用的停车场组成。这些房子可由灵活的房间组成，可以合并成更大的单位或保持独立的单元格（independent cells）。这些房间不再是“家庭空间” (domestic spaces)，而是一般性的居住空间，可以用作房子或工作场所。 “平等房间” 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al rooms”）最终可以连接起来形成更大的单位，来抵消家庭空间的功能和性别差异性，使住房适应家庭以外的生活形式。为此，我们的目标是一个非类型的住房系统（non-typological housing system），其中空间减少到最简单的房间，而服务被包含在墙壁内。
办公公园改造为住宅工作空间： “介入”
Transformation of office parks into living and working spaces: Interventions
办公公园改造为住宅工作空间： “场地安置”
Transformation of office parks into living and working spaces: Field Settlement
办公公园改造为住宅工作空间： “边角安置”
Transformation of office parks into living and working spaces: Edge Settlement
办公公园改造为住宅工作空间： “联合公寓”
Transformation of office parks into living and working spaces: Co-op Rooms
办公公园改造为住宅工作空间： “公共空间”
Transformation of office parks into living and working spaces: View of the collective space
办公公园改造为住宅工作空间： “住宅”
Transformation of office parks into living and working spaces: Housing
总结
我们尝试将形式赋予新的家庭生活空间，延展现代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结合的趋势。这些项目不作为一个临时解决方案，这些项目挑战了以传统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作为是永久性住房唯一参考的体系。我们对微型公寓（micro-apartment）这类居住空间保持批判的态度，它倾向于将传统公寓单元小型化的结构，并带来非常高的成本。同时如启动孵化器（start-up incubator）这种办公空间，在花哨的表面氛围下仍是传统租用式办公空间的形态。而我们的目标则是从房地产的逻辑中抽离，创造一种空间，使得居民能够自行决定每一天如何在其中生活和工作。
这些替代形式的生活需要空间条件，使得共同生活作为一个永久和理想的条件，而不是临时解决方案。同时通过可识别的建筑形式来定义“政治可见性”（“political visibility” ）。然而，提出“生活”（Living）和“工作”(Work)可以在同一空间展开的类型学有一定的风险。这种情况表示劳动是人类存在的全部，人的命运是创造生产力，而时间和空间都围绕着这个 主题。
然而，不分离生产（Production）和繁殖（Reproduction）的空间不仅使生产中的繁殖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但也允许居民以一种方式重组生产和繁殖，来节约他们的时间。以建筑空间的共享来尽量减少家庭劳动负担，包括以合作和协助为基础的工作活动，例如共享清洁，烹饪，儿童保育等。以此来反击家庭空间的碎片化和将其分化为“家庭房屋” （family houses）的趋势。
此外，在同一空间生活和工作意味着大大减少通勤时间，并允许居民更容易地限制工作的时间，来投入生产和繁殖以外的活动。最重要的是，试图将生活和工作的空间重新组合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空间上允许共享和团结（sharing and solidarity），这可能会违背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逻辑，即将住房视为生命繁殖的“自然”场所。超越核心家庭生活习性的开放家庭，这意味着挑战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居住习惯，同时也将家庭再生产(reproduction)涵盖在了政治讨论中。
由此带来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能让所有人共同分享家庭劳动，从将个人的负担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挑战并超越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限定性生活方式？这些问题不能由建筑学单独回答。然而，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框架，我们的项目旨在将家庭空间重新政治化为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其中不同形式的生活将不再由孤立的个体家庭组成，而是可以公开面对，讨论和重组（ “different forms of life are no longer enclosed by the individual home but can be openly confronted, discussed and reorganized”）。
Reference:
Pier Vittorio Aureli, Martino Tattara. “Production/Reproduction: Housing beyond the Family”, No. 41 / Family Planning,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Pier Vittorio Aureli, 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Architecture, The MIT Press, 2011.
Rem Koolhaas, “Typical Plan,” in S,M,L,XL, O.M.A., Rem Koolhaas, and Bruce Mau (New York: Monacelli Press, 1995), 335
作者介绍


蒲肖依，为耶鲁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本科毕业于麦吉尔大学，曾于2009-2010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交换，现在纽约工作。曾在多家国际著名建筑事务所研习，包括KPF、Kengo Kuma，Pei Partnership等，获得过包括AISC等建筑竞赛奖项，并有多篇中英文建筑评论见诸报章。《建筑里的中国》一书是作者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实地踏访窑洞、土楼、苗族吊脚楼、徽派民居、山西大院、北京四合院等中国传统民居后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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