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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理论或观点成为传统智慧后，几乎可以肯定它已经错了。因为理论中原有的条件、假设等必要细节早已在传播中遗失殆尽。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近期接受了瞬变谈供职的某美国经济智库的采访。访谈中他谈及经济学教育、主流经济学之过、传统智慧的陷阱（perils of conventional wisdom）等多个话题，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贴近现实、贴近社会、关注当代问题的重要性。
访谈视频Youtube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3hcOaay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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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还有人改变经济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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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一直以来都在同传统智慧做抗争。
当”世界是平的“大行其道时，他质问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否已经过了头（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
当跨境资本自由流通呼声高涨时，他认为资本全球化可能弊大于利（Why di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disappoint?）
当同行们把“看不见的手”捧得过高时，他思考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The natur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s that they complement market forces）。
近期，罗德里克和另外十几位知名经济学家共同成立了”
求索共同繁荣的经济学家(Economists for Inclusive Prosperity)
“，而此倡议的初衷之一，就是让全社会听到经济学家群体中更全面、更多元、以及和政策问题更紧密的观点。

社会各界把经济学界通常看作一个唯
效率
和
增长独尊
的群体，而其实诸如
包容
、
公平
、
机遇
等价值也是经济学长期以来关注的对象。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当代年轻学者——在公共财政、劳动市场、产业经济、环境经济等方面正做着全新的研究。与效率至上不同，他们中有的更关心市场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或是经济发展中的分配问题。

由于经济学内部的结构、职业路径和激励机制，经济学界对外的话语权几乎
被一小部分资历较深的学者垄断了
。这便使得外界往往只能看到经济学众多观点的冰山一角，其多样性、复杂性都被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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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变谈将“
求索共同繁荣的经济学家
”中的几篇政策简报总结如下：

|改进银行系统(Anat Admati)：金融危机10年之后，金融系统依然充满激励机制问题。银行系统比起其它产业或许并没有那么特殊，过少的资本金和过高的杠杆都让银行存在挤兑风险，而当银行面临兑付问题和破产风险时，出手相助的往往是政府和纳税人。高资本金、低负债（以及隐形补贴）、高透明度、简化和清晰报表都在改革银行的政策选择之列。
|扩充政府职能(Sandra Black, Jesse Rothstein)：公共部门在当前经济中有必要扩充职能，政府尤其需要在社会保障和教育投入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婴幼抚养、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投入产出很大，而服务提供不足或成本过高，这又关系到人的发展和全民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范畴需要重新思考，除财产保险以外，失业、老年、疾病等都需要在质量、成本和覆盖范围中得到改善。
|增强薪酬体系(Arindrajit Dube)：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中产阶级薪资今年增长缓慢或停滞不前，这一方面反映了薪酬趋势与劳动生产力趋势在70年代的脱节，另一方面，高薪人士和其它劳动者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劳动报酬GDP占比稳步下降的背景下，突破最低工资的禁锢，更大范围讨论各个行业合理工资的标准，有助于让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
|改革民主政治(Ethan Kaplan)：这一简报主要针对美国选民投票率低下的现状，并提出改进美国选举过程、选区划分、以及竞选资金贡献的规章和法律。
|迎接技术变革(Anton Korinek)：本轮技术变化方兴未艾，但能够预见的是，在传统经济体中最脆弱的劳动群体很可能在新经济中进一步遭受打击。技术进步能做大经济的饼，但人类社会的轨迹不会由技术的趋势决定，经济模式、公共政策、分配模式等都在当前由“旧经济”到“新经济”的转型时期担负重要责任。
|审视金融职能(Atif Mian)：自80年代起，“信贷”开始充斥各国经济，而这种债务的暴增、和依赖债务维持需求的手段都是不可持续的。税收政策、银行监管、宏观审慎政策等途径在改变这种情形中有施展的空间。金融系统和借款人更好的风险分担、对信贷合约的改进、以及对信贷周期、经济周期和宏观风险之间相互关联的认识，都是优化金融系统、降低系统风险、让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所必需的。
|保障劳工权益(Suresh Naidu)：很多学者认为劳动工会的衰落对薪酬停滞负有责任，由于工会的衰落，劳动者在薪酬谈判中的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得不到有效解决。而除了工会本身，利用经济学考虑降低解决集体行动的成本，对劳动法、竞争法、合同法、和最低工资制定都有指导意义。
|构建包容全球化(Dani Rodrik)：丹尼·罗德里克也许是现代经济全球化讨论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出发（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民主政治三者很难相容），让超级全球化给国家政策让路、让自由贸易给公平贸易让路、让跨国公司股东给工人权益让路是他对改革全球化倡议的几个指导。（详见瞬变谈文章：世界经济中的“七宗罪”）
|防治跨国企业避税(Gabriel Zucman)：40%的跨国公司利润为了避税目的被人为转移到了避税天堂，防止跨国企业避税，也许是回报最高的一项改革议程。祖克曼通过近年来对此问题孤注一掷的钻研，总结了企业避税的手段，提出了包括按各国销售比推断企业应纳税基准的方法。（详见瞬变谈文章：跨国企业避税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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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德里克看来，经济学教育、尤其是经济学入门教育，跟当代经济学现状相比明显是落后的（详见教了14年，曼昆要走了）。
当代经济学的发展目前有几个趋势：更加注重实证、更加贴近政策、更加关注制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比起闭门建模，更多学者开始观察和分析真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而经济学课本却依然充满了歌颂市场、假设主体的理性决策的声音，学生们没能接触到经济学的全部。
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难点恰恰在于展现经济分析的用途和魅力，同时避免灌输诸如经济学能够给每个现实问题提供唯一而有效解决方案的观点（详见一本别出心裁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罗德里克强调道，教师们完全可以将经济问题描述为整个经济体
协调
和
合作
的问题，而非把所有问题下放给市场来解决。
市场是实现社会合作的一种方式，但远远不是唯一或万灵的方式
。认识哪些问题市场解决得好、而哪些问题市场解决不好，恰是掌握经济学的另一层境界。

更进一步，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市场也仅仅是
解决问题
的一种方式，它并不能回答社会要
解决哪些问题
、或要
追求何种目标
。社会目标取决于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公民们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显然，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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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提到，他卓尔不群的研究生涯的能量源泉之一是他的背景。很多经济学家在进入学界之前接受的是数学、物理或工程学教育，而罗德里克所受的比较政治和历史的影响则让他认识了经济学中忽视的问题——社会价值、市场运行所需的秩序、制定这些秩序的程序、政治体制、权力分配等等。
他承认道，这些年来支持他不断推陈出新的一股力量，正是同传统智慧进行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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