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盛大的跨年错位

昨晚看了毕赣导演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票价75元。我所在的影厅三分之一满，全程有三个人中途退场，剩下的观众一直看到字幕起。对于这部电影，我个人评价不高，觉得远远不如当年的《路边野餐》。

出来看到网上的汹涌骂声，以及各种精巧的段子，我能够理解，但并不赞同。《地球最后的夜晚》远非一句“烂片”所能概括，如此义愤填膺地痛批浪潮，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错位---一群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看了一部他们原本会避开的电影。

我自己当年看过《路边野餐》，内心中自然不会受到任何营销策略的影响，也就根本不会相信《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爱情电影，更不会相信它适合在新年夜观赏并且在灯光亮起的时候给身边人一个吻。毕赣导演反反复复构造出来的“凯里宇宙”和爱情关系并不大，起码爱情不是主要因素。在他的作品里，角色总是迷失在凯里的浓绿之中，永远都在这种浓绿中找寻着点什么，当然，背景音永远是贵州话的诗朗诵。

如果是像我一样，怀着去看“凯里宇宙”的预期走进电影院，那么《地球最后的夜晚》并不会让我觉得昏昏欲睡，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看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因为我要去的就是凯里。如果我的想法是用这部电影给跨年接吻一个理由，那么银幕上的汤唯和黄觉都亲得磕磕绊绊，灯光亮起的时候人只能是尴尬地在座位里缩成一小团，满心想去买一个苹果连核一起嚼下去试试。

我要去的就是凯里。《路边野餐》里给了我一辆绿皮火车，一路晃晃荡荡，叮呤咣啷，进入绿色的迷雾；《地球最后的夜晚》不同，它给了我一辆子弹头高速列车，然后把车厢的内饰全部拆掉，伪装成绿皮火车的破败样子，一群人在车厢外摇车子，坐在车厢里的我就忍不住地发笑。就像是在电影院里听到那句贵州方言画外音：等我想起来的时候苹果都已经烂了，我在苹果下面找到了一把枪，从此，我就特别喜欢危险的东西---当时我在电影院里笑得整排座椅都在震颤，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过那么做作的台词。我觉得时光在那一刻都全然错位了，我坐错了火车。

我也不喜欢《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3D长镜头。毫无必要，缺乏调度的长镜头和摄影机忘记关机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对焦。从矿洞里的手持摄像机，到公路上的车载摄像机，再到溜索上的无人机摄像机，长镜头并没有讲述更多的内容，也没有给出更多的情绪。作为一名云南山民，我对溜索有一种迷恋。在夜色中乘坐吊索，穿过黑暗，穿过林梢，向着一片灯火落下，那应该有一种失重感，有一种在夜空中的悬浮感。一切都仿佛并不存在，连同风和声音，甚至包括溜索本身都消失不见。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自己在漂浮，在不知方向地漂浮。电影里没有这种东西，只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长镜头，让你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到的长镜头。在这部电影里，长镜头才是真正突兀的东西，它本不应该出现。

在《路边野餐》的时代，所有演员都是凯里本地人，他们的存在为粗糙的影像带来了一种真实的生活质感，使得找寻成为找寻，使得梦幻成其为梦幻。当片中的女医生用云南北部口音交代主人公去找一个“吹芦笙的苗子”的时候，一句话就能让岁月流传，交代清楚了那些年少轻狂时代里的对歌和痛饮，那些热切许下又轻易背弃的诺言。《地球最后的夜晚》里来了一群外地人，张艾嘉、黄觉、汤唯，一望而知不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人。以至于全片最动人的还是导演的老姑父，他扮演的恶棍身穿白衣白裤，头戴白色洋帽，叼着烟卷高歌一曲《坚强的理由》，成为了全片中我个人最欣赏的一段。凯里是一条河，老姑父就是河里的一条鱼。无论是穿着花衬衣站在街边唱《小茉莉》，还是白衣白裤手持麦克风唱《坚强的理由》，他有种本地人对本地的格格不入，于是身上总能带着奇异破碎的孤独感。但是，他并不是主演。

拥有了如此之多的错位之后，所有那些貌似精巧的镜头都变得黯然无光。哪怕是水面的倒影里清清楚楚显现出的钟表表盘，哪怕是经典的接吻体位之后接上的水草倒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全然失去了控制，相当过火的的电影。哪怕这部片子做得非常工整，前半段的所有线索在后半段的梦境中都能做到一一对应，也依然让人觉得全片的刻奇感快要溢出银幕，就像是结尾那根毫无节制的花火。

所以，这里并不存在觉得不好看就是不懂欣赏的问题。我能够欣赏，但是觉得一切都错了位，所以我觉得并不好看。最后，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汤唯自始至终都没有一场好的吻戏。有评论家告诉我说，这部电影本身就不需要表达性欲。而我的回答是：如果在银幕上都不能看到痛痛快快吻一次汤唯，那我还要性欲干什么？

题图来自：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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