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刊丨从民族传统到中国现代——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北京建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一批重大工程，要求它们在1959年10月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这一批重点工程就是后来的“十大建筑”。

所谓“十大建筑”不是官方概念，只是人们口口相传的结果，这版“十大”也没有经过任何评选，因为在有限的国力下，为即将到来的十周年国庆上马的大致也只有这些工程。

北京工人体育场

北京火车站

民族饭店

华侨大厦

钓鱼台国宾馆

人民大会堂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

农业展览馆

民族文化宫

对于建筑样式，经过建国初反功能主义、形式主义等批判，尤其是1954-1955年的反“复古主义”运动后，建筑师普遍感到左右为难且思想包袱重，建筑界显得空气沉闷。

针对这一情况，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点明国庆工程的美观标准是要突出我国的民族特点；对于要不要再次使用大屋顶的问题，万里明确指出“如果在天安门前面搞几个永久性的反映民族特点的东西，可以搞几个，只是几个。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不用大屋顶就更好，如果没有其他东西，只有大屋顶、琉璃瓦才行，那就也可以用”。

这样，就确定了国庆工程的建设方针，即允许设计人员采用较高的设计标准以及大屋顶的建筑样式。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出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农业展览馆等作品。

但民族文化宫与其他临时决定的国庆工程不同，早已于1958年3月定案，其建筑样式和细部装饰与同时设计和兴建的合作总社大楼(民族文化宫东邻，亦为张镈设计)的截然不同。据传是周恩来亲自拍板确定了使用大屋顶和琉璃瓦的形制，因此对中央最后形成国庆工程的建设方针也起到促成作用。这是民族文化宫尚未得到关注的另一历史贡献。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与西欧的单一民族国家不同，我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但我国的民族理论，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我国由56个民族组成”等常识，则是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这些研究不仅是我国制定民族政策的决策依据，同时也反映出新中国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进程。美国学者穆兰尼的公式“55+1=1”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中国民族学学术史的研究说明，民族问题的内涵绝不仅仅只是唱歌、跳舞和奇装异服，而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权如何进行多民族国家建构，即确保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并高效地利用边疆资源的一系列政策的拟定与贯彻实施。

我国的民族政策既有别于国民党政权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模式，而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承认各民族的地位、倡导民族平等团结，并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1950-1954年在中央领导下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石。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已对民族识别的缘由、理论依据和进程做过总结，外国学者近来也从民族关系和国家与地方关系等角度开展研究。民族识别工作的结果，国务院在1956年公布了我国共有51个少数民族，后来增加至55个少数民族。“通过科学研究确定民族数字，这是我国的创举。”

民族文化宫首层门厅的浮雕。“四幅六米多长，二米多宽的汉白玉浮雕，雕塑着在我国和平、友爱、团结的大家庭里，过着幸顾福满生活的各族人民的形象。”

来源：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 1959/10: 4.

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第六部分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周恩来据此于1957年8月在青岛举行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对民族政策的4个原则进行了具体说明，其中加强民族间的交流被提到重要位置。

在这种形势下，在首都兴建一座民族文化宫，“来体现我国各民族的伟大团结和飞跃发展，同时作为各族人民进行文化交流和其它交往活动的场所”，并向全国和全世界呈现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成果，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几经选址变动和方案修订后，民族文化宫的修建最终在1958年9月被纳入国庆工程。

民族宫方案的形成与演进

1957年在《民族文化宫初步方案说明》中已明确指出该建筑“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和亚非国家外宾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同时担负着“介绍国内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情况，向广大人民进行民族政策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以及进行有关国内各民族文化、风俗等科学研究的使命。这说明这一工程的兴建自始就被赋予了强烈而明确的政治意义，意在通过物质空间对国家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行转译和传达。

有关民族文化宫最后方案的形成和选择，张镈在“民族文化宫的设计构思”一文中提到“国务院于1958年初发出严禁兴建‘楼堂馆所’的通知。民族宫的方案送请郑天翔书记审阅时，我宁愿割爱舍弃16号方案，而推荐经过一再压缩的15号方案。”可见，张镈本人是更钟爱“完全从民委的基本要求出发”的第16号方案，但“由于用地大、面积大、投资重，国家经济尚不充裕，超前提高标准不当，才犹豫不决，不敢坚持己见”。最后在1958年3月上报国务院，将修改后的15号方案确定为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的首层平面图(局部)

来源：北京市城建档案馆.

民族文化宫的实施方案东西长185.78m，南北纵深105m，全部建筑面积30,770m2。中间部分为重檐琉璃瓦屋顶的塔楼，两翼为三、四层的混合结构。塔楼的底层是中央大厅，塔楼内各层为陈列厅，“十层到最高的十三层是了望亭、塔楼，和北海的白塔一样高。站在了望亭上，可以俯瞰首都全部景色。”塔楼后面是两层建筑：一层是综合性展览大厅；二层是一个可藏书60万册，附有大阅览室和资料室的图书馆。塔楼两侧是三层建筑，主要是展览厅。

民族文化宫主楼顶层眺望天安门广场

来源：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 1959/10: 3.

设计方案确定后，1958年4月就“开始挖土，当时设计只是提出了基础图。6-7月因材料和劳动力以及设计变更的影响，工程若断若续”，直至当年国庆之后技术设计方案才确定，陆续提出基础以上的施工图，工地始正式开始准备上部结构的施工，10月3日重新动工。

由于9月间该项目已被确定为国庆十大工程之一，“在短期内完成这项大面积、高层而复杂的工程，不组织快速施工是难以实现的”。在中央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号召下，由工地领导向职工交待民族宫这样政治性高层建筑进行快速施工的重要意义，“经过领导、干部和工人三结合讨论后，确定以主要力量首先加速中央塔楼部分高层结构施工进度的部署方案”，决定赶在12月冬季施工前完成全部主体结构。

图10 民族文化宫塔楼(三段工地)4、6、8层结构平面图

来源：民族文化宫施工方案和情况介绍.北京市档案馆. 125-1-1311.

图11 民族文化宫塔楼剖面图

来源：北京市城建档案馆.

民族文化宫塔楼(三段工地)模板大样

来源：民族文化宫施工方案和情况介绍.北京市档案馆. 125-1-1311.

民族文化宫主楼顶层琉璃瓦飞檐上的和平鸽照片

来源：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 1959/10: 3.

民族文化宫主楼宝顶琉璃瓦和斜脊琉璃瓦(和平鸽)大样

来源：民族文化宫施工方案和情况介绍.北京市档案馆. 125-1-1311.

在生产安排上，在总结前期施工经验后，从之前齐头并进到将建筑平面分成6段，“集中我优势兵力进行重点突击（中央三段）”，俟后再采取连续支模突击后备段，这一部署“不仅对总工期无影响而且有利于加强管理。”此外，在冬季施工的措施上，“主体结构的砼工程采取以保温蓄热为主，砖墙砌体以冻结法为主，在室内工程以局部送暖，室外则采取在砂浆内掺氯盐降低冰点。”

这一工程由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负责施工，并动员了全国18个省、市的759名建筑安装工人参加，至1958年8月底基本竣工，交付民委布置家具和展览。

建造民族饭店

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是两个位置临近、用途不同，但又有一定联系的独立建筑。1956年民委会曾提请国务院审查建造民族饭店23,800m2的计划并经国务院批准。1957年8月国务院审核民族文化宫建设方案时，又批示“民族饭店暂时不建，今后如果北京市需要增加饭店的时候，可以商得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同意后，优先建造民族饭店”。但在进行民族文化宫设计时仍考虑了将来续建民族饭店的可能，如1957年张镈在第15号方案中就曾说明“民族饭店在文化宫西侧”。

为国庆十周年庆典需要兴建一批宾馆建筑，选定在现址建设“长安大饭店”，因其“紧靠民族文化宫，又要接待全国的少数民族代表”，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改称民族饭店。因此现存档案中，这两个名称交替出现。民族饭店在国庆工程中开工最晚，但施工速度最快，开创了我国大型预制装配式结构机械化施工的先河，“不仅反映了祖国建国十年来建筑事业的光辉成就，而且再一次说明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正确以及对少数民族无微不至的关怀。”

装配式结构施工现场

来源：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大跃进摄影集.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8年.

设计方案的形成与特点

民族饭店专为招待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和亚非各国友人在京参加政治集会和专业性会议而建设，是当时首都设备最齐全的大型旅馆之一，可同时住1200名客人。它的建筑设计负责人同样是张镈，但不像民族文化宫那样在他的自传里独占一章，而是基本未着点墨。

实际上，民族饭店的设计与民族文化宫一样很早就开始酝酿，前后也做了多达14个，直到1958年10月初才确定设计方案。民族饭店总建筑面积34,145.84m2，较民族文化宫还多出4,000m2。首层与二层安排公共用房，如门厅、中、西餐厅和清真餐厅及文娱办公用房等，三层及以上布置客房共597间。张镈在“民族饭店简史”一文中对这项工程的设计标准及选址规模确定等过程论述已详。

民族饭店客房内景

来源：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十年. 北京: 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 1960.

建筑基址因面临城市主干道西长安街，且用地北面的民委礼堂和仓库等建筑要求不能拆除，故基地面积仅8,600m2。“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既要考虑使用上的朝向、通风等问题，又要配合周围环境及干道关系，故高层体形采用了‘F’字形，使建筑物主体基本临街，且主面向南”。但这种平面形制也对之后的施工造成不便。

民族饭店总平面图

来源：北京市城建档案馆.

民族饭店首层平面图

来源：北京建筑设计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建筑志设计资料汇编(下). 1994: 665.

整幢建筑因需快速施工，体型整体比较单纯，但立面造型是重点考虑的内容。张镈在这处建筑上进行了有别于民族文化宫那样大屋顶式的探索。即根据框架结构的特点，“用空心砖墙将柱子镶起，室内见平，使楼板层及柱子露在外面，横竖相映”，在大片墙面上微微凸出横竖交错的线条。除外凸的线条建筑外，全部外立面施用淡黄色面砖，底层为花岗岩饰面，上部围饰粗壮的束腰线，二层平台出挑，水平向饰以民族装饰纹样的勾片栏杆。此外，局部重点布置突出其居住性格的阳台，使立面活跃起来。门头是重点装饰的部位，建筑师与中央工艺美院教师合作设计了8幅镂空花饰，取自中国古典园林的花窗形象，但表现的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化科学等内容。“这样简单明快，真实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的立面基本形成了”。在探索新结构与民族形式的结合方面，民族饭店是成功的先例。

民族饭店门厅的镂空花饰图纸

来源：北京市城建档案馆

早在30年代南京的官厅建筑中，就出现过以国史陈列馆和外交部大楼为代表的两种体现“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承其余绪，张镈在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的工程中，分别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探索传统元素的现代表达，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施工方案的确定及施工过程的得失检讨

民族饭店建筑方案确定时距1959年国庆已不足一年，但技术方案仍在反复讨论。为满足抗震要求和简化结构，负责结构设计的胡庆昌(同时负责民族文化宫的结构设计)早已制定基础和一、二层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但上部结构是搞预制安装，还是现浇砼方案，久未确定，于二月末方确定上部结构搞装配化施工”。这是鉴于工期紧迫和施工场地狭小而做的决定。此后，在边设计、边生产的情况下，于1959年4月开始吊装预制构件。

民族饭店地面以上共12层，总高47.85m，设计要求考虑7级抗震，是我国第一次采用高层装配式框架结构的建筑。高层建筑采用装配式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但“在我国现有装备和技术条件下能否在快速施工的同时保证工程质量，还存在着争论意见”，也正因为如此，技术方案才迟迟未定。

实际上，50年代中期北京的一批建筑师如华揽洪等就已经开始尝试用混凝土预制构件进行实验创作，钟森则一直在倡导和推广混凝土预制厂的建设和工程应用，并曾带队到东欧和苏联就此课题进行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且参加了民族饭店成立技术委员会参与讨论构件生产、吊装和施工组织等方案。

一俟技术方案确定，从4月中旬开始吊装构件，“平均每三个工作天可吊装一层”。但在吊至6层时，起重机要进行搭接停工了10天，经过紧张施工，终于在5月下旬框架结构吊装完毕，实际吊装时间仅31个工作日。此后装修工程相继插入组成立体交叉作业，于10月初按期交付使用。除施工速度大大加快外，与常规施工相比，采用仅占用施工场地一项就缩减了2倍多，减少了对城市交通、市民生活的干扰。

为保证工程进度，由市委协调组织了设计院、建筑工程管理局、科学院、施工单位、清华大学、苏联专家和交通部门等进行联合领导，保证了全部装配的构件800多种6697件在构件厂预制并达到质量要求，通过交通部门的调度运输，“随到随吊”，尽量不占用有限的工地面积。为了提高效率，施工前编制了工艺卡，除规定了吊装的流水方向、分层、分塔吊的吊装顺序等流程外，还对构件进行编号管理，并设置了若干中转仓库对构件进行校正和编号；在吊装施工时，“各层吊装顺序尽可能不变，以便工人容易掌握和熟练吊装技术”，从各方面保证了施工的效率。

工地由于位处城市中心，地面狭窄，同时“F”形平面虽对功能布置有利，但施工上不利于塔吊等机械的布置，内转角处十分狭窄，塔吊“因弯道半径不够不能环绕建筑转弯，……不能发挥其效能，而且运输吊装都十分困难。”因此在此项目中，一共调用了7台塔吊进行施工，但部分11层和12层因同样缘故也采取现浇方式。事后施工部门在总结经验时，提到“如果造型设计事先考虑机械化施工的要求，若布置成直线形或‘L’形，在施工上不仅可以减少机械耗用，而且可以大大提高施工效率。因此，采用装配式结构的高层建筑应有相应的造型设计。”由此可见，民族饭店的建筑设计原先并未充分考虑机械化施工的条件，是由各部门协调、克服实际困难后始如期竣工。

民族饭店施工总平面，显示7座塔吊的位置及操作范围

来源：民族饭店工程施工概况和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 北京市档案馆.125-1-1312.

除此以外，预制构件类型过多、预制构件的接头方式等问题都影响了施工效率，增大了现场施工量。但无论如何，通过这一项目的建设，“装配式结构在首都已由实验性质转向正式施工”，初步掌握了从材料供应到现场调度的全部过程。建设计和施工单位达成了共识，即“就当前现有条件，高层建筑采用装配式结构不但可以加快施工而且还能确保施工质量”，解决了之前的争论。随着此后北京高层建设越来越多如民航大楼等，装配式结构设计和机械化施工的方法迅即成为主流。

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是国庆十周年的重点项目，它们的兴建集中体现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建筑业的成就，是设计水平、技术水平和施工组织管理水平迅速提高的结果。其不论造型设计和施工组织均特点鲜明，并确实地对改变首都的城市面貌，以至对之后城市建设的方展方向都发生了深远影响，“有足多者焉”，在新中国建筑史上自有其地位。

谨此向参与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建设的

建筑师、工程师和建造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