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上海寻根之四：追忆儿时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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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电视剧《繁花》不免勾起长期在海外的我对故土的怀念。尤其是电视剧里的“虹口小汪”就在我从小居住的四川北路上，不禁让我想写些记忆中的上海往事，权且称之为“上海寻根”。

我最早的记忆是乘有轨电车，当当的穿过熙熙攘攘的南京路，跟妈妈去上班，那时我大概三岁。

最早的邻居记忆，是对门53号的苏州外公，他的外孙严方是我的发小，记得我们当时还未及学龄，苏州外公就用苏州话给我们这些小孩子讲三国演义，那种绘声绘色俨如苏州评话，记忆最深的一段是马岱斩魏延。“谁敢斩我”，魏延连说三遍，马岱突然杀出，道是“我敢斩奈“（“奈”为苏州话的“你”），遂刀起头落。这几分钟在我脑子里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

一掰手指，居然是一个甲子之前！

当然，朦胧的童年记忆里还有我爷爷，一个很憨厚很慈祥的老人，总是笑咪咪的，对我特别好，记忆深刻的是他总是睡在一个橱柜里。1964年，我六岁，一天早晨，弄堂里每户人家都在吃早饭。有人说有位老先生在四川北路上（长春路口）买豆浆突然倒地不起，送医院了。家里人一看，爷爷出去好久不见回家，赶紧过去看。果然是我爷爷。

我爷爷中风去世这件事只留给了我一个模糊的记忆。大姐后来告诉我，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全国饥荒时期粮食短缺。大家早上只能吃点稀饭。爷爷总是要弄些面粉给我摊个饼吃。对此，我完全没有记忆。

早年的记忆还包括溧阳路上带花园的一幢大房子，那是我上的幼儿园，每天迎接我的是胖胖的，慈祥的徐老师，五十岁的样子。母亲每天接送，上下班正好顺路。长大了才知道，这排洋房里有一幢曾是鲁迅的书屋，郭沫若也在这里住过。这条仅500多米的小马路有48幢欧式洋房，现在每幢都住着多户家庭。

我七岁开始在宝安路小学上学，离家约十五分钟，丰乐里左侧，有个加油站，对面就是山阴路，径直走一会儿就可以横穿恒丰里，走到头出弄堂就到了宝安路。恒丰里像个小迷宫，放学回家走左侧的一个小门，曲径通幽，直接就来到了溧阳路。

溧阳路很短，从四川北路到四平路，却是一条最僻静而温馨的马路，路人很少，到了夏天，两边巨大的梧桐树树枝伸向路的另一边，形成了一条闭环的林荫道，夏天还伴着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

虹口区溧阳路

溧阳路曾经是一条不走机动车的人行步道，多年后，终于被公交47路击穿了。47路以后也成了我长大后搭乘最多的公交车：往返于四川北路和提篮桥。丰乐里的东出口是四川北路，跨越溧阳路和山阴路，丰乐里的西出口是多伦路，如今是市级“文化名人街”。

虹口区多伦路，左侧是“中华艺术大学”（1925-1930）学生宿舍旧址，英国风的建筑。右侧是多伦路一侧的“永安里”街面房，三层石库门结构，但加入了欧洲的阳台（balcony）的元素。

1966年夏，我八岁，有天父亲叫醒我说要送大姐去火车站，说大姐要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当时上海老火车站在虬江路，离四川北路很近。到那儿是已经人山人海。我们等候了一两小时，突然说去不成了，有人卧轨，可能是一拨红卫兵小将，不让去另一拨红卫兵小将上北京。所以大姐北京没去成，我们又原路回家了。

弄堂里的红色小点

我小学的同学都住在附近的弄堂里。二三年级时看到一个跟我同年级的小女生，她住永安里，总是穿一件绛红色的毛线外衣。不见她时，脑子里居然常常冒出来那个红色小点。于是，我在学校和弄堂里，总是在期待那个影子。因为在一个学校，许多年见到无数次，却彼此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话。

弄堂里的英华是我大姐的同学，所以应该比我大六岁。她是弄堂里的漂亮姐姐，总是微笑的，开心的样子。有次听大姐说英华为什么事被她妈妈骂了，哭鼻子了。我一愣，哦，英华还会哭。英华在弄堂里溜旱冰，玩嗨了，摔了一跤，手上绑上了石膏。她一只手绑石膏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

男孩的性萌动，来不及等到青春期，有时对象是同龄的，更多的是比自己成熟的女孩，那种爱慕乃至仰慕的小心思，不用看《美国往事》或《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就懂的。等到中学毕业了，对邻居女孩的爱慕也渐渐浮出水面，但是，我从来没有学会如何追女孩。

长大后我最怀念的零食，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奶油桃片和甘草橄榄。现在每次回中国，还会顺便买些带回美国。小学毕业时，大姐工作了，每月工资里会拿出一块钱给我作零花钱，有一次和同学逛街，在邮电大楼四川北路一侧的糕点店里竟然花了两角五分钱大吃了一顿，顿时觉得自己阔绰了不少！我心心念念的生煎馒头和咖喱牛肉面，也和小时候附近几家餐饮店有关。

最能勾起乡愁的，是小时候的味道。

阳光灿烂的日子

宝安路小学的那几年，有宣祖瑞老师的呵护，也有带红袖章的大哥大姐给我们的诧异，大多时间裹挟着我们懵懂的快乐。宝安路小学每天放学，我们一帮七八岁的小孩，经常成群集队回家。平平（我的发小之一）是出名的“皮大王”（调皮捣蛋的小孩），那个下午，太阳斜射在山阴路上，我们路径山阴路的一家杂货店，平平顺手牵羊拿了商家放在店门口的一把苍蝇拍子，然后就向四川北路方向，手上挥舞着刚获得的战利品，一路吆喝，扬长而去。一帮小屁孩（我也在其中）跟在后面手舞足蹈，庆贺胜利。

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故居

读小学那段，四点多天还没亮，起床跟着妈妈或姐姐去菜场排队买海鲜，菜场六点开秤。虽然很早，菜场里已是熙熙攘攘。那时买鱼要鱼票，以海鱼为主，主要是带鱼和黄鱼，还有鲳鱼。后来吃鳊鱼、鲈鱼，那时很晚的事情了。我对河鲜海鲜的偏爱，一直持续到现在。

儿时的记忆里，上海的街道和弄堂很窄，很少能看到大片的天空，直到来到美国这个大农村，啊，天空可以这样蓝，这样一望无际。当年唯一能看到广阔蓝天的方法，和《繁花》里阿宝和贝蒂一样，从老虎窗窗台上，或者像我家的晒台上，爬到屋顶上，金宇澄的“瓦片温热”可能是让老上海人最动心的四个字。我儿时和姐姐从晒台爬上屋顶，坐稳了倾斜的屋顶，大部分时间，上屋顶是为了晚上看烟花，虹口体育场是一个发射焰花点，记得也能看到远处的人民广场的焰花。

上海民居的老虎窗（“老虎窗”这个名词从英语的“roof window“演化而来）

我从小学两年级开始就唱革命样板戏了，主要是学唱《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和杨子荣的唱段，比如“朔风吹”是我的保留剧目。也许因为模仿得有板有眼，父亲经常带我串门各种年龄的票友家里。也是在那时，认识了刘老师，二六，胡耀明，周家嘴路王家兄弟，成为比较固定的圈子。小学四年级时，李老师和张老师在得到校领导储老师支持下，开排《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由我扮演杨子荣，我的发小曹金正扮演老常宝，学校又从低年级里招募了一个小女生演小常宝（她住永安里，我已经叫不出她名字了）。刘老师是总导演兼鼓手，二六拉京胡，还有二胡手和月琴手，居然一个草台班子就就正式亮相了。

当时（1970年左右），这出戏在虹口区少年宫以及市区厂矿企业共演了十场。整个“演出季”我父亲全程陪同。但必须提及的是另一位全程陪同的京剧爱好者付金根。付师傅，宁波人，当年四十左右，付师傅早年到上海在水果店当学徒，唱京剧能唱出宁波腔来，但他是我们圈子的死忠粉，“深山问苦”的十场演出，他每场必到，而且还带着他只有四五岁的女儿。

上海滩，真是一个江湖。即使在文革中“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漩涡中心，还有一帮玩票玩得嗨翻天的上海人！

笔者儿时在中华造船厂演出，约摄于1970年

唱戏，也让我结交了很多大人朋友。其中包括在《上海寻根之一》中提到的民间京胡高手王大哥。我五六年级时得知王大哥结婚，住进了我们弄堂里的“志安坊”。有次，他和一些京剧朋友在他三楼亭子间唱戏，我正好路过，就在楼下对着楼上拼命大喊大叫王大哥的名字。终于有人来开门。那晚王大哥的太太好像还在坐月子，斜靠在床上，还跟我说要叫“王老师”，这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失礼了。几个在坐的票友也会心一笑，居然还有这么个想唱戏的莽撞而懵懂的小孩。

进中学了，又有了新爱好，刮刮片、打弹珠（玻璃弹）、斗鸡、玩康乐球。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在我家门前弄堂里拉开四国大战阵势，我、隔壁弄堂的严方、张亿民，“求安里”的小八子（家里排行老八）、刘丹灵，四人固定搭档，一人做“公证人”，天天是炸弹横飞，师长团长阵亡，司令军长压阵。以致当年读721工人大学的大姐的几个同学来访，见状惊呼，玩物丧志啊，她们立马决定给我上了一堂人生课。

那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常州，常州！

常州，我童年最向往的地方。要出远门啦！这对小孩子是件最开心的事。

最早时，常常是和姑婆一起去常州，那里有我的常州嬢嬢和姑父，还有几个表哥。虬江路的上海北火车站离我家很近，坐的是硬座绿皮车，慢车三块钱车票，要停很多站，上海到常州要三个多小时。那时就知道，常州姑父嬢嬢家条件比我们好，家里有佣人。

记忆里最早一次去常州我只有五六岁，还没上学，我在常州生了病，要去医院。姑父是市委退休干部，背着我一拐一拐的去了医院，他在战争年代左脚腕到小腿被子弹打穿造成腿部残疾。记得我还在医院住了几天。

后来大了，我会一个人去常州。最喜欢屁颠屁颠跟着表哥小红跟他院子里的朋友们一起玩耍，我表哥和他的朋友们还只是一帮中学生，但已经是大院里的最活跃的一个群体，而且几乎没人都有“绰号”，比如有一对兄弟分别叫“大硬板纸”，“小硬板纸”。最吸引我的是大院里流传的奇奇怪怪的各种八卦，有文革中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和场景，也有常州的艺术团体里当家花旦的花边新闻。传播小道消息是大院里解决文革中枯燥生活的调味品。

我还跟着表哥到对门的孟家串门，表哥的朋友孟建当时就见多识广，大谈常州的数控机床不差于上海，他后来成了复旦教授。除了八卦和遛弯，表哥会把西瓜放到大院的一口井里冷却，自制冰镇西瓜，好生喜欢，上海弄堂里找不到这么一口井。

十六岁左右，我在常州市委大院里学骑自行车，我表哥那辆新买的永久十三型被我摔得伤痕累累，他当时肯定很心疼，但从不吭声。当时，永久十三型一票难求（自行车票）。表哥说“那可是锰钢的”！

嬢嬢姑父和院子里的退休朋友每天下午打牌，嬢嬢输了老是大声责怪姑父打错牌，输牌的惨烈程度可以从嬢嬢的抱怨的调门来判断。楼上马叔叔是个好脾气，闲下来就下楼，慢条斯理的问戴耘在不，他找我下围棋。其实当时马叔叔和我都是“臭棋篓子”，但正因为棋力“相当”，也下得有滋有味。马叔叔是个大块头，膝下有一双女儿，大女儿新萍（音）比我大一两岁，是个漂亮姐姐，脸上有颗痣。小女儿“小伍子”比我小，长着细长眼睛，性格蛮倔。

常州的干部大院和上海弄堂有着不同的生态，今天想来，比较接近北京的干部大院吧。我每次从常州回上海，姑父嬢嬢都要我要背十斤大米回上海，因为上海大米（梗米）限量购买。不够只能吃籼米。我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知道梗米吃口软而糯，口感比硬和糙的籼米好很多。

那个时代，什么都要票，粮票，邮票，肉票，鱼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那时的弄堂里，经常有人吆喝鸡蛋要伐。乡下人反而没粮食吃，便进程用鸡蛋换粮票。我和王家卫是同龄人（1958年出生），王导回忆每次跟母亲从香港到上海探亲都是大包小包像跑单帮似的，因为那时内地物质匮乏。

都市里的村庄

上海四川北路1999弄丰乐里（我家在右侧“北丰乐里”），90年代开始有了这样的泊车场面

小时候，我和贴隔壁董家三兄弟走得最近，我经常没大没小去隔壁串门，也不怕遭人嫌。董家阿爸是宁波人，是火车站售票员，那些年没少帮我家。楼上江家阿婆是无锡人，她的儿女大阿姨，小阿姨，还有娘舅，都受过很好教育。早些年我回国还去看过江家阿婆，眼睛看不见了，但脑子煞清，几年后听说她去世了。最近听大姐说娘舅走忒了，我心理“咯噔”一下。

小时候，我大姐和穆家走得很近。新疆大嬢嬢，小嬢嬢，长春嬢嬢，大爷叔，记得长春嬢嬢经常携夫君和孩子回上海，拖儿带女，动静很大。我长大后，不经意看到新疆大嬢嬢上了《文汇报》，才知道她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报道说，她一个人守着出土的古尸过夜。不知为何，穆家几个嬢嬢都走得特别远。只有大爷叔、小嬢嬢一直在上海。大爷叔后来中了风，住在丰乐里后面的养老院，几年前回沪在那儿巧遇过一回。小嬢嬢70年代末去了香港，80-81年回来探亲，还在我们的晒台上看了一场电视演出。她一家现在应该定居在美国加州。

每年春节来临前，满弄堂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氛。弄堂里开始互相借用石磨，自己碾磨水磨粉，渐渐的，我成了家里做水磨粉，捏猪油芝麻馅的专业户，汤团是戴家金子招牌。除了鱼肉，素什锦是必备了。邻居们还会护送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时物质匮乏，碰上春节供应会增加，弄堂里的男女老少，那真叫一个喜庆。

当然，邻里关系的矛盾、吵架也是家常便饭，大部分是厨房和厕所以及其他公共区域的使用带来的冲突，但一般都会“君子动口不动手”，上海人要有“腔调”，不能“坍招式”。

和《繁华》里一样，弄堂里来了一个“小阿嫂”之类的人，满弄堂人都会注意到。但石库门里的空间拥挤、逼窄，让上海人边界感特别强。弄堂生活是私密化的。不同于农村里的熟人社会，你注意到某个亭子间里住进了一个独往独来的人，或者一对神出鬼没的小夫妻，但你很难发现他们是干嘛的。

我2000年开始每年都回上海，唯一例外是三年疫情。我住鲁迅公园附近姐姐家，回上海的第二天早晨因为时差关系通常醒得早，我上午都会去四川北路老宅转一圈。老宅租给外来务工或经商的“沪漂”已经很多年了。1991年前弄堂里的住家剩下了大概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成了“沪漂”租的房。最多碰到的是在门口做饭的“英华拉姆妈”，就是刚刚提到的英华的妈妈，苏州人，九十出头了，前两年碰到，脑子煞清，还能做家务，只是背佝偻得很厉害。

英华有两个哥哥，书宝，通宝（音）。去年（2023）在虹口公园遇到书宝和他太太，寒暄了几句，小孩出道了，他们也都退休了。我听姐姐说他哥哥通宝去世了。通宝非常聪明，动手能力强。但年轻时就体弱多病（记得是哮喘病），他说话轻柔，人很善良，我和他年龄差的蛮大，但记得我小时候跟他很聊得来，他喜欢慢条斯理的跟我说话。我们有天然的亲和性。

光阴似箭。陪伴我长大的严家的苏州好婆，还有严方的妈妈，还有严家兄弟，和我前几篇《上海寻根》写的祖辈、父辈和我们这辈人，都相继老去，淡出弄堂这个“江湖”。物是人非。今天的弄堂从面子到里子已经破败，这里真正成了陌生人世界。

笔者的儿子Victor，摄于四川北路丰乐里老宅（2018年7月，时年16岁）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小学念了六年半，1972年毕业。小学毕业前夕，突然听说同届的住“志安坊”谢姓同学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时，突然倒下，苦笑了一下，人就没了，。谢同学愣愣的，说话时眼珠会朝天花板翻，后来知道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十四岁的生命，就这样夭折了，想不通。

1966-67年的一天，英华的家被抄家。我记得，红卫兵把他们家客厅的地板都撬开了。听说穆家也被抄了。当时只知道，这两家是我们这条弄堂里仅有的有冰箱的家庭。抄家的原因，说是他们属于资方或资方代理人（管理层）。

记忆最深的，是跟我同班的一年级叶姓小女生，她就住在我们弄堂口。在教室里，班上的一帮男生学着红卫兵的腔调，追着她把教室里的废纸篓往她头上扣，只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是“四类分子”。我站在一边，没有上去阻拦，只记得她一边躲闪一边愤怒的抵抗。因为只有七八岁，我不懂发生了什么，但那一幕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

叶同学的两个哥哥，永远是闷声不响，其中的大哥，夏天常常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书，我们的石库门街坊路灯又高又昏暗，不知是不是为了节省电费，还是家里太拥挤，太热。这些年我回老宅，从未见过他们，可能搬走了。不知他们后来过得怎样。我时常会想起英华和她的哥哥通宝、书宝，总觉得，那个时代的“身份政治”造了很多孽。

1972年我上中学，一天去找同学发小梁嘉陵，他住北川公寓，那天正好他的哥哥也在，他哥哥比我们大四五岁，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唱片，拉上窗帘，偷偷的给我们放一首靡靡之音。那是一首印尼民歌，《宝贝》。歌很好听，像一首摇篮曲，但听歌的氛围神秘兮兮的，几个人偷偷摸摸像贼似的。

想起几十年前读的一篇塞林格的短篇小说“I want to know why”（《我想知道为什么》），写的是一个马场里的小男孩，远远的看着自己仰慕的驯马师，阳光灿烂，马场充满青草的清香，而驯马师总是很帅很精干。有一天，小男孩撞见驯马师和喝醉酒的女人厮混。突然，驯马师在小男孩心目中的人设坍塌，马场的一切都变了，变得乱哄哄脏兮兮的，那驯马师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小男孩自己念叨，我想知道为什么。

戴耘写于2024年4月27日，Albany, New York（下一篇说说我怎么上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