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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引子
你问我，小说《繁花》怎样，我不响。
你说，你怎么三鞭子抽不出一个闷屁？我不响。
不是不响，因为你是个喜欢较劲“扳龙头” 的主。我说好，你说我矫情；我说不好，你说我刻薄。
干脆不响。你说，你这人这么黏糊。我还是不响。黏糊不黏糊，跟侬不搭界。
（一）
不响（上海话里是“勿想“，“勿”发音ve），不是没反应，而是保持沉默、不作反应，有时是”欲说还休“。
不响，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不响，是嘈杂声波的一个停顿，pause, 就像看着你的眼睛，直指内心。
（二）
读小学前后，我得了一种“赖地皮”的怪毛病，没原因，浑身难受，往地上一躺，有时是厨房饭桌下，有时是房间里，把大人弄得云里雾里，不知我哪个筋搭错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躺平，不响。直到有一次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到弄堂里家访，正好看到这情景，一下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所以读《繁花》时，专门看看有没有“玲子不响“的时候。
似乎没有。
倒是马伊琍有类似我“赖地皮”的怪毛病。她回忆，小时候和父母逛商场，到了店里，父母问喜欢哪样，她硬是“不响”，要父母猜到她喜欢的东西，否则这天就横竖不得劲。
不响，是孩子们刷存在感的独特方式。
（三）
上海的二十世纪末之前，人均住房面积不到10平米。
我是在上海石库门亭子间长大的。亭子间10平米左右，有时是一个人的僻静角落，有时是三口之家的蜗居。
如果你碰巧住在三层阁楼，恰好有只老虎窗，你就会天天听弄堂里的叽叽喳喳，看别人的晒台上种的花、看别人家的红瓦屋顶，当然，还有日出日落的天空。《繁花》里的童年的阿宝和蓓蒂喜欢爬上屋顶看世界。
不响，是难得属于自己的一刻。
（四）
虽然大家“不响”，偷鸡摸狗的事情也不少。那个年代，有很多禁忌，包括男女授受不亲，男女生从小学到中学不说话，即使是邻座，现在回想极其诡异。
突然工人纠察队说抓流氓，冬天从露天水泥管子里抓出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一对男女，消息不胫而走，十四五岁时，同学在学校里神秘兮兮说的，大家面面相觑，不响。
那惊悚和刺激的画面，成了“屋子里的大象”，引起少年无限遐想。不响，是不是那个年代留下的表达流畅性的残疾？是不是那个年代留下的意淫痼疾？
（五）
陶陶吐槽日子没法过了，芳妹每夜要他交作业，哪能吃得消。沪生不响。有些姿色的有夫之妇吴小姐，跟阿宝套近乎，投怀送抱，阿宝不响。阿宝娘跟阿宝传授谈女朋友的ABC，阿宝不响。
小毛娘给小毛介绍女朋友春香，小毛不响。女人潘静搭讪陶陶，陶陶不响。
不响的还有饭店小琴，一爬到陶陶身上就暗暗流泪，说一男两女好好过就行，然后陶陶下决心跟芳妹离婚。陶陶跟沪生说起这段私情，沪生不响。陶陶说想离婚，沪生不响。
《繁花》中一千五百多个“不响”各有各的场景和潜台词，各有各的腔调和算计。一大半是上海滩弄堂里饮食男女的深奥幽玄，这倒有点《金瓶梅》的意思。
（六）
“不响”常常透露话语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宝总不响，玲子再口无遮拦也会“拎得清”。“不响”有时透露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
糯米团子一般的康太，糯、软、甜，康总吃腻了，哪里顶得住如“生猛海鲜”活色生香的梅瑞！彼时的梅瑞，风情万种、余味无穷，康总也是垂涎欲滴。
时过境迁，等梅瑞男人堆里转了一大圈，结了婚又离了婚，如今想着法子来勾康总的魂，此时的康总一百个“不响”，死活不接茬（第六章），后来两个人又重温革命友情，那是后话。
不响，传达弦外之音。
（七）
“不响” 有时代表隐忍。比如，芳妹如果发飙，陶陶肯定不响。伍迪艾伦的生活喜剧，也有夫妻关系中的“不响”，尤其是男人的不语，withdrawal ，于是被女人指责为 “冷暴力”，“被动攻击性”（passive-aggressive）。
西方人讲究沟通的直接和互惠，哪知道中国人的“不响”谁都心领神会。连新闻发言人也可以说：“你懂的”。记者说，我滴妈，我懂了，还要你在这儿干哈。
（八）
“不响“的背后，还有上海式个人主义内敛，与北方人“包在我身上”的豪爽、仗义成鲜明对照。
上海1843年11月开埠后一直是个移民城市，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包括青红帮，英国绅士，红头阿三，江湖上各种码头），而且大部分地段都切割成了各列强的”租界“，这是冒险家的乐园，江洋大盗也混迹于十里洋场，所以Shanghai（上海）在英文中的语义之一是“绑架”。
这是一个靠自己谋生的陌生人世界，上海人有先天的”自家管自家“ 的文化基因。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人际关系复杂，也让上海人喜欢置身事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保是一种强大的本能。我青春期后弄堂邻里有矛盾，我喜欢打个”抱不平“，我爸常叫我”不响“，别多管闲事。
《繁花》里的人物之间的交集也大多是陌生人之间的邂逅、过从（许多人来历都不明），有些擦肩而过，有些分道扬镳，有些在生命和记忆中留下印痕，有些捆绑在一起成了“冤家”。一些孤独灵魂的分分合合，寻寻觅觅。所以，《繁花》星星点点，散落在街头巷尾，无迹可求。有丝滑的故事线就不是上海故事了。
（九）
北方人一言不合就操家伙，上海宁（人）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到极端，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愿”当冲头“主持正义；但是，反过来说，在陌生人世界里，上海人学会了讲道理守规矩，上海人不愿意给别人造成不方便（这点可能像日本人），北方人的”哥儿们意气“，无原则的抱团，打打杀杀，上海人总会觉得“倒胃口”。
”不响“，就是不掺和。
（十）
上海人的“不响“有自己的逻辑：不难为别人（包括伤别人感情，讨好了张三但得罪了李四，等等），也不难为自己（让自己委屈、吃亏）。借给别人钱，惦记着；向别人借了钱，也惦记着。
所以上海人给人斤斤计较的印象。但是，在斤斤计较的背后，还有上海人的”边界感“。上海人有天然的”公平意识“，讲信用而不是讲人情，这是上海人的习惯，对于建设法治环境、契约社会，这些至关重要。
（十一）
“不响”，能降低分贝和能耗，但也会有精神内耗。小家庭挤在十平房里，固然没有孤独的问题，但空间太逼窄，人和人太近（包括夫妻、邻里），也会闹出各种矛盾。闲时百无聊赖的人生如何打发，也是问题。
尤其是六七十年代，连电视也没有，个人电脑还没发明，图书更是没几本，抓革命都来不及，哪有空看书（虽然偶然还有一两本《约翰克里斯朵夫》或《静静的顿河》在知青手里传阅），所以那时主要的消遣是听无线电（就像现在听喜马拉雅），当然节目单调，有时也会拉上窗帘听“敌台”。
那时，心灵是一片荒漠，好在还有八个样板戏可唱，八十年代突然枯木逢春。中国总是这样，旱就旱死了，涝就涝死了，各种世界名著、电影接应不暇。
九十年代当然不同了，人人做股票，但像黄河路上能赚钱的那些人毕竟少数。《繁花》里，无论是结了婚的，还是孤男寡女，都像丢了魂一样，渴望“生活在别处”，但是无论怎么上力度，人与人隔着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很难戳破。
（十二）
金宇澄谈小说《繁花》缘起：路上碰到了一个摆地摊的老太，分明是几十年前自己认识的可心的漂亮妹妹。回眸怅然，百感交集，各种记忆瞬时涌上心头。
《繁花》的叙事及其琐碎，有时读来很容易失去耐心。各种小人物的生活作息，看起来杂乱无章、一地鸡毛、鸡零狗碎，甚至鸡鸣狗盗，一副上海市井小民的清明上河图。
一地鸡毛的背后，是人性中最卑微最本能的欲望。世事荒诞、人心叵测，命运无奈，这个叙事基调与作者的家道中落、文革动荡、自己的蹉跎人生（如东北插队八年）直接相关。
无论是阿宝还是陶陶，李李还是芳妹，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代人的蹉跎时光也就这样悄然流逝。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金宇澄会说，我就是阿宝，沪生，小毛，阅尽人间沧桑，留下一行清泪。
陶潜“繁华朝起，慨暮不存”。《繁花》扉页题词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繁花》或以此得名。
不响，是一种大悲悯。
（十三）
《繁花》是另类的《追忆流逝的时间》（普鲁斯特），几乎没有情节线索的自然流，各种生活态的摄像般记录。大量的对白，就是家长里短，没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也没有心理描写和分析，把生活原态事无巨细、和盘托出；有时甚至上强度来个类似“十日谈”的荤段子，烟火气弥漫的弄堂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开胃！
对白之外的“不响”就是留白，让读者去体会和捕捉其中世态炎凉、人情世故。作者对自己写的人物不再指手画脚，更有甚者，作者退出全知全能的观点（把人物心理活动交给读者去完成）。
福楼拜提倡“作者退出小说”，金宇澄便来个“不响”，
（十四）
《繁花》里许多故事都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只是刘震云的叙事里透露出他对农民的猥琐状态的智力优越，金宇澄的叙事对各类小人物（如陶陶，小毛，阿婆、小琴）是平视的。甚至和他们一样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作为作者，金宇澄是真的“不响”。他的态度是人类学家的不带成见的观察，不带任何价值评判。
刘震云说，同胞们，看看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金宇澄会说，人生扒开来仔细看，都是“一地鸡毛”，苟且偷生中也有英雄主义。金宇澄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可以卑微平凡、浅薄虚荣，但依然有自己的体面。欲望再卑微，也有人性光辉。
（十五）
说《繁花》的不响，完全没有价值评判，也是不可能的，有时作者的“不响”，振聋发聩。“套中人”陶陶的情感纠结、旁观者沪生的狐疑和小琴哭哭啼啼，和陶陶最后知道真相的尴尬。金宇澄一声不响地透露了小市民婚外情的滑稽和卑琐。
这种anti-climax （反高潮）的写法非常符合小说的“反讽”本质：如同《包法利夫人》里的爱玛，在一个散文时代梦想诗和远方，结果必定是一地鸡毛。按卢卡契的《小说理论》，小说本质是反讽的，上帝不响，命运弄人。
（十六）
有时，人物的“不响“，也有惊艳之处。金宇澄跟王家卫讲一个“不响“的故事，某男遇上一个路边的陌生女人，她手里拿了一包要洗的衣服。男人搭讪，引诱，女人一百个不响，男人知道没戏，走了。
走了一程，发现那个女人一直跟在他身后。跟他回家, 给他打理房间，做饭吃饭，跟他上床。第二天男人醒来，看到女人收拾完东西，说了一句：“衣服洗好了”，然后走了。
一个非常奇葩的“艳遇”，比起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魔幻程度丝毫不差。
（十七）
作者的“不响”，不动声色，也不代表作者没有感情。作者的“不响”中自有“感慨”。记得是傅雷还是钱钟书谈到过中文中的“感慨“英文很难翻译，我自己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用了三十多年英语，也觉得没有对应的英语词。
仔细琢磨，美国人不 “感慨”，是因为没有中国式的压抑，可以用弗洛伊德去解释，但也可以用西方人处世向外求解。
而中国人处世的向内求解来解释，向外求解具有外部指向性，可以是“他人即地狱”（萨特），可以是肖申克的自我救赎，冤有头，债有主。
向内求解时它的指向性便是蹉跎岁月，结果也只能是李商隐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或者苏东坡的“生死两茫茫“了。
老美从小到老由着性子来，所以不知“感慨“为何物，当然也不知为何“不响”。中国人日积月累的“不响”，积压成了人生感慨，一声叹息。
美国人的偶尔“感慨”，我终于在《美国往事》（1984）里老年时的“面条”（德尼罗主演）对自己和Deborah的青梅竹马的一辈子心结里看到了，很像宝总对雪芝（蓓蒂）的未了情。
顺便说，电影里的Deborah主题，是我听到过的最魂牵梦绕的旋律（据说王家卫导演在片场拍摄时也放了）。不过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意大利风格的影片。

（十八）
文学评论家（也是我的学长）许子东说，小说《繁花》和电视剧《繁花》是两回事，没有交集。也对也不对。对的是，小说是语言的、叙事的，电视剧是视觉和听觉的、戏剧的。
小说可以小众，电视剧必须大众。不对是，“不响”的主题多少被保留了，比如小说《繁花》的引语，比如， 五十多首歌对人物心情的注解。比如，黄河路的浮华喧嚣背后的苦恼、挣扎，夜色中的孤独。
最动情的“不响”，是爷叔看着西装笔挺、跃跃欲试的年轻阿宝，突然哽噎，老泪在眼眶里徘徊的一刻，是整部电视剧最难忘的一刻。
爷叔对阿宝的凝视，汇聚了百年沧桑。那一眼，他看到未来（宝总），看到过去（自己）。
（十九）
电视剧《繁花》的点睛之笔，也视觉化了小说《繁花》的主题，就是黄河路上的烟杂店，和小店主”景秀阿哥“。
这个人物不仅是功能性，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也是符号性的，从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店的窗口看出去，是那个不见硝烟但弱肉强食的人世间，《繁花》就是大上海的一个缩影。这是贯通电视剧和小说的一条隐秘的线。
人不响，天在看。这个烟杂店就是冷眼看繁花的窗口。
（二十）

当然，电视剧更加浓墨重彩，结尾也更加“正能量”（必须的）。从景秀阿哥的角度看出去，电视剧《繁花》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但是，那些阿宝、玲子、陶陶、汪小姐们仍然有梦，他们见证着一个生生不息的上海滩。
戴耘写于新年寒假2024年1月14日星期天，纽约上州Albany郊外。趁寒假追剧《繁花》并偷闲写了这篇随想。明天开始回到日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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