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决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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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By Joseph J. Ellis

译注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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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决斗（1）
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决斗（2）
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决斗（3）

提到卡蒂林值得我们稍作停顿，部分原因是这一提法对现代人来说非常陌生，似乎毫无意义，而它对革命一代的领导人来说是如此熟悉，无需进一步解释。汉密尔顿指责伯尔是卡蒂林，这是对他的终极指控，因为卡蒂林是一个奸诈堕落的人物，他的阴谋诡计几乎摧毁了罗马共和国，他的放荡行为激发了西塞罗关于美德的雄辩演说，后来几代美国学生都背诵了这篇演说。在美国早期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层中，没有人需要被提醒谁是卡蒂林。他是一个才华横溢但却邪恶的共和政府破坏者。如果说革命一代的每个人都暗自思量着要成为古希腊或古罗马英雄的现代化身—华盛顿是卡托或辛辛纳图斯，亚当斯是索隆或西塞罗，那么没有人渴望成为卡蒂林。

伯尔适合这个角色吗？换句话说，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指控是否属实？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伯尔善于隐藏自己的动机、掩盖自己的行踪并销毁自己的许多私人信件，明确的答案并不现实。然而，伯尔的政治行为中经常出现的模式引起了汉密尔顿的注意，这使他极易受到卡蒂林的指控。无论是在纽约迷宫般的政治中，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新出现的党派之争中，伯尔都拥有将自己置于竞争派系之中的绝对天赋，以便随时为最需要他的一方提供服务。

1800 年的总统选举是最具政治意义和最能说明这种模式的例子：伯尔允许他和杰斐逊之间的投票在众议院持续进行了 36 次，但他从未表明自己原则上承认广大选民显然有意指定杰斐逊为总统。伯尔在为自己辩护时可能会指出，他从未积极寻求联邦党人的支持。但他也从未拒绝联邦党人的支持。然而，他谜一般的沉默无疑带来了恶果，因为这延长了众议院的阴谋，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让杰斐逊相信伯尔是不可信任的。

他善于在交战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夹缝中施展拳脚，这可能被解释为他独立的标志。他的辩护者可能会说，伯尔和华盛顿一样，拒绝让自己的政治信念为任何党派服务。但是，当华盛顿试图超越1790年代的意识形态之争时，伯尔却似乎倾向于在交战阵营的下方挖地道，然后在承诺给他更多贡品的一方出现。如果说华盛顿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贤明领袖的缩影，那么伯尔则是一种反华盛顿，他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纵公共利益。

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是这样。为了证明他在 1801 年总统危机中的可疑行为并非反常，伯尔在 1804 年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又重蹈覆辙。虽然伯尔仍在杰斐逊手下担任副总统，但他意识到共和党人打算在杰斐逊竞选第二任总统时将他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名。因此，当来自纽约的联邦党领导人找到他，希望他作为州长竞选的候选人时，他表示愿意转换党派，以联邦党人的身份参加家乡的竞选。正是这一决定导致汉密尔顿重复了他之前对伯尔的描述，称其为无原则的美国卡蒂林，进而导致报纸报道中出现"卑鄙"这一令人不快的字眼。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新英格兰的联邦党领导人有意拉拢伯尔，将其作为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无非是肢解美国共和国。(这就是亨利-亚当斯所说的"联邦早期政治中最戏剧性的时刻"）。他们的计划设想在杰斐逊连任后新英格兰分离，同时占领纽约，然后纽约加入分离主义运动，建立一个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北方各州邦联。伯尔一如既往地拒绝承诺将纽约交给分离主义者，但他也不否认这一阴谋。

汉密尔顿知道联邦党人的阴谋，这不是边缘人物策划的半生不熟的计划，它涉及来自新英格兰的几位联邦党参议员和前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汉密尔顿警告他的联邦党同僚说："我在这里只想表达一种感情，那就是，肢解我们的帝国将是一种明显的牺牲......没有任何好处"。当得知新英格兰的主要联邦党人正等待着听到他们的老首领致力于分裂主义阴谋时，汉密尔顿明确表示反对："看在上帝的份上，应我的请求，告诉他们停止这些关于分裂联邦的谈话和威胁。只要还能维持，就必须坚持下去"。汉密尔顿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在决斗的前一晚写的，专门用来压制联邦党人仍在萌生的东北部联邦分离的幻想，这个梦想直到1815年哈特福德会议上奄奄一息的努力才被揭露为一场惨败。

汉密尔顿在伯尔身上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在多个方面与自己非常相似的人：雄心勃勃、精力充沛、拥有本能的战略触角和承担政治风险的意愿。汉密尔顿了解伯尔的影响力，因为他也感受到了这些个人品质在自己内心的悸动。两人还都敏锐地意识到，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共和国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和依然脆弱的特点。汉密尔顿反伯尔的评论语气夸张，与其说是源于强烈的个人反感，不如说是源于他的强烈恐惧：新生国家岌岌可危的状况使其很容易受到伯尔巨大才能的影响。伯尔体现了汉密尔顿的大胆和精力，而汉密尔顿的政治文化仍在摸索稳定的形态。【译者：汉密尔顿的恐惧，来自对自身的了解，只要他不加控制，他就成为伯尔。】

汉密尔顿将对伯尔的批评区分为个人批评和政治批评，其内核就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汉密尔顿评价的准确表述。伯尔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好色之徒，或者是一个挥霍无度、总能领先债权人一步的人，这些名声并没有给汉密尔顿带来困扰。让他担心不已的是，伯尔的政治才能与在一个法律和制度都还不完善的国家中明显存在的作恶机会之间的不祥契合。

然而，汉密尔顿区分的问题在于，个人批评与政治批评或私人行为与公共行为之间的假定屏障不断被现实选择所淹没。为了抵制公众诱惑，个人品格至关重要。以伯尔为例，1801 年，他决定支持还是背叛杰斐逊；1804 年，他决定与联邦党人合谋推动北方分裂；几年后，他决定将美国西南部从美国分离出去。在这些选择中，一个人的品格都很重要，因为在美国共和国的这一形成阶段，政治环境所带来的诱惑对国家领导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真正的考验。【译者：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伯尔的独特之处在于，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他没有通过每一次这样的测试。在革命的一代人中，没有人想扮演卡蒂林的角色，而伯尔似乎一有机会就在试镜。换一种说法，如果伯尔与汉密尔顿之间的争端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决斗场上解决的，如果承认真相构成对诽谤指控的合法辩护这一法律原则（耐人寻味的是，汉密尔顿在他辩论的最后一个案件中坚持了这一原则），汉密尔顿几乎肯定会获胜。

我们很难完全理解伯尔对汉密尔顿的威胁，因为我们【今天回望】知道美国的共和政体实验注定会成功。我们【回望】知道，一个如此构想、如此执着的国家能够而且确实经久不衰，甚至蓬勃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长寿的共和国。汉密尔顿和他的同时代人不仅不具备这样的知识，而且他们所看到的政治环境也是一个危险的多变之地，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制度都还没有形成永久的固定模式。或者说，如果不是从建筑学的角度，而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政治体还没有发展出对困扰所有新国家的政治疾病的免疫力。因此，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批判性描述看似多虑和夸张，但这并不是汉密尔顿偏执狂的症状，而是对美国这棵尚且稚嫩的幼苗真正脆弱性的现实回应。之所以如此岌岌可危，是因为事实上确实如此。【译者：这样说来，汉密尔顿似乎是故意接受决斗挑战，成为烈士，干掉伯尔。直接杀死伯尔固然也成，但杀死不了别的伯尔，而且自己身败名裂，信息也不能传达出去，被伯尔杀死才是正道。没准，在伯尔第一枪的烟雾中，汉密尔顿自杀也不无可能。当然，自杀和他杀的枪口可能有别，但谁知道他们是否检查了呢！】

我们对决斗全部意义的探寻，使我们越过纯粹的个人猜忌，越过那一天在威霍肯平原下发生的仅能部分解开的谜团，越过决斗作为一种垂死制度的历史。在这个地方，真实的而不仅仅是想象中的阴谋盛行，被称为美国的政治实体的存亡仍然悬而未决。任何著名事件都或多或少地深植于一个特别富饶的时代和地点的历史土壤中，决斗的真正意义超出了事件本身的具体范围，超出了哈德逊河上那个狭窄的岩石台壁架。它扩展到了一个完整但仍在萌芽的世界，伯尔威胁着这个世界，而汉密尔顿则认为自己正在捍卫这个世界。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说过："一个伟人代表着历史战役中的一个战略要点，而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身处其中"。伯尔和汉密尔顿都认为自己是伟人，碰巧在美国革命时代这场历史战役中的一个战略节点上成年。1804 年夏天，历史几乎与他们擦肩而过。伯尔作为副总统的不忠疏远了杰斐逊和胜利的共和党，在竞选纽约联邦党州长时以压倒性劣势落败。汉密尔顿已经九年没有担任过国家公职，他所倡导的联邦党事业也正走向被遗忘的道路。即使在他的家乡纽约州，联邦党人也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的”少数派，而在这少数派中，只有少数人是汉密尔顿先生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两人在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前途。

但是，通过在威霍肯平原下的面谈，他们成功地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做出了戏剧性的最后陈述。荣誉很重要，因为品格很重要。品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共和政体实验的命运仍然需要有品德的领导者才能生存下去。最终，美国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由法律和既定制度组成的国家，能够经受住腐败或无能的政府官员的考验。但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它仍然需要光荣而贤明的领导人来维持。伯尔和汉密尔顿都来参加面试，因为他们希望被视为这样的一员。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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