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决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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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彭德尔顿作为汉密尔顿的代表参加了谈判。他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事实上这也是决斗礼仪所要求的，为打破僵局寻找出路。在彭德尔顿的劝说下，汉密尔顿同意发表一份声明，否认对库珀所叙述的对话有任何回忆。在汉密尔顿现在的记忆中，那次谈话”包括对伯尔上校的政治原则和观点的评论……没有提到过去的任何行为或私人性格”。汉密尔顿认为有必要重申他的主要观点，"库珀博士提到的那次谈话完全是关于政治话题的，并没有提到伯尔上校的任何不光彩的行为，也没有涉及他的私人性格"【23】。

严格说来，汉密尔顿的让步本应就此结束。荣誉事务本应只涉及个人指控。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论有多深，都不属于绅士可以要求满足的荣誉范畴。汉密尔顿区分个人批评和政治批评的目的是将与伯尔的争执从荣誉事务转变为政治意见分歧。从技术上讲，根据决斗守则的规定，伯尔应该觉得有义务接受汉密尔顿的解释，将其视为等同于道歉。

只不过，伯尔现在是血气方刚。如果汉密尔顿早一点提出他对个人批评和政治批评的区别，那么这件事很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然而现在，伯尔只希望汉密尔顿对之前所有关于他个人和政治品格的言论做出全面、无条件的道歉：范-内斯解释说："任何否认或声明都不会令人满意，除非它是一般性的，从而完全排除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贬损伯尔上校名誉的谣言源自汉密尔顿将军，或者是从他说过的任何话中公正地推断出来的"。汉密尔顿必须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是全面的道歉。范-内斯总结说："因此，收回或否认所有这些声明，或者不提及时间和地点，否认任何弹劾伯尔上校的意图，是唯一可以做出的赔偿"。后来，当双方通信的这一部分发表后，弗吉尼亚州的那位古怪的政治家和多次决斗的老手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评论说，汉密尔顿就像"一只沉沦的狐狸”，而伯尔则是"一只精力充沛的老猎犬"，他坚决地追捕猎物，"不屈不挠地追赶......不被躲避或阻挠"【24】。

正如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决斗都不会以死亡或重伤告终一样，大多数关于荣誉问题的谈判也不会以决斗告终。伯尔-汉密尔顿事件注定在这两方面都是个例外。一旦伯尔把他的要求扩大到他们的整个公共生涯，并且拒绝承认个人批评和政治批评之间的传统区别，汉密尔顿就真的陷入其中了。在彭德尔顿寻求体面退出的过程中，双方又互通了几封信。他抗议伯尔的条件”大大改变和扩大了最初的调查理由”，要求汉密尔顿对"在他与伯尔上校相识的整个期间......可能流传的任何谣言"承担责任。但伯尔没有让步，他再次指责十多年来"诋毁他的名声和有损他荣誉的秘密耳语"，要求汉密尔顿无条件道歉，汉密尔顿所坚持【荣誉和政治的】区别和界定，"证明他确实造成了特定的伤害"。1804年6月27日，伯尔没有耐心了：范-内斯解释说："他认为提出任何建议都是无用的。这封信的长度只能证明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补偿......除了我现在有幸发表的简单致辞之外"。这就是"在威霍肯面谈"的邀请。

汉密尔顿请求短暂的延迟，以便他能够完成一些悬而未决的法律事务，并将个人事务安排妥当。两人都准备好了遗嘱，并留下了足够的证据来拼出他们心中的一些想法，尽管还很模糊。伯尔写信给他心爱的女儿西奥多西娅和她的丈夫，得到她会继续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古典文学的承诺。然后，伯尔做出了一个典型的怪异举动，他要求，如果他有什么不测，他的女儿和女婿要向他以前的一位姘妇转达他的敬意，这位姘妇现在是一位住在古巴的已婚妇女。【26】

7 月 4 日，在辛辛那提学会举办的年度独立日晚宴上，伯尔和汉密尔顿居然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当时在场的艺术家约翰-特伦布尔（John Trumbull）记录了这一场景："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们举止的怪异之处，但很少有人怀疑其中的原因。伯尔一反常态，沉默不语，阴沉着脸，一副酸溜溜的样子；而汉密尔顿则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欢聚的欢乐之中，甚至还唱起了一首古老的军歌。汉密尔顿唱的这首曲子名为《沃尔夫将军之歌》，据说是这位伟大的英国将军于 1759 年在魁北克郊外的亚伯拉罕平原光荣牺牲前夕写的。因此，这是一首极具预言性的歌曲，尤其是其中的一节：

为什么，士兵们，为什么

我们应该忧郁吗，孩子们？

为什么，士兵们，为什么？

他们的使命就是死亡

叹什么气？

该死的恐惧，喝吧，高兴点，孩子们！

是他，是你，还是我？

汉密尔顿最后的日子里还发生了其他几件同样心酸的事情，不过只有在知道决斗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才能辨认出来。7月3日，辛辛那提学会晚宴的前一天，他在自己的新乡间别墅格兰奇举行了一个晚宴。宾客包括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他曾是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的私人秘书，也是杰斐逊的终身门徒。此外，约翰-亚当斯和阿比盖尔-亚当斯的女儿和女婿阿比盖尔-亚当斯-史密斯及其丈夫也应邀出席。由于杰斐逊是汉密尔顿最主要的政敌，而亚当斯又是他在联邦党内最尖锐的对手，汉密尔顿曾公开称亚当斯精神错乱，不适合担任总统，因此从宾客的选择上看，汉密尔顿是在发表某种声明，将政治分歧和个人分歧区分开来。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为在世的长子起草了一篇”关于谨慎的论文"。这篇论文特别指出谨慎"即使不是一种杰出的......至少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美德"，然后提出了一个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警告："最伟大的才能有时也会因这一缺陷而黯然失色，或无法获得应有的成功。有这种缺陷的人也容易树敌无数，偶尔会陷入......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境地"【28】。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即将到来的与伯尔的决斗促使汉密尔顿对他过去政治分歧的激烈程度以及他自己在这些高度个人化的辩论中时常缺乏谨慎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反思。在汉密尔顿最后的日子里，那些容易察觉其自杀意图的人可能会对这些花边新闻进行长时间的猜测。然而，从可见和现有证据的主要轮廓来看，汉密尔顿对自己特有的过激行为提出了质疑，这些过激行为不知何故使他走上了导致当前僵局的道路。汉密尔顿并不认为，他去威霍肯面谈伯尔很可能是去见他的造物主。但迫在眉睫的可能受伤甚至死亡的威胁，确实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冒险风格的弊端上。他的自杀倾向少于悔恨，宿命论少于沉思。

然而，这种遗憾和沉思并没有传到亚伦-伯尔那里，证据不需要灵感的猜测或细微的分析就可得出。汉密尔顿写下了”关于即将发生的决斗的声明”，以回答那些批评者的质疑，他们不明白像他这样成熟而杰出的政治家怎么会允许自己被诱导到十步开外的稚嫩交火中。汉密尔顿在声明中解释说：”这件事有一些内在的困难”，其根源在于"不可否认的现实。那就是，我对伯尔上校的政治原则、性格和观点的抨击"极为严厉，"包括对这位先生私人行为的某些具体事例的非常不利的批评"。换句话说，伯尔关于汉密尔顿多年来一直诋毁他的指控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伯尔上校要求我以笼统和不确定的形式表示不承认，我无能为力"。如果不撒谎，他就无法道歉。汉密尔顿坚信他对伯尔的诽谤都是真实的："我没有以轻率的理由谴责他"，汉密尔顿总结道，"也没有出于不值得的动机。我说的话当然有充分的理由"【29】。【太诚实了，在这点上。】

那么，这两个杰出的美国政治家在威霍肯平原下的岩台上到底要做什么呢？伯尔在那里是因为汉密尔顿在他们纵横交错的公共生涯中一直在诽谤他。尽管汉密尔顿早先曾承诺停止这种做法，但他还是一意孤行。伯尔的耐心已尽。

汉密尔顿在那里是因为他无法诚实地否认伯尔的指控，他真诚地相信这些指控抓住了伯尔品格的本质。更重要的是，汉密尔顿还相信，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自己"将来在公共事务中可能出现的危机中，无论是在抵制恶行还是在实现善举方面，都会成为有用之才，而在这一点上可能与符合公众的偏见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如果他不回答伯尔的挑战，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众所周知的信念，这样一来，他就会失去那些他的声誉所依赖的政治同僚的尊重，这无异于退出公众生活。他不准备这样做。如果说伯尔去威霍肯是出于无奈，那么汉密尔顿去威霍肯则是出于野心和不安全感。

这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汉密尔顿成为联邦主义垂死事业的殉道者，而伯尔则成为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以来最受鄙视的国家领导人。事实上，决斗后不到一年，伯尔就与英国官员进行秘密接触，目的是夺取跨密西西比州的大部分领土，并将其置于英国控制之下，大概由伯尔本人担任总督。也许伯尔认为，既然他被当作新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那么他也可以享受类似的叛国罪果实。【为什么说联邦主义垂死，另文。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1741年1月14日—1801年6月14日），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军官。起初为革命派作战，并且屡立战功，后来却变节投靠英国。】

与此同时，神职人员、大学校长和其他自封的社区道德标准代言人利用伯尔-汉密尔顿的遭遇，在北方大部分州发起了一场反决斗的十字军东征。曾经看似光荣但非法的意志较量，沐浴在贵族魅力的迷雾中，身披中世纪骑士精神的盔甲，如今却被视为一种病态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自诩绅士的人相互射击，显示彼此幼稚的不安全感。虽然决斗的习俗在南方得以保留，在西部边境也有其更民主的"炽热之战"版本，但与伯尔-汉密尔顿决斗相关的污名使决斗作为一种制度处于守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决斗会完全消亡，因为它汲取了非理性的冲动，而这种冲动的力量是文明制裁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它总是能在边境地区、犯罪黑社会和贫民窟社区中蓬勃发展，而在这些地方，法律的权威缺乏公信力。尽管如此，伯尔-汉密尔顿决斗还是为批评者提供了一个焦点，并为决斗的自我毁灭特性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客观教训，从而帮助扭转了反对决斗习俗的潮流。伯尔-汉密尔顿决斗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其中一个原因是它起到了警示作用，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不要决斗"的典范。

然而，这次决斗之所以具有传奇色彩，以及我们可以称其为"决斗"而不必担心被误解的主要原因，是两位参与者的相对地位。伯尔是联邦政府的二把手。汉密尔顿是继乔治-华盛顿之后联邦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他的拥护者会补充说，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所象征的所有政治能量的思想源泉。他们的致命交锋代表了美国革命一代非暴力冲突主导模式的瞬间崩溃。

在其他国家的运动--法国、俄国和中国，以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次民族独立运动--之后，革命成功的领导阶级在血腥报复中自我毁灭，其规模往往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但是，美国革命一代内部的冲突仍然是充满激情却不流血的，民族独立释放出的能量并没有吞噬自己的成果。伯尔与汉密尔顿的决斗是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也许这就是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心中所想的，他以其独特的风格描述了在威霍肯（Weehawken）的那一刻，"夏日清晨的阳光洒在岩石和树木丛生的高地、宁静的河流和遥远的天空，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道德的阴暗、双重叛国和政治的绝望"，他称其为"联邦早期政治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33】。

从亨利-亚当斯的意义上讲，使这场决斗真正具有戏剧性的，不是单纯的个人恩怨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而是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使这场决斗既如此凄美，又如此具有象征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不恢复美国早期共和国那些久违的价值观，就无法捕捉到决斗的全部意义，这些价值观塑造了伯尔和汉密尔顿相互不信任甚至憎恨的方式。除了两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为个人荣誉而争斗的悸动的自尊心之外，还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汉密尔顿相信—他有大量证据支持他的信念—新生美国的存亡岌岌可危。了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夸张的想法，是理解决斗核心意义的关键。【确实，他完全可以不接受这个决斗邀请。】

当伯尔第一次要求汉密尔顿道歉时，汉密尔顿拒绝了，他抱怨说，不可能指望他回忆起 15 年来与伯尔交往的所有言论。实际上，伯尔和汉密尔顿从年轻时在大陆军担任军官起就认识了，认识的时间几乎是15年的两倍。但是，汉密尔顿所说的”十五年”是对他们作为政治对手的历史的精确计算。他们的敌对始于1789年，当时伯尔在为汉密尔顿的候选人助选后，从乔治-克林顿州长手中接过了纽约总检察长的职位，但后者【汉密尔顿的候选人】却落选了。伯尔轻而易举地改变了自己的效忠对象，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几次类似的敏捷转变中的第一次，引起了汉密尔顿的注意，并产生了他第一次有记录的反伯尔言论，质疑伯尔缺乏政治原则。

如果说第一条裂缝出现在 1789 年，那么真正的决裂则发生在两年之后。1791年，伯尔在美国参议员竞选中击败了汉密尔顿富有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当时纽约的宗族甚至几个准封建政治中的对立派别联合起来，推翻了被普遍认为是汉密尔顿支持者的现任参议员。从此，他们的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伯尔利用他在参议院的地位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然后决定在纽约州州长选举中对汉密尔顿的候选人采取有争议的（可能是操纵的）行动。汉密尔顿则在1792年反对伯尔竞选副总统，两年后又阻止提名他担任美国驻法国公使。最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 1800 年，当时伯尔与杰斐逊一起参加总统选举—这是因为他为杰斐逊赢得了纽约大部分选举人票因而使得杰斐逊胜选成为可能，所以得到了这个回报。由于选举人团的奇怪规则，伯尔和杰斐逊获得了相同数量的选票，但没有明确规定哪位候选人为领头的候选人，所以需要众议院来裁决。这个奇怪规则已经被宪法地十二条修正案矫正。汉密尔顿游说他在众议院的联邦党同僚支持杰斐逊而不是伯尔竞选总统，这一决定很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最后，1804 年，在竞选纽约州州长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反对伯尔竞选，这个过程中，汉密尔顿说了一些伯尔在决斗之前挑战中引用的他的话。这本来却是个伯尔可能无论如何都赢不了的职位。

以上对伯尔与汉密尔顿之争的简要回顾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背景，但要充分理解伯尔最终的指控以及汉密尔顿私下承认这些指控是合理的，就需要具体了解汉密尔顿是如何评价伯尔的。在同一时期，汉密尔顿还制造了一大批政敌，他对这些政敌的评价都非常尖锐（反之亦然）。事实上，汉密尔顿的主要政敌是杰斐逊而不是伯尔，紧随其后的是亚当斯。这在逻辑上和政治上都说得通，因为杰斐逊是共和党反对派的名义领袖，亚当斯则是联邦党温和派的领袖，而联邦党温和派认为汉密尔顿的政策有时太过分，其张扬的风格总是令人反感。但在汉密尔顿认定的流氓表中，伯尔始终是主要的流氓，汉密尔顿对他的评价确实与众不同。

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核心指控是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家，有着一套错误的政治原则，而他对伯尔的核心批评则是他完全没有任何原则。汉密尔顿声称，伯尔"在公在私都没有原则"，他唯一的政治原则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登上国家最高政治荣誉的宝座，只要形势允许，他就能走得更远"。汉密尔顿在 1790 年代的书信中对伯尔的人品也进行了同样的零星攻击—"私生活无原则，对财富不择手段"、"平时举止专横"、"无可救药"--这些攻击在汉密尔顿的书信中随处可见，可能只反映了他向联邦党同僚发表的未被记录的评论中的一小部分。

1800 年末和 1801 年初，在众议院就伯尔和杰斐逊之间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僵局进行辩论期间，汉密尔顿发出了全面的、更有记录的炮击。众所周知，杰斐逊是汉密尔顿不共戴天的政敌，是上帝派到人间来颠覆汉密尔顿建立强大联邦政府的远见卓识的那种难以捉摸的目标，因此汉密尔顿极力支持杰斐逊，认为他”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那么危险的人”，杰斐逊拥有"坚毅的品格"，这只能更加凸显他对伯尔的蔑视。汉密尔顿说："对于伯尔，没有任何他喜欢的地方：他最偏袒的朋友都不为他的个人品格辩护。除了对国家的掠夺，他已经破产，无法挽回。他的公共原则除了为自己谋取利益之外，别无他用....。如果可以，他一定会扰乱我们的制度，以确保自己的永久权力和财富。他真是美国的卡蒂林【Catilin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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