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视频1月27日在网上流传，2月23日调查组发布调查结果，1个月来事件持续被全网热议。人们疑惑、悲伤、气愤，因为一位女性极其悲惨的境遇，也因为这件事折射出大量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它们突破了让我们觉得人之为人的底线。
这篇文章想要梳理回顾一些关键信息，整理网络上对这件事进行的主要分析（点击文章标题可查看具体内容）。并且从C计划的角度，谈谈分析和讨论这件事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和孩子讨论它。
基本信息是什么？
背景是去年12月当地政府把董某民家选为献爱心对象，他有母亲、生病的弟弟和八个孩子，但当时各种报道都没提到孩子们的母亲。董某民还开设了抖音账号“八个孩子的爸爸”（已被注销），在徐州当地受到很多关注，这时一位博主发现了被锁在院子角落小屋中的这位女性，她被锁链锁住，衣衫单薄，境遇悲惨。
这位被铁链锁住的女性到底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
丰县政府在1月底前连发两份公告，称这位女性是杨某侠，和董某民是合法夫妻，在流浪中被董某民的父亲收留，不存在人口贩卖问题，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有伤人倾向，已经被救治。2月7日徐州市的公告进一步说明，经过到云南当地调查，发现杨某侠原名小花梅，是云南亚谷村人，父母已逝，有同母异父的妹妹，小花梅1996年已出现精神问题，被同村人带到江苏看病后走失，后和董某民结婚，经DNA鉴定，八个孩子都是她和董某民生的，公告称会继续调查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10号徐州又发公告称已对董某民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事件涉嫌买卖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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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网友们基于各种渠道的信息，提出了很多质疑，主要分为几类：
  • 关于其真实身份：现在视频中的杨某侠为什么和1998年结婚登记证照片上差异那么大，看着完全不像同一个人？杨某侠是不是失踪的四川女子李莹？杨某侠年龄多大，如果生于结婚登记证上写的1969年，怎能在近十年连续生7个孩子？曾出现的名字“杨某英”和“杨某侠”是否是同一个人？
  • 关于其经历：杨某侠是否被拐卖？杨某侠的牙齿为何几乎全部脱落，是否被虐待？为何杨某侠被铁链锁着？
  • 关于其亲属关系：大儿子是不是网传1997年出生的，如果生于俩人结婚前，他是谁的孩子？俩人的亲生孩子到底有几个，为何一些对他们家的采访视频中只有7个孩子（包括大儿子）？
  • 关于调查流程：为什么不直接采访杨某侠并放出视频，让她自己解释？调查取证是如何进行的，怎能在几天之内如此确定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如何确保现在和小花梅母亲遗物的DNA比对是可靠的？为何2020年杨某侠曾接受过DNA比对？
期间有记者进行了非官方的调查，在《寻找小花梅》中，调查者采访了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花某英，走访了小花梅在云南居处的亚谷村及其出生地，采访了一些当地的亲友。
江苏省2月17日成立调查组，23日发布调查结果，大体和第四份徐州市的公告信息一致，主要差异是认定杨某侠1998年连续被贩卖，称涉嫌犯罪的人，包括董某民，已经被立案侦查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地相关政府官员已被处分，并指出这件事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失职和作风问题。
调查组也解答了“丰县生育8孩女子”事件13问，称杨某侠没法直接交流和表达，样貌差异是因为自然衰老和疾病导致的牙齿脱落；大儿子生于1999年，网传生于1997年的是当地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经DNA核对排除了是李莹的可能性；她出生于1977年，其余出生日期和名字都是相关的人造假导致的。
央视也发布了视频，采访了精神科医生，介绍了对老人和8个孩子的帮扶，其长子也接受了采访，说母亲的病情这几年越发严重了。
该如何看待最新调查结果？
第一，对疑问的回应比前几份公告更详细，公告提到由多个级别的检测机构进行了DNA检测，增强了杨某侠就是小花梅的可信度。
第二，由于事件中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调查组还是应该尽可能提供信息支持完整证据链条，例如公开一些原始证据、呈现比对过程、请专家进行详细的解释。待杨某侠情况好转，可提供更多直接来自她和亲属的直接影像资料，或安排更多媒体进行采访。
第三，应该尽可能回应对案件中一些法律问题的疑问，例如公告提到以虐待罪批捕董某民，会进一步调查其涉嫌收买妇女罪，但未提及是否涉嫌强奸等其他罪名。也希望后续公开调查和审判结果。
第四，调查组负责人提到，事件反映出当地“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并提出下一步会采取的措施，包括会排查当地贩卖妇女儿童的问题。希望能确保实施这些措施，公开排查结果。
第五，后续会如何安置杨某侠？是长期安置在精神病医院？是送她回老家云南？是送她和同母异父的妹妹生活？还是送她回到丰县八个孩子的家里？希望能公开安置方案。这不仅涉及杨某侠，也涉及每个被贩卖的妇女，希望她们在之后的人生中，能够被善待，能够获得政府、社会和亲友的支持和关爱。
思辨原则：
  • 重视事实信息，重视完整证据链条：之所以用以上这么多篇幅介绍基本信息，是因为事实信息是评论的基础，同时要有证据支持完整的证据链，这至关重要。
  • 重视信息源可靠性：一般来说，传统的、有公信力的媒体披露的信息，裁判文书网上的法律判决书，丰县县志等，这些信息比不知来源的网络信息、自媒体信息更可靠；直接采访当事人的一手信息，比经过多次转手的二手信息更可靠。
  • 核对多元信息源：需要把不同来源的信息做核对，看是否有漏洞或自相矛盾之处；信息来源更多元，能够被交叉核对的可能性越大。
  • 合理质疑，谨慎判断：合理的质疑是很有价值的，能推动更多信息被披露；不应该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轻易相信网络传言，应该基于证据谨慎判断。
如何和孩子讨论：
  • 给孩子介绍基本信息：考虑孩子的年龄，选择信息的详略程度，以及是否给孩子看影像资料。
  • 启发孩子提出疑问：可以逐个给孩子看每一份政府公告，询问孩子看完后感觉有什么疑问，觉得哪里可信？为什么？觉得还有哪些疑问？
  • 介绍基本思辨原则：可以在讨论过程中谈到上述思辨原则。
  • 探讨证据，评价网友言论：可以和孩子讨论，需要什么证据来回应自己的疑问？可以找一些网友对事件的评论，和孩子讨论那些观点是否有道理，为什么？
事件反映出哪些表面和深层问题？
贩卖妇女
现状
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共识。但贩卖妇女或儿童问题并不罕见，《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的数据显示，2010-2019年，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为112,703起，其中共破获20,319起拐卖妇女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人口贩卖猖獗的时期。
有两篇文章基于数据分析，比较综合地呈现了贩卖妇女问题的现状。
《中国还有多少个丰县？| 搜信源》 搜集了很多文章、研究报告，呈现了关于贩卖妇女的数据、受害女性特点、原因分析、法律研究，以及救助渠道。
《被拐的她们：1252段被标价的人生 | 数说》记录的研究团队，查阅了616份法律判决书，统计了1252位被拐妇女的经历、拐卖的链条和法律判决的情况。
任何地区、任何背景的女性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为贩卖常伴随欺骗、暴力、团伙犯罪，还有很多人贩子是受害者的熟人。《北京女孩被拐六年》记录了1994年，14岁的北京女孩张小丫在上学途中，就在家门口100米远处被拐。高学历女性也无法幸免。光明日报记者1988年在《被拐卖的女研究生》一文中记述了一位女研究生被拐的经历，随后又调查了另外11位被拐女研究生。
但总的来说，经济和社会地位更低，情感方面链接更少的女性更容易被贩卖，而偏远的少数民族女性和精神障碍者更容易成为受害者。杨某侠完全符合这些特征。《“小花梅”背后的怒江傈僳族女人》采访了《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的作者陈业强，他讲到这些女性往往家庭贫困，受教育程度低，信息闭塞，被家人嫁到东部沿海地区，后来发现被欺骗，有的留下孩子逃回老家，再次改嫁，其中一些被骗过的女性会成为“介绍人”再去欺骗当地年轻女性。其中一些涉及拐卖，根据福贡县公安局记录，20年间外流的4005名女性中44%涉及拐卖。《一次探访云南“人贩子村”的经历》 记录了作者2009年的经历，极度贫困让贩卖妇女儿童的现象在那里非常常见。
关于人口贩卖和精神疾病的关系，《被拐的她们：1252段被标价的人生 | 数说》中提到，约两成被拐 妇女患有残疾，其中多数是精神残疾。而且与贩卖伴生的暴力往往会加重精神问题。 
/《被拐的她们：1252段被标价的人生 | 数说》/
江苏、山东、浙江、安徽、福建和广东则是主要流入地，而徐州在历史和当下的人口贩卖现状，这次也备受关注。
《由人口普查数据看徐州及周边买卖婚姻的普遍性》试图从少数民族人口数据的变化来证明，徐州，以及苏北和山东等地，存在大量被贩卖来的少数民族女性。也有其他文章认为当地的风气、政府不作为、犯罪集团化也都是重要原因。
遭遇：强奸、限制自由、多次生育、逃跑失败……

被贩卖的女性普遍会遭遇强奸、限制自由或多次生育，正如被锁链拴着的杨某侠的遭遇。
《“小花梅”们的世界》描述了纪录片《被拐十七年》的内容，四川女孩曹小青19岁时离家后被拐卖，两年间被卖了四次，被关在窑洞中15年，被发现时已经疯了，而墙上写着很多“跑”字。
杨某侠近十年间生了7个孩子，她显然也没有生育自主权。《生育，女人说“不”的权利有多大？》讲到父权制胜利带来的种种问题，父权社会中女性的主要角色是母亲，女性对生育说不的权利本就不大。可以想见，被贩卖的女性常常更是完全没有自主权，很多人因为生了孩子，即使有机会离开，也选择没有离开，另一些人离开了，孩子又成为另一个妇女贩卖问题的受害者。
陷入这样的遭遇中，被拐女性能逃跑的并不多，而且往往是在被拐多年后、生下多个孩子、被看管比较松、自己的健康也没有太大问题的前提下。 
/《被拐的她们：1252段被标价的人生 | 数说》/

《在徐州，6位被拐卖女性的人生》基于2004年的一项研究，呈现出6个被贩卖到徐州的女性在反抗中的困境：
  • 个人能力、知识、信息不足
  • 拐卖拐骗者的强力控制，例如精神控制（欺骗、恐吓）和身体控制（暴力、限制自由）
  • 收买者及其家庭，还有流入地社区的强力控制
  • 原家庭和原社区的不支持、不接纳、无亲人
  • 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规范，比如贞操观、母爱观、女性要贤惠
一些女性甚至主动选择留在当地，这体现了问题的复杂性。典型的是被评为2006年感动河北人物的乡村教师郜艳敏，她在1994年被贩卖，经历了逃跑失败，获奖后又被孤立，她希望少被关注、维护家人。三联、澎湃和南风窗等众多媒体报道过她的故事。
原因：性别不平等、贫困、法律漏洞、执法不力……
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导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三千多万，而乡村最贫困或有残疾的男性，往往找不到对象。另一方面，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依然强烈，社会对光棍也普遍存在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当光棍成为社会问题》分析了光棍问题的历史，展现了这一点），乡村养老和保险体系的薄弱也让很多人想“养儿防老”，“买老婆”就成为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在默许的一种做法。但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该成为贩卖妇女的合理理由。
正是基于落后的文化，我们看到买入地的社区往往不愿意帮助被拐妇女，还帮着一起看管她们，很多时候连政府官员和警察也是如此，我们也看到丰县事件中存在大量执法不力的问题。
法律上是否存在漏洞也受到热议，主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
是否应该提高对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罚，甚至让买卖同罪？当下的法律现实是，法律对买方的刑罚限定远低于卖方。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车浩教授在《车浩：收买被拐妇女罪的刑罚需要提高吗？》 中表示反对，他认为拐卖妇女罪本身几乎一定会带来强迫性关系、限制自由等情况；更为严苛的法条，可能会引起执法过程中的挑战；以及要考量可能存在善意购买拐卖妇女等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罗翔教授持则认为应该提高，他在《走出盲山：关于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建议》 和《我为什么还是主张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法律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落后的社会文化？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黎敏则在《黎敏：妇女的自由与尊严不可侵犯、不可物化、不可买卖，应作为绝对道德律令》 中，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法律要怎样对付邪恶的风俗，国家法要怎样去改变或矫正落后的“习惯法”，并表示除了依靠法律来应对拐卖之外，发展与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
被拐卖妇女的婚姻是否具有效力？《冉克平：被拐卖妇女婚姻的效力分析》一文指出，全国多地存在被拐妇女申请离婚被驳回的案例。冉克平作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不认可这些判决，主要提出三个理由，一是这种“婚姻”违背女性意愿，二是违反婚姻登记的合法程序，因为其中涉及虚假信息，三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被贩卖妇女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在丰县事件中正是如此。
精神障碍者的境遇
丰县事件也让精神障碍者的悲惨境遇，以及相关保障和资源匮乏的问题得到关注。《从丰县事件谈农村精神卫生：解开了精障者有形的锁链，而那些无形的锁链又该如何解开？》用数据展示了中国精神卫生方面的投入和资源严重不足，而且在城乡和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有41.36%的区县没有任何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因为社会支持少，家庭承担了主要照护工作，但能力不足，将精神障碍者锁起来，就成了最常见的做法。文章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主要是政府要给家庭、社区、照护工作者提供支持和资源，减少限制性因素，同时也希望更多领域和机构能参与其中。
《如果小花梅原来就有精神障碍，接下来怎么办？》指出，对精神障碍者的歧视普遍存在，大量精神障碍者被铁链锁着，其中很多没有暴力倾向，却被暴力对待，在资金和专业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能得到救助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提出希望政府保障和加大对686全国精神疾病救助康复工程的投入，消除对精神障碍者的歧视性规定，增加对公益组织的购买服务，为相关群体提供支持指引。
精神障碍者的自主权问题是另一个争议点。《危险的权利：精神智力障碍者如何结婚生子？》梳理了法律的变化和现实困境，法律从反对他们结婚，到2020年《民法典》保障他们结婚的权利。文章指出精神障碍者被迫进入婚姻，或婚后被虐待的现象比较普遍，提出应该提高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完善婚姻登记制度，建立针对家庭照护的监督和支持系统，依法惩治贩卖、虐待和遗弃精神障碍者的罪行。
区域系统性问题和其他问题

丰县事件扑朔迷离，也凸显出区域内一些系统性问题。
在基层组织工作建设方面，董某民和家人给杨某侠办了假身份证，在结婚登记中使用了虚假信息，生了八个孩子，计生部门却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公安部门也没有发现贩卖妇女的问题，甚至1月底经过调查后还声明不存在贩卖问题。这反映出治理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当地没能发现、解救和妥善安置区域内被贩卖的妇女儿童，相信还有更多类似的案例没被发现和解决。
在特殊群体救助关爱方面，当地没能为精神障碍者提供必要的救治，未能为家庭、社区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
这也导致当地政府丧失公信力，所以虽然DNA检测的技术本身非常成熟，大量网友依然不相信调查结果。
还有媒体发声不足和网络舆论的撕裂的问题。《“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中的新闻业症候》通过数据分析了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提出报道不足。
另外，事件也反映出教育的普遍匮乏，民众需要更多关于法律、妇女和精神障碍者的基本权利的教育。
思辨原则
  • 重视个体的处境：个体的苦难是值得被关注的。
  • 重视高质量的统计研究结果：高质量的研究往往基于更可靠的事实信息，有更大的样本量，能获得更好的解释。
  • 关注事件背后的系统性问题：正如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的，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于找到个人面临的困境背后的宏观社会因素，把个人和公共联系起来，从而发现那些影响力更大、影响更深远的大问题。
如何和孩子讨论：
  • 用项目式学习方式，启发孩子研究某个具体问题：适用于小学高年级及以上的孩子，可以和孩子一起列出想要研究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依然存在贩卖妇女的现象？”“为什么很多被贩卖的妇女没有逃跑？”启发孩子自己进行网络检索，找到更优质信息源的信息，看是否能回应孩子的疑问。
  • 根据孩子的疑问，向孩子简要介绍上述文章中的观点和证据：用适合孩子年龄的方式，选取观点和证据的详略程度，用孩子能听懂的方式表达，让孩子了解一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和理由，询问还是是否认同/为什么、是否有疑问。
  • 和孩子一起寻找行动方案
    ：和孩子一起为政策提意见，搜寻相关的公益机构，通过行动促进了解问题、解决问题。

我没有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放视频，但我依然记得杨某侠被铁链拴着时瑟瑟发抖的样子。
我可能永远无法真正体会杨某侠和更多被贩卖的妇女儿童，怎样度过每一分每一秒，她们有什么感受。但我愿意努力提醒自己，不遗忘，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运用理性为解决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每个人，都应该被当成人来对待，这是朴素的真理，愿我们都记得。
作者：郭兆凡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任职高盛集团，后从事地震重建工作和教育创新研究。
我们是谁
C计划（C指Critical Thinking）是一家致力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机构，旨在系统提高儿童和成人的独立思考、逻辑思维和理性思考能力。
我们研究了上百本书，经过了数千小时的一线教学，熟练掌握批判性思维核心方法，成长为国内推广批判性思维的专业教育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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