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
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发酵至今，疑问重重，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它就像一道无比刺眼的阳光，在其乐融融的春节和冬奥会期间，直白地照射着这片大地的塌陷。事件牵出了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妇女儿童拐卖、精神病患者人权、女性身体自主权等。
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计生协将在今年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同样引发广泛讨论。种种事件表明，生育不只是个体权利，它具备高度公共性。今天的文章从女性史入手，详细探讨了为何生育能力没有给女性赐福，反而成为锁链。
愿所有弱者都能获得应得的尊重与自由。最后，引用罗翔在《我为什么还是主张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法？》一文中提到的法谚：“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
讲述 | 陈迪
来源 | 看理想节目《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
01.
生育不是赐福，而是枷锁
关于父权制起源的理论，除了恩格斯以外，另一个重要的贡献者，是美国女性史学家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
女性史，women’s history，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绝不仅仅是把过去历史内容之中的女性部分摘出来而已。当人们观察历史、记录历史、评价历史的视角，都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父权文化的塑造的时候，真正属于女性的历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消失的，是作为背景的、附属的、非历史主体的存在被处理的。
欧美学术界在第二波女权主义之中、尤其是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之后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在大学里开设女性研究的课程、成立女性研究的院系，在不同学科里也增加女性视角。女性史研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繁荣起来的，它采用社会历史学的方法论，也就是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处境与结构性的变迁，试图重新发现女性的历史。
回到父权制的话题。勒纳在她的1986年作品《创造父权制》（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区别于恩格斯式的家庭经济学视角的补充。
勒纳主要以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100年到600年之间的时段作为分析对象，两河流域的文明提供了人类非常早期的农业经济与父权社会的样本。
她很同意农业的生产方式与父权制度的出现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但是，导向了男性的统治以及女性的屈从这一历史性结果的，至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过往的讨论所常常忽略的，那就是：生育功能由女性承担，这个简单但关键的生物性事实。
当人可以生产出超过他自己所需要的食物的时候，人就成为了有价值的资源，有资格被称为劳动力，而不仅仅是制造生活成本的负担。
农业经济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让增加人口这件事变得前所未有地富有价值。然后，由于生育功能只能由女性来完成，这就让女性因此变成了一种与经济生产直接相关的、区别于男性的独特资源，能够提供生育劳动（reproductive labor）的资源。
《盲山》
生育劳动如今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它足够被用来交换价值。彩礼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财货，本质上就是为了向女方家庭购买这一份生育劳动力。
另一种迅速增加人口的方式，是通过战争和掠夺。在战争之中，俘获的敌方女性人口是更高价值的战利品，因为她们未来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生育劳动，这是男性俘虏所无法提供的经济价值。
勒纳认为，对女性的奴役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奴役。女性宝贵的生育功能让她们成为了奇货可居的财物，要不就是通过婚姻的方式被买卖，要不就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被掠夺。
简而言之，女性独有的生物性功能，不仅没有成为对女性的赐福，反而成为了让女性被交易、被争夺、被奴役的原因。
这个结论，或许是有理由让人感到困惑的。毕竟，能人所不能，不是通常应该会让人变得更加富有权力和地位吗？不是通常应该会让人站在更加有利的谈判位置上吗？怎么反而却让自己沦为奴隶了呢？
02.
父权制，作为战争与掠夺的结果
女性独有的生育能力，却有可能反而导致了其被压迫的地位。对于这个问题，女权主义学者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提供的角度，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细致的启发。
说起弗伦奇，这也是一个属于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响当当的名字。她在1977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The Women’s Room，字面上是“女人的房间/空间”，在全球大卖了超过两千万册，被誉为“小说版的《第二性》”。
不过我在这里要引用的不是她的小说，而是她的女性史作品——《从傍晚到黎明：世界女性的历史》（From Eve to Dawn: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orld）。这是一部分成四卷书的大长篇著作，花了她15年的时间来写成。
弗伦奇在作品里强调了战争和掠夺在父权制度的最终胜出中所发挥的作用；暴力因素对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决定性意义，在以往的理论中可能也是被低估的。
当欧洲殖民者最初去到一些未经探索、相对原始的新地区的时候，无论是在美洲、大洋洲、还是非洲，他们都有观察到父系制的部落和母系制的部落并存的情况。
而在此之间，父系制的部落有一种特殊性：它们之中的不少，是相对母系制部落来说历史更短的新部落，因为它们是通过男人发动战争、掠夺女人才建立起来的。
母系制部落对比父系制部落，两者在经验上存在一个很关键的区别：母系部落多为同族婚配（endogamy），父系部落则多为异族通婚（exogamy）。
以现代遗传学的观点来看，异族通婚当然是要比同族婚配健康很多的，尤其是对于原始部落的稀少人口来说；但是，以远古人类群聚之间的遥远距离而言，同族之间的近亲结合肯定还是无法避免的局面。
同族婚配和母系制度天然兼容是理所当然的。当男女都不需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都在自己的“主场”生活、一辈子都在自己的亲友环绕之下过日子的时候，女性生育功能的独特性、以及母亲与孩子更加紧密的联系，哪怕不说这些优势会不会导致女性凌驾男性的权力，至少也不会让女性屈从于男性。
在同族婚配的客观条件下，大概是找不出什么支撑父权制的理由的。
《盲山》
但是，随着生产力提高、人口增加、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扩大，以致不同的部落彼此间开始出现接触——局面就终于要发生变化了。
部落间爆发战争是一定的事情，而战争主要都是男人去打的，主要杀死的也是对方部落的男人。打仗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夺取能够提供生育劳动的女性人口。
在战争之中被掠夺回来的女人，她们在新的生活环境里完全失去了支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甚至连这里使用的语言都听不懂、更不会说。她们是作为战利品被带到这里的，不能期待有什么权利或地位。她们与新的丈夫之间，是天然的、也是必然的服从与统治的关系，这也许就是父权结构最初的雏形。
即便母系部落历史悠久、父权关系初来乍到，但是只要把目光稍微放长远一点，我们就能马上察觉到这些新生的父权关系的核心优势：他们是由异族的男女间进行生育的，他们的子女注定会更加强壮、带有更少的遗传疾病、有更好的机会长大成人、然后继续留下新的后代。
好战的部落会有更多的人口，善战的男人会有更多的后代。对外的掠夺战争绝对不会在一代人之间就偃旗息鼓，它会成为一种长期的、常态的、固定的生活方式。
如果由获胜的男人和他们掠夺回来的女人组成的家庭（这当然是一夫多妻的家庭）越来越多、生下的后代越来越多；而通过传统母系关系、或男女平等关系的同族婚配生下的后代，又由于遗传学规律的限制而人口增长乏力。
《盲山》
长此以往，父权制战胜母权制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既可能是本族群之内的自然取代，也可能是强大、发达、人口众多的新型父系族群，直接就通过军事手段消灭、吞并了母系族群。
在古典时代，那些率先进步、实现辉煌的文明，常常也是在父权制和性别压迫上做得最突出的文明。
这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说是父权制带来了文明的先进，不如说正是这些文明的强大导向了父权制——作为暴力、战争、掠夺的结果的父权制。
即便这些暴力，最初未必直接发生在本族群的男性女性之间，毕竟被杀戮的，是外族的男人，被掠夺的，是外族的女人；但是，假以时日，这种由男性主导的暴力，其最终产生的历史结果，依然是男性整体对于女性整体的优势、压迫，以及更多、更系统性的暴力。而到那时候，到底是本族还是外族，区别已经不是绝对的了。
03.
“永远负责任的母亲”
父权制在人类文明时代的最终胜出，对女性命运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在母权制的结构里，男性不拥有能够被继承的财产，或者说那样的社会本来就不存在多少需要考虑继承问题的私有财产。
男性天然难以与后代确认亲子关系的生物性不利条件，在母权社会下不会成为什么问题，更谈不上会成为一个多大的男性焦虑。
《房间》
毕竟，在母系部落里，母亲与子女的联系才是第一位的；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不仅不重要，甚至连是否存在有意义的父亲角色都难说。
成年男性会帮忙养育姐妹的孩子，却未必会去费心辨识自己的后代，因为就算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关系实在是太次要了。在这个意义上，“负责任的父亲”其实是一个独属于父权社会的命题。
但是，如果说母权社会不需要“负责任的父亲”、只需要母亲负责，是一个正常的逻辑结果；可是为什么到了父权社会，却依然会要求“负责任的母亲”呢？
这就是人类女性吃大亏的关键所在了：因为女性的生育功能，导致了无论在父权社会还是母权部落，母亲与子女的关系都会更加紧密、对比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更加紧密。母亲，似乎永远都是负责任的那个。
当然，关于“母亲与子女的联系是否天然就强烈”这一点，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房间》
很多人会从生物性或者经验的角度出发，认为通过妊娠、分娩而产生的激素会导致女性对子女的强烈情感联结，因此一旦生育，母亲的角色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也有不少女权主义者、譬如被外界定义为激进派的弗伦奇就会认为，无论是这种感受上的亲子联结、还是对于所谓母性的抽象认知，其实在这中间发挥最主要作用的依然是社会性别文化对人训练、形塑的结果，否则很难解释为何人类和动物之中都会存在丢弃幼崽的现象。
但是，无论是天然的还是文化的，总之“女性的母亲角色”，确实就是被父权社会所期待、加强，并且加以利用、大占便宜。
在父权社会，女性依然被要求成为“负责任的母亲”，哪怕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早就已经不是社会性的第一位的亲子关系。
如今新的第一位的亲子关系，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所以，子女被冠以的，是父亲的姓氏。子女会在父亲一方的家庭长大，毕竟他们的母亲也是在结婚之后就搬来她的丈夫这边生活的。
子女在成年独立以前的劳动贡献，全归父亲一方所有。女儿将来长大嫁人，彩礼也由父亲收取。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由父亲所拥有的财产（在父权制的绝大部分历史里，母亲都是不拥有财产的），最终会由父亲的儿子继承——因为将来，这个儿子，也会成为一个父亲。
然而，在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如今变得这么重要以后，父亲们却依然解决不了一个难题、一个在过去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那就是：亲子不确定性（paternity uncertainty）。
《房间》
同样有很多意见认为，所谓的男性亲子不确定性焦虑，依然是一个被父权社会刻意夸大其辞，用以压迫、禁锢、戕害、驱役女性的文化借口。
但无论这是真诚还是虚伪，总之，历史性的压迫是确实地发生了，对于女性处境的危害是灾难性的。对此，弗伦奇在作品里是这样评价的：
“没有任何（母权）社会，会有女性将男人锁在家里，日常地殴打或强奸男人。无论女性的地位有多高，也没有任何文化，会有女人开发出一套等级制度专门压迫她们的丈夫，限制男人的人身自由，或是在公共领域中消除男人的声音。
男人在母权制中根本不需要面对女人在父权制中承受的一切东西。母系社会的根本是母亲与子女的联系；而父权社会的本质，却是男人对女人和孩子的占有（作为财物那样地占有）。”
确实，如果我们将父权社会的定义，简化成“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具体内容包括但不仅包括上述细节；那么，与之作为对立面的“女人对男人的统治”，可是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也是极难想象可能存在的。
在这个意义上，要说“与父权制相对应的母权制从来不曾出现”，大概就非常合理了。
04.
父权制历史性地胜出以后
在父权制历史性地胜出以后，女人首先在文化上被污名。
她们成为了野史传说中的红颜祸水，她们成为了神话故事中的灾祸源头。她们被最杰出的哲学家指责为毫无理性、空有情绪，她们被最先进的政治思想认定为低男一等、只配服从。
“妇人之仁”是她们，“最毒妇人心”还是她们。统治了大半世界的不同宗教都认为她们需要为人类的罪与罚负责。
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最先被臆测、被指控，最终被绑起来焚烧、扔下河献祭的，从来都是女人。
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只要都是父权统治当道，就总会如出一辙地不遗余力贬抑女人。
《盲山》
这种操作的动机当然非常明确：如果不是女人天性上有缺陷，如果不是女人根源上有原罪，要想让女人顺服地、认命地、感恩戴德地屈从于种种针对女性的压迫与盘剥，又怎么有可能轻易地自圆其说呢？
结果是，他们成功了，父权文化成功了。女性接受了屈从地位，承认了夫为妻纲，领受了三从四德。女人一辈子都要接受至少一个男人的统治——成年之前，她的主权属于父亲；成年外嫁之后，她的主权又属于丈夫；唯独从来都不会属于她自己。
希腊的哲学家们关于“理性属于男人，非理性属于女人”的断言，深入人心；因此，公共事务、政治决策成为了男人专有的领域；而女人只配留在家里，私人领域是她们唯一有立场存在的空间。
女人不配受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智识生活是理性男人才能有的活动，而思考与学习只会让女人变得“非女性”——在这点上，东西方文明也是无需沟通即可有高度共识的。
女人还不配拥有财产。如果她会劳动还能挣钱，那么成年以前她的收益是父亲的，成年之后是丈夫的。她没有资格独立地占有或交易。就算成年后、结婚前暂时地可以，结婚以后也将立刻重新失去财产权利。
《盲山》
在父权社会里，女人唯一被鼓励拥有、也是唯一可以拥有的角色就是：母亲。生育是女人至高无上的天职。唯有诞下子嗣，女人才可以获得她们在父权文化下的唯有可能的赞美。
而女人一旦不育，将无异于失德、有罪、失去了最后一分意义。
在东方，女人不育是男人合理合法地休妻的理由。在西方，尤其过去的天主教治下，离婚确实不好办，强行离婚更是有罪。
但即便如此，男人求子的“大义名分”，也依然足够支撑一国之君带着整个国家与教廷决裂；就算他这个不育的发妻是另一大国的公主，就算离婚可能意味着战争和国运的代价，也同样阻拦不住这样一个作为男人的国王。
*本文内容整理自看理想App节目《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内容有微量调整，完整内容可移步看理想App购买收听。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
▼
编辑：林蓝

监制：猫爷

配图：《盲山》《房间》
封面图：《盲山》
转载：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
商业合作或投稿：[email protected]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社会
男人
父权制
权利
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