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青，公益人、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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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愤起于共情，但不能止于共情，而要通向人道主义。不因一个人的种族、性别、年龄、信仰、遭遇等区别对待，同时要关注最容易受到侵害的群体。
丰县小花梅事件还在发酵，不管官方出什么通报，总有不少人选择“不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小花梅是被董家“捡”到的，坚持认为其中存在董家参与的暴力人口拐卖；不相信小花梅原本就有心智方面的障碍，坚持认为是被打成的精神病；不相信小花梅的牙齿脱落是牙周疾病导致的，坚持认为是被敲掉的；不相信小花梅可能是自愿结婚，坚持认为婚姻登记无效、属于强奸虐待。
这种“不相信”曾倒逼出了四次通报，必须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民间监督的力量。但当信息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存在不小可能性的问题：
如果小花梅事件不是很多网友想象中的的健康美丽白领女性遭遇暴力绑架虐待的情况，真是董家“捡”到的，从云南到江苏时就有精神障碍，还值得我们关注和解救吗？
我的回答是，更加应该。
人们的义愤起于共情，但不能止于共情，而要通向人道主义。不因一个人的种族、性别、年龄、信仰、遭遇等区别对待，同时要关注最容易受到侵害的群体。
心智障碍、精神障碍人士原本就处于社会的边缘，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最短板。
如维舟老师所说，个别人的权利实现程度可能是120%，平常人可能达到80%，那残障人士的权利实现程度可能只有50%，而心智障碍、精神障碍人士可能只有20%了。
在整个故事中，妇女拐卖虽很能触动情绪，但不容易引发对心智障碍、精神障碍人士的共情，而这更容易成为“房间中的大象”，也更值得整个社会直面并倾注资源。
▲ 福贡县匹河乡的一个村庄。© 沈年 摄
▌一些事实
首先需要了解关于精神障碍人士的一些普遍真相。
1. 有大量的重症精神障碍人士被关锁
2月11日晚，“偶尔治愈”发出了关于小花梅事件的调查，这也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报道。
他们走访了小花梅的老家云南福贡县亚谷村，采访到小花梅的邻居，和学者马志莹探讨了小花梅出院后可能的选择和生活，还介绍了我国面向重性精神病的康复项目：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病管理治疗项目。因为首年获批686万元经费，有时也简称为“686项目”，从2005年开始实施，对一部分贫困家庭的精神病患者实施免费救治。不少地方也称“解锁工程”。这非常形象，整个工程正是力图解开套在精神障碍患者身上的那把锁链。
搜索“解锁工程”，就能发现很多让人唏嘘的案例。
大河报2011年的报道提到，24岁的龙龙（化名）脖子上套着一个手腕粗的铁链子，另一头则系在房梁上。在自家这间土坯房里，他已被锁了半个月了。每天他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五米长的铁链允许的地界。他是一名重症精神分裂患者，家人锁住是为了防止他犯病时惹事。
同样是大河报，2012年的报道，杜燕笛（化名）20多岁结婚，婚后总往外跑，而且行为异常，爱脱衣服，两年后被婆家送了回来。近40岁时，她确诊为重性精神分裂症。 退休的二姐杜庆玲为补贴家用，开始在街上做清洁工，工作时，她会用一根铁链子把杜燕笛拴到路边。
▲四川乐山的张大爷，因精神问题被锁住，老伴说“锁他我心里也难受，但没有办法”。© 红星新闻
再看看数据，中新网2012年报道，河北省六院自2008年启动针对重症精神病患者的“解锁工程”以来，共接到求助电话一万多人次，登记造册符合救治条件的患者达400余人。
2. 许多精神障碍者没有暴力和主动攻击他人的倾向，反倒容易遭受暴力对待
学者黄裔提醒，所有人都有发脾气和不满意的时候，心智障碍者、精神障碍者发脾气或者表现出情绪激动，可能就是因为Ta在当下处境中没有得到尊重、受了委屈，或是当下的安排违背了Ta的意愿、Ta不想被逼着做什么事情，而不是因为Ta有心智障碍或精神障碍。
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平常人受挫或被激怒时也会发脾气，也可能会摔东西、骂人、打人。就拿这次丰县小花梅事件来说，关注此事的网友发脾气骂人的也不少，昨天我还因为写公益视角的稿子被人骂脑子进水了，能说这些人是因为偏执型精神障碍导致的吗？
还有人担心精神病人杀人不负责任，我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精神病人杀人”，只发现4起判决，而杀人的所有判决高达311883篇。这也印证，精神病人的暴力犯罪并不比非患者更高。
反倒是精神障碍者容易遭到暴力对待。端传媒在报道中引用过一份研究，中国大陆某精神病院747位女性患者中，57.16%遭受过暴力对待，25.7%遭受过性虐待。
3. 许多精神障碍者在得到符合需求的治疗和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很多精神障碍者都是一边治疗，一边正常地工作生活的。这几天我被朋友拉到一个精神障碍者群中潜水，谈论的话题都是日常的工作生活，要不是事先知道，根本发现不了这是精障群。
《2018 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现状分析》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在册患者 599 万例，其中在管患者 568 万例。病情稳定患者 442 万例，病情稳定率 80%。
如果能有一个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患者一样可以在生活中成为好家人、好邻居、好公民，在工作中成为好员工、好同事、好领导，过正常的生活。
▌面临的问题
在小花梅事件中，我们被她脖子上的锁链所触动。可放宽视野来看，全国被关锁的精神障碍人士数量巨大 。“偶尔治愈”引用了十多年前河北新闻网的报道，仅河北一省，被锁者约 10 万。
关锁当然是对权利的侵犯，但是从这些家庭的条件和认知来看，他们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为何“解锁工程”没有惠及小花梅呢？我们从资金投入上不难看到端倪，第一年投入686万，根据卫计委和残联的数据，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达581万，这笔钱均分到重症精神障碍人士头上，每个人一块多钱，别说解锁，连配把钥匙都不够。
回到丰县，根据“偶尔治愈”查询到的丰县政府网信息，2020 年，丰县政府摸底，对辖区内 3852 名持证精神障碍患者核查，并为 1737 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服药救助。
在686工程之外，政府就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亦有国家层面的行动，如2015年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21年12月2日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官网正式上线。但是，在
资金和专业人员严重短缺
的情况下，现实仍然严峻。

▌医学模式与社会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治病”，和前述的686工程，虽然可以用来兜底，但只是残障的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把精神障碍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把精神障碍者视为需要矫正、需要康复的个体，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是所有精神障碍都能“治愈”、都该“治愈”。
中华精神科杂志上曾刊载过一份河北六院医生的研究，在对107例重性精神疾病关锁患者解锁救治后，回访时发现服药治疗者72例（78.3%,72/92），再次关锁者21例（22.8%,21/92）。
也就是说，即便经过专业的解锁救治，仍然还有两成的人会被继续关锁。
一方面治愈率低，另一方面，经过治疗的患者早晚要回归社会生活。不回归生活，他们大概率会返病，于是入院-出院-再入院-再出院的模式反复循环，患者本人和家庭都痛苦不堪。
而社会模式则把精神障碍视为社会的问题，如果他们能生活在一个包容度更高的家庭和社区，很多精神障碍者的异常行为本不是问题。比如，不穿衣服，胡言乱语等。
有一本书叫《残疾资历：香港精神障碍者文集》，用别样的角度记录了精神障碍人士的思考和生活，图书介绍中就提到：盲、聋、肢障、疯狂等只是一种生存状态，而不是一种残缺。
▌解救了，然后呢？
很多人指出，丰县当地对小花梅事件的姑息放任，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精神病人后续的支持问题。
把精神障碍者解救出来不难，然后呢？谁来养？谁来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谁能专业性地应对他们发病时的举动？
我与公益组织的专业人士探讨后，尝试建议四点：
1. 686解锁工程由国家接手，加大投入
686全国精神疾病救助康复工程是由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华精神病学会开展的大型公益卫生活动，连政府项目都称不上，投入严重不足。
我不知道686解锁工程的资金来源具体都有哪些，但至少，应该列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就像营养午餐一样，每年起码要有上百亿的投入，才能满足最迫切的需求。
关心相关事件的朋友也可以向各省相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了解每年的财政投入，结合重症精神障碍人士的数据，形成调研报告。
全国两会在即，这些信息和建议可以提交给人大代表，真正实现“解锁一个，救活一家，安定一片，造福一方”的工程目标。
如果是在财力充足的省份和地区，则可以直接呼吁本地加大财政投入。
2. 消除对精神障碍人士的歧视性规定
有学者提到，686工程只适合家徒四壁的情况，但凡家里有点条件的，都不建议申请救助，因为只要登记在册，当事人很多活动都会受到限制。“极昼工作室”曾发表过一篇精神科医生的口述：
一位精神分裂患者来找我，问我怎么“出库”（严重精神障碍者信息库）。因为一旦被贴上标签，可能就意味着社会死亡。
他曾经陪人去某知名广场参观，要过安检，把身份证拿去一刷，“滴滴滴”，警示器响了，人家一问，“哦，原来你是精神病。”
还有人和女朋友出去旅游，住店时刷身份证，人家一看，是有标识的精神病人。按照规定，当地的民警会过来看看病人是不是处在疾病稳定期。
女朋友就纳闷了：“警察为什么找你？你是不是有什么前科？”他只能解释自己有精神疾病。
女朋友一听，立马就分手了。
这背后有整个社会对精神障碍人士的误解。登记在册的方法，用于针对性支持当然很好，但如果只是歧视性限制，那这种无形的锁链和脖子上有形的锁链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3. 政府增加对公益组织购买服务，民间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农村精障、智障家庭支持
昨晚向慧灵创始人孟维娜老师咨询，当下我们对心智障碍者有哪些有效支持方案？她说到很多难处：
“中国心智专业支持的工作，即使在大城市也很不足够，边远农村连相关信息都不知道。没认知是首要问题，要开展知识灌输以及实实在在的服务，线上线下都有很多实际障碍。
比如我们在陕西洛南的农村服务，洛南残联很支持，但从县城到广袤的农村，智障人士住得分散，上门服务一天顶多跑一家，没有足够多的人，都累趴了。上门服务，还容易听不懂当地语言，年轻社工很容易有挫败感。”
这的确没有太好的办法，我之前算过，一位社工一天入户两家，一周一次，这样也只能服务十户。但没想到现实中，还可能一天一户。
如果能对家庭成员或本村村民有一些专业的培训支持，可能会降低服务成本。当然，长期来看，如果能让精神障碍人士自主生活，自主工作，对上门服务的需求也会降低。
4. 收集支持案例，形成一份维基版的精神障碍、心智障碍人士家庭和社区支持指南
一些民间组织和协会已经编订了相关手册和指南，比如深圳精协的《心智障碍者社会支持导航手册》、融爱融乐的《心智障碍者融合就业指南》、台湾的《成年心智障碍者社区居住与生活服务实务操作手册》等，但有的局限于本地化机构服务，有的时效已过，还不容易找到。
所以，还需要相关公益机构、公益记者和残障学者汇总相应案例和信息，形成一份公开的、普适的、易操的精障人士家庭和社区支持指南。这是民间能做的，也是只有民间能做好的。 
我们看到的个案，不只是案例中本人的困境，而是大量被关锁者共同的困境，他们缺失的权利需要被归还。如果家庭和社区的支持到位，有可能不需要关锁，哪怕他们仍然存在精神障碍。
对精神障碍者的解救和支持，也不只是对某个个体的解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救赎。
（头图：从福贡匹河乡俯瞰怒江大峡谷 沈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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