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朔源谈何易，这起70年前的公案尚未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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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篇文章写到，最近关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说法是越炒越玄乎了，各大媒体纷纷摇旗呐喊，生怕在这次难得的读者瞩目的盛宴中缺席。《华盛顿邮报》在几个星期前就这个现象发表了一篇时间链，来追踪这个说法从无人问津到发酵流行的全过程。根据我的解读和梳理，2021年的1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的2020全年，主要是一些政客的表态和怀疑，个别右翼媒体人的旁敲侧击，以及部分专业或业余研究人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型文章，始终没有在主流媒体中掀起风浪。

但是今年的1月4日就不一样了，小有名气的左翼刊物《纽约杂志》刊登了一篇万字长文，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地介绍新冠可能来自实验室泄露的理论，就仿佛是平地里的一声惊雷，一下子就吸引了识货者的注意，深感这是一篇笔力雄健好似侦探小说般引人入胜的佳作，于是一下子就传开了，从此WHO，美国国务院，总统安全顾问，专业学者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和公开信，要求重新重视实验室泄露说，一时间跳“泄露”坑者如同过江之鲫；有了这些铺垫，在川普下台后收视率渐颓的媒体自然又仿佛是被注射了一剂兴奋剂。

我读了这篇《纽约杂志》的文章，发现文章的作者叫尼古拉斯贝克（Nicholas Baker），对我来说这是个熟悉的名字。他是一个历史作家，最近的研究兴趣是美国在生物武器方面研发的历史。在去年8月他在哈佛书店有个读者见面会，全程有电视转播，采访结束后有个听众提问：

“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曾经对敌方投掷了细菌弹和生物武器，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贝克的回答很简单：“有”，the short answer is YES【1】。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来自中国大陆有一定年纪的人，大都在我们中学教科书上学到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曾经对中朝军队投掷大量含有病菌的虫子和老鼠，并引发了军民的多种传染病如伤寒，霍乱，痢疾和出血热等。我们对贝克的结论不会奇怪。

而朝鲜战争之后的历代美国人受到的教育则是，这种说法纯系子虚乌有，完全是对方的战争宣传，美军当时根本不具备使用生物武器的技术能力。支持这一历史观的铁证是，1991年苏联接替后大量保密文文件曝光，其中有作为中朝盟友的苏联的文件表明，苏方并不信任作为受害者的中朝方面的指控和证据【2】。

所以在美国听众中，贝克的这个发言有点震动三观。

贝克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一本他花了将近10年研究而成的书：Baseless: My Search for Secrets in the Ruins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baseless：我在信息自由法案的废墟中寻求真相》。此书所希望回答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在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中，中朝军民曾经经受的流行病之苦，到底是自然起源？还是美军的投毒？

对中方来说，这个事件的起点是在1952年的2月18日，作为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给中央军委打的报告：发现美军在空袭中向志愿军阵地投下了含有细菌的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携带物。毛主席批复道：请周总理留意并处理。

中方的人证是25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他们提供了声泪俱下的认罪忏悔：如何把含有病原的老鼠昆虫投向对方的阵地。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的“电视认罪”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俘虏是否是在酷刑下被逼供的。果然，这些人大部分在回到美国后就翻供了。但是，这样的翻供也不能完全信任，因为回国的战俘们，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的恐怖狂潮之中，如果不翻供就可能会面临上军事法庭的命运。

此事真相到底如何？

贝克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军投掷生物弹的现场，志愿军和朝军给总部发出的告急电报被美军截获并存档了，求救的内容和后来中朝在联合国指控美军的描述一致：现场的部队甚至要求急调滴滴涕DDT来杀虫灭菌【3】。

关于这个DDT多说一句，我们现在都知道DDT的慢性毒性极大，难以分解，特别容易融合在动物的脂肪组织中长期存在。它作为杀虫剂是危险的，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被禁了。其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DDT恰恰是因为它的毒性和安全性远远优于同时代其他的杀虫剂才得到了广泛应用。因为它的消毒杀虫能力特强，同时对温血的高等动物的急性毒力很弱，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拯救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志愿军的医疗队也非常清楚DDT的救急好处，在第一时间要求上级拨发，控制传染。

贝克反复阅读这个电报，觉得整个证据很象一个在危急情形下的真实反应，而不是刻意策划的阴谋论的表演。究竟有没有这样一起空投事件，如果有的话，飞机都投下了什么？事件的最终真相，贝克认为，应该存在于５０年代早期美国空军的秘密通讯备忘录中，一共有２１份。

贝克的这本书Baseless: My Search for Secrets in the Ruins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这个题目里的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自由信息法案，简称FOIA，指的是美国政府存档的文件可以在公民的要求下公开。这个法案是60年代在美国国策大规模左转的时候成型的，并在70年代水门事件后的痛定思痛后得到了加强。比如，最近在公民团体要求下，美国首席防疫官员兼科学家福奇博士在疫情初期和外界的电邮通信得到公布于众，在新冠病毒人造和实验室泄露这把熊熊大火上又加了一瓢油，就是拜这个法案所赐。

为了准备这本书的研究，贝克在2012年对这些朝鲜战争中的空军通讯记录提出了解密申请，但是一晃9年过去了依然石沉大海。在这期间贝克得到的回应，不是语焉不详的声明继续保密外（根据FOIA，涉及国家安全相关的敏感信息是可以不公开的），就是关键性的内容被掩盖的删节本，英文术语叫redacted，让人无法猜测其意【4】。

所以贝克在他的书名中痛陈他是在“这个信息自由法案的废墟中寻求真相”。

回到今天，新冠朔源已经完全政治化了，双方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都是虚虚实实引而不发，这是因为这些情报信息一旦公开，都将成为中美欧大国之间政治角力之中重要的棋子。可是，贝克质疑道，这些70年前的美国空军行动备忘录，到现在还干系到国家安全吗？

一个月前《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文章，采访了一个人物名叫Daniel Ellsberg，他在５０年前很有名，因为他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正是他所披露的这些和越南战争相关的机密文件，导致了美国尼克松政府正式决定终止越战。但是，当时他手里还有另一份文件却没有拿出来，那是在５０年代的金门炮战中，美国军事最高层一度对华郑重考虑使用核武器，以防止大陆拿下台湾【5】。Daniel Ellsberg等了４０年，在２０１７年在网站上把这个密件放了出来，作为自己同年出版的一本人类核战争危险著作的参考文献。

令人称奇的是，如此敏感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机密材料，在公开了整整３年时间里都无人问津，直到被今年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报道出来。这是因为时过境迁，人们注意力永远是在追逐最新的热点。

那么问题就来了，连美国最高层讨论在冷战中考虑动用核武计划的机密都掀不起波澜，空军为何对这这些有70年历史的老旧空袭行动，这些本来只能充当历史书上小小注脚的材料却如此讳莫如深呢？

除非这里面隐藏的秘密太不堪了，太丢人了。

贝克是这么想的。于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他开展了大胆的联想和引申。

这篇披露的50年代的台海核战阴云的秘密文件中，引用了当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Nathan F. Twining将军的一句话，今日读来仍让人不寒而栗：“如果对敌人空军基地的核爆依然不能终止台湾的战事，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把核战深入中国内地北至上海”（if atomic bombings of air bases did not force China to break off the conflict, there would be “no alternative but to conduct nuclear strikes deep into China as far north as Shanghai）【5】。

8年前的1950年，Twining将军尚在空军的时候，他给下级写的一个备忘录是这样的：“（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确保美国投放有毒的化学和生物战剂的能力”（“action should be initiated at once to make the United States capable of employing toxic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gents”）【4】。

我们已知的是，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曾口头允诺美国将会遵守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保证不会主动使用化学生物武器，但是美国政府一直等到1975年才正式签署了这个条约，所以在操作上和法律上，有很大灵活机动的空间。

再向前推5年，Twining将军是下达对广岛投掷原子弹命令的指挥官。由于当时还没有远程导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使用都需要飞机的投掷，这就确定了空军在这两种特殊战争中的决定性地位。所以Twining将军对生化战的要求很快落到了实处，他们有了一个代号为Baseless的秘密项目。

历史上第一位空军出身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Nathan Twining

这个项目的名字就构成了贝克此书的主题目：Baseless: My Search for Secrets in the Ruins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为什么这个项目要用baseless这样的代号呢？应该说从保密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baseless就是“毫无根据”的意思，它妙就妙在，日后如果这个高度保密同时带有丑闻色彩的计划被曝光了，那么揭露者只能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项目的名字“查无实据”“查无实据”（ baseless），读者也许就糊涂了“查无实据”的东西你报道个什么劲？

贝克用这个词作为书名，也有他的苦衷。由于美军对哪怕是70年前的东西都执意保密，他在书中的各种揣测和推断，也只能是查无实据，baseless了。

贝克写过不少东西，我查了一下此人的维基网页，他在快20年前得过一些小的文学奖，2018年获得过古根汉姆基金会的资助，曾有过不少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在成名前都得到过他家的资助。但也就仅此而已，公平地说他大概只能算是个二流作家。但是去年他这本书出版后却引发相当的反响，几大权威的报纸都发了书评，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时报》。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这个新冠的时代让这个话题变得敏感了。当然主要的基调都是批评性的，《华尔街时报》给他书评的题目干脆就是“请拿出证据来”！（‘Baseless’ Review: Information, Please）【4】。

再回到70年前的那桩公案。

对中方观点最有力的支持就是的事发后两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第一个叫“国际民主国家律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iton of Democratic Lawyers)，他们在聂帅给中央军委打报告的一个月后就派团队前往了朝鲜现场，拿出了第一份报告，确认了美军的确是投放了化学和细菌武器；几天之后的第二份报告，则指控美国违反了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和1948年的国际种族灭绝会议（Genocide Convention of 1948）。

说到这儿再跑一次题，关心政治的读者在这两年可能看到，“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在国际媒体上被当成大棒来上下挥舞，也许还觉得奇怪，前几年还是战略伙伴关系，如今怎么转眼翻脸不认人就把一方成了纳粹了？其实这是对种族灭绝一概念过于狭窄的理解。Genocide本来不是一个英文单词，1944年，有一个叫Lemkin的波兰犹太人，他从小耳闻了土耳其人灭绝亚美尼亚族的惨剧，成年后又亲身经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就发明了genocide这个单词和概念，它不单单指对一个民族整体的屠杀和灭绝，同时还可以拓宽到“旨在毁灭一个民族生存基础的各种行动”（signify a coordinated plan of different actions aiming at the destruction of essential foundations of the life of national groups）。

所以，是的，根据这样宽广的定义，美国被指控在朝鲜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

第二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是一个专业委员会，史称国际科学委员会ISC（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成员有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典，巴西和苏联的科学家和医生，牵头人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生化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lf Needham）。要说调查这个事件的资历，如果李约瑟称第二，那么可能没人敢称第一（有一个人除外，这个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从知华角度讲，在抗战期间他是英国派驻民国政府科学代表团的团长，国军的军医顾问；从对生化武器的经验讲，李约瑟在日本投降后曾参与了盟军对日军731部队罪行的调查和认证。

李约瑟博士

但是美方从不认为李约瑟具有中立的立场，因为他当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抱有同情态度，而且当时西方主导的两大国际医疗卫生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红十字会（ICRC）都有意主导调查，但是得不到中朝的配合。

在这个背景下，李约瑟领衔的国际调查团前往中朝声称遭到生物弹袭击的位置调查，整个行程耗时2个月，采访了现场600多人，最后拿出了一份长达30多万字六百多页的调查报告，从病原载体（蜘蛛，蛤蜊和染病死亡的田鼠），投放容器（有日军二战中用过的陶制容器和美军用于空投宣传品的金属容器），引发的疾病（炭疽，鼠疫，脑炎脑膜炎，霍乱）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总结。

结论：美军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投毒行为有实锤。

但是这个详细的《李约瑟报告》也长期被人诟病，认为它有严重缺陷。我们可以把那个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比较一下。

今年2月17位国际专家组成的WHO的代表团去武汉进行了新冠朔源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新冠源自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主要的可能还是病毒从动物到人类的跨界。这个报告比《李约瑟报告》短很多，但也有193页内容非常丰富和详实，但是依然招致了很多的质疑和批评，这里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WHO代表团的团长：Peter Daszak。

这位英国籍归化美国的动物学家和病毒学家是美国医学院院士，一家名叫EcoHealth Alliance的非盈利组织的主席，多年来从事病毒在动物和人类跨界的研究，和流行病的预防。所以他和以搞冠状病毒出名的武汉病毒所石正丽组有多年友好的合作关系。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人觉得他对华的偏好太明显，鉴于武汉病毒所正处于目前“实验室泄露说”的漩涡中心之中，由他出面否定这种假说，有涉嫌利益冲突的问题。

另外一个对WHO报告的批评是这个报告的绝大部分的实验和分析都是中国科学家做的，WHO的专家组进行了审阅，解读，和对未来进一步朔源研究的设计。这其实无可厚非，WHO十几个专家在华几个星期，既不可能在四处捕捉动物，也没时间亲自下场做实验，不过他们倒是和第一反应的医护人员，武汉病毒所的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参观了实验设施和安全措施，结论是自然起源靠谱，泄露说可能性很低。

《李约瑟报告》也面临同样的谴责：委员会没有独立调查，报告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中方准备的。但这样的谴责同样不公平：他们只有7个人，完全没有能力在广袤的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开展野地采集。曾经有记者问李约瑟说你们报告里的证据有鼠疫杆菌的样本，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细菌就来自那些从天而降的田鼠？李约瑟回答说没有，我们相信中国科学家的证据。你可以说这是一场爱国主义宣传的阴谋，但是我宁可相信中国科学家未参与其中（None. We accepted the word o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It is possible to maintain that the whole thing was a kind of patriotic conspiracy [but] I prefer to believe the Chinese were not acting parts）。

当时联合军总司理李奇微将军对细菌战的反驳是：“这些证据是伪造的，目的是掩盖对方在应对这些年度常见流行病上的无能”（“These charges are evidently designed to conceal the Communists’ in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spread of epidemics which occur annually throughout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d to care properly for the many victims“）。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为了掩盖抗疫无能的甩锅行为。

那么美军当时到底有没有已经形成战力的细菌武器？

Milton Leitenberg是反驳美军细菌战争罪名的美方学术权威，本文的诸多索引也是来自他在2008年的一篇很详尽的综述【２】。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如今的新冠“实验室泄露说”的大火上也曾浇上过一瓢热油。《原子科学家通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是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专注于讨论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副作用。一年前，Milton Leitenberg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新冠自然起源和实验室泄露假说应当得同等的重视（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等同论忽视了自然界中大量的动物冠状病毒向人类入侵的压倒性概率）。不过，和之前支持泄露说的相比，这不是政客发表的讲话，也不是民科在博客上的宣泄，而是实验室起源论在正式学术刊物上的第一次突破，所以具有深远的意义。

Milton Leitenberg并没有否认美军生物武器项目在二战结束之后的进展和应用。根据他的研究考证，截至到1951年底，baseless项目唯一一个形成战力的生物武器是可投放的诱发小麦锈病的真菌，这是给以小麦为农业基础的前苏联度身定制的。它并不引发任何人类的疾病，所以这个战略的目的不是打击对方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以威胁对手国民经济基础为主要目。

美军生物武库中的第二种，也是第一个人类病原武器，叫布鲁氏杆菌，能够引发一种叫做马耳他热的全身炎症，可以快速消减对方部队的战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兽共传的细菌很少有人传人的现象，所以杀伤的规模和范围都可控，而且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是理想的细菌武器。但是Milton Leitenberg论证出这种武器到1954年才投入实战列装，它不可能在1952年的攻击中成为元凶。随着美国在1975年签署了日内瓦公约禁止研发和使用生化武器，库存的布鲁氏杆菌弹被销毁。

但是对我来说，不论是李奇微的否认还是Leitenberg的考据都没有决定性的说服力。真正让我倾向流行病乃自然起源而非美军投毒的是一位真正的专家。

今年3月10日，谷歌首页推出了一个涂鸦，纪念著名华人流行病专家伍连德先生诞辰142周年。他是第一个在英国剑桥获得医学学位的华人，1910年东北爆发严重鼠疫，哈尔滨市染疫死亡者最高到达每天几百人。年仅30岁的伍连德被清庭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调查并开展防治工作，在四个月内迅速控制了疫情。

在伍连德之前的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拼命抓老鼠，因为教科书说鼠疫是通过啮齿类动物传播的，但是解剖数百老鼠全部阴性。而伍连德创造性地确定了，这是一种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飞沫传播方式流行的，以严重肺炎为首要症状的新型鼠疫，被他名命为“肺鼠疫”。为此伍连德大力提倡通过隔离和戴口罩来控制疫情，并亲自改进了传统口罩的设计，后来他的思路成为了现代N-95口罩的原型。

很多医学史家认为1910东北鼠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现代公共卫生手段成功控制了流行病，所以伍连德在1935年成为第一个被提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我在前面写的“调查朝鲜战争细菌战的指控，李约瑟称第二就没人能称第一”，有一个例外，那说的就是伍连德，基于他在流行病学上深厚学养和实践经验，以及对东三省传染病历史的了如指掌。

但是伍连德对朝鲜生物战却得出了和李约瑟截然相反的结论。

在事件发生后，他给香港的英文《虎报》投书，认为中朝军民中的流行病极不可能来自故意的投毒行为【６】。古为今用，伍连德当年的忠告，其实也可以给如今的新冠“实验室泄露说”和“故意投毒说”的热炒浇一盆冷水。

他说：“人类是自身环境的受害者，根本就不需要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和细菌学家的害人技术”（Man is but a victim of his circumstances and does not need the concentrated skill of a trained epidemiologist or bacteriologist to cause him unlimited harm）。

他又说：“小小的虱子，当携带了致死的病原的时候，在当前北朝鲜的环境下就足以引发灾难性的传染病了，完全不需要现代军队的飞机投掷和枪支（Thus the small primitive minded but wily louse, especially when nursing the death -dealing virus, may be responsible for human destruction, without the agency of any external enemy amid such surroundings as at present prevail in North Korea, than all the guns and planes that a modern powerful army may assemble）。

那么当时的北朝鲜的情况是如何呢？严冬，几十万军队和上千上万伤员的稠密集结，卫生和隔离条件极差，衣服长期不洗虱子丛生。所以，战争环境本身就是流行病的最好催化剂。伍连德虽然没有实地考察的机会，但是他凭着自己对流行病滋生的条件和东北传染病的历史的深入了解，推断出自然起源的可能远远超过投毒。

那么伍连德所说的“携带致命病原的虱子”有无可能是人造呢？可能性很小，伍连德指出，攻击的时间是北朝鲜的严冬二月，投下的昆虫掉在雪里很快就冻死了，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引发大规模的流行病。

这样一种理性的思维可以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新冠起源，我们在前文中有详尽论述。

疫情发生之前的武汉，由于广泛存在的野生动物交易，稠密和高流动性的人口，已经成为流行病爆发的温床。去年对新冠的序列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基因工程改造的可能，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沉迷于一种“自然毒株在实验室中培养扩大后不慎泄露”的假说，但正如伍连德所言，大自然才是人类的最大敌人。鼓吹泄露说的人，忽略了动物界存在（特别是蝙蝠）上万上百万种冠状病毒在向人类侵袭之中的进化和适应，反而死抱着实验室冰箱培养皿里或存在或不存在的有限的几种毒株上，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公平地说，人类的认知能力都是有局限性的，受到其自身经历和学识的限制。调查日本731部队的战争罪行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难免让他倾向于对细菌战的怀疑；伍连德毕业于公共卫生专业，控制东北鼠疫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以他难免更倾向于传染病的自然起源；回到今天的新冠，搞病毒进化分子生物学的专家大都偏向自然起源；而专注于生物技术安全的专家都特别强调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证据链已经逐渐清晰，那么对读者来说，伍连德 vs 李约瑟，到底哪一个更可信？

但是贝克书中披露的另外一个事件却又让天平向生物武器的方向略微倾斜了一点。

在聂荣臻上报“细菌弹”事件之前的一年多一点，1950年9月20日，一艘停泊在旧金山港口的美舰开始秘密朝岸上喷射含有黏质沙雷菌和苏云金芽孢杆菌的气雾，一个星期之后，军方的估计是旧金山80万居民平均每个人吸入的菌体颗粒大概达到了5000个，于是发射停止了【7】。

人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军疯了吗？居然向自己的城市投放生物武器？

这其实并非生物武器。根据当时的知识，这两种细菌都人体都是无害的。但他们的特点就是菌落有颜色易于定量。所以这是生物武器的一个演习和实验，用旧金山全城的老百姓当实验小白鼠，来测试含细菌的气溶胶在人群中扩散的速度和分布。

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风向的变换和局部的聚集可能让极少数人不慎吸入超过安全剂量的菌株。实验的两个星期之后，有一个区域的11人爆发了肺炎，医生在他们的病理组织中分离到了黏质沙雷菌，因为这种病太罕见了，他们把这个神秘的局部肺炎小爆发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最后这些人大部分都痊愈了，只有一位75岁的老人不治身亡。

这个算是丑闻的军事实验在隐瞒了27年之后，在参院的调查中坐实了。死者的家属要求赔偿，但是被联邦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拒绝了，因为没法确认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实验细菌。

一个合理的逻辑就是，如果在美国本土都可以实施这样的实验的话，那么一年之后的朝鲜战场，应该更是一个是实弹演习的绝好场所。

贝克面对手里的一大堆自相矛盾资料和证据陷入了苦思，他们是：

中朝双方报告美军空袭投掷古怪生物体的第一手资料；
美军在50年代细菌战战力极其有限的解密文件和证据；
苏联解体后的曝光内部文件显示的苏联对中朝的指控持否定态度；
美国军方近乎顽固地拒绝公开70年前的朝鲜空袭备忘录；
美军在50-60年代在本土开展的十几起生物弹实地演习和实验，旧金山细菌播撒只是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例子;

…

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也许每个人说的都是实话。

中朝的对美军空袭中从天而降的异物的指控是真实的，李约瑟报告不能被全盘否定；
美国的否认是真诚的，他们投掷的所谓病原载体只是一种演习和可能的恐吓，自信绝对没有引发真正流行病的可能；
伍连德的专业判断也是对的，流行病的真实起源其实就是自然发生，苏联的内部文件也反映了这种观点。

具有讽刺的是，贝克苦苦研究了10年后下的结论，其实早在李约瑟代表谈完成调查后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时候就有所昭示了，据一位在现场的代表回忆，毛说：

“不要把这些过于当真，美军的确试图使用生化武器，但是他们的效果并不成功”（Don’t make too much of all this! They have tried using biochemical warfare, but it hasn’t been too successful. What are all these uninfected insects they are dropping）。

也许因为对方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过“成功”。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答案吗？

目前拜登政府已经命令情报部门抓紧调查，力争在90天内拿出一个报告，那么这个新冠朔源的国际角力将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是一个针锋相对甚至鱼死网破的结论？还是一个有人得面子有人得里子方方面面都不太丢脸的结论？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1】https://www.c-span.org/video/?475030-1/baseless

【2】Terrorism, War, or Disease? Unraveling the Use of Biological Weapons. Chapter 6: False Allegations of U.S. Biological Weapons Use during the Korean War

【3】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8008/germ-warfare-book-nicholson-baker-baseless-review

【4】https://www.wsj.com/articles/baseless-review-information-please-11595626802

【5】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2/us/politics/nuclear-war-risk-1958-us-china.html

【6】https://timesmachine.nytimes.com/timesmachine/1952/04/07/93363858.pdf?pdf_redirect=true&ip=0

【7】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3703226697496080

【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1/05/25/timeline-how-wuhan-lab-leak-theory-suddenly-became-credible/

【9】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coronavirus-lab-escape-the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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