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4月,《瞭望》将迎来创刊40周年。众多老读者、老作者发来信函,表达祝贺之情,讲述他们与《瞭望》以文结缘、笔谈交心的感人故事。我们选取一些文章刊发于“瞭望见证”栏目,共同回首《瞭望》与您一起走过的40载峥嵘岁月。

◆ 新华社采访不分高低,公开和内部发稿渠道多样;没有不能采访的领域,只有不符合发表的稿子
◆ 社领导要求《瞭望》海外版要敢于参与境外舆论的“短兵相接”,成为新华社在香港发挥舆论作用的一支生力军
◆ 当时对编辑部内自行采写来自中南海的报道没有设限,能不能争取到有关中南海的采访选题,就看自己的努力
在《瞭望》锤炼新闻洞察力
——忆几段难忘的采访经历
文丨瞭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汤华

  从1982年夏到2017年春——我在新华社工作的35年间,有近30年在《瞭望》。自1994年7月任瞭望周刊社编委、终审发稿人之后,我更多投入编辑、策划,但在《瞭望》前半段的采访经历片段值得回味。
  我进入新华社就被分到刚组建一年多的《瞭望》编辑部。当年近两个月的入社培训收获,至今还敬畏的是“实事求是”,向往的是具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新闻发现力,“见人所未见,察人所未察,言人所未言”;不敢动摇的是坚持学习、调查、思考的新华社基本功。
“没有不能采访的领域”
  经过山东分社两个半月的采写实习,我进入《瞭望》采编岗位。一“入门”就听到多位前辈所言:新华社采访不分高低,公开和内部发稿渠道多样;没有不能采访的领域,只有不符合发表的稿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瞭望》确实感受到新华社的基本优势,“没有不能采访的领域”,只有没抓到手的选题。以高敏感的国防尖端科技、军队领域为例,我主动争取各种机会深入采访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卫星研制等航天院所厂及发射基地,采访核武器及中子弹研制、核电等核科技院所厂,采访舰艇(包括核潜艇)研制等舰船研究院所,采访歼击机、直升机研制等航空工业厂所;走访国防大学“将军班”、战略导弹部队及陆海军驻地、三军实兵演习等,不觉之间,在航天、核武器、舰船、航空等国防科研领域做了多年的跨界采访调研。
  记得第一次走进国防高科技保密单位是为了组稿。1985年夏天,通过新华社国防科工委记者站帮助走访北京运载火箭试制总装厂,从这里出厂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1970年4月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风”序列战略导弹则在1984年国庆阅兵首次向世人公开亮相。在现场看到近在咫尺的导弹火箭总装画面,我十分震撼,开始从第一手素材了解国防尖端科技的自主研发能力和风雨历程。之后编辑整合的访北京战略导弹总装厂特稿,在《瞭望》海外版试刊(香港出版)第一期刊出。
  由此,我在《瞭望》陆续采写刊发多篇关于航天领域的有分量的深度报道,披露中国几代航天人从一无所有到逐鹿天疆鲜为人知的贡献。如1989年9月与同事合写《营造中国神箭的人们——记洲际运载火箭专家谢光选和他的伙伴》;1990年5月采写的《共和国之星——中国人造卫星上天20年》;同年6月采写《中国神箭的诞生地——访北京运载火箭总装厂》;1992年2月采写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负责人谈:“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等。我还先后走访北京航天城和酒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重镇”,将采访组稿的“特殊”关系保持下来。
  第一次采写“两弹一星”元勋,是1988年8月同老记者顾迈男一起采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此后,自己有幸采访接触过的“两弹一星”元勋还有朱光亚、周光召、孙家栋等著名科学家,他们在非凡贡献之外的大师魅力、报国情怀,更令人崇敬。
  记忆最深刻的是,与顾迈男获准进入“两弹元勋”邓稼先担任过院长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俗称九院)的一个月,采访我国成功掌握中子弹设计技术的研制事迹。
  1988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上传出我国成功掌握了中子弹研制技术的讯息。我们意识到这是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如果能及时报道,有利于在国家改革爬坡阶段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于是多方争取前往九院采访调研,经过约半年的报批程序后获准。这是非常难得的采访安排,我们围绕中子弹研制试验各个环节,在四川某处深山走遍了全院的研究所及工厂,从早到晚走访现场和开座谈会、个别访谈;用接受采访的九院院长胡仁宇的话说:这里什么宝贝都让你们看了。
  我们从采访中真切感受到,九院人全身心投入研制过程,很多新闻故事、人物可歌可泣。在采访深洞里的核部件加工厂时,接待采访的负责人边走边介绍说,一线操作师傅进入加工核部件,身穿的防护服要到完成当班次任务出洞才能脱,这期间无法进食、上厕所;由于加工的精度和难度要求比早期核弹高得多,在机床前常常不吃不喝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他们中有的积劳成疾仍坚持一线工作。身穿简易防护服,我第一次实地感受接触核部件工作的辐射防护问题。
  结束一个月的九院独家采访之行,出大稿的愿望强烈,遗憾的是当年因多种原因未能获准公开报道。我争取刊发了除中子弹研制之外的九院报道,编辑整合的人物稿《“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继任者——胡仁宇》于1990年1月在《瞭望》发出。4年后,我采写的《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创建纪事》《中国核工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先后在《瞭望》1994年第42期、51期刊发,弥补了一点缺憾。
  直到1999年7月15日,国家才正式宣布在80年代已掌握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但至今有关中子弹研制的事迹,尚未像当年“两弹一星”研制那样可以公开报道。
驻港采访主动触及热点
  1985年8月,我被选派作为《瞭望》首批驻香港办事处4人中的年轻人,参与《瞭望》海外版在港编排付印和采访,同时是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的一员。行前,郭超人等社领导要求《瞭望》海外版要敢于参与境外舆论的“短兵相接”,成为新华社在香港发挥舆论作用的一支生力军。
  当时内地新闻界在香港做港澳政治报道也属敏感领域。1986年初,国务院港澳办鲁平等负责人访港调研,港澳媒体各取所需选登鲁平讲话,驻港内地媒体都提出采访鲁平被婉拒。我争取到熟悉的港澳办随行干部支持,以访谈形式采写成《鲁平会晤香港各界人士的谈话》。鲁平百忙中在稿上进行审订,并增添了一段针对性强的内容。《瞭望》海外版刊出时虽是“后发”,但来源权威、有独家内容,被众多港澳媒体转载。开了先例后,《瞭望》海外版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一种默认,我得以相继走访了在港不安排通稿采访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首席代表柯在铄、中英土地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孙延珩等权威人士,采写专访在《瞭望》海外版刊发。
  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我驻港期间港澳媒体最热门的新闻。担负草拟具体条文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5个专题小组,举行会议时不接待内地媒体采访。中央与特区关系专题小组于1986年5月底在深圳举行首次实质性会议,我设法进入专题小组会议另行采访,通过访小组内地专家委员透露和阐明一些重要敏感看法。我采写的独家访谈《用集体的智慧起草好基本法——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邵天任》在《瞭望》海外版刊出,尽管香港媒体对专题小组会议已有密集报道,但这篇报道因针对性强、来源权威而被香港中英媒体转载。
  随着各专题小组每次会议的举行,我多次前往会议所在的深圳及广州、厦门,先后采访过邵天任、肖蔚云、王叔文、许崇德、勇龙桂、吴建璠等近10位两地委员和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李后、鲁平等,采写了《寻求“一国两制”下有香港特色的政制模式》《邵天任谈在香港基本法中不宜使用“剩余权力”概念》《未来香港居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保持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等深度访谈,相继在《瞭望》海外版刊出并被广泛转载。其中,1986年6月22日刊发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李后谈未来香港政制的发展》,直指港英当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图谋,在香港社会引起被称为“《瞭望》震荡”的舆论反响
  从香港回到《瞭望》编辑部后,我仍然追踪基本法起草的核心工作。1996年受国务院港澳办领导点名,承担撰写“世纪香港丛书”中的《神圣的承诺:香港基本法的诞生》,这本新闻纪实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作序。
  源于当年采访香港基本法的调研积累,2004年初我应邀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有关香港问题的舆论斗争,以专家身份与有香港基本法“四大护法”之称的肖蔚云、许崇德教授等10余位法律界专家一起合商,分别撰文阐述。我以唯一来自媒体——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的身份,撰写了《切实保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和《香港事务不容外国干涉》《确保香港政制沿着基本法轨道发展》等署名文章由新华社播发,被境内外媒体广为转载。
取“编采合一”之长
  当初进入《瞭望》分到政治编辑室,自己就佩服在《中南海纪事》专栏发稿的记者,得知新华社采访中央主要领导人有专门分工,而“编采合一”的《瞭望》主要负责栏目编辑。不过,当时对编辑部内自行采写来自中南海的报道没有设限,能不能争取到有关中南海的采访选题,就看自己的努力。
  1984年春,接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一年半是怎么运行的选题。我第一次进入中南海采访,同资深记者胡国华走进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并联系走访多位中顾委常委和委员,合写了《以新的方式履行责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调查研究情况纪实》在《瞭望》刊发。
  1985年3月,国务委员陈慕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消息引发外界舆论猜测,我觉得应尽快联系采访陈慕华作出权威回应,采访提纲直接报送后获准。我和老记者朱敏之来到中南海国务院一幢办公楼内的陈慕华同志办公室,陈慕华介绍了这次金融机构重大调整背景,就如何强化中央银行的控制和调节职能、搞好信贷资金管理、现金投放、管好用好外汇及进一步搞活金融管理等问题做出阐释。我们整理写成长篇专访《加强宏观控制把金融管好管活——访国务委员、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瞭望》刊发后被数十家中外媒体转载转发。
  1985年夏天以来,针对境外媒体又猜测中国对外开放是“变”还是“不会变”,是“收”还是“继续放”,我想到应采访主管中国对外开放事务的国务委员谷牧,针对外间评说和海外客商的疑问及担心发表权威解释访谈。采访很快得到谷牧同志办公室支持,我和朱敏之再次联手写出《中国向着更加开放的目标前进——访国务委员谷牧》,于1985年9月在《瞭望》刊发,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因工作相关变动,直到1994年秋天我才有机会做来自中南海的本刊专访选题。正逢《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一年,公务员制度开始在国家各级机关入轨运行牵动各方。在策划采写“我国公务员制度实施前后”专题报道中,我从人事部了解到,高层将建立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当即提出专访主管的国务委员李贵鲜。在人事部领导帮助下,我和摄影记者储为宁走进中南海国务院一间敞亮的办公室,国务委员李贵鲜就如何评价一年来的进展,下一步实施需要注重什么问题,有哪些新的配套法规要出台,能否如期完成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标等问题,接受本刊独家采访。我整理后写成长篇本刊专访《积极实施中的中国公务员制度》,于1994年10月在《瞭望》新闻周刊刊出。
  之后,有关中央领导人的采访报道有统一安排,《瞭望》《中南海纪事》专栏稿源基本中断。再进中南海,自己只能以编辑身份,多次到过国务院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办公室,了解高层有关新部署、新举措精神,请教对国内外有关趋势的分析、把握和预判。
回想来自中南海的采访报道积累,对我后来在采编策划工作中保持政治清醒,着眼大局、把握大势,向读者提供在红头文件、其他中央媒体报道之外的决策背景和独到解析,受益无穷。
  以采写体验编辑把关分寸,印象深的有采写中国暂停核试验前后的特稿。1996年9月24日,中国和美、俄、法、英等60多个国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一举动引起多方关注和猜测。我想到这是《瞭望》的机会,因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一直支持《瞭望》有关核科技领域的报道。获准采访后,我采写了近4000字的初稿报送朱光亚同志办公室。朱光亚把关审核时对稿件字斟句酌,因最后一个小标题部分改动较多,就用铅笔重抄了这部分内容。他还在审核函上写道:其中有些提法和时间,请瞭望周刊社同志核准。这篇《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国暂停核试验的前后》特稿,于1996年10月7日在《瞭望》新闻周刊刊发,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有外界舆论读出了特稿“潜台词”:中国抢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前完成了一系列必要的试验任务,实现了核武器技术的重大突破。
  如今看“编采合一”,也许有利于编采“直通”,以采促编,尽快提升报道积累与策划水平适应编辑要求;始终保持敏锐接触新闻源,因为间接获取怎么也替代不了直接采访和现场体验。后来我在《瞭望》的工作以策划组稿和编辑终审为主,不怎么采写稿子了,但始终坚持每年出编辑部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调研“接地气”。
  我入门后有幸在老一辈新华人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在《瞭望》的大集体里共同成长,把新闻事业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无怨无悔。(作者曾任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参考消息报社副总编辑)LW
刊于《瞭望》2021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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