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男友雨中哀求进屋，趁女孩服药昏睡实施性侵。案发8个月了，嫌疑人消失不见，案件侦查还没结束。
什么案子这么难破？
2019年4月28日——事件发生的前天夜里，C市下着雨。和皮皮分手半个月之久的谢某站在她所租公寓楼下。他不断地给她发信息、打电话，要求和她见面，以不回家在外面淋雨要挟皮皮让他进门，“各种卖惨啊什么的”。僵持到晚上十点左右，雨越下越大，最后皮皮“比较心软”，答应了让他进入自己所租的公寓。
谢某想留下来过夜，皮皮让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谢某不肯，赖着要进屋睡床，还多次保证自己只是睡觉，绝对不会对她做什么。皮皮相信了他的话，服下每日都要吃的助眠药物，昏昏睡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皮皮发现自己的内裤不在身上，身体感觉不舒服，看到床单被罩上都是精液。她立即去厕所检查了自己的身体，意识到自己在昏睡当中被强奸了，觉得既恶心又害怕，“说不好听一点，就像被奸尸了一样。”
第一次见到皮皮和她的妈妈阿兰是在检察院，又高又空旷的检察院大厅把她们两个人映衬得更瘦了。皮皮背着一个皮卡丘的小挎包，后来她告诉我，皮卡丘是她最喜欢的神奇宝贝。阿兰的个子更小一些，穿一件藏青色的民族服饰，长长的头发挽在头顶用一把木梳固定起来。她脸上的皱纹和忧愁的神情互相加深着，见到我们却很快露出微笑，就好像担忧并没有在她的脸上停留过。
出了检察院，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坐下聊天的地方，皮皮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难以消解的伤害
2018年12月，皮皮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太对劲，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抑郁症。此后，她一直定时吃药，这些药里包括帮助睡眠的两样——劳拉西泮和曲唑酮。阿兰说皮皮吃了这个药后：“睡得像猪一样。叫她都不醒，喊都不会应的。”
图为皮皮当时服用的药物
被确诊为抑郁症时，皮皮还住在大学宿舍。一次她听到室友讨论抑郁症，说抑郁症患者脑子不正常，好可怕。皮皮不想再留在这样的环境，3月开学时决定自己在学校外面租房住。就在租房时，她认识了房地产中介谢某。
谢某自称是S大学文学系大四的学生，因为大四课少所以才来兼职做中介。两人都喜欢养猫，当时皮皮因为自己的猫走失了而情绪低落，谢某帮忙找猫，两人渐渐熟悉之后确立情侣关系。交往之后，因为谢某工作繁忙两人不常见面，皮皮觉得这段关系里总是自己在付出，“见面都是我找他，从来都没有他找我的那种。”不到一个月，她就提出了分手。
她以为这件事就此打住了，直到4月28日，谢某再次出现在她家楼下。
发现自己被性侵的早上，由于觉得实在太恶心了，皮皮洗了一个澡，等她从厕所出来，谢某已经不在了。绝望的她在房间里面哭了很久，甚至想要跳楼。谢某先是不断否认，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过，直到皮皮质问他：“万一我怀孕了怎么办？”在答应买避孕药时他才承认和她发生了性行为，而且也没有戴套。
过了很久，皮皮从房间里出来，告诉室友她遭遇了性侵。看到皮皮一直在哭，室友A很愤怒：“怎么能想到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身上呢？”和两个室友商量之后，皮皮决定报警。
按照要求做完报警流程，皮皮录了口供，并且提供了药物、事发时的床单等证据，最后配合去了医院进行检查，尽管等到去医院检查和取证时，已经是中午11点，皮皮昨晚服用药物的药效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在完成这一系列配合后，她被告知回去等待，“剩下的事跟你没关系了”。
负责这起案件的年轻男警官B说这个案件一点都不复杂，唯一的出入就是谢某说那是“半推半就”，而皮皮说吃了药之后没有知觉。B表示从他个人的立场来说，他是相信皮皮的：“不然你一个女娃子也不得来报警，把这个事情闹得悬吊吊的（这么有风险）。”
29日晚上，皮皮还住在在案发的房间里。她不敢再吃药了，不敢待在床上，几乎一夜没有合眼。让她没想到的是，班主任第二天就被派出所通知了这件事，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宿舍去住，还联系了她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皮皮忍不住又哭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很绝望。”被老师知道倒也算了，皮皮最怕的就是家人不接受她：“怕他们会觉得我不自爱，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这样。”
还好母亲的态度是安慰。接到班主任的电话，阿兰说她的第一反应是“太可怜她了”。放下电话后，她连同另外四个比较亲近的亲戚一起，马上动身开车往C市赶，“（一整晚）没得人睡的，一车人都睡不着。”5月2日的早上，阿兰一见到皮皮就上前抱住了她。因为不放心皮皮在这样的状态下独自在C市生活，和班主任商量之后，家人决定让皮皮休学一年，回老家休养。
之后皮皮按照警察的要求去派出所补充一些材料，才知道原来谢某被刑拘了。谢某的妈妈这时加了皮皮的微信，打电话劝她放弃报警：“你以后也会是母亲，希望你可以体谅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皮皮说：“那你体谅过我母亲的心情吗？”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皮皮都睡不好，夜里总是做噩梦，常常惊醒。她很怕睡着了之后会再次被伤害。父母难以感同身受，劝慰她“爸爸妈妈都在家里面，没有人会伤害你。”
道理皮皮都懂，但她就是没有办法放松，也变得更加敏感。她很怕再吃原来的药，可是不吃又会失眠，只能又去找医生做心理干预，把以前的药换成辅助睡眠效力相对低一些的种类，以至于必须要吃三种不同的药才能睡着。进口药价格不菲，一小颗就要16元，昂贵的费用给家庭增添了一笔不小的负担。皮皮以前的头发很长，又黑又多，一直垂过腰际，但这些日子断发和掉发太严重，她剪短了头发。
好在还有妈妈，阿兰说：“我没有怪她（皮皮）。有人怪她，我没怪，这不是她的错。”
 “消失”的施害人
事件过去四个多月后，在朋友们的关心下，皮皮终于又慢慢拾起了以前的兴趣。她喜欢汉服和摄影，常常把自己打扮起来和朋友一起出门拍照，也开始按时锻炼身体，一切好像都要恢复到常态了。

然而同时，警方那边却一直迟迟没有新的消息传来。当皮皮再打电话给派出所询问时，却得知谢某早已被放出去了。为什么谢某没有被批捕？案件进展到什么地步了？无路可走之下，皮皮和妈妈回到C市，想要咨询其它部门进一步了解案情进展。9月25日，她们辗转联系上了我和我的同伴张累累。
母女俩的第一站便是去了开头所提到的检察院。接待她们的检察官C证实了谢某已经被取保候审。C告诉她们，为了证明当时发生的性行为违背了妇女的意愿，检察院需要核查证据，但拘留谢某的那两个星期里，血液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只能让谢某取保候审。在这之后，公安机关有一年的时间再次提交证据，所以现在为止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始审理。
C还提到，皮皮的案子中可以用到专家意见书，因为作为检察官也不懂医学知识，需要专家证明一般情况下服下这些药物会致人昏迷。他说：“现在强奸案是最不好办的，如果我们办错了，逮捕了（被告），我们就要赔偿。”
之后，我们一起去派出所询问了检察官提到的专家意见书的问题，B警官说：“（要鉴定药物）含量成分能不能致人昏迷？（我们）做不到，S省反正没得哪个做得到。”
皮皮又问B是否通知过谢某的大学，B说：“嫌疑人也有隐私。”皮皮立刻反问他：“但是当时（警方）都跟我的学校说了，为啥不跟他的学校说？”
B说：“你这个病（抑郁症）是不稳定因素。必须要通知你们学校。”然后他重复了七遍“不是我去通知的。”还提到，警方开始时要求谢某提供自己的入学证明，但谢某一直都没有发给他们。
屡屡碰壁后，为了确认谢某是否顺利毕业，我们赶到了S大。然而在说明了来意后，我们在S大像皮球一样被各个部门被踢来踢去，在拦下了一名同学询问后居然得知那里根本没有文学院，只有文学与新闻学院，还不是在同一校区。我通过朋友找了S大2019级文新学院的人查了年级微信群，也并没有找到和谢某名字相同的同学。难道他根本不是这里的学生，从和皮皮交往以来都在撒谎？
即然学校是找不到了，我们还可以看看他有没有因此影响到工作。去了他以前工作的房地产中介铺面后，谢某的前同事们说他今年4月左右离了职，之后去了马路对面的另一家中介公司工作。在这家公司里，我们要到了不同于皮皮手机里存的谢某的另一个微信账号和电话号码。
10月27日，我拨打了从谢某后来工作的DT中介公司那里要到的电话号码。
一开始对方很自然地承认了自己就是谢某。在我表达完来意之后，他就立刻进入了疑惑不解的状态，我大概重复询问了六遍案件内容，每次他都表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最后说我打错了电话。我解释道：“这个电话号码是在那个涉嫌强奸的谢X工作的地方要到的，你又刚好叫谢X，如果不是你，你们那儿有没有另外一个谢X呢？”
接着他说：“我日，我都不是这边的。”坚持我打错了电话。我只好最后向他申明：“如果你是这个谢某的话，你有啥还是可以跟我说，要不然我这边报道出来就全部是那个女生的看法哈。”他沉默了一阵子，然后说：“喂，喂，刚刚你说啥子喃？”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是不愿承认自己是谢某。
我又拨打了4月28日雨夜一直不断给皮皮打电话的那个号码。接电话的人声音听上去像是在捏着鼻子说话，而且是有一点奇怪的口音。不管我问什么他都用这种声音回答：“没有，没有。”
从DT中介店长那里我了解到，谢某后来也没有继续在那里上班了，但是他又说：“我们店人有点多，我有时候记不过来……”房屋中介行业人员流动性大，中介们有很多接触到在当地缺乏支持的外地人的机会，很容易就能获得这些人的详细居住地址甚至住所钥匙。如果像谢某这样的人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并继续在房屋中介行业工作，他很可能会再次使用同样的手段伤害他人。
 被拖延的正义
在C市的3天时间里，皮皮和阿兰还去了区公安局、区信访室、省公安厅……把能问的人都问了，然而现在能做的貌似还是只有等待。她拜托我把她的经历写出来，“我已经做好接受网络暴力的心理准备了。”
我问她如果这个事情曝光出来，她认为别人会怎么说她。她说：“会觉得女孩子不自爱啊，你把他放进来，就是想就是愿意和他做啊那种。”
“那你会怎么回应他们？”
皮皮：“可能他们都是圣人吧，我不是，我自己做不到的。这场强奸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只是缺乏说服检察院的一个证据而已。很多强奸案都是熟人作案，但这不能说明我把你放进来，就是允许你跟我做爱，跟我发生性关系。”
皮皮觉得自己很后悔，但如果那天的情景再发生一次，她认为自己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我为人处事就是很心软，但可能以后不会那么心软了吧。我不认为这都是我的错，他们那么觉得的话，他们就是完全是站在强奸犯的一边。”
我向律师常玮平咨询了这个案件的难点——如何证明违背了妇女的意志。常律师认为不一定非要警方启动专家意见，受害人亦可自行委托专家对此作出报告以支持罪证。目前的困境，有法律的问题，也有执法者的理念以及是否依法办案的问题。在案件迟迟不见进展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直接提出民事诉讼。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案子并没有那么复杂，不管是从证据链还是从逻辑推理方面。嫌疑犯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看上去并没有权势。然而为了让施暴者付出法律上规定的代价，皮皮已经作出了太多的努力，而且可能还要继续努力下去。8个月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偏袒着像谢某一样的施暴者？
这让我想到贺欣教授的论文《司法为何淡化家庭暴力》。文章中提到：
“拖延策略和性别有关。由于提出明显虐待指控的原告中有90%是女性，她们因这种拖延做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和家庭暴力情况类似，性侵受害者也明显以女性为主，她们想要的公义被一再拖延。在这个案件里，检方和警察都多次提到强奸案有举证难的特点，但在处理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哪怕稍微积极一点给皮皮多一丝机会。
我问皮皮和阿兰希望谢某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皮皮说：“坐牢”，阿兰说：“至少要让他工作没得。”皮皮的父母都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但他们正在考虑其中一方辞职到C市来陪皮皮读书。谢某还在她的学校周围游荡让皮皮很害怕，但她又不忍心让父母放弃退休后的福利。
她说她把能够做的都已经做好了。“真的很期待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那个结果真的不尽如人意的话，我觉得我还会上诉。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都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文中皮皮、阿兰、谢某皆为化名。
感谢阿雷雷、Yizhi对本文提出的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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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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