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不忘，必有回声。
编者按：如何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挽救日渐严重的劳动力断代，是发达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部分发展中国家时下面临的难题。而中国近年来人口政策的一再松动和调整，甚至类似“生子押金”、“二胎基金”、“丁克税”种种荒谬的建议都被提出，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可能到来的对女性的“生育绑架”。
在经济状况动荡不安的当今社会，让国家完全放弃鼓励生育也许还为时过早。那么，起码可以从现有的女性状况出发，不仅仅是要停止制定得不偿失的单一性“逼生”政策，还应该因时因境地承诺女性恰当的权利保障。
针对低生育率的问题，不同国家数不清的政策实践在前，我们最常看到的诸如产假、育婴假、不同形式的生育津贴的手段，其中有效的究竟有多少？这篇编译文章的对比发现，很多看似大方的政府福利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些则是即便可以一定程度提高生育率，也很难有效改变女性就业面临不平等的状况。而与之对应的，组合性的、“让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的选择之间变得更自由”的政策制定，或许是可以一试的思路。
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就业水平是如今发达国家决策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育儿津贴、带薪或无薪的产假/育婴假以及直接发放的儿童津贴都是为了提高生育率的常用方法，通常被称为家庭政策（family policies）。这些政策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了财政支持和就业保护：
育儿补贴可以支付在职父母的部分育儿成本；
带薪育婴假帮助不得不呆在家里的新父母不必降级生活成本，安心育儿；
支付给新生儿个人的人头补贴则一般是交给未成年孩子的父母（在一些国家，比如德国，没有收入的成年子女也可以在25岁之前得到补贴），形式可以是固定支付或减免个人所得税。
由于家庭政策往往与收入以及就业条件挂钩，因此可能对工作激励产生相反的效果。
任何以生育或女性劳动力供给为目标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干扰，因为这两种选择之间总是此消彼长。此外，由于家庭政策往往与收入以及就业条件挂钩，因此可能对工作激励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决策者必须认真考虑不同政策之间联合产生的效应和可能的相互作用。例如，增加对某一年龄儿童的保育补贴，可能就会弥补同一年龄段儿童母亲带薪育婴假造成的就业减少。
面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不同的政策组合。
人口替代率是为使人口上出生与死亡达到某种相对的平衡而产生的一个比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小孩的个数，目前联合国宣布的基础人口替代率是2.1。大多数经合组织（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是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国家的生育率一直很低，平均每名女性仅有1.5个孩子，远低于上面的数字。
在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一些国家，这个问题尤其严重，每个妇女只生育1.4个孩子左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生育率一直接近更替水平，但在十年前经济大衰退之后，生育率下降了0.2左右。
众所周知，财富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但低生育率并不仅限于发达国家。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已经剧烈下降。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数据，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多年后，中国现在每位妇女生育的孩子只有1.6个左右。并且，在2015年实施了新的二胎政策后，生育率也没有大幅上升，这促使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关讨论，并想要进一步实施国家政策来提高生育率。
女性更多工作在经验贬值快的行业，生育使她们常常需要面对更大幅度的工资水平下降。
除了鼓励生育，政策制定者还想要通过增加女性就业，作为解决低生育率带来劳动力减少方案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女性在生孩子时要付出巨大的职业成本，很难同时做到这两点。
女性通常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减少了工作时间，市场竞争资本和工资都会大大下降。随着大量研究的建立，这是所有国家性别工资差距巨大的最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没有孩子女性的就业情况和工资水平与男性就接近得多。
经合组织2018年关于成员国工资性别差距的统计（请点开放大）。
此外，全球证据表明生育率与妇女的教育水平呈负相关。例如，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的一份生育报告显示，2012年，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比全国平均水平少生育0.18个孩子，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女性比全国平均水平少生育0.26个孩子。
这也加剧了育儿资源和代际财富转移之间的失衡。原因有二：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因此当她们为了孩子减少工作量时，其实是放弃了更多的收入；此外，因为女性更多工作在经验贬值快的行业，生育使她们常常需要面对更大幅度的工资水平下降。
因此，除了提高总生育率外，特别需要同时减轻育儿给女性带来的职业压力，以促进更多的母亲走入职场。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20年里，许多国家花费数以亿计美金来增加专门针对职业妇女和母亲的慷慨政策的原因。
首当其冲并且最重要的就是产假/育儿假和公共育儿政策。
包括纽约和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几个州最近通过了有关带薪育婴假的法律（带薪育婴假在美国国家层面上并不存在，但多年来一直是被热议的话题) 。2018年夏天，参议员MarcoRubio提出了《新父母经济安全法案》(Economic Security Act for NewParents)，该法案规定，新生儿父母可以提前获得他们的退休基金以支付休产假期间的费用。
丹麦、葡萄牙、波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一系列改革中也都调整了孕产妇带薪和无薪休假的时间，并增加了工资数额。加拿大魁北克省在1997-2000年实行了全面的公共儿童保育政策。瑞典在2002年限制了儿童看护的价格，从而大大降低了高收入家庭的育儿成本，而英国则自2010年以来逐步增加了为三至四岁儿童提供的公共资金。
现代社会的新目标：要让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的选择之间变得更加自由。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德国的低生育率、女性高兼职率和高无子女率曾引发了一场关于女性害怕一旦成为母亲就陷入传统性别角色的激烈公开讨论。事实确实如此：绝大多数的德国父亲都是全职工作者，而照顾孩子的工作则落到了母亲的肩上。
2006年《时代》杂志封面：“德国问题”——为什么德国让女人偏得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选择？
这些讨论带来的两个重大改革是：德国2007年的产假改革，增加父母平均工资的同时把产假从两年缩短到一年；2005年开始逐步扩张低成本公共育儿，并且分配更多资源给三岁以下的儿童照顾。这些政策反映出了现代社会的新目标：要让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的选择之间变得更加自由。
很多文献都就家庭政策改革前后的效果进行过对比分析。总的来说，这些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处于低中等，对短期和中长期以内生育率有适当影响。例如，魁北克享受到儿童保育补贴的母亲就业人数大幅增加；新生儿补贴对以色列生育率有显著影响等等。
也有一些政策出台并没有预期的持久良效：上世纪8、90年代，德国和奥地利的一系列产假改革对短期内的孕产妇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些改革对其后几年的工资和就业几乎没有持久的影响；对德国最近的产假改革的研究发现，出台后第一年对就业有负面影响，第二年有轻微的正面影响，而改革后的头几年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很小，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中。
由于时间和间隔问题，政策对女性生育方面的影响可能会被推迟，因此很难用单纯的前后比较来描述。一方面，时间的变化可能与完成生育的变化无法区分——如果政策促使妇女更早生育，短期内就会增加生育数量，看上去更多的孩子出生了，实际上也许只是本来就有生育计划的女性提前了时间，而总的生育率并无上升。另一方面，由于生育多子女通常间隔几年，就算政策增加了生育更多孩子的动机，也可能要在很多年后才完全显现。
所以也有一些研究通过估算生育率和劳动力供给来研究家庭政策。2012的一项研究了美国的一系列家庭政策，结果发现：为想在生育后再次进入职场的母亲进行职业再培训，作为恢复失去的人力资本，这种政策对生育的影响最大。另一方面，他们发现，政策是有可能成功鼓励更多的女性去生孩子，但几乎都难以增加女性在就业方面的优势。
决策者应该考虑的是，根据收入和就业的实际情况，根据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需要，为她们在不同时期提供对应的有效政策组合。
每种政策是否有效也要依据不同国家的实际国情。
日本的Yamaguchi 教授在2016年考察了改革带薪和无薪育婴假的影响，与上面例子相反的，他发现这些政策调整对日本生育率几乎没有改变，对劳动力供应也只有很小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日本还不到60%的低女性就业率。
而在法国，2010年Laroque和Salanie的研究推算，由于生育税收抵免和就业人口的整体缩减，生育率有小幅上升。
德国的研究者在2017开发了一个结合职业选择和个人存款数据的模型，并评估生孩子时一次性大额补贴的效果。他们发现，生育率在短期内会大幅上升，这是因为女性生孩子的时间提前了，但不会增加总生育率。他们进一步发现，女性的终生就业率将会下降，兼职工作回略有增加。
同样是在德国，学者Haan和Wrohlich设计了一个对已婚妇女的女性劳动力供给结构模型，他们发现，育儿补贴和育儿假改革的互补性作用很小，这表明，两者同时进行，会使孕产妇就业总增幅大于单独一种改革的影响。
如何设计一套最理想的政策方案，使成为母亲的女姓能够同时拥有事业？
无疑，家庭政策对女性的生育决策和生育数量是有影响的，但单一粗暴的政策一定是走不通的。决策者应该考虑的是，根据收入和就业的实际情况，根据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需要，为她们在不同时期提供对应的有效政策组合。
原作者：Hanna Wang
编译：李合子
原文题目《The Role of Fertility and Family LeavePolicies in Shaping Fertility and Female Labor Supply: A ComparativePerspective》，文章略有删改。
https://www.aicgs.org/publication/the-role-of-fertility-and-family-leave-policies-in-shaping-fertility-and-female-labor-supply-a-comparative-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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