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们的鬼魂是最唯物的

我们的鬼魂是最唯物的

1926年，胡适与英国作家谢福芸同坐一辆火车，（谢福芸是英国著名传教士苏慧廉的女儿，1914年，她在北京创办培华女子中学。）此时，正值阳春三月，窗外一派田园风光，果树正开花，布谷鸟的叫声响彻云霄。胡适对谢福芸说，你知道这鸟儿在叫什么吗？布谷！布谷！传说，从前有个懒惰的农夫，他不干农活，天天睡大觉，任凭土地荒芜。他死了之后，遭到天谴，每年春天回来，化作布谷鸟，呼唤农人赶紧去干农活，不要学他的样子。

谢福芸微笑着说，你们这个传说太迷人了。胡适回答说，是啊是啊，像我们所有的传说一样，很实际，很唯物。你们的诗人称布谷鸟为漫游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却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建议。我们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西方向东方寻求所谓的神秘主义和灵性纯属瞎闹。

谢福芸认为胡适在谈话中掩盖真情，反对他，你们祭祖怎么说呢，一个如此彻底相信死亡没有终结人类生命的民族，肯定不怎么唯物。胡适却不以为然，笑道，我们的鬼魂是最唯物的，他们要吃要喝，要有钱花。死前若是有钱人，死后还要有汽车有仆人，这些都是纸做的，烧了送过去。我们的祖先也很俗，如果他们的棺木埋的方向不对，或时间不对，或葬礼仪式不合适，他们会从阴间回来，出没于子孙居住的屋子闹鬼，破坏他们的事儿。所以，在死人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豪无精神性可言。

苏慧廉全家福，后排为海生与谢福芸

我坚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胡适谈论中国人拜祖宗的事儿引起了谢福芸的兴趣，当时，她正在为英国一家报纸撰文关于中国人的生活，她问胡适能不能引用他的话。胡适满口答应，当然可以，这类东西在我的书里至少讲过二十遍了，你显然没看过我的书，你最好还是正儿八经地写一篇我的访谈录。

谢福芸说，这真是个新鲜的经历。胡适说，你问我问题吧！中国和美国的报纸跟我做过无数次访谈。谢福芸怯怯地问，关于中国唯物的问题，你忘记了基督徒，你知道，1900年义和拳作乱，一万多名中国信徒宁愿死，也不放弃信仰。这不怎么唯物，你说是吧？胡适回答，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话有人(马克思)说过，我再重复一遍，我坚信这话是正确的。大烟鬼什么都做得出来，所有宗教的基础都是神话，看看《创世记》！上帝存在的概率太小了，为了实际目的，不值得考量。我是无神论者，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不迎合虚幻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是说我相信上帝不存在。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

谢福芸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创世记》耳熟能详，与胡适展开了激烈的辨论。胡适表示不屑，说道，你那都是妇人之论，关于宗教，谢天谢地，我永远抛弃了教堂之类的迷信，我最后一次进教堂是在十年前，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谢福芸与胡适两人正为着有无上帝这事儿争得脸红耳赤时，谢福芸的父亲苏慧廉恰好经过他们身边，他把手放到胡适的肩上，亲切地说，亲爱的伙计，看到你的人都不会相信你是物质的，你本人就不符合你的理论。苏慧廉的眼神很真诚，对胡适满是关怀。胡适笑了。

谢福芸对胡适的宗教观很感兴趣，胡适认为对他的采访不应该仅问他对《创世记》与唯物主义的看法，他真接提示谢福芸，你应该问我写了多少本书，书的内容是什么？胡适为自己写了很多书充满了成就感，然而，谢福芸对胡适写了些什么书不感兴趣，她转移了话题，问道，如果红军以后占领了中国，你觉得怎么样？说不定那时你成了受害者。胡适表示同意，他说，只要能推动国家进步，我心甘情愿受害。

谢福芸拍摄的胡适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联

1926年7月下旬，胡适从哈尔滨坐火车去英国伦敦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会议，火车抵达莫斯科时，胡适下车逗留了三日。他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与监狱，并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盛赞苏联1917年革命的成功。胡适这三天的行程，自认为很受教育，

胡适给他好友张慰慈连续写了三封信，在第一封信中说：到了苏联，看到人家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便深深感到中国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问题、不延揽人才外，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

在第二封信中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苏俄虽然是个独裁国家，但是从教育统计来看，他们是在用力办教育的。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认真做下去，这种独裁专制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在第三封信中说：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胡适给徐志摩也写了两封信，说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感觉到那里的人真有一种认真与发愤有为的气象。我们也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不应该学英国人的懒散和敷衍，应该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奋发有为。徐志摩收到信后，提醒胡适注意，不要只看到苏俄国家统一貌似强大，要留意国家强大与民众弱小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与一只猪一只狗有什么分别

胡适在谈及人生的意义时说，人生的意义全是各人自己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卑劣、清贵、污浊、有用、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一个人与一只猪，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自己怎样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作梦之上，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

　　总之，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作点有意义的事……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天国

胡适认为，宗教信仰的最高表现是给人群尽力，服务社会，只谋求个人灵魂的超度，只希望自己在天堂享受快乐，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尽力于社会，谋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天国在人死后，这是最早的宗教观念。天国在人心里，这是一大革命。天国不在天上也不在人心里，而是在人世间，这是新宗教趋势。大家努力，要使天国在人间实现，这便是真宗教。这是现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

胡适说，现在不要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天国。不要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不要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胡适不相信有神，认为人的生命与猪狗没有区别，但又相信人格与人权是圣神的，这是多么的矛盾啊！胡适要在地上建造天国的思想与共产主义很契合，这就怪不得他参与了1922年-1927年的非基督运动以及盛赞苏联的政治模式。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胡适的福音

胡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需要的是宗教忏悔般的深刻体认，我们的家庭大多是罪恶的根渊，充斥着压迫和不公，私刑和自杀。这一切只有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裹脚裹了一千年，抽鸦片抽了几百年，结果民族虚弱，道德败坏……我们只是吞下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罪过的果实。我们再不要欺骗自己了，得意洋洋地说帝国主义列强阻碍了我们民族的进步。读一读日本现代史，让我们在羞惭和忏悔中永远丢掉自负和自欺。然后，当我们彻底地，诚心地忏悔了，让我们庄严虔敬地下定决心，我们必须做小学生！

胡适的呐喊如同施洗约翰当年在旷野呐喊: 悔改吧！天国近了！不同的是，胡适的呐喊是以赫胥黎为名义的忏悔，他的福音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施洗约翰的呐喊是向上帝忏悔，他的福音是圣经。在后来的动荡与喧嚣中，胡适思索着，权衡着，他认定，赫胥黎和达尔文比马克思和列宁更伟大更永恒。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胡适之)也是赫胥黎《天演论》的纪念品。

传教使团对中国进步的贡献超过任何团体

胡适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笃信进化论，晚年在台湾时，看见梅贻琦临终时，他的夫人为他作祷告、唱赞美诗，胡适觉得不可理喻，骂道，梅贻琦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他上天堂，这些遇蠢的女人！胡适虽然不信上帝，坚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坚信大烟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他对基督教做出的社会贡献却不乏公正。

1926年，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20周年，胡适在《祝贺女青年会》文章中说，圣贤经传，全没有拯救的功用。一千年的理学大儒，天天谈仁说义，却不曾看见他们的母妻姊妹受的惨无人道的痛苦。忽然从西洋来了一些传教士。他们传教之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新近去世的李立德夫人便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恩人，她是天足会的创始人。这几十年中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说幸是西洋文明的影响，基督教女青年会便是一个最好的例。今年是女青年会成立二十年的纪念，我很诚恳地庆贺她们二十年来的种种成绩，并且祝她们继续做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先锋。

有一次，胡适在英国，报纸上正在热烈争论传教使团的价值，其中一方宣称，中国的一切麻烦都肇始于传教使团。胡适写文章为传教使团辩护，他说，传教使团对中国进步的贡献超过任何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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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胡适全集》、《人生大策略》与《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如有侵权，请留言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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