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而今,又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这百年巨灾是民国非基运动播下的种子;而今,又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到,自由是个神学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在悖逆神的地方,暴君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锁链。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定于4月4日在北京清华校园召开,为配合这次会议,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教会机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例如:《青年进步》、《中华归主》、《生命》等教会刊物均推出“基督和世界改造”之类的专号,表达了基督教能带来新时代的愿望。这些宣传激起了中国学生和知识界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的反对。一般历史学者都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作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也就是说,这只是引发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诱因,至于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必须追溯到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上海出版,《新青年》创刊之时,正值国内是否立孔教为国教的争论白热化之际。因着这个原因,《新青年》的作者们也热切关注宗教问题,杂志刊登了一批讨论宗教的文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新青年》1917年7月1日出版)、胡适的“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1919年2月19日出版)和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1920年2月1日出版)。

图:陈独秀
     1920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巴黎支部因禁止有宗教信仰的人入会,在会员中引发了一场宗教问题的讨论。为此,少年中国学会组织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讲与报告,机关刊物《少年中国》连续三期刊载这些演讲与报告,作为宗教问题讨论的专刊。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是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不但为此写了大量文章,还向法国一些著名学者发信询问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并将此寄回国内,以证明西方学者亦多不赞成宗教。李璜反教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研究人类行为的是理性和科学,不是神秘的宗教;二,宗教信仰天国和不朽的观念障碍社会进步,人们需要对改进世界多做努力。这两点是当时国人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道理。

     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影响下,宗教问题成了当时学术界、青年学生中讨论的热点,许多有影响的期刊都纷纷发表文章,参与宗教问题的讨论。在这期间,政治因素逐渐渗入到宗教问题的讨论当中,尤其是在涉及到基督教的问题上。
    1920年朱执信撰文《耶稣是什么东西》,对基督教进行猛烈攻击,他还写了另外的文章,鼓动青年学生反对基督教,他提醒学生,宗教是“慢性精神的自杀”,不可不防。在他的影响之下,许多人开始撰文批判基督教,他们以苏联对待宗教的态度为借鉴,认为社会主义与宗教势不两立。总之,国内学界对基督教的批判,从1920年起,已经开始从政治的角度进入,揭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因此,当青年学生得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北京清华校园开会时,便组织了起来,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

图:少年中国学会
    1922年3月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夕,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发起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了措词严厉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其中写道:

“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段,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压迫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造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纣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坏了。各国资本家——不论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涌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的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学生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抗!”

   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通电,得到了全国知识界的积极响应。1922年3月20日,北京知识界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非宗教大同盟”成立第二天,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各界有识之士“依良心之知觉”、“本科学之精神”,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校园召开年会,共有79人在通电上签名,其中包括李大钊、李石曾、萧子升等。3月28日,“非宗教大同盟”又公开发表了《非宗教大同盟简章》,表明他们以科学为反对宗教束缚的思想武器,简章指出“非宗教大同盟…‘专以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4月2日,该同盟再次发表宣言,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

    在上海、北京两地的影响下,广州、南京、杭州、长沙、厦门、福州等地也纷纷组织起来,反对基督教,使得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
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气势磅礴:  “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说,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要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
1922年6月,非基督教运动逐渐沉寂下来。从爆发到沉寂,前后仅三个月。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大革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再次普遍高涨。4月间,广州英国圣公会所属圣三一学校的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遭英国校长否决。学生与校方对抗,并发表宣言,争取校内集会结社自由,而且提出“争回教育权”的主张。在他们的带动下,徐州、南京、福州等地的教会学校也出现了学潮。教会学校的学潮的高涨,促进了非基运动的再起。当年夏天,几个被上海基督教浸会书院勒令退学的学生发起非基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响应。8月间,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执行委员(主席)由共 产 党唐公宪担任,而同盟的规章制度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草拟。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对基督教发动全面猛攻。

    国民党将9月7日定为“国耻日”,将该周定为“反帝周”。此外,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呼吁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为此,运动的重心渐渐转移到反对教会教育和收回教育主权上来。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第10届年会,通过了“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及“学校内不得传播宗教案”两大议案,使“收回教育权成为全国一致的舆论”。同年12月,非基督教同盟组织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12月22日,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非基督教周”行动开始,反教群众拥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讲演;一部分人涌进教堂捣乱,破坏礼拜,围攻传教士,甚至以飞石掷击教堂,行动非常激烈,掀起了非基运动的新高潮。

     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怒潮,非基运动再起,基督教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的走狗”,教会受到空前的压力。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老板杀害中国工人,同月30日,上海学生示威游行,声援工人,遭英警开枪狙击,造成大量伤亡,史称“五卅惨案”。全国人民反应强烈,掀起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在这场反帝国主义的行动中,一向被大多数国人视为“帝国主义先锋”的基督教遭到巨大的冲击,教会学校中的学潮波涛汹涌,从“五卅”到年底,各省出现的教会学校学潮多达43起。

图:五卅惨案
    1926年,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所到之处,反基督教的事件多有发生,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多被军队或党部占用,教产被随意使用或破坏,教会的损失极为严重。1927年3月24日,国军第六军攻克南京,一部份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有六位传教士被杀,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这一事件使得五千名新教传教士逃离中国,传教工作基本宣告停顿,许多地方的教堂关门大吉,信徒流失的情况空前严重。

    1927年4月,国共分裂,内战大兴,非基运动逐渐远离国人注目的焦点。同年12月1日,蒋介石与有浓厚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宋美龄结婚,虽然他当时还不是基督徒,但这一婚姻的缔结影响到整国国民党对基督教的态度。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学潮受到限制,与学生运动不可分割的非基运动也就沉寂下来。

      在1949年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一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次是1922年—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两次运动都引发了东西方冲突以及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1900年的 义和团运动以中国北方的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以一种非理性的排外运动宣泄了下层群众的仇恨情绪,这种愚昧偏狭的心理被清朝统治者所利用,演出了一场“扶清灭洋”的闹剧,导致深重的灾难。义和团杀害了241名西方传教士与23000多名中国基督徒,引来八国联军征讨,迫使清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白银32,939,055两。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多让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中国之所以发生义和团事件,是因为没有读多少书,没见过世面,太愚昧了。在明恩溥等传教士的鼓吹下,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大部分退还,在中国办了12所大学。
     传教士做梦也没想到, 中国人虽然念了大学,有了一点知识,但同样对基督教恨之入骨。
1922年—1927年,以中国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扛着“科学”的旗帜再一次发动反基督教运动,他们霸占教会学校,禁止传教士教书,赶走传教士,拥抱苏共无神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民国知识分子无论读了多少书,但因不敬畏上帝,本质上与义和团一样。而今,又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这百年巨灾是民国非基运动播下的种子;而今,又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到,自由是个神学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在悖逆神的地方,暴君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锁链。

图:以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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