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没有房产,住宅都是租来的。最早住张家池,城隍坟附近,一套两进。我们住里进,面积大,外进由一个叫吴正兴的女人住。
母亲去世几年后,她成为我们的继母,我们称呼她五姨。她没有虐待我们,但我们也从来没有从她那里得到过温暖。我们的生活起居是由奶妈和佣人照顾的,和她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不过偶然我们也会偷偷地在爸爸面前告他的状,但并未交恶。
父亲去世后,继母一直由我们供奉直至終老。只是这两年才听我的侄女儿们说,他们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处寄养时,奶奶还是很关爱她们的。很可能当时当继母也有她的难处吧?
在这所住宅里有一天住来一些穿灰色军装的人,是过境的部队,长官要求驻扎在我家。一个叫池师长,一个叫乜团长,都有勤务兵,他们很和气,逗我们玩儿。那时是抗日战争以前的事,七十多年了,脑子里仍有他们的身影,后来听说他们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大概是1936年,我们的家搬到西门城脚跟秀水港,一个租来的更大一些的宅子,有很大舖砖的的天井。爸爸心血来潮叫人把地面砖全挖掉,舖上草地,周围栽种冬青。夏季在草地纳凉,他用可躺的藤椅,我们四个孩子各有一把定制的小藤椅。但那时我不太喜欢这个草地,因为经常发现蚯蚓和蜗牛。
新家的正房三间很大,堂屋正面放一张西式大酒櫃,中间放一张红木大园饭桌,左右两侧各放二张红木太师椅,其间搁一只红木茶几。两边的棕褐色油漆的木板墙壁上挂了四个大玻璃镜框,内嵌西厢记的工笔画,我现在还记得一幅是“张生跳粉墙”。
堂屋左侧是父亲的卧室,有两头带镜面的西式床。堂屋右侧房间是空着的没人住,放着一架铜床,母亲陪嫁的木雕衣柜和五斗橱,橱上放着爸爸扮怪相的照片。这间房内的后边有一间密室,内藏一些古董字画,爸爸喜欢的电影放影机,照相机,留声机,还有大量的照相玻璃底片等等,由于比较掩蔽,日本兵佔据时没发现而保留下来。
我们兄妹四人和仆人(如皋话叫佣人)万六(大名叫万国祥)和大哥的奶妈,则住在天井一侧的过道两边的厢房内,我们睡觉和起床穿衣都是由他们照顾的。在这里也介绍一下万六和大哥的奶妈,他们是在我们家呆了一辈子的主要成员。万六家住东乡岔河镇西南方的乡下,我家的祖坟附近。他长年在我家帮佣,把妻子留在老家,带两个孩子,大女儿叫鸭儿,和我哥同岁,小儿子叫球儿,和我同岁。他不识字,但很精明,很能干。
哥哥的奶妈,忘其姓氏,在奶我哥哥时丈夫去世,所以一直留在我家。她对我们兄妹四人都很关爱,我们都叫她妈妈。她有一个女儿叫米儿,当时已出嫁。还有一个儿子,忘其名。我好像记得给他们的工薪是每人一月一个大洋。不知何时奶妈她的丈夫已去世)和万六相爱了,其实很正常,旷夫怨女嘛,谁也挡不住,爸爸很宽容他们。
我们小时大家都有自己的奶妈,即使过了哺乳的时候,奶妈仍然会在家中留很长的时间。即使他们离开了,仍然保持良好的关系,来家中看望他们奶过的孩子。我的奶妈在我70年代下放甘肃期间,还给我邮寄过大包如皋特产香肠。
父亲爱喝酒,什么白兰地、白酒、绍兴酒,他都喝,但浅酌即止,从未见他发过酒疯。家中有一个姓杨的厨师,我们叫它杨厨子,他是万六的舅舅,万六到我们家来,大概也是他过去引荐的吧。杨厨子是从祖母在杭州去世后接手过来的。专门为爸爸做菜。他还会讲一点杭州话,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子养了一个很年轻的小女人(如皋话叫小mama儿)。
爸爸是一家之主,我们和他同桌吃饭,不敢放肆。吃饭时他坐正中,我们坐四边,万六则站在我们的后边伺候。我对冬天吃饭比较有印象,因为经常吃火锅和菊花锅。菊花锅很像现在的煤气炉,吱吱吱的喷出一圈蓝色的火焰,不但好吃,气氛热闹,同时又取了暖。
秋天吃螃蟹时,继母吩咐我们只能吃腿,其他留给爸爸下酒。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嘛。
如皋的香肠是有名的,我们家晚餐桌上的香肠都是去西大街中法大药坊隔壁的香肠店买来的熟食,一两毛钱能买一盘切得非常薄的、排列整齐的红里透油亮的香肠,好吃极了。
印象中父亲很少和我们相处或带我们玩儿,只记得有一次他“与民同乐”。他和大人们坐在天井里面,对堂屋看我们兄妹们围着桌子转表演京剧的亮象。我们一面跑一面学着锣鼓咚咚呛的声音,一到前台,停下来摆开一个架势,大声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轮到我时,我摆开一个马步,楞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情急之下蹦出一句“醋得酸”。父亲听了大笑,说“不错,不错,醋就是酸的”。
他有牙疾,大概是臼齿的龋齿吧,那时如皋没有牙科医生,他到处找偏方止痛。用棉籽沾一点菜油,在火上烧一烧,再吹灭,用疼痛的牙咬住棉籽来解痛。他还有较重的脚气,经常用毛巾泡在很烫的热水中,在脚缝中拉动来止痒。有一次竟然要我去闻一闻是什么味道,我告他是腥味,很难闻。他性格上有时有童真,有时做恶作剧,随心所欲。
据说他是在浙江政法大学肄业的,他学过英文,在家中并且请人来家教过徳文。我的外文启蒙二十六个徳、英文字母的发音和德文的der、die、das都是那个时候学的。但他自己后来好像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因为我在十二,三岁开始自学英语时,没得到他的多少帮助,全是自学的。
印象中他去上海时总会买回来很多新奇的东西,如电风扇、电炉、剪草机等,还给我们每个孩子从什么永安、先施、大新公司买来的好多衣服和玩具。记得在众多玩具中有一架大型的红色的单翼飞机,爸爸发现有一个地方被红漆涂刷,他用酒精擦去红漆发现是Made in Japan立刻把它摔在地上,可见他的仇日意识还是很强的,那还是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前的事。
他在我们家的大门上装上窥视镜,那时的窥视镜不像现在的这么小,有如一个照相机的镜头。我们那时个儿矮,总要爬上凳子,窥看门外的行人。
他不会骑自行车但却买了一辆脚踏车,好像是专门给万六骑的。这辆车很讲究,车前有一个很大的电灯,电的来源是靠装在后轮旁边的摩擦发电机来发电,这也成为我们男孩子的玩具。
他还有一把手枪,叫小勃朗尼,说是自卫用的。日军侵占县城时带到乡下去逃难,连同另一个不知从哪儿搞来的手榴弹,被当地的游击队收缴。爸爸对他们说这是他抵抗日本人的自卫武器,他们用枪顶住爸爸的脑袋说,不用了,你借给我们,我们会保护你。当时我在场目击这一幕,听说那个游击队的头头叫紀凯。事后,爸爸坐獨轮车去找他想讨回,无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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