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原经典会读】黄裕生：《理想国》之“美德伦理学”的新困境

在2023年即将结束之际，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于12月30日举办了一场令人期待的学术沙龙活动，主题再次聚焦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次活动依然是由见地沙龙发起，他们一直致力于推动知识的广泛共享，以改善提升公共文化的质量。此次活动的主讲嘉宾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黄裕生教授，他在此次研讨中分享了自己的深刻见解。

讨论的核心焦点主要围绕着一些深刻的哲学议题，包括“人类社会的分层”和“古希腊四大美德”。这些议题引发了参与者们激烈而深刻的思考。

出席此次活动的嘉宾不仅包括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顶尖高校的杰出学者，还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哲学爱好者。这是继前两次《俄狄浦斯王》和《理想国》之后举办的第三次有关西方哲学经典的阅读活动，为与会的学员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激烈讨论和深入思考的独特机会。此次活动不仅加强了学术界的交流，也推动了知识的分享，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和关注度。

主讲人：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

人类社会的分层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人之所以生活于城邦共同体里，乃是因为人们相互需要。而人们之所以相互需要，则是因为每个人在能力上都是有限的，无法完全靠自己来满足与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人们需要分工合作。而每个人的能力都基于每个人的禀赋或天性，这种天赋是既定的、现成的。所以柏拉图说：“人性好像铸成的许多很小的钱币，它们不可能成功地模仿许多东西，也不可能做成许多事情。”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的禀赋乃到整个人性都像是已被铸成的钱币一样，是现成的，被给定的；同时，每个人身上的这种人性都像小钱币只能购买一个东西一样，每个人凭自己的天赋也只能专门做好一种事情或一种行业，而不能身兼多职。

既然每个人都天生只最适合于做一种事情，那么在最好的国家里，每个人也就都只做一种职业，所以在那里：“鞋匠总是鞋匠，而不在做鞋匠之外，还做舵工；农夫总是农夫，并不在做农夫之外，还做法官；士兵总是士兵，而不在做士兵之外，还做商人，（其他行业）依此类推。”这意味着，最好的城邦，也即正义的城邦，就在于城邦里的每个人都处在基于其人性禀赋而该在的职位上。简单说，最好的城邦是阶层固化的城邦。

那么，哪些人适合哪些行业呢？这首先涉及对人的分类或分层。对人的分类的根据又是什么呢？这根据不出于人自己，而在神那里。柏拉图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论证）人类分层的根据如何出于神：

“生活在同一城邦里的人们虽然彼此是兄弟，但神在铸造（赋形/formte）他们时，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使这些人有能力成为统治者，并因而是最宝贵的；在辅助者（军人）身上加入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铁和铜。但是，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复杂，不一而足。所以，神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看护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心灵混入了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中；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中间去。”

在这里，根据这种赋形，人被分成三个等级：一个是灵魂被神注入黄金的人组成的阶层，一个是灵魂被注入银的阶层，再一个是灵魂被注入铜或铁的阶层。他们分别组成国家的统治者、辅助者（士兵）与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人天生有唯一合适于自己的阶层职业，或者说，每个人有自己天生要去承担和成就的阶层职责。因此，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自然”或神钦定的。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生的位置，那么，这个他天生要去承担的阶层职责与要去成就的阶层职业，就是他的天位。这里，虽然每个人究竟成为好人还是坏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命运”，但是，他在人世间究竟适合于做什么职业，应该扮演什么阶层角色，则是天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又都有“必然的命运”。那么，这样的“命运”与被柏拉图否定了的“神话神学”所主张的“命运”有何不同呢？

我们首先要特别指出的是，柏拉图这里实际上采用了“还原（回溯）论证”这一理性方法去论证神的赋型说：人类为了能生活下去这一现实需要，必须进行分工合作，因为每个人光靠自己都不可能满足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分工合作要真正能发挥相互满足、相互补缺的作用，显然要以合作者拥有不同的技能与擅长为前提。而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技能与卓越，显然不可能由人自己决定，而只能由高于人的神或“自然”决定的。正是由于神或“自然”给予个人以不同的禀赋，人们才能成就不同的卓越与擅长，从而胜任不同的阶层职业，并因此归属于不同的职业阶层。神或“自然”借此也就把不同个体锁定在不同的阶层上，使个体在职业阶层上被抛入了由神预定的遭遇之中。

这里，神预定的命运是通过“还原论证”这种理性方法得到揭示和说明的，因而（在柏拉图哲学里），它是合理的、可信靠的，并且是可知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必然性“神命”视为“理性神学”确立的一种命运。于是，人刚从“神话神学”叙述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又马上陷入了“理性神学”设置的命运之中。

表面上看，在这种由“理性神学”揭示的命运中，被决定的只是每个人的职业阶层，而与一个人的伦理德性（美德）无关，因此，这种新的命运说并不对伦理世界构成难题。但是，实际上，这里的职业阶层的划分是与伦理德性紧密相关的。

古希腊四大美德

我们且来分析四大美德的排序问题。就四德而言，按价值的优越性排序，它们依次应当是：智慧、正义、勇敢、节制。智慧是最高的德性，因为它知道善（好）本身而能够知道对每个人而言如何才是好（善）的。换言之，智慧因认识了善本身而能够知道如何才是每个人应该在的位置，以及如何才能保障每个人各就其位。而使每个人都能各就其位而各安其职，就是正义本身，也是每个人的正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唯智慧能保障正义。不仅如此，也只有智慧才能知道何为勇敢与节制，勇敢才不会成为鲁莽或残暴，节制才不会成为苦行或自虐。所以，智慧不仅能因保障了正义而包含着正义，而且也因保障了勇敢与节制而包含着勇敢与节制。所以，智慧在逻辑上与价值上都优先于其他美德。而正义之所以排在勇敢与节制前面，是因为就正义首先是使共同体里每个人各守天位而言，正义必定要包含勇敢与节制，因为只有使该勇敢的人勇敢，使该节制的人节制，共同体里的每个人才能各胜其职而各守其位。所以，正义高于勇敢与节制。最后，勇敢之所以高于节制，是因为节制必定被包含在勇敢之中，没有能节制各种私欲的美德，必难临危而不逃，见利而不屈。从实践的顺序而言，培养节制也许是修德的起始步骤，所以，节制必定被包含在其他三德之中。但是，作为修德的起点，并非意味着节制是最基础的与最优先的，而只意味着它是最初级的。

与四德的高低相应的是城邦（国家）里的三个职业阶层，那就是最高统治者阶层、辅助者阶层与生产者阶层。真正的统治者应当具有智慧这一最高美德（德性），否则是不正义的，因为有其位而无其德乃违背了神定的秩序。最高的位理当有最高的德。而由于智慧包含着其他三种美德，因此，统治者也拥有正义、勇敢与节制这三种美德。所以，真正的统治者因拥有智慧而拥有完整的美德。作为第二阶层的辅助者应具有的美德是勇敢，因为他们承担着护卫国家安全的职责。而就勇敢要以节制为前提而言，拥有勇敢美德的辅助者也拥有节制这一美德；而就辅助者拥有了勇敢这一美德而能在其天位守其天职而言，他也就拥有了正义这一美德。所以，真正的辅助者拥有勇敢、节制与正义这三德。生产者应有的美德是节制，因为他们需要训练出卓越的生产技能，以生产出尽可能好的产品，而卓越技能的培养与形成则需要节制而专注。这里，就生产者拥有节制美德而能就其位胜其职而言，他也拥有正义这一美德。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共同体里的不同职业阶层不仅拥有的美德的级别不一样，他们拥有的美德的完整性也不一样。最高统治者拥有的美德既是最高的，也是最完整的；辅助者次之，生产者则拥有最低、最少的美德，也可以说，最低阶层者最缺德。不仅如此，就自觉度与主动度而言，只有统治者的美德是真正自觉与主动的。因为只有统治者才能认识到善本身，也即那最高目的本身，因此，只有统治者才拥有，或者至少是统治者最先拥有关于善本身的知识，而只有在这种知识的光照下，才能显明各美德的标准与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除了统治者是依照自己的知识修德外，其他阶层都只能在统治者的引导、安排下修德进业。简单说，其他阶层都只能“跟着做”与“照着做”。比如，正义虽然与节制一样存在于所有的职业阶层，但是，对于统治者说，正义这一美德首先就意味着能够使所有其他阶层者各就天位；而在辅助者与生产者那里，正义则首先意味着各认其位而各尽其职。

概括地说，不同职业阶层应当成就的美德各不相同，因此，不同职业阶层能够拥有的美德也各自有别。这种不同展现为三个方面：1.美德（德性）的层次有别；2.美德的完整性有别；3.美德的自觉度与主动度有别。作为最高职业阶层，统治者应当拥有、也能够拥有的美德是最高级、最完整、最自觉的美德。而作为最低级的职业阶层，生产者应该拥有与能够拥有的美德是最低级、最不完整、最不自觉的。

于是，我们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伦理学”里可以引出几个值得关切的结论：

（一）虽然从整体上看，人类可以成就四德而有四德，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则并非所有人都与四德有关。辅助者与生产者便与智慧这一美德无关，至少他们身上主要的美德不是智慧，而分别是勇敢与节制。

（二）因此，不同的职业阶层几乎等同于不同的“德性（道德）等级”。归属不同的职业阶层，也就意味着归属不同的“德性等级”。

（三）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的职业归属都是由神的赋型决定的。于是，我们进一步发现，每个人的“德性等级”实际上也是由神决定了的。神在分配人的职业等级时，同时也就分定了人的道德等级。这等于说，如果每个人在职业阶层上有神定的命运，那么每个人在道德前程上也有相应的“神命”。

在这里，虽然在做具体的“好事”或“坏事”上，成为“好人”或“坏人”上，每个人还有自己的自主空间，而不像在“神话神学”里那样，连这个自主空间都没有。但是，每个人一生能做出多大的好事，能成为多好（完善）的好人，则是被预先排定的，因而都有先定的限度。生产者阶层不可能也不应该修出智慧与勇敢的美德，他能成就与应成就的“好人”就是成为有节制的人；他能做的和应做的“好事”就是造就精湛技艺，以生产出尽可能好的产品。简单说，正如每个人的人性与天赋是被给定的而是现成的一样，每个人一生都有先定的道德等级与道德前程。

但是，如果人的道德前程是被预定的，因而人的进德空间是封闭的，那么，人也就不可能为自己全面的道德改善而努力，也无需为此努力。至少对于绝对多数的人是如此。换个角度说，绝对多数的人不需要、也不可能为社会共同体全面的道德改善负责。因为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成就诸如勇敢、智慧这类美德；他们能自我成就的道德（美德）空间被锁定在节制与被动正义之内，因此，他们没有责任甚至没有资格去努力培养勇敢、智慧这类美德。换言之，他们无需、也无法去克服自己与他人身上诸如懦弱、胆怯、奴性、愚昧，总之与智慧和勇敢相反的那些品格缺陷。因此，他们无法为自己身上的缺德——道德（德性）不完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