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8日下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了以“柏拉图《理想国》研讨”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活动。本次活动依然是由作为推动知识共享与改善公共文化的民间文教公益智库平台见地沙龙发起,邀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主讲,主要围绕“诗人之‘神话神学’与希腊伦理困境”和“‘理性神学’的原则与‘美德伦理学’的确立”等议题展开探讨,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学者与社会各界哲学爱好者参加了本次讨论,这也是继上次《俄狄浦斯王》之后开展的第二次西方哲学之本原经典会读活动,促进了与会学员的激烈对话和深入思考。
 · 主讲人介绍  · 
黄裕生,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比较哲学。著有《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权利的形而上学》等。
《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里,包含了柏拉图对于理想国家、理想政治的追求和思考,以及他对于道德和正义、伦理与政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深刻剖析。它是当今欧美大学,尤其是文理学院学生的必读经典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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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诗人之“神话神学”与希腊伦理困境
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所以要驱逐城邦里的诗人,不只是因为诗人们只会摹仿而远离真理,也不只是因为他们擅于煽情而隔离理性,而首先是因为诗人们在他们的神话叙述中传达了一种于城邦有害的“神话神学”,这种神学将瓦解整个城邦的正义秩序与伦理原则。
正如华夏三代的传世文献对先秦社会有直接影响一样,古希腊通过诗人传达的神话对当时的希腊人也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所以,也正如觉悟到了新的普遍性的孔子面临着删定书诗礼乐、重估传统文化的使命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克服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而确立起了坚定的普遍主义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重新审定诗人的传统神话的任务,以便挽救、维护或确立他们心目中正当的伦理秩序世界。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从分析诗人神话给人类伦理世界带来的困境,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试图克服这种困境的努力出发,来揭示他们所确立的美德伦理学实际上如何以一种“理性神学”与 “知识存在论”为基础。
例如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悲剧诗作《俄狄浦斯王》,它最为典范地展示了所有诗人神话隐含的伦理悖谬。一是神可以安排与决定人的命运,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具体行动,比如可以决定俄狄浦斯杀父与娶母这两个行为。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如果人有神规定了的必然性命运,那么,人就只是工具性存在。但是,作为工具存在,就其有称手不称手而言,它有好坏、善恶的问题,却没有罪与责的问题。这等于说,在必然性世界里,有恶而无罪。所以,在这里,恶人无罪。这意味着,如果神给予了人必然性命运,那么,不仅每个人都没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神与他人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要求任何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而没有任何理由来对人的任何行为进行惩罚。所以,如果人有神定的命运,那么人将可以免除责任而使整个人类社会陷入责任危机。
二是如果像传统神话叙述里那样,人有神安排的必然性命运,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不管是好的命运,还是坏的命运,既然结局已定,那么,怎么做都无关紧要:如果既定的结局是不好的,那么你再努力改变自己,也如俄狄浦斯那样终归无法避免坏的结局;如果既定结局是好的,那么同样,你再懈怠纨绔,再放纵无行,也必迎来好的结局。这意味着,如果人类生活于由神决定的必然性命运之中,那么,不仅责任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正义,任何伦理道德也都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人需要正义与道德,也无人有理由要求自己或他人遵循伦理而过正义的生活,甚至连神也没理由向人提出这种要求。于是,人间的整个伦理世界都将会坍塌,实践领域的秩序都将会瓦解。
但是,“神可以给人规定命运”,这是整个希腊神话叙述里的一个基本观念,因而也可以说是希腊“神话神学”的一个基本信念。这意味着,“神话神学”对于人间伦理世界的正义与秩序是一个威胁。
 2. 
“理性神学”的原则与“美德伦理学”的确立
为了摆脱传统“神话神学”带来的伦理困境,苏格拉底-柏拉图确立了一种有利于维护城邦正义秩序的神话叙述的标准,根据这套标准来审定传统诗人们的神话传说。但是,在他们这里,由于正义的秩序即使不是出于理性,也必定要通过理性来认识与达成,因而必定是合乎理性或基于理性的,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要确立的神话叙述的标准必定是也只能是一个合乎理性的标准。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新的标准审定的神话叙述视为一种合乎理性的神话叙述,而把在这种新的叙述中确立起来的新的“神学观念”视为一种“理性神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了摆脱“神话神学”带来的伦理困境,苏格拉底-柏拉图实际上首先要进行一次“神学革命”,那就是从“神话神学”到“理性神学”的转换,并在这种神学转换中确立起一种“美德伦理学”。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理性神学”要为一切神学(神话)叙述确立的“神学标准(die Richtlinien fuer die Goetterlehre)是这样的:人们应如神那样来叙述神,不管是在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诗里,都应当这样来描述神。”而神本身就是善的,且永远都是善的。因此,应当如神永远是善的那样来叙述神的善,而不能描述神的任何恶。这意味着,“理性神学”为叙述神确立了一个全新的标准:神本身永远是善的,他从来不可能是恶的原因。因此,在任何神学叙述中,既不能描述神本身的任何恶,也不能把神描述为任何恶的原因。
从这一全新的神学标准看,诗人们那些传统的神话叙述便充满着各种荒谬。“首先最荒唐的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也就是说,诗人神话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丑化神而把恶加给了神。这使得诸神虽然比人类伟大,却并不比人类崇高、正义,他们甚至比人类还丑恶无行。按理性神学标准,这类叙述既亵渎了神,也不合神的真实情况。因此,必须把这类叙述全部从有关神的叙述中删除掉。
既然神本身永远是善的,那么神只会是好(善)的事物的原因,而不会是坏的事物的原因,当然也不会是人的坏命运的原因。甚至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神不会给人规定命运。所以,苏格拉底宣告:
“我们不能接受荷马或其他诗人关于诸神的种种错误的说法。例如荷马在诗里写道:
宙斯大堂上,并立两铜壶。
壶中盛命运,吉凶各悬殊。
宙斯混吉凶,随意赐凡夫。
当宙斯把混合的命运赐给哪个人,那个人就——
时而遭灾难,时而得幸福。
当宙斯不把吉凶相混,单赐坏运给一个人时,就——
饥饿逼其人,飘泊无尽途。
我们也不要去相信那种宙斯支配命运的说法:
祸福变万端,宙斯实主之。”
从新的神学立场看,包括最高的宙斯神在内的一切神,都既不可能给人坏的命运——因为他不会是坏的事物或恶的行为的原因,也不会给人时好时坏的命运。这里,更为特别与重要的是,神甚至不会给人安排任何命运,包括“好的命运”。
神是善的,因而不会是任何恶的与坏的事情的原因,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神不会是坏的或不好的命运的原因。那么,如何理解神也不会是“好的命运”的原因呢?
因为一个必然的好命运,不管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他所属的群体来说,都并不是好的事情。对他个人来说,既然必然有好的命运,因而必然有好的结局,那么,他必将失去改善自己的动力,而不断改善自己、迈向完善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好事情;对于群体来说,如果它的成员有必然好的命运,那么它只能接受其成员个体肆意妄为而无法加以惩罚,因为如果对这一个体可以施加惩罚,必然改变其好的命运,但既然这个好的命运是神定的,那么显然是不可改变的,这样一来,群体社会必然深受其害。所以,必然的好命运,对于人类本身来说恰恰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神不会给人好的命运,正如他不会给人坏的命运一样。
这意味道着,神不会给人定任何命运,所以,人也就不会有像俄狄浦斯那样一种被神安排与设定的命运。
就“神本身永远是善的”被苏格拉底-柏拉图当作一切神学叙述的标准而言,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理性神学”的第一条原则。不过,在他们看来,神本身不仅是善的,而且是最善的。因为“神与所有属神的事物无论如何都处在最好的状态。……因此,神不会变化自己的形象。”也就是说,就每个神都必定处在自己的最完美状态而言,每个神本身就是最善的。既然神本身是最善的,那么神始终都会保持自己的形象,而不会改变自己的形象。因为事物在最好状态下的任何改变,都只能往坏处改变而失去自己。但神显然不可能失去自己。于是,苏格拉底实际上给出了“理性神学”的第二条原则:“神因本身是最善的而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形象。”
根据这一原则,神也就不可能像诗人的神话里叙述的那样,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各种身份或模样在人间巡视、游荡,或追猎人间奇艳,或戏耍世间男女,甚至还欺骗世人。简单说,神不会干涉、影响、改变人世间的生活。
神不会主动地影响人间世界,当然也不会被动地干涉人间世界。因此,人不可能通过奉献人间美物来求得神的额外优待或好处。简单说,神是不可收买的,人神之间不可能进行任何交易。否定人-神交易,可以被看作是“理性神学”的第三条原则。
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根据“理性神学”的第一原则否定了神会事先给人类定命运的“先天神命说”,那么他们根据第二与第三条原则,则既否定了神会随机地影响、改变、干涉人间生活,也否定了人可以通过收买神来影响乃至改变神对人的态度与施为。他们根据这三条原则实际上拉开了神与人的距离,解开了人类生活完全被“神话神学”锁定在“命运”之中的封闭性。换言之,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神学”通过拉开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来给人类留下一个开放的生活空间,也即一个不完全由神决定了的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人才能对自己的存在与行为有所筹划,有所决断,并且也才能自觉地有所承担或自觉地有所放弃,因此,才有坚守不坚守、应当不应当的问题,因而责任才得以明确和认领,正义与秩序也才得以确立和维护。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正是借助于“理性神学”来走出人类的责任危机,确立正义的伦理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要确立的“伦理学”是以他们的“理性神学”为前提的。
最后,黄裕生教授就与会学者们提到的“责任”和“共同体”等问题一一展开交流与阐释,伴随着现场浓烈的学术氛围,活动在与会学者们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之中圆满结束。柏拉图的《理想国》问世虽已有千载,却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本次本原经典会读活动,让大家对柏拉图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有了更深的体会与思考,也重新认识了诵读经典的魅力所在,让人身处寒冬也感受到以书会友的快乐和温暖,同时对下次本原经典会读沙龙满怀期待!
(注:本文中出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是由于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就如孔子一样,其思想和理论都是由其学生记录下来的,所以后人在其记载中是无法清晰辨别哪部分是苏格拉底或是柏拉图的想法,所以黄老师在讲述中一般会用此方法来阐述。)

编辑:李志萍
审核: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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