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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上海终于在5月16日开始陆续解封,根据上海官方发布的消息,上海解封将分三阶段进行。这几天眼看着民间舆论场对于上海解封的讨论和调侃,以及不同渠道发布的上海封城期间的短视频,联想到新冠疫情最早大规模爆发的武汉解封之后去当地的走访,以及与各方人士的交流。在此分享一篇当时的“走访日记”,虽然目前上海恢复正常已经提上日程,指日可待,但不要忘记我们共同经历的这场考验,不要忘记从危机中反思、进步。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可能不过是中国中部的一座普通城市,那里有毛泽东留下的畅游长江的佳话,也有被不少美食评论家津津乐道、代表武汉精气神的热干面,还有承载着这座城市历史沧桑巨变的黄鹤楼。虽然这里有中国唯一的一所P4实验室,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020年疫情的爆发,让这座城市变得非同寻常,世界的目光也开始锁定这里。世界媒体端口,“武汉病毒”之说一度肆意蔓延,随之而来的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追责;而中国内部,人们面对未知病毒的恐惧,迅速转化为网络上对于武汉人、湖北人的偏见与歧视,并在各处潜滋暗长。
而今,经过整整76天的封城,又经过近八个月的恢复,武汉的烟火气又回来了。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除了一个个因疫情而引发关注,或是因疫情而出现的标识牌,比如华南海鲜市场、火神山、雷神山等,在提醒人们这里曾发生过一场重大疫情危机外,其他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尤其是武汉散落于各处的夜市,一到了晚上热闹非凡,排队的人熙熙攘攘。刚刚开业不久的茶颜悦色奶茶店平均要排队3个小时才能买到。
当地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武汉现在是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说武汉保卫战积累了如何面对疫情大规模爆发的经验,那么中国各地局部爆发后及时启动“战时状态”的举措,则为武汉应对小规模疫情反复提供了有效路径。所以,人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着解封之后的自由生活,另一方面也乐观地认为,就算武汉再次爆发疫情,政府也能有效应对。
这一对现状的判断与对未来的预期,让人们对于武汉前期的混乱与教训从心态上变得错综复杂。
比如不少人谈到疫情时,还是会心存芥蒂。尤其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属于特别敏感的地段,虽然这里已经全无疫情初期的痕迹,“华南海鲜市场”的招牌也早已被拆掉,可是紧张的气氛依然存在。只要一提到疫情初期这里的情况,当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们是记者吗”“不要问我敏感问题”。勉强愿意说上几句的,也多是自己生意受影响、日子不好过的抱怨。华南海鲜市场的二楼,是眼镜城,进门的时候就被要求不能拍照,走进去之后还会有两名工作人员紧跟着。
警惕之外,当地人对武汉主政者的防疫成效是肯定的,而且在表达这份肯定时,都会提到欧美等国防疫的糟糕情况,比如“武汉算是好的了,你看看国外现在乱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当时不封城,后果不堪设想,你看国外能做到吗”。当谈到疫情初期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时,人们也愿意拉长时间来看,回答多数是,“现在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不容易”。就连红十字会这个遭遇围攻堵截的机构,也有人替鸣不平。
要是疫情没有下半场,没有在中国之外大爆发,官方承受的舆情压力可能远不是今天这样。彼时,一个接着一个问题和事件,都成为舆论围攻堵截的对象。尤其是作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去世当晚,舆情汹涌而至,悲伤夹杂着愤怒、控诉,倒逼公权力放低姿态倾听民心、民意。
而今,人们还是会时不时提到李文亮,提到用日记记录武汉封城期间境况的作家方方,但基本已经“原谅”了政府,也给前期暴露出的问题找到了切实依托和合理解释。用当地人的话说,“湖北的书记和武汉的书记都下台了,真的是大快人心。”
人们总是这么健忘,也这么容易满足。对主政者来说,不知道没有社情、民意的倒逼,还有多少反思的动力?至少历史反复证明,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不真正吸取教训。
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所说——经验和历史所昭示的,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举动行事不得不由自己来考虑、来决定。当重大的事变纷呈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
对民众来说,与其去回顾武汉封城期间的“灰色的回忆”,人们更愿意充分享受“现在”的生动与自由。毕竟前者只会勾起人们的痛苦记忆和前期的不满,后者却能在海外防疫乱局的映衬下极大提振民族自信心,也能给更多投资者以乐观期待。
但疫情对于武汉经济层面的冲击,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大。虽然官方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武汉地区生产总值(GDP)回升幅度好于中国全国、全省,分别快中国全国、全省6.8和0.2个百分点,重创后的武汉已重新返回中国前十。但数据之外,更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因为在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不管是高端消费区,还是街头的平价商铺,不少已经因难以为继关门。尤其明显的是户部巷,这里是当地有名的汉味小吃街,不少商铺的倒闭显得整个面积“缩小”了。
离开武汉的路上,想起疫情期间看过的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在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鼠疫悄然离去,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加缪却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选择给后来的人们敲响警钟——
“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们带去灾难和教训。”置换到这场我们共同经历的疫情,虽然目前得以有效控制,但总结与反思,不该被胜利的凯歌所淹没。
4月8日,也就是武汉解封的当天,中共最高党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4月8日不是抗疫最终胜利日》,文章写道,“谁都不愿意重温噩梦,再被疫情裹挟;谁也不愿意再置身于疫情笼罩之下而禁足家中。”就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而言,不仅4月8日不是抗疫最终胜利日 ,即便到了今天,任谁也很难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最终的胜利”。
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这场全方位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意义不该止于“一个灰色的回忆”,更不该用“现在”的生动和自由来合理化前期的问题与矛盾。否则,当下一场危机到来,就像SARS的悲剧重演一样,我们又会再次被打得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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