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事实的真相，正视人间的苦难，并且放声大笑

明天是世界读书日，在坏消息满天飞的今天，在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安顿自己，我想唯有读书。在此，分享最近看过的几本书里的精彩段落。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从洪秀全的个人悲剧中，可以看到的正是阶级的局限。一代天才最后落得如何悲惨、被动，是由于他不可能摆脱传统生产方式带给他的深刻印痕。所以，不应将农民阶级、农民战争及其领袖理想化。一方面，它有反地主阶级、冲击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仍然要回到传统生产方式去，从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剧烈的震荡、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像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样，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展开，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紧紧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普列汉诺夫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世界范围内，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由西而东，如果说，这独具特色的一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是那抽象而深刻的古典哲学；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那么，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了。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迫使得思想家们不暇旁顾，而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去了。因此，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等，也无不围绕这个中心环节而激荡而展开，服从于它，服务于它，关系十分直接。

傅雷《傅雷家书》

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都要出之自然，好像天衣无缝，才经得起时间考验而能传世久远。

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

世界大同看来永远是个美丽的空想：既然不能在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五大洲的人用同一步调同一速度向前，那么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永远没法避免。

我们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如何从实践上、物质成就上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如何使口头上的“红”化为事业上的“红”，如何防止集体主义不被官僚主义拖后腿，如何提高上上下下干部的领导水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养与爱护下一代？

真了解西方的东方人，真了解东方人的西方人，不是没有，只是稀如星凤。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决不会变成包袱，反而养成一种无所不包的胸襟，既明白本民族的长处短处，也明白别的民族的长处短处，进一步会截长补短，吸收新鲜的养料。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

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和大自然的和谐。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

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是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写专横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的：必须几百年的苦难与考验，才能磨练哪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须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通通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直到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

得意洋洋自命为超乎偏见之上的人，其实是完全在偏见之下。

大众把崇高伟大当做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面目，那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

也许没有了这种乐观的谎言，一般弱者就活不成，倘使把支持那些可怜虫的幻想加以破灭，克里斯多夫也认为是罪大恶极的暴行。然而他自己没法拿这个做借口：与其靠了自欺欺人的幻想而活着，他宁可死的……可是艺术不也是一种幻象吗？——不，艺术不应当成为幻想，应当是真理！真理！我们得睁大眼睛，从所有的毛孔中间去汲取生命的强烈的气息，看着事实的真相，正视人间的苦难，并且放声大笑！

做母亲的不了解什么叫做雄心，只知道有了天伦之乐，尽了平凡的责任，便是人生的金福；她这一套不假思索的哲学的确也有许多真理和伟大的精神在内。那颗心是只知有爱不知有其他的。舍弃人生，舍弃理性，舍弃逻辑，舍弃世界，舍弃一切都可以，只不能舍弃爱！这种爱是无穷的，带着恳求的意味的，同时是苛求的。她自己把什么都给了人，要求人家也什么都给她；她为了爱而牺牲人生，要被爱的人也做同样的牺牲。一颗单纯的灵魂的爱就有这种力量！像托尔斯泰那么彷徨歧途的天才，或是衰老的文明过于纤巧的艺术，摸索了一辈子，几世纪，经过了多少艰辛，多少奋斗而得到的结论，一颗单纯的灵魂，靠了爱的力量一下子便找到了！……可是在克里斯多夫胸中激荡着的另外一个世界自有另外一批规则，需要另外一种智慧。

林语堂《苏东坡传》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着看见他们相争的结果，谁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着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为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慌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权弄法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眼观望、低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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