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国，陈独秀李大钊百年前的争论依然不过时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宣扬爱国主义的视频，视频主播讲述着自己在中国边疆地区被边防特警官兵保护的感人故事，而这些故事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无一例外，这些视频均以“我们没有生在和平年代，而是生在一个好国家”为统一文案。故事都讲述自己在海边/江边架起支架用手机拍摄视频，身后50米左右停着一辆边防特警车。想起阿富汗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主播自豪于祖国国泰民安，并向观众索要点赞，“点个赞吧，让更多的人去感受一下”。

随后，共青团中央发表《“爱国生意”当休矣》的文章，批评这种把爱国做成生意的行为。“为了博取眼球，视频主播编造着‘爱国流量故事’，把爱国变成一场廉价的买卖，消费人们的爱国情怀，令人不耻。这种冠冕堂皇打着‘爱国’的旗号，实则收割人们情感赚取流量的做法，无疑是对爱国情感的亵渎。”文章最后写道，“爱国不是生意，更不是流量，爱国是人民最质朴、最淡然、最没有利益纠葛的情感释放，不应成为某些心术不端者的谋利工具。”

共青团中央虽然痛骂了这些把爱国当做生意的人和行为，但却并没有进一步挖掘背后的动因。为何这些人能轻易地把爱国做成一门生意？又为何有那么多人给这样拙劣的视频点赞？作为个体的自我与国家的关系究竟为何？在爱国主义教育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爱国？

关于自我与国家的关系，关于爱国，陈独秀和李大钊在百年前曾有过一场经典争论。

1915年，陈独秀不满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当时引起热烈反响。他认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在陈独秀看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几乎看不到爱国主义或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他认为并不能因此指责他们。陈独秀认为，爱国意识未觉醒的过错不在公民，而在国家，在一个因为自己无能而承受风险的国家。

从当时的政治时局来看，相比较没有爱国情感的公民，一个不能激起公民爱国情感的国家更应该受到批判。也就是说，国家有责任在民族共同体之中创造这种爱国情感。每一个尚未觉醒的自我都是一个潜在的爱国者，他们都期待一个值得自我觉醒，能够激起潜在爱国情感的理想国家的出现。只有在一个值得热爱、牺牲的国家里，自我意识才能觉醒。陈独秀认为当时的欧洲和美国就是这种情形。在那里，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当时的中国之国家俨然没能很好地履行这一义务。对于这样一个不能谋国人之幸福安宁的国家，公民没有义务去爱。

陈独秀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思考，得出了激进的结论，认为一个不能激起民众爱国之心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简言之，国家是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自然结合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公民幸福而有尊严的活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陈独秀的论断引起李大钊的反对，李大钊也承认当时的国家各方面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但他并不赞同陈独秀所认为当前国家不值得拯救的观点，随之写了《自觉心与厌世心》一文，驳斥了陈独秀。虽然李大钊对当时之国家也有诸多不满，但他认为至少还算是一个中国人的共和国，而一旦放弃对国家的拯救，将面临危机。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陈独秀不同，李大钊认为，公民个人有自我觉醒，并去努力创造一个理想国家的义务：“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陈独秀与李大钊关于爱国主义的这场争论，距今整整一百年时间，虽然今日之中国早已经不再是那个亟待救亡的中国，今日之中国人民也不再是当时尚未觉醒的民众。但是这场争论在今天看来仍然不为过时之争。这场争论背后隐含的是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这样一个政治哲学的永恒话题。

尽管陈独秀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悲观色彩，但陈独秀在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依然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独秀已经开始将民族国家与政府相分离，政府不等于国家，政府是国家的主权代表者。当我们谈论爱国时，我们爱的到底是什么？陈独秀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对爱国行为进行了全新的审视。爱国应该是爱值得爱的可爱之国，而非盲目的信仰。对于当时的政府，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安民，如果爱这样的国家不仅是盲目的，甚至是有害的。事实上，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不值得爱的国家，更多指的是政府，而非作为一个生存共同体的中华民族。

对于中国来说，国家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出现的概念，它既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朝，也不单单指现代政治语境中的政府，而是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当我们谈论爱国时，我们爱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这种对国家之爱是一种情怀，而非一种主义。尽管我们从小就接收各种爱国主义教育，但是这种情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外在强加给个体的主义更加具有力量。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样的话语体系早就内化在我们的思想之中，作为一种被牢牢建构起来的爱国主义，似乎爱国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存在。但在民国初年，爱国主义并非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于尚待觉醒之中，不论是国民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未能获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或国家资格。

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形式到来之前，公民能否暂不承担自己的义务？这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关于爱国之争的核心问题。一个理想的国家形式永远是处于尚未之中，真正意义上完美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只能是一个乌托邦。但是这并不影响作为公民个人对国家的爱国之情。爱国情怀是在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起来的。正是因为国家的不完满，才需要构成国家的每一个个体不断努力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同样，也正是因为国家的不完满，作为整体的国家自身也必须赋予公民对其批评的权利。一个不能够理性看待现实的公民，拥有再强烈的爱国情感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公民。理想国家制度的建立和理想公民的培养从来就是同一个过程。（本文作者玉照，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研究生，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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