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90年 | 走进抗战老兵：被国共历史恩怨纠缠被死亡步步紧逼

导言：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部下，来到沈阳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用炸药将铁路一侧的路轨炸毁，进而向北大营发起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团长王铁汉率领爱国官兵，面对猖狂来犯的日军英勇抗击，打响了中国14年抗战第一枪，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六年前的2015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官方举办了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彼时，阅兵活动上首次出现了由抗战老兵等组成的两个乘车方队，包括共产党老兵和国民党老兵。在阅兵前后，笔者走访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抗战老兵，聆听、记录他们的故事。而今，六年过去了，一些人已经离去，同时离去的，还有他们身上背负着的苦难和个人史。借此时机，将六年前的采访报道予以刊发，仅当做铭记历史的微小努力。

2015

年

月

日举行的抗战胜利

周年阅兵活动上，首次出现了由抗战老兵等组成的两个乘车方队，令外界耳目一新。据统计，参加阅兵的抗战老兵平均年龄

岁，最年长者

102

岁。其中，共产党老兵主要从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老战士中遴选，国民党老兵主要从参加过山西、湖南、云南、广西、贵州等正面战场作战以及中国远征军的老战士中遴选。

92岁的符隆前，是参加阅兵的国民党老兵代表。起初听闻受邀参加“9·3”大阅兵的消息时，老人兴奋不已，非常欣慰，“祖国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这是很高的礼遇！参加抗日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原籍湖南省湘西州的符隆前，于1941年入伍，曾任国民革命军第73军炮兵连炮手，抗战中参加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

祖籍安徽歙县、曾担任长沙会战机枪连指导员的汪萍，是黄山市年龄最大的抗战老兵，今年已经满百岁。虽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听力也不好，但他依然坚持在家听完了两个小时的阅兵。当听到领导人在讲话最后高呼三个必胜——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时，老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而另一位抗战老兵，93岁的卢少忱，却终究未能等到阅兵的这一天。据北京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薛刚向记者透露，阅兵场上的抗战老兵车队，车体两侧浮雕中的“战车兵”，正是以卢少忱为原型，这位曾经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战车营老兵终偿临终所愿。

这一设计，由一张颇有渊源的照片而起。在卢老去世前，薛刚向负责此次阅兵车上浮雕设计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雕塑家谈强推荐了卢少忱的战车照片。“照片一共有两张，在浮雕《正面御敌》部分，有中国远征军在原始森林中抗击日寇的情节，场景就是在雨林中一辆战车掩护着后面的步兵行进。”薛刚的建议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并最终敲定。得知该消息后，卢老异常激动，在医院就诊期间依然偷偷锻炼，为的就是能坚持到阅兵那一天。

可当7月16日薛刚前往医院归还那两张战车照片时，却听到了卢老于前夜过世的噩耗。“站在那里，半天不敢相信，但这就是老兵的现状，他们的年龄基本都在90以上了，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薛刚对记者讲述着过往的一幕幕，神情黯然。

同为被接见的国民党老兵代表，祖籍山东的抗战老兵尤广才的抗战纪念日则有了另一番意义，因为阅兵当天恰巧是尤老96岁生日。1938年5月，年仅19岁的尤广才跪别母亲，奔赴抗日战场。时隔6年，尤广才以国民革命军第50师特务连连长的身份，随战友们一起乘坐飞机前往印度参加印缅反攻。尤广才流利的英语，也是在这段“留洋”期间练就的。虽然战场上负伤不断，但比起因“历史问题”而带来的亲人离散，并不算什么。1953年，在沈阳工作的尤广才因“历史问题”被开除，1958年，他被送去劳教。迫于压力，母亲拒绝和他相认，妻子与他离婚。直至1988年，离散23年的女儿才与其相认。

阅兵当天，记者跟随关爱抗战老兵摄制组来到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的尤老家。在狭小的书房内，到处堆放著书籍和剪报，书桌上最新一期中英文报刊上，尽是用红笔圈点、标注过的读报笔记。书桌斜对面，摆满了老人引以为傲的奖章与合影，其中就有领导人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与其握手的照片，还有老人拍摄于1948年的结婚照。而相框里镶嵌着的一份影印的抗战勋绩表上，记录着1945年3月16日西保战役的战功——“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尤广才）于3月16日攻破敌坚固阵地，追敌至数英里，使敌放弃抵抗”。

“领导人会见连战的时候，承认了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和功绩，说了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老人一边指着英文报纸上的豆腐块新闻，一边饶有兴致地反复读着那行标题。而谈到刚刚结束的大阅兵，尤老满是遗憾，他用手指了指书架上的一排哲学和心理学的书籍，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阅兵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就像哲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一方面，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了，领导人的讲话很振奋人心，那些武器也很先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太骄傲，现如今的国际大环境比苏联时期更复杂，中国人受封建思想影响太深，迫切需要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

退休后，尤广才将自己的抗战经历结集成书《血鉴：一个远征军抗战老兵的回忆录》，“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记住那段历史。”而现在，老人最大的愿望是完成第二本书《我与国家共命运》。截至目前，书稿已经完成了两个章节，第三章节的创作也已开启。“我希望人们将来可以看到这本书，这是我个人的血泪史，同时也是国家的血泪史。”虽然历经艰难曲折，尤老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战场上两次侥幸存活，相比于生活在大陆的其他国民党老兵，每月领着退休金的他已经很满足，“国民党老兵很痛苦，每天靠救济生活。我现在很好，环境也不错，我女儿、女婿每天照顾我。”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对于对日作战牺牲的或负伤致残，以及编入到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老战士，享受同等待遇，或追认为革命烈士，或评定残疾等级并给予相关抚恤，或纳入现行优抚制度给予优待补助，但鉴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在身，加之有些地方官员的逃避心态，所以这些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往往并不尽如人意。

2012年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被披露，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渐渐开始打破话语屏障。

8月11日，民政部、财政部下发通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要求9月份前向部分健在的抗战老兵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5,000元人民币。具体发放对象包括四类：抗日战争时期的在乡复员军人和残疾军人；移交政府安置的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离休干部、无军籍职工；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编入解放军序列的在乡复员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回乡务农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据民政部的公开数据，享受此次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四类发放对象涉及人数共计5万余人。

按照民政部的解释，参加过抗战，在解放战争全过程中未在乡务农，也未投诚解放军，而是继续在国民党军中效力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不在此次发放补贴之列。换言之，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国民党老兵，并不在补贴之列。

而早在2010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央财政也曾拨专款向抗战老兵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每人3,000元人民币。补助金发放对象是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目前健在的在乡抗战老兵。彼时，并未区分国军共军，也没有特别提到是否参加过国共内战。

2013年，民政部下发第196号文件，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救助工作。当年7月3日，民政部依托现有保障制度发出通知。内容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再次重申将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优先优惠入住敬老院、福利院；二是支持、鼓励、引导社会组织，通过社会捐助等适当形式，对其进行帮扶救助；三是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对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照顾。

现已94岁高龄的乔树芝，是黄埔军校17期第七分校学员，自1943年起在国民革命军第85军110师329团参加抗日战争整整3年。经历过艰苦战争岁月，老人积攒了一身病痛，可这段抗日经历却从未得到官方的承认。

根据乔树芝的孙女对记者的讲述，老人所在的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民政局始终不承认他的国民党抗战老兵身份，更遑论物质上的补助。“民政部门说要人证物证，还要什么档案。爷爷的战友都过世了，人证基本无法提供，物证如黄埔军校毕业证书、抗战照片等几乎全都在文革期间被销毁了。唯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爷爷跟他的一些黄埔老同学的通信和合影，还有唯一剩下的一张穿军装的老照片，再就是爷爷的自述。”

虽然名义上已经摘掉了帽子，但是来自各方面的歧视从未停止，乔树芝的子孙也长期生活在国军后代的阴影里，以至于在得知孙女进入国家级单位工作时，老人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彼时，他脸上的神情是复杂的，既有难以言说的惊喜，也有习惯性的恐惧。

“我的祖父如今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身体好时，还时不时去少年宫给孩子讲抗战经历，如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其实，补助真的是其次，我们真心希望国家承认他是抗日的。老人家活一辈子，风烛残年，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心不甘、心有憾啊！”乔树芝孙女的一席话，道尽了很多尚未得到认可的抗战老兵的心声。

有过同样遭遇的，还有来自原国民革命军第53军的副排长魏正明。根据魏老女儿魏爱芝对记者的讲述，为了开具民政部门需要的证明，不知道来来回回奔走了多少趟。到最后，不得已只好交给自称有关系的人解决。“一百块钱买了一条烟，还给了两百块钱现金，请人家吃了一顿饭，这才顺利拿到了证明。”至于“有关系的人”究竟为何人，怎样通过了民政部的审查，魏爱芝至今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300元支出对于魏爱芝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因为在其提供给志愿者的一份抗战老兵基本信息登记表的备注一栏中，写着“现生活比较困难，需要一把轮椅”这样一行字。在与记者的交流中，魏爱芝也一直无奈地表达着家里的拮据境况。“老父亲一直腰疼，没有钱医治，国家说是有5,000元的补贴，也没有收到。”

曾于2013年自费制作完成《关爱抗战老兵》纪录片的河南籍男子刘培温，在谈到民政部的要求时，无奈中透着痛心，“对这些百岁老人来说，那点补助真的是其次，虽然他们很多人只能勉强为生。他们更希望的是国家的一种肯定，一份认可。地方民政部门之所以不断抬高准入门坎，主要是害怕犯错，毕竟牵扯到国共的历史恩怨，谁都不想碰触这个烫手的山芋。所以与其冒险，不如稳妥拒之门外。”

翻看中国近代史，共产党与国民党从1920年代起多次对抗与合作，自国共内战后，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与两岸关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每一位抗战老兵的经历，都是浓缩了的中国当代史。纪念过去，并不是单纯为了怀旧，为了勾起老兵或怅惘、或光辉、或苦痛的记忆，而是如何以史为鉴、以人为鉴，推动民族和国家进步。而进步的一大前提，便是整个民族是否愿意抛开成见，不论党派，不计过往，只为拥抱和平，只为帮助国家走上人间正道。要知道，一个善于反省自我的民族，一个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民族，没有落后的理由。（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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