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年岁末，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这样一段文字——“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

作为资深媒体人，高昱怀抱一种似乎“高大”、悲哀、孤独的情绪，叹息“教训已经被忽略”，“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键盘侠们举着放大镜，在微博上围剿着一切敢揭伤疤的人”。
此言一出，很快在舆论场激起一轮讨伐和谩骂，获得最多点赞的评论说，三十年来失败的只是高昱这类公知，而胜利的是人民。
这里引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自由派真的失败了吗？如果是，那么又是为什么失败了？
要知道，自由主义在中国，长期以来都有着丰厚的土壤。人们常常说的自由派和公知所倡导的自由权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以及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价值观，也早已深入人心。一边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召力，另一边却是不断的失语和离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其中，不可否认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这也仅仅是构成自由派分化、变质的“外因”，最关键的还是“内因”在起决定性作用。而且某种程度上，一些“内因”反过来加速了“外因”的广度与强度。
具体来说，自由派首先面临的是“意识问题”。鉴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天然地追求自由，对爱国主义充满警惕，拥抱市场经济，社会运行上赞成分权自治，强调程序正义，所以多数自由派预设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国必须走上西方式的道路，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仍在他们的脑子里不停盘旋。即便历史终结论本身已经自我终结，福山也对此做了自我检讨，还是阻挡不住自由派趋之若鹜。
历史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早在2012年就说过，不要老提什么西方和平演变中国，中国也有可能和平演变西方。虽然不知道中国和平演变西方的那一天会不会到来，以及什么时候到来，至少这样的说法背后，有一个基本事实在支撑：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被西方改变的地方少之又少，改变西方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显然，很多自由派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更早之前的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曾为有着中国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之谓的刘军宁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序文中写道，“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坦白说，这不是翻版“历史终结论”又是什么？
意识问题之外，自由派的兼容性也越来越差。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目前来看，很多自称或被称自由派的人，不仅没有了自由主义者秉持的所谓“自由”、“包容”，而且脑子里充满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维。在学术界，甚至不断出现了因为某一个毛左派参会，自由派拒绝与之同会的情况。给出的理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时政评论员石勇在《“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就直言，历史给自由主义提供过非常好的机会，一直到大概2008年以前，中国社会舆论的土壤都有点偏右。一方面，精英们要“防左”，“左”有历史污点，被污名化，在“势”上落了下风，而自由主义却在竞争中占据了天时地利。可惜，很快就不行了。
“不行”的原因，除了兼容性问题之外，石勇还提到了一点，当年那些“自由主义者”念念有词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多么与时俱进，恰恰是西方早已抛弃的历史垃圾。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只是对应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低级版本，站在资本一边，对平等、社会福利政策特别反感。这正是经典的“右翼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
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被学者甘阳质问，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回答是：贵族的。因为一种站在资本一边，拒斥平等、社会福利政策的“自由主义”，逻辑上虽然没有否定，但一定兑现不了平民也享有自由的理论承诺。而至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同时面临两个大问题：制约权力、社会不公。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最多能够对解决第一个问题提供思路，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无异于火上浇油。因此，在贫富悬殊、国企管理层收购（MBO）的热潮中，“自由主义”退化为一种为社会不公和权贵资本“抢劫”进行辩护的理论。这样的“自由主义”不走向自我污名化，那就奇怪了。
面对这样的窘境，自由派内部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出现。比如学者荣剑就曾在《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波”》一文中，将自由主义的问题归结为“致命的自负”。具体来说，任何理论的“自负”，均是来源于对自我能力的过高估计或对自我边界的模糊。
就前者而言，是错误地以为依靠某种理论能够解决一切现实问题；就后者而言，是不了解理论有它存在和发挥效用的约束条件，脱离这些约束条件，理论将一无所用……自我反思和审查是困难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又怎能保证理论的有效性？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要想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必须摒弃其“致命的自负”，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局限，主动适应现实中的约束条件，以中国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将西式话语置入中国语境，开展与各种思想的全面对话；惟有如此，才可能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夯实其理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其实，抛开自由派本身的问题，放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周期来看，人们对专制主义各种“问题”的认知是相对容易的，批判也因此从未间断过，但对于自由主义过去一百多年在中国的存在，却往往缺乏必要的再认识与反思。
“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该如何认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问题？
党史专家王海光认为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专门领域深化对自由主义相关主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学术的专业化，不仅要求学者秉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而且还要求学者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储备。目前自由主义理论能力的不足，除了是受制于体制的约束因素之外，还受制于学者自身的知识局限。正是在外在的体制和内在的知识的双重约束下，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无法达到像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原创水平，因为那个时代的言说条件和知识条件都具备了。
就历史研究而言，王海光的深刻体会是，每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破题”，都是对原有的意识形态构建的一个很大突破，现在这样的工作已经方兴未艾。而自由主义现有的研究模式是缺乏必要的知识支持，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其中缺少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国元素以及对本土经验的总结。
中国最大的“本土经验”是什么？恐怕不是自由派所谓的“自由”、“民主”，而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小米加步枪”，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早在1939年，毛泽东有关五四运动的讲话中，就提到了问题的症结，放在今天同样适用。原文是这样说的，“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Marxism）。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国情，脱离了这个大前提，永远认不清、看不透。
陈纯在《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没落》一文中，曾有过一段“慷慨激昂”的假设：多少人幻想过的“历史重来”，不就是现在吗？现在中国有一个比清王朝更有组织力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1840年更友善的国际环境，现在中国重新遭遇西方会怎么样？说不准。但通过“去西方化”，模拟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气”的心态去应对，而非“挥刀自宫”以求生存，这不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吗？和这个相比，所谓的以市场经济走向自由民主，让中国变成某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拷贝，又算得了什么？
历史不会重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没办法模拟。不过至少，自由主义在中国历经百余年的跌宕起伏，也是时候结合中国的关键性问题来一场彻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了。否则，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一堆脱离中国实际的口水和谩骂。这与自由派一直以来看不上眼的毛左派，又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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