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约尔：让我埋身中国，以赢得中国归属基督

台约尔（Samuel Dyer）

台约尔祖孙三代，立志为中国人而活，为中国人而死，正应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任何不能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万分沮丧。

——台约尔

编辑／随手君（ID：suishouchuanfuyinjun）

台约尔是谁？

或许你知道1807年第一位来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或许你听过1865年创立中国内地会的戴德生，但台约尔，这位马礼逊的学生、戴德生的岳父，却少有人知。

伦敦传道会是一个致力培育并差派宣教队伍的差会，当中为人熟悉的宣教士有马礼逊丶米怜等，而有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却被许多人，甚至研究教会史的专家忽略，虽然他侍奉主只有短短十六年，但他对宣教事业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马礼逊所称道的神仆丶金属活字的创始人丶在亚洲创办女子学校的先行者丶戴德生的岳父，他的名字叫台约尔（Samuel Dyer）。

台约尔1804年生于英国伦敦，后在1827年携妻谭玛莉赴马来西亚槟城向当地华人传教，除了马来西亚，他还曾奉差会伦敦会的命令，前往马六甲和新加坡宣教，于1843年病逝于澳门。

他为中国人兴办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为中国人创造了现在使用最广的明朝印刷体、还将晦涩难懂的文理本圣经翻译成浅显易懂的浅理本圣经（半文半白，没接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也能读懂），在和合本发行之前他所翻译的委办本是使用最广的中文圣经。

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少年时期（1804-1827）

他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在他16岁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帕丁顿，加入非国教教会帕丁顿教会，台约尔也是在那里正式接受他父母的信仰。在当时的英国，基督教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派系：圣公会（英国国教）和非圣公会（改革宗、信义宗、循道宗等等），前者有政府背景，由国王领导，接受政府津贴，后者是由一群虔诚的基督徒组成，领导由大家推选，活动经费来自信徒的捐款，所以后者一般比前者对信仰也认真许多。

在他决定前往中国宣教之前，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执业律师。18岁那年，他考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读法律（剑桥不是按照专业划分院系而是按照宿舍划分院系）。在剑桥的第二学期，他受到当时的传教差会伦敦会传教士密德师母的影响，决定放弃在剑桥的功课，当一名宣教士。

4个月后，他写信给他的父亲，告知他的理想：

亲爱的父亲，——我知道在家里无人比我更爱您，也无人比我更感到与您相离的痛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开您，我也愿意；事实上经过慎重的考虑和祷告，如果您也容许我的话，我愿意将自己委身在救主的工场上，更直接地被他所用，成为在异地的传教士........

由于对儿子的理解，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不会乱来，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成为他最忠实的支持者。得到父亲的允许后，年轻的台约尔正式向伦敦会提出申请：

理事先生：此信为要将我自己推荐给你们一向所从事的传教大业；故此，容我向你们简介我个人的背景与观点。........

很快，伦敦会批准了他的申请，他正式进入了宣教准备期。1824年8月台约尔进入高士坡神学院就读，接受必须的基础训练。在校期间他深得老师的喜爱和称赞，写信给他父亲表扬他：

亲爱的先生：您的儿子离开高士坡，比我预期的还早；因此，我本想托他带信给您，就没有机会了。我对他在各方面的表现，至为满意；他敬虔、谦卑、温和、热诚，且天资优异、勤奋向上。将来在异教之地，他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传教士.......

马礼逊一八二四年回到英国之后，到各地宣传在东方传教的需要，鼓励青年献身事奉上帝。为此他于一八二五年一月倡议成立「世界语言学会」（The Universal Philological Society）因为世界语言学会，又于六月在伦敦开设「语言学院」（Language Institution），马礼逊每周有三天到学院去讲授中文，据知有十三人参加上课，其中有多位将到东方传教的教士，包括修德（Rev. Samuel Kidd）和台约尔。

马礼逊更体会到东方妇女教育工作的重要，成立了一个妇女教育传道会，有多位妇女响应，在马礼逊家中上课，其中有一位谭玛莉小姐（Miss Maria Tarn），她便是日后的台约尔夫人。

槟城时期（1827-1835）

完成基本训练后，台约尔和太太正式前往马来西亚槟城，与1827年8月28日到达。此时的槟城十分需要人手，唯一的马来人传教士贝滕先生因为工作十分繁重，身体损耗极大，可是当时的台约尔夫妇并不是被派到槟城而是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工作，看到当地的需要他主动考虑留下，并且得到了伦敦会恒河外传道部以及代表团的许可。

来到槟城做华人工作，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5个月后，他可以用中文写信，向领药的中国人传福音，并且用官话讲道。可是当时懂官话的华人不多，大部分人只会闽南话（因为当时槟城华人大部分来自福建）。他很快发现官话和方言之间的不同，甚至是差距。在给家乡的信中，台约尔写道：

..........我很惊讶中国话竟是这么难学。虽然，我们会说官话，说话与官话相近的人，可以很快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然而，此地绝大多数是福建人，他们不懂我们所说的。因为中国方言分歧之大，可使广东人所说的，对一个福建人来说犹如化外之言.........

当时台约尔的工作并不顺利。在和中国人的交往中，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民族，他们对免费的圣经和宣传册非常感兴趣，却对基督教抱有惯有的一种态度，即不反驳、不辩论、不相信。在给自己牧师的信中，他写道：

许多人前来，有些人要医药等物品，我努力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虽同意我所说的，却不相信，我感到无能为力。对我们而言，我们就是撒种，至于发芽生长，是这是那，我们并不知道。......

除了宣传基督教，他们还建立了女学。他们希望能够开办4所学校其中2所是女学，并且，也有女孩愿意来上学，可是好景不长，受制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女学很快就停顿了。1830年2月6日，他给伦敦会的报告中写道：

......我很难过地通知你们，我们所办的中文女子学校已经停办了大约十个月。这试炼对我们可谓不小，对师母尤然。.......我亲自跑遍了全城，分发这些传单，几乎无一遗漏，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效果。

除了事业的失败，他们还刚刚失去了自己的爱女，雪上加霜的是伦敦会恒河传道部还出现了同工贪污事件以及多位同工离世，为此二人短暂搬到马六甲工作，于1831年3月底重新回到槟城。此时的台约尔终于不再是一个新手而是一位老练的工人。

为了保证工作的效率，以及对总部的服从，他率先创立了恒河外地区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恒河外传道部，起草了规章。规章如下：

......凡使用传教站印刷机出版之印刷品，需经三分之二委员通过，有关政治性或争议性之作品，需经理事同意，否则不得印行。.......

除此之外，因为从马六甲学到的经验，槟城的华人中文女子学校终于复校了，并且还实现了建立2所女子学校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此时华人的观念有了重大突破：1、对女子受教育的偏见有所改变；2、以前是传教士求父母，现在需要向传教士报名；3、当地老师愿意配合宣教士的工作。

后来接续他们工作的戴伊文对台约尔夫妇有非常中肯的评论：

她们的努力至终是成功的。他们所设立的学校，后来英国国内外都注目，也成为设立者满足的喜乐。......

在教育之外，台约尔还致力于铸造活字，今天中国最常用的明朝印刷字体就是他创造的。在槟城，他完成了铸造活字的准备工作，估算出大概需要多少个字范，多少钱以及招募专业工人。他在此时还发现了中文圣经的许多翻译错误，决心重新翻译一本新的圣经。

台约尔的 1833年金属活字版马太福音

马六甲时期（1835-1839）

因为伦敦会内部的一些人事问题，以及中英关系的变动，伦敦会决议抽调台约尔赴马六甲为将来进入中国做准备。1835年10月26台约尔来到马六甲，开始新的侍奉。

这里的工作要比槟城简单许多。中国第一所近代学校英华书院就坐落于此，台约尔夫妇到来后，英华书院又迎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1836-1837年原本不到40人的英华书院连续两年人数高达整整70人，为此不得不加盖宿舍。

另外，这里有许多华人基督徒，并且人数也在加增。1835年有30位中国基督徒，1836年，参加崇拜的人日益稳定，1837年的最后一天一共有18位华人成为基督徒。

在铸造活字方面，台约尔已经开始铸造钢模，伦敦会支援了他许多物资。1836年2月打造3000个中文字。范的费用已经筹足，1836年4月6日，台约尔已经开始监督中文活字铸造厂的运作。

在圣经翻译方面，台约尔确立了三大原则：1、简明易懂2、忠于原文3、文词典雅，并在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开展了翻译的初步工作。

因为台约尔夫人身体不好，所以他们曾经短暂回英国休养一段时间。

新加坡时期（1842-1843年）

在教育工作上，当时的新加坡很多女孩子被贩卖为奴，刚来到此地不久，台约尔夫妇就在家中开办了女学。但是没过多久因为中国大门开启在即，只能将学校交给东方女子教育协会，后来，这所小学校成为现在大名鼎鼎的圣玛格列学校。

在印刷上，他们搬来了马六甲的印刷机，重新开始印刷并且组建了新的装订厂，恢复了中文出版，并且在这里重新进行造字。

不久之后，他们就撤离了新加坡，前往香港，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四日出席第一届传教士大会，进行进入中国内地的预备工作。台约尔在香港圣经翻译会议之后，顺道访问广州，了解伦敦传道会在该地工作的情况。

可是当台约尔返回新加坡的时候，不幸感染热病，在澳门逝世，享年39岁。十月二十一日安葬于澳门基督教坟场，埋在马礼逊牧师的近旁。

澳门基督教坟场的台约尔墓碑

台约尔是伦敦传道会继马礼逊之后死在中国的第二位传教士，他能安葬于马礼逊牧师，很有意义。

临终前，台约尔写给孩子和妻子的信表达了无尽的爱和爱主之心。他给妻子谭玛莉的诀别信中说：

「让我埋身在此，埋身中国；如此，藉我们的埋身之地，赢得中国归属基督。但，不！我亲爱的妹子，我岂不是还要再见你丶还要再次亲吻你，再次拥你入怀吗？」

台约尔病逝后，其夫人亦不幸于一八四六年离世，遗下有一子两女。长女宝丽娜（Burella Hunter Dyer, 1835-1858），二女玛利亚（Maria Jane Dyer, 1837-1870），她们继承母志，7 年后的1853年两人来到宁波，同父母同窗艾迪绥女士（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主办的女校任教，成为中国女子教育先躯。

由于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到了宁波传道，结识到玛莉亚，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夫妇。

台约尔与妻子委身中国的心志除了影响三名孩子成为宣教士，更影响了戴德生的心志。戴德生的名言：「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与台约尔跟妻子诀别所言的如出一辙。

参考资料：

戴绍曾，张陈一萍，《虽至於死—台约尔传》

郑子遴，寻找宣教先驱的故事：台约尔，基督教周报第 2362 期（2009 年 11 月 29 日）

浩然，台约尔牧师是马礼逊牧师的学生，基督教周报第 2221 期（2007 年 3 月 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