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之后的世界，会怎样？

#前情摘要：普遍医疗水平高于中国的欧美国家，为什么死亡率反而高呢，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口罩。（点击阅读：为什么一些欧美国家的疫情死亡率，比中国高这么多？）

上次文章《

》中提到，造成各国疫情统计数据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标准和定义的不统一。当时有同学对这个不理解，正好这两天看到一个案例 —— 前段时间一些研究机构发现智利的数据总是不对劲，最近卫生部长说明，这是因为他们将死亡人数计入到了康复（recovered）中。原因是他们看到专家对康复的定义是“ 不再有传染性”，想了想，觉得人死了也不会再传播，就也算进去了。

有些同学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育儿科普号，这两个月一直在写和国际疫情相关的事情。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一直天天看全球各国的疫情发展，然后忍不住和大家分享。不过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这次疫情，将会是全世界一次的重要转折点。就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和长辈之间天然“代沟”一样，“新冠”很可能将成为我们同孩子之间的代沟 —— 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我们习惯的世界规则将会彻底改变。

几十年一遇的世界级危机，在上个世纪曾经有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而在这个世纪，新冠将成为第一次覆盖大部分国家，影响全世界走向的事件，在未来历史书上所占据的篇幅应该会超过911和08金融危机。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分叉点，未来如何，突然变得无法预期。

这段时间我们写了不少关于疫情的文章，今天我们问问大家：你觉得经过这次疫情，

我们的生活和过去相比，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

美国著名的评论杂志《大西洋月刊》前段时间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疫情将会怎样结束—— 美国最终可能会遭遇工业化世界最严重的COVID-19疫情》，作者根据美国的情况，将随着疫情出生长大的孩子叫做“C一代”，对疫情结束和结束之后的世界做了设想。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看看，所以我们将文章的后半部分翻译一下，今天发给大家：

结局

即使是完美的应对也不会结束疫情大流行。只要病毒在某处继续存在，一个受感染的旅行者就有可能在已经扑灭大火的国家重新点燃新的火花。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中发生，这些国家似乎已经暂时控制了病毒。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三种可能的最终结果：一种不太可能，一种非常危险，而另一种则会持续很长时间。

第一种，每个国家都在设法控制病毒，就像2003年最初的SARS一样。鉴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程度以及许多国家的情况，全球同步控制的可能性非常小。

第二种，这种病毒的作用与过去的流感大流行相同：它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留下足够的免疫幸存者，最终使其难以找到可行的宿主。这种“群体免疫”的设想会很快见效，因此很诱人。但这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COVID-19比流感更容易传播和致命，并且可能留下数百万具尸体以及严重破坏卫生系统的痕迹。英国最初似乎考虑了这种群体免疫策略，在做出决定前，模型显示了可怕的后果。美国现在似乎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种情况是，全世界都在长时间与这种病毒玩“打地鼠”游戏，在疫苗被生产出来之前，不停地消灭这里和那里的疫情爆发。这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最长且最复杂的选择。

首先，这取决于制造疫苗。如果这是流感病毒的大流行，那会更容易。全世界都在制造流感疫苗方面经验丰富，并且每年都制造疫苗。但是，目前尚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 —— 到目前为止，这些病毒似乎导致的疾病都是轻度或罕见的 —— 因此研究人员必须从零开始。第一步非常快。上周一（03.16），由Moderna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开发的一种可能有效的疫苗已进入早期临床测试。这标志着科学家从首次测序病毒基因到医生将被测疫苗注射到人的手臂只花了63天。Fauci说：“这绝对是世界纪录。”

但这也只是后续许多缓慢步骤中最快的一步。最初的试验只是简单告诉研究人员该疫苗是否安全，是否可以真正激活免疫系统。然后，研究人员将需要检查它是否真的可以防止感染COVID-19。他们需要进行动物试验以及大量试验，以确保疫苗不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用。他们需要确定所需的剂量，人们需要注射多少支，疫苗是否适用于老年人以及是否需要其他化学物质以提高其有效性。

Gavi的Seth Berkley说：“即使能用，他们也没有简便的方法来大规模制造它。” 那是因为Moderna公司正在使用一种新的疫苗接种方法。现有的疫苗通过向人体提供灭活或碎片化的病毒来起作用，从而使免疫系统能够提前做好防御工作。相比之下，Moderna的疫苗包含一小部分COVID-19的遗传物质 —— RNA。这个想法是，人体可以利用这些RNA片段来构建自己的病毒片段，然后将其作为形成免疫系统准备工作的基础。

这种方法适用于动物，但未在人体上证实。相比之下，法国科学家正在尝试使用新的冠状病毒片段改良现有的麻疹疫苗。Berkley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明天我们需要数百剂，那么世界上许多工厂都知道如何去做。” 无论哪种策略更快，Berkley等人都估计，开发出一种经过验证的疫苗需要12到18个月，然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研制出疫苗、运输疫苗并将其注射到人们的手臂上。

那么，新的冠状病毒很可能会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停留至少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当前这一轮的社交隔离措施奏效，这种流行病可能会消退，恢复到正常状态。办公室恢复正常工作，酒吧又喧闹起来。学校可以重新开放，朋友又可以聚会了。但是随着正常社会状态的恢复，病毒也将恢复。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必须持续封闭到2022年。但是，“我们需要准备好进行多个社交隔离时期”，哈佛大学的Stephen Kissler说。

未来几年，包括社会动荡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发生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毒的两个特性，目前新冠病毒的这两个特性都还不清楚。

第一：季节性。冠状病毒往往是在冬季传播，在夏季逐渐减弱或消失的。对于COVID-19可能也是如此，但是当季节性病毒足以感染许多免疫简单的宿主时，季节变化可能不足以减慢该病毒的传播速度。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Maia Majumder说：“许多国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看看夏天对北半球的传播有什么影响。”

第二：免疫力的持续时间。当人们被较温和的人类冠状病毒感染时，会引起类似感冒的症状，他们的免疫力持续不足一年。相比之下，被严重得多的原始SARS病毒感染的少数人免疫时间会更长。假设COVID-19位于中间某处，从感染中康复的人可能会受到几年的免疫保护。为了证实这一点，科学家将需要开发精准的血清学检测，以寻找赋予免疫力的抗体。他们还需要确认此类抗体确实阻止了人们感染或传播病毒。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免疫力的公民可以在社交隔离期间重返工作，照顾弱势群体并稳定经济。

科学家可以利用两次爆发之间的时间段来开发抗病毒药物 —— 尽管这类药物很少是万能药，并且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和耐药风险。医院可以储存必要的用品。测试盒可以广泛分发，以尽快捕获病毒的返回。美国没有理由再次让COVID-19打个措手不及，因此也没有理由需要像现在这样广泛而严格地部署社交隔离措施。正如Aaron E. Carroll和Ashish Jha最近写的那样：“我们可以使学校和企业尽可能地保持开放，在阻止病毒失败时迅速关闭它们，一旦发现受感染者并进行隔离后，便可以重新开放。除了防御，我们还可以发挥更多的进攻。”

无论是通过积累群体免疫力还是期待已久的疫苗到来，病毒都会发现爆炸性传播越来越困难。它不可能完全消失。疫苗可能需要随着病毒的变化而更新，人们可能需要定期接种疫苗，就像他们目前为流感所做的一样。模型显示该病毒可能会在世界各地酝酿，每隔几年就会触发一次疫情大流行。Kissler说：“但我希望并期待严重程度会减弱，社会动荡会减少。” 在未来，COVID-19可能会变得像今天的流感一样 —— 成为冬天反复出现的祸害。也许最终它将变得平凡，以至于即使有疫苗存在，大批C一代也不会为注射疫苗而烦恼，忘记了他们的世界是多么戏剧性地被它的存在塑造。

后果

尽可能地减少死亡的代价将是巨大的。正如我的同事Annie Lowrey所写的那样，经济正在遭受着“比活着的任何人经历过的更突然和严重的冲击”。在美国，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失去了工作时间或工作。酒店里空无一人，航空公司正在停飞航班。餐馆和其他小型企业正在关门。不平等现象将会扩大：低收入人群由于社交隔离的措施将受到最大的打击，并且最有可能有慢性病的情况，从而增加他们严重感染的风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医学史学家Elena Conis说，疾病已经使城市和社会动荡了许多次，“但是这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过，或者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程度。” “我们远超过了城市和大都市生活的模式。我们有更多的人在做长途旅行，在远离家人和工作的地方生活。”

疫情开始消退后，心理健康问题的第二波大流行将随之而来。在极度恐惧和不确定的时刻，安抚人们的正常接触被中断。拥抱，握手和其他社交方式现在都充满了危险。患有焦虑症或强迫症的人正在挣扎。已经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老年人被要求进一步隔离，加深了他们的孤独感。在坚持将新型冠状病毒标记为“中国病毒” 的总统的推动下，亚洲人民正遭受着种族主义的侮辱。当人们被迫呆在不安全的家里时，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现象可能会激增。儿童，他们的身体大多没有受到该病毒的影响，但他们可能会遭受心理创伤，直到成年。

疫情大流行之后，从COVID-19中康复的人们可能会被孤立和污名化，埃博拉，SARS和艾滋病毒的幸存者也同样如此。医护人员将需要时间来治疗：SARS袭击多伦多一两年后，处理疫情的人的生产力仍然较低，更有可能出现倦怠和创伤后应激。经过长时间隔离期的人们将承受这段经历所带来的影响。“我在武汉的同事们注意到，一些人在那里，现在拒绝离开自己的家，并引发了陌生环境恐惧症，” 著有《大流行病的心理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Steven Taylor说。

但是，“在度过这种创伤之后，我们还有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潜力”，新美国安全中心的Richard Danzig说。社区已经在寻找让大家凝聚到一起的新方式，即使他们必须保持距离。对健康的态度也可能会变得更好。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上升“完全改变了在流行高峰期已经性成熟的年轻人的性行为”。Conis说，“使用安全套已成为常态。对性病的检测成为主流。” 同样，洗手20秒这种习惯在历史上甚至在医院中也难以体现，Conis补充说：“却可能是我们在这种病毒爆发过程中变得如此习以为常的行为之一。”

大流行病还可以促进社会变革。人们，企业和机构已经非常迅速地采用或呼吁，那些曾经“拖它们后腿”的做法，包括在家工作，与被安置的残疾人，请病假的人、以及需要灵活时间照看孩子的人进行电话会议。西北大学人类学家Adia Benton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哦，如果您生病了，呆在家里吧。' 也许国家会知道，需要准备的不仅是口罩，疫苗和检测，还有公平的劳动政策以及稳定与平等的医疗体系。也许它会明白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了美国的社会免疫系统，并且这个系统已被压制了。

在COVID-19之后，美国身份的某些方面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该国的许多价值观似乎与之相反。其个人主义，例外主义以及将任何事情等同于抵抗行为的倾向，意味着当需要挽救生命并需要留在室内时，一些人仍聚集在酒吧和俱乐部。在9/11事件后，将多年的反恐信息内部化，使美国人不再生活在恐惧中。但是COVID-19没兴趣制造恐惧，只对感染他们的细胞有兴趣。

多年的孤立主义言论也产生了后果。美国民众视中国为一个遥远的、不同的地方，在那里蝙蝠可以食用，并且有自己政治体制。错误的审视这一点，会使美国国民成为疫情大流行的下一个受害者，或者让他们在大流行病来临时没有准备。“人们相信这种言论，封锁政策是可行的，”美国东北大学法学和公共卫生学的Wendy Parmet说， “我们把它们关在外面，然后我们就会没事。”一旦你的政治主体认同这些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时，当疫情大流行袭来时，它就会特别脆弱。”

过去流行病的资深人士一直警告说，美国社会陷入了恐慌和忽视的循环中。在每次危机（炭疽热，SARS，流感，埃博拉病毒）发生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投入。但是在短暂的和平时期之后，记忆逐渐消失，预算也不断减少。这种趋势超越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管理范畴。当一个新的常态出现时，异常再次变得不可想象。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COVID-19可能是一场灾难，它会导致更彻底，更持久的变化。

近几十年来，其他主要流行病或未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SARS，MERS，埃博拉），或比预期的影响要轻（2009年H1N1流感），或主要限于特定人群（Zika，HIV）。相比之下，COVID-19的大流行直接影响着每个人，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这不仅仅区别于其他疾病，而且也不同于我们时代的其他系统性挑战。当政府对气候变化闪烁其词，它造成的影响将不会持续多年，甚至很难去分析。这与总统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检测，而一天之后，大家都无法做检测是不同的。疫情大流行的经历正在民主化。通常有特权和权力的人免受危机困扰，但这一次他们也正面临着隔离、检测阳性和失去亲人的命运。参议员们生病了。公共卫生机构的拨款减少，专业度丧失，以及过度消耗的医院资源，这些后果不再表现为愤怒的意见，而是衰弱的肺。

9/11事件之后，世界开始关注反恐。在COVID-19之后，注意力可能转移到公共卫生上。预计病毒学和疫苗学的资金投入将大量增加，申请公共卫生计划的学生数量将激增，国内医疗用品的生产也将增加。预计大流行病将成为联合国大会的首要议程。Anthony Fauci现在是家喻户晓的名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医学人类学家Monica Schoch-Spana说：“从事警察或消防员工作的普通人，最后做了流行病学家的工作。”

这样的变化本身可以保护世界免受下一次不可避免的疾病的侵害。前埃博拉应对协调员Ron Klain表示：“经历过SARS的国家对此具有公众意识，因此可以立即采取行动。” “目前在美国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那不是香港人说的一句话。” 对于美国乃至世界而言，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流行病疫情会造成什么。

美国从这次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很难预测，尤其是在网络演算平台和主流政治媒体只提供符合其受众先入之见的新闻时。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外交政策专家Ilan Goldenberg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种动态将至关重要。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或9/11之后的过渡并不是关于一系列新想法。” “这些想法已经存在，但是由于目前的动荡和美国公众接受大跨度的、大规模的变化的意愿，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辩论将更加激烈。”

可以很容易想象一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美国击败了COVID-19的场景。尽管有很多失误，但特朗普的支持率却上升了。想象一下，他成功地将危机的责任转移到了中国，把中国当成反派，把美国当成了有韧性的英雄。在担任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进一步向内倾斜，退出了北约和其他国际联盟，建立了实际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隔离墙，并对其他国家进行了投资。随着C一代的成长，外国瘟疫取代了共产主义和恐怖分子，成为新一代美国人的威胁。

人们还可以设想一个关于美国汲取了不同教训的未来。一种社区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通过社交隔离而诞生，促使人们心向外邻，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2020年11月的选举成为对“ 美国优先 ”政治的否定。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国家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合作。在稳定的投资和最聪明的头脑的推动下，医护人员人数激增。C一代的孩子会写想成为流行病学家的学校作文。公共卫生成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领导着一个新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解决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在2030年，新的冠状病毒COVID-30出现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并在一个月内被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