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硅谷霸占世界未来，外围人民如何大反攻？

作者：俞洲

©️ bostonraremaps.com

在90年代中期，硅谷的形式被置于了所有别的地方“未来”的中心位置。

然而事实上外围地区远非如此的被动和缺乏创新。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31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7年3月3日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国家超级电脑应用中心(NCSA)举行的讲座，原题为《Relocating Innovation: Places and Practices of Future Making》，由Lucy Suchman主讲。讲座由普林斯顿大学俞洲翻译整理，由科廷大学苏冠华博士推荐。为了方便阅读，内容经过译者的调整。

记录者：俞洲

伊利诺伊大学建筑/人类学双学位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在读，关注建筑实践、商业和行业伦理。

推荐人：苏冠华

科廷⼤学 Digital China Research Lab 与深圳大学联合培养博⼠在读，伦敦大学学院设计⼈类学硕士。博⼠研究聚焦中国设计⽂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研究兴趣关切设计文化、设计 x 社会科学与中国文化影响力。运营微信公众号百谈（Bitetalk）探讨设计文化和消费主义。

主讲人：露西·萨奇曼 (Lucy Suchman)

科学与技术人类学教授，兰开斯特大学。施乐Palo Alto研究中心科学项目带头人。200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计算机和认知科学奖章， 2010 ACM SIGCHI终身研究奖获得者。

正文共9938字26图，阅读完需要15分钟

导语

本文由科廷⼤学 Digital China Research Lab 苏冠华博士推荐

作者按：上次有幸与俞洲同学合作，是给 Paola Antonelli 的演讲文《人类终将灭绝，而设计师能给人类一个优雅结局？》撰写导言，那次我的主题是「设计师的自负」，文末用 Lucy Suchman 对「设计是殖民主义的未来构造」的批判收尾，而这位Suchman正是本次的演讲人。所以导言的主题就承接了那篇导言，分成了三个小部分：主讲人背景—设计去中心化—对中国设计的现实意义，以便读者更好地融入这篇正文的语境。

关于施乐帕罗奥图研究中心（PARC）这个「隐匿的创新仙境」，科技圈中的传说不绝于耳。它被称为是聘请人类学家做研发的先驱，超前地设计了打印机、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的原型，甚至还有一整套革命性的办公环境。更广为人知的，是苹果公司创始人 Steve Jobs如何「盗取」他们的成果，开发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款商用鼠标 Lisa A9M0050 和图形电脑操作系统 The Macintosh 的逸闻。

Lisa A9M0050 和The Macintosh

众多商业媒体也把在这里工作的Lucy Suchman 奉为传奇人物，把她如何设计出打印机上那个经典的大号绿色打印键的过程，当做人类学助力设计的最佳案例。她的著作 <Plans and Situated Action> 也被称作是最早研究设计和人类学的关系的文献。在此之后，施乐 PARC 影响了一大批研究机构，如 E-lab LLC, the Doblin Group 以及大批美国的设计咨询公司，并把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视频记录用户日常使用行为和质化采访研究等方法引入了科技界。社会科学对设计的赋能，更加强化了科技公司决策未来的正当性。

打印机上经典的绿色按键

但 Lucy Suchman 本人对整件事情是嗤之以鼻的。媒体和业界对「绿色按键」的炒作，虽然满足了大众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对传奇标志设计的迷恋，但她认为对便捷性的过度强调，实则惰化了人与机器交互的能力。这件事也引出了她更深层的批判—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所勾画的未来，是否是我们想要的？而这也恰恰是该讲座的核心议题：设计创新需要被去中心化。

设计和中心化有什么关系？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便成为这个世界的单一价值判断。「科技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如同法兰克福学派 Habermas所批判的一样，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设计师，这个坐镇于创新中心的驱动者，掌握了空前的权力，但却缺乏对这份决策权的敬畏之心。这一点虽然早在 70 年代就被设计批判先驱 Victor Papanek 指出，但几十年过去了，设计失误导致的灾难、过度消费和能源极度浪费却愈演愈烈。英国设计学家 John Thackara 曾经指出，80% 的环境影响，都是在设计阶段就已经决定的。随着这些年「大设计」的概念深入人心，设计的野心从最初的造物扩大到了系统、体验、思维甚至生态，而潜在的伤害也变得更加无法估量。

Mike Monteiro 的新书《Ruined by Design》

现代设计体系是一个闭环，一个强化设计中心论闭环。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分工赋予了设计师作为脑力劳动者的优越感；而如同设计史学家 Adrian Forty 批判过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强化这种特权感和阶级感。你可以经常听到老师给学生灌输「设计生来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种极具煽动性的宣言，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对大众乃至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救世主式的怜悯和关怀的「专家」。Bruce Nussbaum 在他的文章《人道设计是新殖民主义吗？》中说得没错，这些设计师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但这种善意却基于如下自命不凡的心态：「我（设计师）最懂审美、功能、创意和创新，而其他人很可怜，一无所知，我应当用专业技能来救赎他们，拯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职责。」

*《欲求之物：1750 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具体批判可参见雷锋文章《人类终将灭绝，而设计师能给人类一个优雅结局？》的第一段。

*Bruce Nussbaum：人道设计是新殖民主义吗？ https://www.fastcompany.com/1661859/is-humanitarian-design-the-new-imperialism

的确，Be Humble，才是这个职业需要做的。如同演讲文中引用设计学家 Victor Margolin 的那句话：「设计师必须理解是什么塑造了他设计实践的环境。」当代设计师太缺乏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了。设计文化理论的创始人 Guy Julier 认为，设计文化的三要素：设计、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设计师的决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各方影响。只是，设计中心论蒙蔽了设计师反思的双眼。

设计文化三要素

处在设计边缘的中国设计

现代设计的核心缺陷，如美国人类学家 Arturo Escobar 的新作所说，在于其普适性（Universality），试图用一种美学、一套理论和一个产品来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难怪 John Thackara 会批评道：「同一套设计怎么可能服务于世界的复杂性？」但问题源头其实并不在设计。放眼冷战后的世界，同一个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不就是一直在向世界宣称自己是普适性的最优解么？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化的第一个绰号是美国化，而第二个绰号是「意识形态殖民」。但在当下这套全球化正在分崩离析的大变局时代，全球设计文化应该如何转向？中国设计又何去何从？

在我的设计人类学教育经历中，受影响最大的文章里，Lucy Suchman 这篇文章排第二，OCAD 设计学院院长、设计人类学家 Elizabeth (Dori) Tunstall 的《设计创新去殖民化》排第一。但其实两篇探讨的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设计的去中心化和去殖民化，在这个语境下，它们是一体两面。

人类学这个学科经历过去殖民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设计学科极具参考意义。 Tunstall 在文中对设计殖民性特征进行了总结，其中第三点是：现代设计刻意地把欧美和日本放在了设计创新金字塔的顶端，从而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创新能力。这个全球设计文化的格局中，孰为中心，孰为外围，昭然若揭。而这种中心文化霸权，对其他地区的伤害，没有被深刻地反省过。

设计在于解决问题。而历史学家秦晖曾描述过一种文化现象叫「问题殖民」--「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个现象发生在全球设计文化的各个角落。去殖民化设计小组成员、布鲁内尔大学教师 Danah Abdulla 曾经提到，「社会化设计」近期在约旦的设计圈里成为了一种时尚，但原因并不是相信它真的能改变约旦的本土问题，而是因为「社会化设计」是欧美的潮流。在对待现代设计时，中国也同样表现出「西方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不是望风披靡，就是人仰马翻*」的态势，不假思索地把「现在西方流行什么主义」追随个遍，青睐外国设计学院、设计专家和设计大奖。这种心态，即是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设计，在面对中心文化时的文化盲从，无法掌控对「什么是设计」和「什么是好设计」的话语权。

*引自陈志华《北窗杂记》

再次，我想不厌其烦地用人类学家 Anna Tsing 的这句话当做警钟：「那些声称自己代表了普适价值的人，往往最难意识到自己知识体系中的局限和无知。」中心和外围的定位并非一成不变，由定位导致的心理甚至更为关键。中国设计如何跳脱边缘的自卑心理，以及中国设计师如何摆脱设计师这个职业的精英心理，都是亟需被重新思考的。

讲座正文

我这次的演讲的题目来源于同名的一个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得力于我在兰开斯特大学的同事们，过去的博士生，还有Endre Danyi和Laura Watts的帮助。

这个项目开始于十年之前的2007年，源自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创新’和’创造未来’这两件事情”。这里要注意的是，当我说“批判性（critically）”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去重新考量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去探索它们的历史和政治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带来新的理解和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的项目从这个问题开始：“如果我们从创新最开始发生的那个具体的地方看起，去看它的地理、文化、政治、历史和经济的环境，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这一对于地点的视角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常被引用的观点—— “只有处在一个具体的位置上，才能取得一个更大的视野”——相呼应。与“我们只要从具体的环境中脱离出来，视野就能变宽广”这一常见观点正好相反，哈拉维要获得视野，无论是“感知的能力（perception）”，还是“描绘未来的能力（generative future）”，必须以理解“我们的认知来自于我们实际处在这个具体的地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局限”这一点为前提。

* 唐娜·哈拉维，1944年9月6日~，美国哲学家，主要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现任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Wiki）

因此，创新再定位的第一点就是，必须要把“创新”放到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去。这既意味着弄清楚创新发生的具体地点，又意味着将其从概念拉回现实。

正是这样的思考让我们开始考虑，现在我们把哪些地方当作创新和未来的发生地？又让我们在项目中批判性地去思考所谓的“中心（centers）”和“外围（peripheries）“的关系，特别是“远”和“近”真的是一个地点内在的固有属性吗？我们想知道一个地点是怎样被确定成中心或者边界的，是谁来决定的？又关系到谁？

关于“塑造未来（future making）”这个概念，人类学家彼得·雷德菲尔德*（Peter Redfield）认为我们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去 “塑造未来”的时候，所包含的地理观念应该不再那么拘泥于地图上的某些具体的“中心”。所以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去展示那些我们现在所认同的“中心”，去揭示相对与中心而存在的“外围”究竟是什么，还有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常实践使得这个它“创新中心”的地位得以延续（reproduction）。

*彼得·雷德菲尔德，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

通过解析固有的“中心”观，我希望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外围”的地方，去发现在 “边缘”正在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具创造性的创新行为。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创新再定位“的第二层意思：在新的地方重新发现创新行为。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Anita Say Chan*的民族志研究与我们的项目之间的联系。Anita她研究了秘鲁的国家赞助的创新活动和草根的创新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Anita Say Chan，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媒体与电影研究副教授。

在她的书的开头，她说：“正如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创新中心在拓展设计和创新中所扮演的权威角色一样，很少有人会去反对‘外围地区不过是去简单地接受由中心扩散出来的创新结果’这种说法。然而事实上外围地区远非如此的被动和缺乏创新。”

在《连接外围（Networking Peripheries）》这本书里，Anita在秘鲁首都利马与北方村庄Chulucanas的研究中揭示了为了保护当地传统手工艺所发起的国家资助的项目，是如何实际上在当地引发了社会关系和生产的物品选择性和分裂性的转变的。这个项目将当地的陶艺家变成了商业生产者，在让他们接入全球商业网络的同时，也使得他们不得不转而通过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制造针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商品。

在研究Chulucanas村庄中对于这种转变的抵抗力量的同时，Anita还探索了秘鲁的创客（maker）社区是如何通过破解进入一个叫做“每个孩子都有一台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的项目，将其的内涵从复制新自由主义目标，转化成赞赏和鼓励集体创新模式的媒介。

而我们的“创新再定位”项目正是在这些非常不同的地方之间进行比较。在左上角的是施乐公司*位于硅谷的帕罗奥图研究中心，这正是我的研究地点，我下面还会详细讲。中间的是奥克尼群岛，位于苏格兰北部的海岸之外，最出名的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右下角的是匈牙利国会大厦，位于中欧，也可以说是西欧的边界——你可以看到边界的概念在这里又出现了——不过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例子。

*施乐公司（Xerox），是一家美国文案管理、处理技术公司，产品包括打印机、复印机、数字印刷设备以及相关的服务和耗材供应。（Wiki）

创新“中心”与边缘

第一个地点——帕罗奥图研究中心——完美地贴合了我们对于创新中心的描述，但是我们的项目想要做的却是去通过探索复制再生产和转化、历史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去破除“创新只发生在中心”的迷思，告诉大家其实创新在所有的地方都在发生着。

我同时也会引用来自我2011年为《人类学年度评论》所写的论文《设计的局限与人类学的再定位（Anthropological Relocations and Limits of Design）》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我批判性地审视了在变革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职业化设计”的兴起。

在文章中，我回忆了人类学在20世纪后半叶不断发展的、对于自己学科殖民主义历史的反思。这一反思出现在许多地方，包括这本出版于1970年的论文集《重新发明人类学（Reinventing Anthropology）》，而这这个时代正也是我在伯克利大学逐渐成长为一名人类学家的时候，我受到了这方面很多的影响。

追随着劳拉·纳德*（Laura Nader）教授在这本书中的“向上看”*的呼吁，我的第一个想法便是去通过对于在一个美国大公司中每一天日常生活的民族志研究，更深地理解公司是如何实现它的权力的。

*劳拉·纳德，是当代法律人类学界的国际学术权威，甚至有学者提出：劳拉·纳德这个名字就是当代法律人类学的同义词。“不受羁绊的人类学”（unencumbered anthropology）一词，是纳德对自己研究的自称，表明其独立的批判精神与勇于挑战的态度。（张晓辉，王静宜）

*“Study up”，1969年，纳德提出：人类学家应该“向上看”，像研究较低社会阶层一样，去研究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和社会权力的结构。（张晓辉，王静宜）

正是这个寻找研究对象的过程让我最终来到了施乐的帕罗奥图研究中心。直到我来到了这里之后，我才对技术、创新和设计相关的方面产生了兴趣，并在此后一直致力于相关研究。我来到帕罗奥图研究中心的时候正好是他们第一个、并且也是最传奇的十年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常开玩笑说那十年已经足以自己成为历史，之后我所参与的20年间都已经没什么值得书写的了。不过真的就是整个70年代真正奠定了帕罗奥图研究中心的名声。

你也许已经很熟悉了，关于产业研究开发的标准叙事就是，首先你要从相关的专业找来一些专家，把这些人聚在一起，然后提供给他们必要的资源——对于帕罗奥图研究中心来说包括那些著名的布袋沙发——然后通过这样的交集，他们就会把科学发现转化成为实际可用的，能赚钱的，实实在在的产品。

所以虽然有很多关于科技转化效率的争论，但是这个叙事基本上没怎么被质疑过。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帕罗奥图研究中心的故事正好就是这种叙事的典范，因为它的模式和成就在过去四十年的科技史中不断地被人重复。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1973年，在苹果的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焊出第一台称得上电脑的电路板的三年前，帕罗奥图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就已按下了Alto的开关——历史上第一台为了个人使用为目的而设计和制造的电脑。这台电脑的设计理念完全颠覆了当时广为接受的关于人和数字处理器关系的理解。主流的电脑从业者对每人一台电脑的想法嗤之以鼻，但是帕罗奥图研究中心却做出了Alto。此时传统的电脑主要用于数字和数据的处理，而施乐的Alto却注重文字，设计和沟通。到了70年代中，帕罗奥图研究中心已经设计了一整套框架和程序，其中的机器既可以分别控制，又相互连接，通过网络共享资源。这一连接了人，机器和程序的系统对于人类生产力的提升，只有穷尽了纸，笔，印刷，出版和电话的能力才能比拟。

* 斯蒂芬·加里·沃兹尼亚克，1950年8月11日－，美国电脑工程师，曾与斯蒂夫·乔布斯合伙创立苹果电脑（今之苹果公司）。（Wiki）

我讲的这个故事——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一群具体的人做了某件事改变了世界——就是科技史流行的讲述的范式；而对于涉及其中的人来说，从各种角度来讲这都是他们最妙不可言的高光时刻。

但当这个故事在个人电脑的历史中处于如此“中心”的地位的同时，对于赞助了这项研发的施乐公司的前景，这个故事在很多的方面却是十分 “边缘”的。

对于这个发明是怎样和为什么被忽视的论述甚至已经变成了计算机和商业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刚刚我所引用的那个故事正来自于这样的一本书《搞砸未来：施乐是如何发明了却又忽视了第一台个人电脑的》。这本书讲述了施乐的失败，他们没能发挥出自己所赞助的创新的最大效益。

但我却想对于这一命题的“中心—边缘”的前提问个问题：有没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让我们在讲述帕罗奥图研究中心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能不去抹去那些在最终的成功出现前做出贡献的因素，去承认那些碎片中的高光时刻，它们的可能性与能动性。

要达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把帕罗奥图研究中心和它背后更大的创新体系放在一个历史框架中看待——至少从一百年前的开始看。

帕罗奥图研究中心建立于1970年，被认为是一项面向科技未来的投资。它的位置被刻意地选择在了远离公司总部所在的东海岸新英格兰的美国西海岸，此时还在摇篮阶段的硅谷。这种地理分布如同当年的西进运动，帕罗奥图研究中心像当年的先行者营地一样，被安置在了新兴的电脑市场的最前线。

但“前线”这个词，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并不只是存在于边界的一个地方，“前线”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地理和时间体验的一种“计划”。这种计划涉及了将地形从原本生活在其中各种形式的生灵剥离开来，从而这片土地才能被认为是“空的”，是能够被开拓者来填满和开垦的。

而与那些开垦西部的殖民前辈相比，这块计算机的新土地显得更加的广袤无垠，而开垦它所能得到的回报也比西部的自然资源更加巨大。如同安清*所说的：“‘前线’所发生活动既是去塑造物质的自然，也是在塑造人类的自我。”这是一片欲望的空间，它呼唤，吸引人们去创造它的欲望，一旦点燃，那么除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索取之外别无他法。

*安清，Anna Tsing，美国人类学家，本段节选自《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塑造未来

这种对于我们也许可以称作“殖民的现在（colonial present）”的关注，在这本《未来的历史（Histories of the Future）》所收录的学者的作品中获得了共鸣。“未来”并不是在现在之后，等着到来的某段时间。未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取决于存在于现在物质或论述的实践，过去的记忆也如幽灵般缠绕其间，而对未来的想象又为其创造了波澜——但无论如何，“未来”是在现在被创造出来的。

这点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知道，未来不是在等着我们，而是和我们共同存在于当下的。带着这个想法，我用一段回忆作为我为《人类学年度评论》所写的论文的开篇：这是1995年的某一个晚上，我开车经过Hillview大道回家的路上。广播里，一个硅谷的技术人员这样说道：“未来在这里来得更快一些。”

这句话值得我们仔细研究，首先那个人塑造了一个地点：“这里”——也就是硅谷。但是通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将这个地方呈现成未来的前哨站——将单一的一种未来套在了所有人身上：“the future”——这句话实际上重复了19世纪的殖民主义。

通过乔纳斯·费边*的《时间和他者》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在这里他认为像 “未来在这里来得更快一些”这样的话，实际上“将同时代相隔遥远的人群，摆在了同一条时间轴线上，将他们按照在一条进步进度上的时间前后的顺序组合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殖民主义举动。

* 乔纳斯·费边Johannes Fabian，著名人类学家，曾在美国西北大学、卫斯理学院等多所大学执教，担任波恩大学、科隆大学、巴黎大学的访问学者。退休前任教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现居德国。（豆瓣）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未来在这里来得更快一些”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在重复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以“中心—边界”为核心的地理学，和刚刚提到的将不同地区放在同一条科技进步轴线上比较的想法一道，在90年代中期，将硅谷的形式置于了所有别的地方的“未来”的中心位置。

美籍哥伦比亚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提出了technoscape（技术景观：technology+landscape）一词，用来指代由信息和传播的科技所产生的实践和论述是如何包含了一种生活景观的。不过，就和所有的地图不光是为了指路，还是一种对于理想中的景象的描绘一样：对于这种技术景观的描绘并不仅仅是为了引导人们在这个技术景观中穿行，它同时还是对于这种景观“可以是什么样”的提案：在其中，相关的主观和客观的各方在其中都能够宣称它们的位置。上面的图就是例子。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或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

这里还有两张图可以帮你思考这件事，这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加州圣何塞的Brokaw路。左上角是第一波白人定居者来到这里的时候。此地当时因农业富足出名，同时殖民者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名字——“圣塔克拉拉”。而右下角的这张图，我们看到不过一百多年后，同一个地方的样子。

我在这里展现了一个乡村生活与后工业时代的对比，但我真正想指出的是右下角这张图里，墙上的文字：“过剩的解决之道”。这其实是一家重销售多余电子设备的商店。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是怎么就从左上角的田园走到了 “过剩的解决之道”这一步的？它们是怎样变成问题的？一开始我们有对信息科技的需求，然后现在就是处理它们的需求了。*

*也就是说这个90年代全球的“未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设计的局限

在研究设计的局限的过程中，我选取了一些设计的傲慢（design hubris）的例子，这是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一个名为“巨大改变：全球设计的未来”的项目，在2005年由加拿大的设计师、建筑师Bruce Mau和他的名叫“无边界机构”的团队创立。

它的网站这样解释到：“设计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设计已经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人类的可能性前所未有的时代的起点，在这里所有的生态和经济都变得全球化，互相连接。”

“所以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网站用超级电脑的图片来展示这种力量——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尺度上，通过设计和计划来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

从这一点，一只箭头把我们引向了第二点：“全球尺度”。这里有一个的环形的标志，好像默认了我们需要的秘方就藏在这个环形里。这一点在后面的一点——“乐观主义”——中被证明了：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能力，也愿意去“最小化我们不想要的结果，并且最大化正面的结果，传递创新”——就像Hippo Roller，一种南非设计师Pettie Petzer和Johan Jonker设计的聚氨酯鼓形容器，能让人在粗糙的地面上不费力地运送20加仑的水。当然，这个设计和这个“巨大改变”组织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另外一个NGO世界食物计划赞助和分发的。不过没关系，它还是在这个背景下，被用来讲述这种乐观主义。

这个网站接下来展现了这样一张图，我觉得同样值得仔细一看。

配图的文字这样说道：“不再只是简单地与物件和外表相关”——所以讲的是一种前进的历史——这种叙事方式在设计中并不少见：去贬低过去的设计，武断地判定直到现在为止的设计都是关于物件和外表的，它为新的设计打开了空间*。然后网站继续讲：“设计被越来越多地以一种更宽泛的方式被理解成为人类去计划和产生他们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所以在这里发生的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语法塑造——“这是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的”——去暗示设计逻辑设计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事情并且对于所有的人类普遍适用。

*就如同Lucy教授之前提到的“前线”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地理和时间的经验的一种“计划”。这种计划涉及了将地形从原本生活在其中各种形式的生灵剥离开来，从而这片土地才能被认为是“空的”，是能够被开拓者来填满和开垦的。

当然它不止步于此：“连自然本身都必须臣服于设计。”所以我们毫不避讳的回到了这种人定胜天（supremacy of man over nature）的观念里：而因此设计不光是处在中心而已，现在它要扩展到包含一切的所有了。

然后网站还在继续：“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任何的事情了，我们会做什么？”

在这里我必须停下来问个问题：谁是“我们”？还有我们对于“设计的局限”到底还有多少不知道的？接下来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追溯“我们可以做到任何事”这个观念的历史，它可能会带我们回到70年代，一个美国职业设计史中特别的年代。赫伯特·赛门*被认为是第一个呼吁科学设计的人，他的宣言《人工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基于他1969年在MIT的系列讲座，我们可以想象大多数的听众都是工程师和科学家。作为政治科学家被培养的Simon在1975年的时候因为他对于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的贡献获得了图灵奖。就在三年之后，它因为它关于经济组织中的决策过程开创性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Simon的设计兴趣包括了对于不同情况下——从大脑到会议室——科学和科技中的理性因素。对于Simon而言，设计在科学上的合理性的前提是必须将设计从直觉的判断引导向一种硬核的、可分析的、可被教授的学问。

*赫伯特·亚历山大·赛门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年6月15日－2001年2月9日，汉名为司马贺，美国著名学者、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领域涉及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行政、经济学、管理学和科学哲学等多个方向。（Wiki）

维克多·马格林*在他的论文集《人造世界的策略》中回应了赛门的观点，他认为赛门关于设计的这种家长式的论调，更多地关注为设计创造过程模型，而非发展一种批判性的设计理论。而维克多·马格林则是将设计当作是一种社会实践，认为我们永远必须去考虑设计和评判所发生的环境。他这样总结到：“如果设计师需要去理解他/她的设计的全部潜力，他/她也必须去理解如何去分析塑造他/她设计实践的环境。”

* 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美国设计思维史家,强调在设计中注重“用户-产品”的关系。他赞成创造一种国际性、跨学科领域的设计研究态度，设计师、工程师、建筑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均将获益于他的洞察力。他呼吁，设计必须超越纯粹的功能需求，而达到设计产品对用户来说的“满足”关系。（Baidu）

马格林呼吁一种更加开放的设计行为，将历史、理论、和批判放到设计教育中心位置，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摆在边缘；这包括了批判性地检验从赛门和他的追随者那里所继承来的设计理论中的概念。

Philip Agre*在他对于“批判性的科技实践”的定义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挑战的立场，他写道：“与其寻找基础，批判性的技术实践接受基础是不可能的，由一种不断展开的知道自己的工作基于具体的历史背景的意识引导自己。更进一步的去探寻自己的实践……这也是自己实践必要的一个部分。批判性的技术实践接受这样的反思可能会将所有设计的概念和方法都推入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这样的风险是有益的，这并不是对于设计中理性思维的威胁，反而是在提供一种提升和优化的可能。”

* Philip Agre，前UCLA信息研究副教授。（Wiki）

除了马格林和Agre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在倡导一种批判性的设计实践：《资本主义的终结：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就对我很有启发，由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凯瑟琳·吉布森和朱莉·格雷厄姆*出版于1996年。在这里吉布森和格兰姆提醒我们那些开头大写的词自带的影响——比如说这本书里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J. K.吉布森－格雷厄姆（J.K.Gibson-Graham）是朱莉·格雷厄姆（Julie Graham）与凯瑟琳·吉布森（Katherine Gibson）的笔名，前者是麻省阿默斯特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后者是西悉尼大学公民与公共政策中心教授级研究员（http://www.upi-planning.org/Magazine/Issue_Content.aspx?ID=43755）

她们认为学者们批判性地思考资本、政治、经济形式的方式——使用这些已成形的，单一意义的开头大写的专有名词——本身就有可能将使用者困于一种单一化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当中：将一种单一形式的资本主义预设成所有的经济活动的形式，反而掩盖了原本存在的多样的经济关系，将我们本想要变革的体制给保留下来。她们认为，在学者们使用这些开头大写的词写作时常显示出的单一形式和它们实际所演绎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着脱节，而探索这两者间的脱节中可能会发现新的可能性。当然秉承这样的观点的不只是他们，但她们很好的把观点给梳理了出来。

我认为他们的观点在我们这个讨论——试图批判和创造性地思考创新的形式——中同样适用，特别是我们想要将自己从我们习惯的、大量重复的、用于形容如何变革和构想的术语中脱离出来的时候。

如同那些将“自我再生产”当作变革模式的主张将批判性地研究“发展和殖民秩序的论述与进步的线性叙事”作为基础一样，我们也能够从同样的研究中汲取灵感。

在即将出版《自动设计——公共的实现》，因为90年代的《遇见发展（Encountering Development）》而知名的Arturo Escobar*提醒我们注意一下两点的区别：“寻找替代的发展方式”，和更加激进的“寻找‘发展’本身的替代品”。

* 他的观点：在人类学之中，国际发展往往被视为殖民主义时代或后殖民主义的延伸。某些学者，例如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甚至将国际发展视为西方用来维持对前殖民地资源控制的手段。（Wiki）

他接下来转而讨论我们也许可以用“转变（transition）”替代“发展（development）”。转变基于一种世界主义下的地方主义，而这种地方主义则依赖于“政治动员”，一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社区与社会运动对于相关联的世界的政治动员”。

他提供了一系列这样的地方主义的例子。比如英国的“城镇转变行动”关注于“退增长（de-growth）”和重建可持续社区；又比如扎根于拉丁美洲的当地的抗争的、并联和了更大范围内社会运动的“后发展”计划。

Escobar呼吁设计应该从一种 “为了达成现代性的核心政治工具”转变为“为了多元主义的，让人能够重新想象，重构“本地化的世界”的工具”。现在关于我们如何去接触普世主义已经有一系列很有意思的研究，比如在不舍弃我们所珍视的那些事情——比如普世主义——的同时，我们还能够认识到自己——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具体的地点出发的*。

* 普世主义的特性就是没有具体的地域性，对于任何地方都适用。

奥克尼群岛

就让我用奥克尼群岛来做个结尾。Laura Watts——我以前的博士生——发现在奥克尼群岛，透过那些新石器时代的石环，你可以直接的感受到岛上五千年的历史。她认为这种历史感在当地人的意识里有着非常重要和清晰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未来是和过去紧密相连的。

这种时间意识对于当地所发生的科技研究是非常有影响的，包括了已经进行了十年的欧洲海洋能源中心（EMEC）。这是一个测试和实验用于潮汐和海浪发电的设备的地方。但她也指出，这个中心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水下电缆的限制：因为这些机器产生的电力比整个岛需要的都要多，但是却只有一根电缆能把电力传输回苏格兰本岛。

除了物质层面的限制，但是他们还面临我们可以称之为 “符号学” 上的限制：虽然有着丰富的电力创新，但是南方的政府里却充斥这对于奥克尼群岛“边缘”的想象。

这个关于英国能源大臣的小片段就是他们想法的很好的例子；带着好像同情的强调，他说：“这一定非常不容易！在离事情发生的地方如此的遥远的这个地方。”所以当然啦，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事情”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的是海浪和风的话，那么奥克尼群岛反而是中心呢。

而关于海底电缆的问题，Laura写道，与其等待着电网的援手最终延长触及到他们，给他们建第二条电缆，奥克尼岛人重塑了他们自己的能源网络；无论是是政治力量还是能源都不再是全部指向或是来自于中心——如同很多边缘地带的地方已经展现出的，这样的联系可以被重塑，破解，发掘，弯折或者破坏成新的形状。

而关于破解的一个例子便是一个出于偶然的当地的可持续的能源项目：农民发明家Colin Risbridger的“bruck-tech”厌氧菌分解器正是受到了废弃的冷藏集装箱的启发。通过这些装置，Colin利用自家的25头牛产生的废弃物，在一天内生产出20立方米的沼气，或者14升的生物燃料。这个装置巧妙的结合了买家、农家、岛屿社区和农业经济于岛屿生态；这是真正基于当地的情况所产生的发明。

Laura在奥克尼群岛的项目还包含了其他种类的实践，包括一些文学形式的创新。她和当地的诗人、摄影师、出版人Alistair Peebles在当地的艺术中心合办了这个活动。从中诞生了这本书：《奥克尼未来手册》。

《手册》收集了当地居民、作家、诗人、和一些包括我在内的学者对于奥克尼的未来的一些简短的想法。这个活动，包括最后产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就是实践集体创造未来（collective future making）的一个有趣实验。

结语

所以让我最后结尾吧！我所谈及和倡导的这种新的创新和设计的方式，其实早已在伊利诺伊的校园中进行了，比如“草原未来”这个设计团体。这个设计团体在探索我们可以称之为“在中部创新”的可能：不忘这个大学、这个地区特别的历史，而不是去追随大流，试图去复制在美国东西海岸被鼓吹的创新模式。

在“草原未来”正在进行讨论让我很受鼓舞，包括正在进行的新建筑项目——设计中心的讨论。这些讨论很明确的提到了，设计中心自身的设计中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对当地现存并健康持续的社会基础和合作关系做出贡献——这和设计中心的建筑和科技的基础结构一样重要。而要让设计真正能够有所不同，多样化的声音越来越重要；不仅仅是在设计结果的呈现上，我们需要往前一步，去思考更加重要的问题：谁定义了什么在设计问题中是重要的。这是事关创新的政治，如果对它们避而不谈，只会削弱设计真正创造改变的能力。

最后我的希望是， “创新再定位”能够帮助我们去松开各种盛行的关于改变在哪里，以及如何发生的假设的束缚，我们就可能会有更加有创造性的和可持续性的“未来创新”创造更多的空间。

讲座原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4FGfgR8_yc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