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为什么都在电影节扎堆看电影？

前段时间的某天早晨7点半，五次闹铃后挣扎起床的新一酱掏出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抢票app里自己精挑细选的电影片单。眼看时钟晃动到八点，系统却突然瘫痪——不久一切恢复正常，但新一酱中意的片子已大半被抢光。

这不过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的第一天，新一酱的完美观影周计划就宣告失败了。新一酱很郁闷，也很疑惑——

“哎，大家都是在电影节的时候才扎堆看电影吗？”

想要仔细看看某一年的电影节？请按住屏幕轻轻拖拽文章

其实新一酱平日不怎么去电影院，但每每看到上影节和北影节的片单，内心都能燃烧起熊熊的火焰！当塔可夫斯基、维斯康蒂、伍迪·艾伦等大佬作品搭配经典007系列的4K修复影片，谁又能拒绝吃土呢？

在单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与电影节合作的影院一共放映了1000多场以艺术影片为主的电影，平均每场影院每天放映2至4场艺术片，远超过平时的艺术片放映场次。

以老牌官方艺术片放映场所中国电影资料馆为例，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平均每天也只放映了不到2场——电影节的确能是影迷们的福利节日!

仔细看你会发现，艺术电影放映场所远不如商业电影院强势，后者以将近28倍的放映场次比将前者远远甩在身后。

简单比较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放映场次，能大致勾勒出城市的电影放映氛围是“商业片远远胜过艺术片”，但在具体解释时，还要考虑不同类型电影的资源分布与人们的消费习惯。

影院数量是城市所拥有电影资源的最直接表现。尽管一线城市仍然拥有着最多的电影院，但在人均拥有数量上，厦门、杭州、无锡、武汉等新一线城市的表现更为突出，超过北京与上海。

其中，厦门人与深圳人人均所拥有的电影院数量大致相同，每一百万人拥有18家商业电影院。

电影院数量较多的城市电影票房也往往较高。2015年全年，商业电影院数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上海和北京分别贡献了29.52亿和31.68亿元的票房。有趣的是，尽管厦门在2015年的总票房只有3.94亿元，位列全国第18名，但每个厦门人每年在电影上的消费却是全国第一——194元，新一酱悄悄算了算：原来厦门人民每年要比北京人民多看一部2D电影啊。

影院数量与票房成绩虽然能清晰反映城市中聚合的商业电影资源和居民电影消费能力，但并不能作为艺术电影放映氛围的考量标准。商业电影院子在今天已经是城市综合体的标准配置，但艺术电影放映场所的数量还是个位数，更不用说艺术片的票房了。

“艺术电影放映场所”本身就概念模糊。从字面上理解，只要是放映艺术影片的公开场所都可归入其列。但是，诸如文青咖啡馆、校园课堂或是宵夜露天场的放映却又因为放映规模与硬件设备的限制无法与商业电影院相比。

新一酱在这里将“艺术电影放映场所”定义为：长期放映且有较为固定的排片计划与排片量的银幕收费艺术电影放映场所。目前，符合这个定义的只有中国电影资料馆、百老汇电影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世界电影研究中心与上海艺术电影联盟，他们分别为官方档案馆、盈利商业机构、大学艺术与学术机构与社会文化组织。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策展人沙丹认为，北京是中国艺术电影资源最为丰富与多元的城市。沙丹自2007年开始负责资料馆的放映活动策划，见证了北京艺术电影放映生态的变换—— “早些年，要在北京正儿八经看一部艺术片，还是得去资料馆”，但现在影迷们能有更多选择：中国电影资料馆、外国文化中心、百老汇电影中心等或综合或垂直的文化艺术机构——这些主体构成了今天北京的艺术电影放映生态圈。

北京艺术电影观赏氛围的红火与这座城市集中了国家大部分文化、艺术与电影产业资源的现实密不可分，但这也意味着北京艺术片放映的模式很难迁移到其他城市。

除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之外，上海电影资料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与杭州图书馆电影分馆也都是电影主题的资料馆或博物馆。但这些场馆或者是尚未成艺术影片的排片体系，或者还达不到放映日常化的要求。

北京以外的城市，如果艺术片不依托外国文化中心、高校学术与艺术研究机构的电影展映，很难走到影迷面前。

这也是为何放映组织后窗始终没在北京和上海集中开展艺术片放映。

后窗起源于论坛“西祠胡同”，从2013年5月成立以来一直推广艺术电影，前往的城市包括南京、杭州、西安、郑州、厦门、昆明等十多个。创始人卫西谛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推广艺术片很明确：“北京和上海的文化资源已很集中，供需之间能互相满足”。在南京、成都、青岛这样的城市，艺术片的潜在受众也很多。

选择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也同时意味着风险，后窗曾经计划在贵阳放映艺术电影，由于预算和观众接受度的原因，最终没能和当地影院达成合作。

热爱艺术影片的观众感到接受艺术片的信息渠道很狭窄。在杭州某高校读书的阿毛酷爱电影，过去两年，她总是苦恼生活中很少有固定场所可以欣赏好的艺术影片，“我不想去咖啡馆，大家的来去都很随意，感觉不是真正为了欣赏电影。”她一直在寻找艺术片“迷影”的圈子，结果却不很乐观——“有关艺术电影的信息大多集中在线上，线下一起看电影、一起交流的机会很少。”

阿毛的感受正好与水怪的体会相印证——“对艺术片有需求的观众其实也有不少，但精准地把片子送到喜欢的观众群体中的这个过程却似乎特别难，找到这批观众的成本特别高。”过去几年，水怪一直在后窗策划电影放映。阿毛的困惑，正是水怪反复强调的“通道不通达”——对于艺术片而言，或许中国缺少的不是影迷，而是处于中间环节的宣发团队。

写这篇文章时，新一酱总会想起小时候去乡下爷爷家住过的那一阵子——暑假最流行的是看露天的坝坝电影，要和大队里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翻过两匹山到隔村晒谷场去看。乌漆抹黑的夜晚只听得到主角的对白和蚊子的嗡嗡，小伙伴们聚精会神到忘记自己没吃晚饭。

这种仪式感现在慢慢减少了——人们看电影的次数增加，电影院的新鲜感已经大大减弱。为了寻求观影的仪式感，许多观众开始寻找一种新体验——去私人电影院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