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杜克、哈姆雷特和亡魂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48篇讲座，

2017年3月，库珀联盟学院Cooper Union组织了一场有关John Hejduk生平作品的展览，包括一系列Helen Binet的摄影作品和Hejduk设计的Jan Palach Memorial装置。David Gersten教授受邀配合展览内容介绍Hejduk生平。考虑到一场讲座的时间限制，David把他想谈论的内容分成两部分，分在两天来演讲。此篇为2017年4月18日第一天讲座内容的记录，题为”Hejduk, Hamlet and The Ghost Promise"（海杜克、哈姆雷特和亡魂），由RISD硕士别非伊记录整理。特别感谢在Cooper Union师从Raimund Abraham、Peter Eisenman 及David Gersten教授、深受Hejduk影响的时境建筑张继元老师推荐并联络David教授；David教授对此表示了极大支持，甚至主动将英文讲稿发给我们，并与非伊见面讨论指导。

提笔写这篇推荐语，于我而言，是一个过去、现在与未来交替的时刻，那么近，又那么远。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三位一体的时空，也许这些年，我从未离开过。

John Hejduk与David Gersten对我的影响极其深远，我重复着他们的语言，思索着他们的疑问。每一个Cooper毕业的人都有着一套独特的思考方式，他们之间又有着相同的形式不同的内容。似乎每一个都是Hejduk的一个影子，一个侧面，就像那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怎样的精神指引才能达到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在他们的而立之年，John Hejduk把Raimund Abraham, Peter Essienman, Tony Candido, Lebbueus Woods和许许多多重要的建筑师聚在了一起，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构筑了Cooper Union的建筑教育体系。教育不止于一份职业，而是被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是他们的“社会契约”，他们对社会的承诺。他们要的不只是更好的建筑，而是建筑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术上的突破。他们追求的不是新的建筑形式，而是新的建筑，更精确地说，是新的产生建筑的方式，这是Cooper与其他建筑学院最本质的不同。

Cooper的教育中，探索了许多跨学科的问题。建筑创新究竟始于建筑之内还是建筑之外？对Hejduk他们而言，建筑存在于万物之中，有些现象“并不建筑”，而有些又“非常建筑”。建筑之外的任何一个起点，都能以建筑的系统性思维来理解与剖析，Hejduk称之为“Surgery”或 “Critical Analysis”。万象万物，都能用时间与空间来描述，而时间与空间正是建筑的两个维度。当我们以建筑的手法，用建筑图解(diagram)将具象万物中时空的唯一性描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而这便是新的建筑语言的雏形。因此画作、诗作、乐器构造等建筑之外的参照物，都能以创造性地解读，拓展建筑的定义。建筑教育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学生们的个性与关注点得以放大与鼓励。Raimund Abraham曾说过：“我们会把学生带到和我们一样的高度，然后再由学生选择，这是不是他们想要的。” Cooper近似军事化的训练是严苛而极具挑战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被老师们的爱与强大的精神支持包围着。我们是被关注的。Cooper的老师很多教了三十年四十年，永远跟学生在一起迎接创作上的挑战。从系主任到老师到学校的行政，Cooper向学生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你是重要的，你的声音需要被听到。” Hejduk也许不会记得每位学生的名字，但他一定记得每位学生的毕业设计。无论世事如何变迁，Hejduk仍然竭力为我们坚守着一片艺术的净土，坚守着他深信的艺术与诗意。Cooper的教育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坚持手绘，抵抗着电脑绘图的侵蚀的。原因很简单，电脑绘图的精确度约束了创作的自由。他们也曾预言，打字取代手写的方式，会让我们失去记忆与诗意。因此，在整个社会电脑化的时候，Hejduk带着师生们逆流而上，顶住各方的质疑，在创作中坚持着手与脑的连接。这需要怎样的魄力与勇气？成就了当代艺术的评论家Dore Ashton曾对我说：“Hejduk是一位独裁者，但是你看看他统治的这个艺术自由的世界是多么的壮观。” 能把个性迥异的建筑大师们聚在一起的Hejduk, 也能包容学生们的不同。 Hejduk从未让别人拓展自己的理念，而是协助学生们发展各自的关注点，在这片艺术净土里生花。著名的Cooper毕业生Shigeru Ban, Daniel Libskind, Diller and Scofidio, Toshiko Mori等等，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建筑语言，占据着建筑不同的领域。像Hejduk这样一位有力的领导者，却不是一位霸气侧漏的人，这与Hejduk的人文主义理念有关，也与他为Cooper铺设的整体的人文主义环境有关。当你读Hejduk的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关注点尺度很小，没有宏大叙事，但却诗意磅礴，因为他的诗行穿越了单向性的生死，承载了现实的深度。

作为Hejduk多年并肩工作的伙伴，David绝无兴趣做冷冰冰的大师作品分析；因着David自内而外的浪漫气质，他用两番演讲的篇幅抑扬顿挫地为我们讲了两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他相识相知多年的Hejduk——或者说这并不是简单地讲述而是复述，David是为我们复述了他参与见证的那一段Hejduk的思考轨迹；他选来复述的情节、表现的方式，与他认识的那个Hejduk息息相关，更与David个人的经历和气质密不可分。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演讲里穿插的大量视频资料与旁征博引，艺术家David为了帮助现场听众理解时而的肢体表现，和讲到动情处诗人David反复低吟的韵脚，这一切让作为观众的我乐得反复观看，也让作为译者的我非常头疼。为了填上讲稿语义间省略掉的信息，一开始我在译文里插入了大量的括号用来补充内容。可是它们在视觉上十分影响阅读的流畅度，反而影响理解文意。我索性删了括号，让填上的文字消失在实际讲稿里，并选择斗胆根据自己的解读概述视频内容、文字化肢体表现。这么一来，我也成了个彻彻底底的复述者了。我复述了篇复述来的故事。

David提供的讲稿是没有段落的，译文里我擅自分了段。说是讲稿，更多地像是他为自己写的剧本：停顿、强调、手势、动作、说的内容与幻灯片的对应关系，无不包含。讲稿中的相关人名我全部保留了英文原文，方便感兴趣的读者直接搜索人物生平；建筑、电影、书籍等相关作品名我参考着能搜索到的中译版本翻了，并在脚注里给出了英文原文。这篇我情之所至、不得不写的译按，我希望它是对译文的注解，更希望读者能因此意识到文中的Hejduk不是那个有名的海杜克大师，而是经过了两层颇带主观情感复述来的故事里有灵有肉的角色，就像Mark Lee在一次公开讲座里提到的对他来说“从未完全理解过，但一直想要了解更多”的这样一个人物。

我非常感谢Steven Hillyer和整个建筑学院为给学校带来这个展览和这两个结构体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学校的一个非凡的时刻。不管现在是你在这儿的第一年，还是你在这里的第几十个年头，那两个结构体的力量，你都是可以感觉到的......整个邻里氛围都因它们而不同了！

首先我要非常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与John的关系，那就是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地幸运......我在这里[2]求学，1991年毕业时，John邀请我留下并执教，还提供了可以让我绘图和写作的办公室；在之后的十年里我们围绕教学和作品的对话交流不曾间断；并且我还有幸担任了John的荣誉副院长和代理院长。

当我获知学校要办这个展览并会在学院楼前搭建起那些结构体时，我想来分享一下关于John Hejduk的一些感悟。所以我准备了两场发言。今天这一场我命名为：海杜克、哈姆雷特和亡魂。本周四晚上6点的那一场发言题目是“海杜克：透过墙体”。作为介绍John的一种方式，我想以一段短片来开场。整个发言过程中我会穿插着展示一些影像，这些片段都截取自Steven Hillyer为我们在2000年举行的John的纪念活动而拍摄的电影[3]。感谢你，Steven！

（播放片段：John讲述了他在纽约自家后院遭遇一只野熊并设法借助邮差的帮助逃回屋内，而最后发现一切都是个梦的故事。）是不是很神奇？John每次开口讲话都是这么活泼，他的表述也总是这么清晰。在我们开始谈论John之前，这段影像对我们了解John是个铺垫。我想要引用Jorge Luis Borges的话： “事实上，每个作家的母体(precursor)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作家文字里的观点改变我们对过去的感知，同样地，这些文字也将改变未来。”John Hejduk的成就无疑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建筑学科的过去与将来的认知。今天我不会试图去解读他或“总结”他——John Hejduk的伟大远不止此，他一生独树一帜的探索和持续的创新，我是无法用简短的发言来诠释的。我想要做的是画一条弧线，一条特殊的、穿越John的作品的弧线，与他那充满深沉人性、激进并极具创造性的建筑学愿景对话。这一愿景以“个体的创造力即深奥的社会行为”为基础，涉及的范畴有三：“以个人的想象力构建共享的空间”，“空间本身变得可读、变得能够体现人性”，和“建筑学使我们置身于空间、构成社会契约，并为我们的精神、情感、心理、精神和身体构建居所和庇护”。也可以说，这一愿景深深植根于维系着建筑学生命的维度。我相信这一愿景的全面影响力还有待我们继续见证。

在思考这个概念时，我从Alberto Perez Gomez的优美作品中获得了很大的帮助。数千年前，神话故事提供了一种行走于世间、并解读我们在世间居所的手段。最早的一些神话是以“体验重现”(embodied reenactment)的形式分享出去的。“体验重现”是一种没有观众的重现形式，所有人都参与到神话之中。比方说，你是一条蛇......你是一条龙......你是太阳......我是风。我们会一起重演神话，创造一个交互的共享空间。在故事情节中的空间里，所有的参与者既是讲述者同时也是聆听者。整个共享空间浸没在“讲述”的重要本质里，如同“水做成的船”一般地存在着。有时我觉得可以认为在早期的重现形式中的这些参与者们，是在神话故事与真实世界里同时存在的。约2500年前，希腊剧院的诞生在这个共享空间里引入了“重现者”(re-en-actor)“观众”(audience)、“讲述者”和“聆听者”之间的分立。我想为你们朗读Alberto Perez Gomez的一段妙语：“古希腊的悲剧将露天剧场中的乐团和舞台与观众完全分开，标志着从一个充分具体地参与仪式、人类行为被认为与自然是一体的世界，转变为一个让观众通过视觉和听觉间接体验的世界。”接下来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比方说，戏剧之外的景观在视觉上被拉入“重现”，舞台背景里的山丘、草地、人们居住的村庄与剧情混在一起，并被当做是神话世界的一部分。随后当参与者再次进入景观时，这种混杂的理解也被带入他们之中，构建了将“生活景观”与“故事景观”相结合的“文学地理学”(literate geography)。不久，布景被引入了希腊戏剧。人们建造表面，给表面上色，并把它们放在舞台后部用来独立重现景观。我认为，戏剧的创作者认识到上部视图在垂直方向上的扁平化，这一他们称之为透视铰链的现象后，就开始构建景观的“模因片段”(memetic fragments)，以便进一步阐明和控制故事，简单地说就是：现实是晴天时，他们也可以让故事里下雨。

布景在这样的距离条件下构建了一个既遮盖部分现实又与现实混在一起的第二世界。早期的演员与观众的分立，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关键。就像Alberto Perez Gomez指出的那样：“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是西方文明标志性的一笔，并持续影响着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和艺术。它使反思性思维、著作权和形而上学成为可能，且与拼音文字的出现和说话方式的客观化相吻合。”建立一个“遮盖部分现实世界”的世界，其实我们还可以把这解释为一种与现实世界交换的模式。这与西方艺术、建筑与科技的起源息息相关。看“穿”戏剧，转变了之前现实与文学相互包含的重现式表演，创造了一种新的参与形式：创作、构建和导览我们所处的故事空间中的文学空间的新模式。这说明，空间本身不是不与我们产生联系的中立领域，且不仅仅是存在于“我们内部”或“外部世界”，而实际上是作为一系列组装的联结，构建在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之间。我们的认知感官总是在不断地移动、分层和组装着空间这一联结的整体。

这一系列感知校准、组装，并重新校准的快速转变，以持续的现在时态来构建我们的时空。通过这一深刻的认知过程，我们建造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房间。这一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作为物种的演变。我可以说，我们的眼睛是这样挨着长的，是因为我们人类无数年来一直望向地平线；但我一朋友听了后马上回应道：“你确定不是反过来的吗？”大家可以反应一下想一想这个关系，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挨着长的，我们人类才一直望向地平线呢？尽管大部分是物种的演变，但是，人类物种进化的时间框架不是我们持续建构对世界的体验的唯一参与者。对现在所处房间的体验，既与认知、与我们的感官知觉有联系，也与记忆和个人想象力让我们在时空里设身处地的能力密不可分。我们的记忆、想象、思想、语言、故事、知识、希望、恐惧和欲望都参与构建我们的时空体验。这是我们与世界的基本交换。当然，这个过程是相互的，双方都在接纳和投射。这意味着当我们建造房间时，房间也在建造我们；当我们构造空间时，空间也构造了我们，即空间用它们的结构、内容、性格和情绪充满我们。“共同构造”，这种互补的体验，存在于基础又深刻的人性里——“人是一具肉体”。我们是肉体。我们有肉体，但我们也是肉体。我们是拥有认知、感觉、记忆和精神的会呼吸的器官。我们是一个强大到能说出“我有肉体”的肉体。我们会说“我”的腿受伤了，“我”的声音很累，我们不断地通过语言、通过用器官发声来占有我们的肉体。因此我们“是”并“有”的肉体与外部环境一起构成了混合的、体验式的文学空间(a literate space, a spatial literacy)，它在时空中像一小块空地或者一个洞口一样地存在。

我从Hejduk在德克萨斯州的经历开始讲。John Hejduk在一系列住宅建筑上钻研了十年，这个系列他称之为德克萨斯住宅。1953年当他还在得克萨斯教书时，他便开始了这个系列的研究并一直做到了1963年。这系列深入研究的对象有Le Corbusier、Mies Van Der Rohe和Palladio，当然也包括Hejduk自己的兴趣点。（图1）（图2）（图3）

图4：从侧面看穿墙

接下来，从1963年到1967年，John Hejduk在研究他所谓的菱形住宅。他用轴测法来表现方形平面，便得到一个菱形平面。（图6）在这个项目里，John研究了Mondrian和Theo Van Doesberg，当然他还与画家Robert Slutsky有着密切的交流，这促成了1967年的“绘画与建筑中的菱形”展览。（图7）（图8）（图9）通过一系列关于视觉，空间和几何的实现，John开始扁平化菱形的边，并开始关注菱形的对角线。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先要理解这关乎中心焦点和周围视觉所在的全部空间。试想，当你处在菱形内部某点并看向你对面的顶点时，你面前的菱形的两条边会受视觉的影响向视线方向扁平化；而当你在菱形外部某点看向菱形，此时面前的菱形两边会向视线反方向扁平化。John说：“这一结果从延伸最大化的论题中推出了压缩最大化的论题。看到垂直于观察者视野的空间是这个论题的关注点。它关注的是从侧面看菱形对角线。”这当然发展自“从侧面看穿墙体”。

图6：从德克萨斯宅到菱形住宅

图7：菱形住宅

图8：菱形住宅

John开始研究对这个菱形和它的对角线的多种解读：菱形的顶点作为焦点和站点，对角线作为投影面；假设焦点和站点可以互换，假设可以暂时把顶点当作未来与过去、投影面当作现在，然后拉拢代表过去与未来的菱形顶点，生命以生物形态在代表现在的投影面中穿来穿去、来回移动，来回移动着回顾过去和预测未来。在这些推拉着时间和空间、距离和失效的距离的颠来倒去的视角里，John发现了一个让时间塌陷其中的空间——墙宅。在墙宅里，现在被以实体形式建出，从结构上固定住、支撑起生命，支撑起压缩的过去的记忆空间和预期的未来空间。下面两段话也来自John：“我认为不应再把墙作为独立存在的、在生物形态元素之上的静态造型......菱形的对角线成为了平面中的墙。（图10）这时可以完全抹去菱形的外轮廓了......墙宅是一个新发现。”从这张图中你们可以看到从菱形住宅到墙宅过程中最大化的空间的压缩。（图11）（图12）John还说：“我把我所能想到的所有的多重意义倾注到了这个小结构中；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略带讽刺意味的、与只关注三维世界的那部分建筑界群体的直接对抗和挑战。这个住宅赞美二维世界，它引导着并凝结成一个点。它与现在、与时间息息相关......”（图13）（图14）（图15）（图16）（图17）

图10：墙宅

图11：从菱形住宅到墙宅

图12：墙宅

图13：2号墙宅

图14：2号墙宅

图15：2号墙宅

图16：2号墙宅

图17：2号墙宅

“这与时间息息相关”......

John Hejduk在1971年完成了他的第一座墙宅，并在之后的人生里继续着对墙宅的研究。我觉得早期John对墙宅的“新发现”，和最初的“从侧面看穿墙体”的冲动，是他之后一系列发现的开端。菱形住宅里已不是“看穿墙体”，而是通过穿透菱形到达“墙宅”，发现一个从前未知的空间世界。这些时间与空间，视觉与结构，几何图形、记忆与语言的重新整合，激发了Hejduk的思想转变，也激发了建筑学的转变。如Charles Olson口中的Melville：“他把时间无限推后之后找到了空间”，我觉得对于墙宅，John Hejduk就是这么做的。墙体的实体空间在那个当下的语境下并不是个浅显的比喻，当人们来回穿过墙体时，他们相对于当下静止的停顿瞬间被捕获到，那一瞬的静止，可以成为永恒的存在，成为可以占居的空间。借助墙宅，John Hejduk发现静物也可以占居生命。现在的他已可以通过静止时间来占居和表达空间，这简直好像摄影技术的发明发生在他体内一样，他那时就已达到这个境界......在一连串连续的现在里，他可以体验“时间”的感觉，并别出心裁地研究这个延长的停滞状态，捕捉其中静止和移动的元素，在“冻结的时间”中创作“寂静的空间”。谈到“静物”时，John是这样说的：“我们很少考虑某些词语搭配的真正含义，如果我们考虑了，它们可能让我们‘停止’......如果画家可以取三维的静物，通过单相转变在画布上画成nature morte（法语：静物），那建筑师能不能取画中的nature morte，通过单相转变把它建成一个静物呢？”接下来John更延伸地谈到摄影：“我第一次进入Adolf Loos的想象空间，是在看一张照片的时候。这张静态照片照的是Loos设计的一个室内：一间墙壁、壁柱、圆柱全是大理石的房间。它对我的整体影响是，通过照片，我进入了Loos的内心世界......满屋大理石的纹理像幽暗天空中闪过的无数闪电......这张令人兴奋的照片的表面被传送到我眼睛的表面，然后又被传送到我封闭的大脑内部空间。就在传送的那一瞬，满盛建筑灵魂的这个房间，通过大理石的纹理，被作为礼物赠与我”......John继续说着，“一个三维的房间被二维化到相纸的平面上，接着穿透我面纱般透明的眼睛，又印在我心中的褶皱里......事实上，是印在我心灵的裂缝里，不出一秒它们就会形成一个个意象，形成固态的思想。Adolf Loos向我展示了大理石的灵魂，哪怕只是一瞥。一个实体空间神圣的传导发生了。”

照片的平面是一条直线。照片的平面是一条直线。

我很喜欢把这个句子连着说两遍。因为它听上去是个陈述句，待念到句尾心中却不禁要画个问号：照片的平面是一条直线吗？这立刻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循环的、或许是矛盾的情境，一个人性之结(human knot)。如果我们单看照片的物质事实，把它看作一张纸，那照片的平面的确是一条直线。但这么一来就是否定了照片本身。这么做否定了空间和时间的深度，否定了一张照片中非常重要的体验式结构：感性认识和记忆。

照片的平面绝不是一条直线。这是平面和照片的概念能够成立的“契约-事实条件”。空间和语言是二者的体验式结构。平面和照片都是有文学空间的，它们是可以被占居的。要绘制一张照片的平面，就得明确我们是要构建深度的立场，从现在起创造性地操作，把线条推后，占居我们与照片之间的距离。推后线条的这一行为是在当下开启占居的文学空间。这是人性的基础，更是我们的时空体验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墙宅的空间看作一种生物的诗歌。它像一个生命、一个声音、一种流体的作用，推后线条，在开放空间中嗅寻记忆、想象力、肉体、精神这些生物体征。有了墙宅之后，这些“文学空间”深深地融入了平面中，深深地融入建筑，深深地融入John Hejduk......他现在创造的空间是固态的思想。我认为通过墙宅，John Hejduk完全领悟了如何停止时间并用它来体现知识。（图18）这之于他好比一个音乐家和他的乐器。John Hejduk带着建筑学一起穿过了镜子，到达了一个新的领域[6]......越过这个限制后，时间和空间的“重新联结”不再局限于“空间的表示”，John Hejduk的所有空间都因此改变了，这其中就包括社会/政治空间。（图19）

图18：Hejduk的结构体

图19：Hejduk的结构体

图21：Hejduk的结构体

图22：Hejduk的结构体

图23：Hejduk的结构体

图24：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

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一名20岁的学生Jan Palach为抗议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瓦茨拉夫广场自焚。苏联的这次入侵和随后的占领粉碎了“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一场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和政治运动。Jan的死亡成为抵抗极权共产主义统治的有力象征。（图24）1971年，诗人David Shapiro为他写了一首诗，题为：扬·帕拉赫的葬礼(The Funeral of Jan Palach)：（播放片段：诗人David Shapiro朗诵他为悼念Jan Palach所作诗歌。）

图25：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

John Hejduk深受感动，把这首诗的内容解读作建筑功能排布创作了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图25）（图26）1986年，Jim Williamson教授带着他的同事和学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把这两件作品建了出来。1989年，剧作家、诗人和政治犯Vaclav Havel领导了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并终于终结捷克斯洛伐克的极权共产主义统治。这是20世纪极少数非暴力革命之一。同年，Havel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短短4个月，他从政治囚犯变成总统。这里引用我亲爱的朋友Farid Moslehi的话：“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时间往往会崩塌，那些通常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积累才会发生的事件，一夜之间爆发。”（图27）（图28）

图27：David Shapiro（左）、John Hejduk（中）、Vaclav Havel（右）合影

图29：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办公楼前的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

图30：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办公楼前的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

图32：纽约惠特尼博物馆的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

图33：布拉格扬·帕拉赫广场上的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

图34：纽约库珀联盟楼前的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

图35：库珀联盟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构筑过程

图36：库珀联盟自杀者之屋和自杀者母亲之屋构筑过程

“哈姆雷特：结果是这些小孩子们打赢了？

罗森格兰兹：正是，殿下；连赫拉克勒斯和他背负的地球都成了他们的战利品。[8] ”

在整部剧里，哈姆雷特一直用他对自己的认知来建构语言，不断地向观众证实他哈姆雷特在一部关于演戏的戏剧里被写成了存在在现实里的人物。他有时会提醒观众并直接嘲讽Shakespeare。在1601年的演出期间，Shakespeare自己扮演了亡魂一角。对此，Harold Bloom是这样记录的：“亡魂现身，喃喃自语道，‘记住我’，这时我们听到哈姆雷特在提醒剧院里的观众Shakespeare是剧中一员：‘是的，我可怜的亡魂，当记忆不曾从我这混乱的头脑里消失的时候，我会记着你的。记着你！’[9]他是在对Shakespeare说，你既是亡魂又是Shakespeare，台上台下都心知肚明。这时，深知Shakespeare作者和演员的双重角色，以及凡是上演莎翁剧作的剧院全都叫环球剧院的观众们，必然都敏锐地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困境，他们自己的双重角色——他们被哈姆雷特拉进戏里了。”

手中笔与屋顶梁、剧院语言与剧院建筑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语言与空间之谜中的一个重要结点。Shakespeare拆卸、重建环球剧场的行为促成了哈姆雷特拆卸、重建剧场结构的行为。前者的发生预兆着后者发生之必然。这里，一个建筑行为，预兆并促成了一部文学作品，同样地，剧院内的生活支撑起剧院的屋顶。

举起屋顶梁的这一行为可能也来自记忆里的失落之情和对坍塌的感知。1596年8月11日，写成《王子复仇记》和搬迁环球剧院的几年前，Shakespeare失去了他11岁的儿子，小孩子名叫哈姆奈特。Shakespeare把自己写成了与尚活在人世间的儿子对话的亡魂的角色，他构建了这个与现实相对的情景来讲述他的失落，这一文学行为出于Shakespeare作为一位父亲对思儿之情的同理心。我认为Shakespeare借助环球剧场的结构和哈姆雷特的语言，是因为他需要它们营造出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Shakespeare自己才可以感受到举起屋顶梁和亡魂升天之间奇特的对称感。对亡魂的定义使亡魂同时占居两个世界，它必须永远存在于极乐世界，但在生命的广义范畴内也可以出现在现实世界。就像日食一样，一个球体因接收另一个球体的阴影形体而显形。“实现无法存在的显形”和在一个世界表现出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是确保日食发生的双重条件。

最终，哈姆雷特从环球剧院的时空范围中挣脱了出来，因为作为一个语言构筑物，这一角色在每个特定的瞬间、每个特定的时刻，都在世上的某处被重新演绎着。哈姆雷特被赋予发声的能力，不论是讲述还是复述，哈姆雷特都存在于一个连续的现在时中。他总是在讲述，他生活在暂停的时间里。哈姆雷特不断的讲述就是哈姆奈特的不断复活。哈姆奈特既不是将要活过来也不是已经活了过来，他一直在活过来的过程里。

《王子复仇记》和Hejduk都是通过用语言、空间、结构和记忆来构建与现实相对的情景，并从中表达对生命逝去的同情。Shakespeare的儿子和Jan Palach的影子出现在生命的广义范畴中，他们的生命何其脆弱，而这脆弱中的力量铸入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空间，创造着这个妙不可言的现实。“生命的文学维度”和“诗意的想象的精确性”跻身我们纷纷扰扰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一个与现实相对的情景，从中我们谈论经历过的失落，从中我们想像一个合理的世界该是什么样子。二者给我们的世界引入了“慢下来策略”，以此来寻找关心他人的新模式、同理心和道德准则的新空间，以及重新找回自由的新故事。John Hejduk的“社会契约”系列作品在建筑学里持续发光发热。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他的作品改变我们对过去的观念，同样地，这些作品也将改变未来。

图38：Hejduk影像资料

（播放片段：John Hejduk讲述自己的生命变得更能让人理解，是因为社会契约的概念受到更多人的理解。）这也许解释了什么是John Hejduk眼中最基本的“社会契约“：他一生研究并效力于的学院的课程。“他给了我们他的结构”，从地基开始：我们的大礼堂——自由言论的象征，支撑起图书馆——我们的文化记忆；图书馆又支撑起展览作品，支撑起三楼和五楼——二维世界的建筑和艺术；最后汇合在四楼的木工房和金属工坊，为我们开启三维的物质世界。教学规划与建筑功能排布相辅相成。这一教学模型的建立直接呼应Peter Cook的愿景：建立一个致力于消除界限，通过自发性社区中的个人创造力来转化知识和社会形态的人文项目。我们可以结合伟大的诗人、黑山学院最后一任院长Charle Olson的话来理解：“无据可考的抽象形式是不可能促成这样一组场合的。”这种自由的教育模式，支撑并放大自由的、探索的、独立的思想。John Hejduk曾说：“我信仰社会契约所以我投身于教学。我相信大学是保护、维护自由的最后场所之一，因此相较其他行为，教学是一种社会、政治行为。我信仰书和文字，所以我创作，并希望能够记录在册。我是个务实的人，我信赖记录。我认为记录就是承担见证的责任。我写的书《罹难者》（Victims）[10] 就承担着见证和记忆的责任。我信仰稀疏之物的比重。我信仰场所和场所的精神。我阅读。我教书。我作画。我建造。我创造结构。我写诗。我思考。我赞美我身处的学科体系。对建筑学的愿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虚构(fabrication)。它在构筑过程中消失；它通过自我揭露来自我定义，它通过自我侵蚀来自我显露；当它引起注意时它雀跃，当它靠近时它发声；它在不同领域间交叉跨越。建筑学的方法是严苛的，这一标准让它从绘画、文学和医学那些平行学科中脱颖而出。就像那些椭圆[11]一样，它循序渐进，它永不松懈。”它循序渐进，它永不松懈。学校庇护物质、空间，和社会契约的存在，庇护它们的表现形式。学校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它不是用来达成预先设定的目标或机械的未来的手段，它是一个社区，一个探索、工作、行动、引导的场所。这个循序渐进、永不松懈的场所让事物放慢节奏——在这里，作品的生命反映学校的生命，作品的深度反映学校的深度，作品的道德尺度反映学校的道德尺度；学校以最广的辐射范围来定义我们，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建筑，在它对我们的不懈追寻中，正在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演变着。或许在21世纪，得益于John Hejduk和Peter Cooper的作品与教学，我们将会见证一个全新的建筑学，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一个新的城邦。（图40）

注：文章所有图片来源均为经David授权，YouTube视频截图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VCZb6N4z0

海杜克教授出版作品：https://cooper.edu/architecture/publications/john-hejduk-works

Spatial Literacy: where do we know what we know? | David Gersten | TEDxCooperUn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9w91kfeFr4

罗德岛设计学院在读期间与教授的合作绘图研究，“方内一角”，2016年12月

我们像伺机而动的猎人，从不断的实践中找寻创新的希望：曲靖五馆、广西老干部活动中心、桂林清真寺、兴隆访客中心、英良石材档案馆及餐厅……我们以实践作为切入点，直面中国的建造环境，在经验积累后升华为理论。”

左：曲靖博物馆（已建），2015，获得纽约注册建筑师协会（SARA）设计奖

右：北京理工大学文体中心（在建），2018年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