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神》之于吕克·贝松的意义

作者：韩雪（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广播影视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吕克·贝松的《狗神》作为其作者风格集中体现的作品，充满着吕克·贝松式的叙事结构、人物设置和类型元素，同时也由于集中展现了其电影的方方面面而略显“拥挤”。对于吕克·贝松来说，《狗神》或许是一次命题写作，他确认着自己的作者框架，但也忽略了观众的共情体验。本文从经典叙事结构、拼图式的人物形象以及对作者类型的回望三个方面，深入探讨《狗神》中的情节链条、导演设置的人物议题以及编织的类型元素，以此来发现这部电影之于吕克·贝松的深刻含义。

关键词：经典结构议题设置作者身份类型元素

2023年10月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带着曾入围第8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新片《狗神》，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平遥惊喜”单元展映，随后于2023年12月15日在中国内地院线公映。由于排片不佳，《狗神》在中国内地累计获得票房共1742万人民币，[1]对中国观众来说非常熟悉的名导演的作品在院线遭到“冷遇”。《狗神》呈现出的“艺术片”样态的确影响了其与更广泛的观众交流。吕克·贝松通过这部电影探讨人的痛苦，以及面对痛苦时如何去治愈和化解，毕竟“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处理痛苦”。[2]在这一命题指导下，他完成了自己作者体系中的又一部典型作品，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非常熟悉的命题作文写作，我们在这个文本中几乎能看到其以往作品的全部痕迹。一方面，这让很多吕克·贝松影迷满足，另一方面，则会让其他想要在文本中探索更多新意，获得更加沉浸式共情体验的观众感觉到处处精心设置的疏离感。对叙事结构的把握，对复杂人物形象的描摹，以及对自己作者身份的敏感和对类型元素的轻松掌控都让吕克·贝松游刃有余，而这次简单的命题式写作也构成了与观众深入交流的双刃剑。

一、叙事骨架：经典结构的意义生成

《狗神》在叙事结构上异常规整，遵循着他以往的创作原则。有相当一部分国内研究者都发现了吕克·贝松对于叙事规则的着迷，他的影片“遵循着经典戏剧的原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古典戏剧结构‘开端、中段、结尾’的观点”，[3]这其实与经典好莱坞叙事中的“三幕结构”不谋而合。加之倒叙和自述的穿插，《狗神》其实更贴近于四幕式的戏剧舞台结构。

影片以雨夜身着女装的道格拉斯被捕作为开始，以其和精神病医生伊芙琳的交流作为线索，引出痛苦的前史，并在最后又回到监狱。第一幕用来呈现童年创伤，到道格拉斯的哥哥出狱，成为“狗神”的道格拉斯成功复仇后，第一幕结束，这一幕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和完整的“结局”。第二幕讲述道格拉斯摆脱家庭牢笼后的情感生活，得知塞尔玛已经结婚，道格拉斯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这一部分为后期人物转变埋下伏笔。第三幕从道格拉斯和狗狗们搬到新的驻地开始，到他成功获得异装秀演出的工作结束，这一部分中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狗神”。最后一幕则从失窃案引出一场枪战，回到影片开始时道格拉斯被捕，接着讲其越狱的结尾。这种四幕式的结构虽然并非以单一线索贯穿始终，但也符合“创建”“情节复杂化”“发展”和“高潮”的设置，对经典结构进行了一次标准的诠释。叙事上的规整给观众打造了进入剧情内核的阶梯，降低了“艺术电影”的理解门槛，是更安全更亲民的做法，也营造了好莱坞电影那种沉浸剧情的氛围。

然而，不同于经典好莱坞叙事，《狗神》在每一幕中还编织了更多细枝末节，且处理方式并不相同。如第一幕中为了让道格拉斯完成对哥哥的复仇，提前讲述其成为“狗神”后的生活，以及和黑帮分子的矛盾。然而黑帮这条线在第二幕、第三幕均没有出现，直到第四幕才又将观众视线拉到犯罪/枪战体系。第三幕中，道格拉斯努力进行自我治愈，吕克·贝松表现了文学、艺术对人的拯救作用，然而到了第四幕乃至结尾，这个点不再被提及，和后面的犯罪/枪战略显脱节。经典结构的意义也许是让叙事更加简洁，线索更加清晰，但信息量加大了之后，观众也有应接不暇、无法厘清因果的风险。就像伊芙琳这个人物，即使对她的个人生活有介绍，但为何道格拉斯一开始就对她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单靠目前的细节可能不足以说明。

二、人物拼图：多重议题设置的蒙太奇

对于吕克·贝松来说，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一直以来是其电影的独特追求，影片中的人物甚至因极端、偏执、疯狂被观众熟知。无论是《地下铁》中的海琳娜，还是《碧海蓝天》中的杰克，甚至《这个杀手不太冷》中加里·奥德曼饰演的恶警，都透露出异于常人的形象和性格，可以说，在“写人电影”这个领域，吕克·贝松的作品绝对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狗神》中，吕克·贝松延续了自己在人物塑造上的长处，建构起道格拉斯这一几乎在其作品中最为极端也最为痛苦的人物形象，由于采用了四幕式的经典戏剧结构讲述故事，道格拉斯的形象以“渐变”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我们也随着自述的展开逐渐拼凑出道格拉斯的全貌。

如果说吕克·贝松用影像完成了道格拉斯的人物拼图，那无疑，构成完整拼图的各个板块之间泾渭分明，界限一目了然。吕克·贝松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本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篇文章，一个男孩被父亲关在笼子里4年，看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之后，吕克·贝松会想象“这个孩子如何生存、如何逃出笼子，他之后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变坏吗……”[4]在此基础上构思出道格拉斯这个人物。即使真实世界中的故事已经足够令人震惊，吕克·贝松显然不想止步于真实事件，而是抓住这一点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其实，在观影过程中很难不把《狗神》与2019年上映的《小丑》作对比，同为构建了强大人物形象的电影，《小丑》更强调的是人物内心的戏剧弧线。在亚瑟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剧作紧扣人物心理，制造了层层递进的打击，当小丑最终疯狂地变成极端无政府主义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派，观众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内心冲击以及可怕的认同感。在塑造道格拉斯时，吕克·贝松也运用升级式的打击让人物逐渐疯狂，但不同于《小丑》的内心弧线，道格拉斯被赋予了太多外在标签，看得出来导演在创作时不由自主地进行多个议题的设置，让人物更加复杂，表达更多的文化指向。

1、原生家庭的原罪效应

在诸多悲剧中，家庭悲剧涉及到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带来的伤害需要用漫长的时间治愈。吕克·贝松显然深知家庭的原罪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在《碧海蓝天》和《圣女贞德》中主人公均有着童年创伤记忆，这对其之后的性格和生命体验均有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完成了人物的第一重塑形。在《狗神》中，原生家庭的原罪效应在道格拉斯身上得到了更加极端的体现，在其面对精神科医生伊芙琳时，最先谈到的便是自己的原生家庭：“我的父亲不懂爱，他只懂暴力”。在这一段影像中，父亲被塑造成一个滥用暴力的狂徒，哥哥是父亲的帮凶，本该成为庇护的母亲则不堪重负一走了之。母亲的缺失和强大的父权让道格拉斯越发对人类的爱失望，转而更加亲近给他提供温暖的狗狗。

在这里，吕克·贝松几乎给研究者提供了原生家庭的分析样本，精神病学的疾病案例，在道格拉斯身上体现出深深的“弑父”情结，我们可以从这种设定中轻而易举地推断出他之后的种种变化和反应，了解他变成狗神的成因。然而，因为篇幅有限，给到的设定过多，影片只展现了原生家庭的结果，并没有机会探讨成因，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过于极端，接近于夸张猎奇的父亲和哥哥的形象。但凡在观影过程中出现一丝“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的念头，导演的原生家庭议题设置就悄悄走向了这种效果的反面：刻板印象。反观《小丑》，亚瑟一直对传说中的“生父”抱有期待，然而渐渐发现期待落空，母亲的巨大谎言崩塌，会比《狗神》直截了当展示恶毒的父亲更能让人产生共鸣。或许，想说的太多，导致每一块拼图只能短时间集中展示。

2、性别议题的文化拼贴

虽然人物形象让人产生联想，《狗神》不同于《小丑》的是，把性别议题编织进影片的文化体系。道格拉斯被发现时的异装癖形象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好奇，异类、怪胎、神秘、危险，是他最初带给观众的印象，随着自述慢慢开始，我们得以体会他内心的痛苦和对抗痛苦的巨大勇气。异装癖/跨性别这一议题丰富了道格拉斯的形象，给演员带来巨大的表演空间，当他乔装打扮再一次站起来演唱，他作为表演艺术家的魅力也被无限放大，这场戏充分体现出吕克·贝松电影的法国风格，带给观众较为强烈的审美体验。与此同时，道格拉斯的女装形象也为文本读解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一个熟练的电影批评者一定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提炼出性别批评的关键。道格拉斯童年时代被关在狗笼时的“断指”是非常明显的“阉割”能指，而他瘫痪的身体则意味着作为男性的某种性别缺失，我们进而也就理解了他在女性装扮下获得自我认同的内心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狗神》成了教科书级别的性别议题范本，性别标签的使用可以直接进入电影批评教材。

然而，近年来热度较高的性别议题在提升人物厚度的同时，也因为太过“标准”而显得拼贴感明显。在道格拉斯自述的第二部分，他讲到情感的缺失，无法获得理想中的爱情加速了他的崩溃，在经历了极度痛苦的自残和咬牙站起的失败后，他找到新住所，谋得异装表演的工作。但情节的发展与异装癖的展示是不协调的，没有任何线索表明情感缺失和异装认同之间的联系。况且，与原生家庭相比，情感缺失也让观众难以认同，毕竟道格拉斯与童年玩伴塞尔玛之间没有任何承诺，两人再次相遇时，塞尔玛即将走入婚姻是非常符合常理的。这一段落中，想让观众共情，显然要从道格拉斯的视角看待这样的关系，哪怕采用《小丑》那样的想象式的处理，遗憾的是《狗神》没有让“情感”和“性别”这两个元素很好的融合。异装形象在片中更像是迎合亚文化群体的一场表演，带有极强的设定感。

3、宗教元素完成信仰救赎

除了原生家庭和性别这两个议题，吕克·贝松还不可避免地将影片内核落在宗教这个元素上，dog作为god的“镜像”既像一种文字游戏，又向我们提示着人类信仰的全面缺失。吕克·贝松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狗神》要讲述的是“人哪怕身处痛苦中，也要找到爱、学会生存”，[5]这其实也正是宗教对人心灵的抚慰作用。《狗神》中的道格拉斯和《小丑》中的亚瑟都有着悲惨的童年，得不到的爱情，但前者因为将人类社会的情感转嫁到小狗身上而找到了爱与力量，后者则变成了穷凶极恶的城市毁灭者。在这里，《狗神》实际上将人物的信仰焦虑进行了想象式解决，当god不复存在，dog给了道格拉斯心灵庇护，弥补了他的信仰体系。道格拉斯完成了“The Dogfather”的转变后，变成了弱势群体的守护者，对这个破败不堪的世界进行修补。在这里，影片既没有直面社会问题，也没有展现出群体效应，几乎在说，只要心存爱，就能战胜一切。结尾，当道格拉斯最后一次挣扎着站起来从警察局逃出后，他奋力地挪动步子来到教堂前，巨大的十字架阴影和他的影子重合，倒下后的道格拉斯像基督受难般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神化”，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狗狗则是他虔诚的教徒。似乎，完成这样的仪式之后，道格拉斯可以安然离去，最终依靠信仰救赎不幸的人生。

综上，家庭、性别、宗教成为三大板块，拼接完成了道格拉斯这样一个复杂而全面的人物，三个板块互相影响，在观众头脑中激发出了蒙太奇效应，相信每个人都会产生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但是，再完美的拼图也难免有拼接痕迹，对于《狗神》而言，由于涉及的议题太多，会给人好似信手拈来的几个文化符号简单叠加拼凑的感觉。

三、作者迷思：类型元素的缝合与过剩

吕克·贝松算是作者吗？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可能不算个问题，毕竟《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影响力足以让吕克·贝松获得世界级的作者认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作者”的内涵和外延也在扩大，在吕克·贝松身上恰恰体现出这种作者论的混杂性。全世界的影迷都被他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打动，为他一以贯之的“作者策略”所倾倒，另一方面，吕克·贝松自2002年走上制片人的道路，就已然将作者标签嵌入了商业电影的运行体系中，再加之其法国/美国的跨国导演之路，进一步拓展了“吕克·贝松电影”的传播和接受体系。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作者身份“之所以具有商业价值并被商业化，也与电影生产作为艺术场和权力场的利益争夺和分配有关”，它“不再用以证明导演才是影片的创造者，而是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实现利润回收的可能”。[6]显然，这样的“作者身份”放在吕克·贝松身上再合适不过，其作者标签为其参与运作的项目提供了艺术和商业的保障，增加了这些影片被国际市场认可的可能性。

为了达到这样的作者身份，吕克·贝松深谙类型片创作法则，同时加上自己的个性，找到了作者/类型、艺术/商业、法国/好莱坞的平衡点，可以说，类型电影元素已经成为吕克·贝松电影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狗神》延续了这样的创作惯性，在纵向四幕式结构，横向人物议题板块之上，又进行了犯罪、黑帮、枪战的类型包装，将故事体系进一步带入观众所熟悉的模式中。不得不说，最后道格拉斯的狗狗大战黑帮一场戏有着鲜明的吕克·贝松烙印，纵深调度的走廊，布满整个空间的蓝光都将这场枪战戏的氛围渲染到极致，提升了影片的可看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艺术电影”的沉闷感。然而，由于本片已经蕴含的太多情节和元素，留给犯罪、黑帮、枪战的空间十分有限，仔细推敲便能发现最后的黑帮戏在逻辑性上有些欠缺。道格拉斯作为劫富济贫的“狗神”与黑帮之间的矛盾缺乏情节上更多的关联，前因后果未能展开，枪战更像是奇观展示，与影片其他部分有些脱节。

《狗神》中的类型元素编织让我们再次回望吕克·贝松的作者身份。如果说电影作者代表着导演一以贯之的人物塑造、类型策略和视听风格系统，那吕克·贝松依然是当今世界影坛当之无愧的作者，他通过《狗神》这部电影延续着自己的个性化书写。但这一部各个方面都极其“吕克·贝松化”的作品，又充满着个人定制的感觉，对于熟悉他的观众而言，本片缺失的恰恰是他以往作品中求新求变的追求。《狗神》各方面编织得太满，虽然吃到了作者和类型的巨大红利，但疏忽的其实是最基础的情节逻辑和人物弧线，少了一点点真正让观众共情的表达。

原文载于《电影评论》杂志

注释：

[1] 数据来源：猫眼专业版。

[2] 葛怡婷：《吕克·贝松谈<狗神>：我喜欢表现边缘人与众不同的命运》，《第一财经日报》2023年12月20日。

[3] 汪方华：《吕克·贝松：一位现代的电影“作者”？》，《当代电影》2002年第11期。

[4] 牛小曼、李骞、邵群玉：《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想从年轻电影人身上“偷”能量》，《环球时报》2023年12月12日。

[5] 牛小曼、李骞、邵群玉：《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想从年轻电影人身上“偷”能量》，《环球时报》2023年12月12日。

[6] 郝延斌：《橱窗的偶像——作为商业策略的作者论》，《当代电影》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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