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手杰作》的讽刺及其不彻底性

作者：

康宁(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二手杰作》在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较为看重电影与当下观众之间的关系，多次采用与中国当下的流行文化进行互动，来搭建与青年观众群体文化对话的空间。并将荒诞感渗透在如日常生活一样的平实而又不动声色的叙事之中，用严肃的手法表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但在此过程中却将针对“问题人物”的叙事扩展至“问题人物”和“问题社会”；同时，为了照顾观众情绪，对讽刺的目的并没有持有“勇敢”态度，呈现了一个模糊暧昧的结尾，因此产生的讽刺效果并不彻底。

关键词：本土化荒诞感讽刺不彻底性

《二手杰作》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讽刺喜剧，是中国新人导演王子昭的首部剧情长片，由坏猴子电影公司出品，从一部美国喜剧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脱胎而来。在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较为看重电影与当下观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影片很多地方致敬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讽刺喜剧，也因生在这样一个流量至上的时代，携带着典型的流量代码和网络风格。

博卡·格德斯维特导演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2009）通过主人公兰斯在儿子凯尔死后及谎言揭穿前后的生活境遇，揭露了现实的荒诞，批判和讽刺了社会的世俗、空虚、伪善和虚伪。《二手杰作》在改编过程中，保留了原片的故事背景与故事框架，都将矛盾集中在作为高中教师的父亲与作为高中学生的儿子身上，具体的故事框架，都是儿子“死后”，父亲代写遗书而爆红。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不同的是，《二手杰作》在翻拍的过程中，将荒诞感渗透在如日常生活一样的平实而又不动声色的叙事之中，用严肃的手法表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但在此过程中却将针对“问题人物”的叙事扩展至“问题人物”和“问题社会”；同时，为了照顾观众情绪，对讽刺的目的并没有持有“勇敢”态度，呈现了一个模糊暧昧的结尾，因此产生的讽刺效果并不彻底。

本土化改造

类型的原有特征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会被适当的减弱，尤其色情与暴力的成分，小人物的叙事被放大，会被放置于一个纷杂混乱、真伪难辨的现实世界中来营造荒诞感。《二手杰作》在对原片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较为看重的是电影与当下观众之间的关系。影片中多次采用与中国当下的流行文化进行互动，来搭建与青年观众群体文化对话的空间。比如豆瓣小组、锵锵三人行、今夜talk show等流行文化编码，以青年观众熟悉的符号编码迎合青年观众的期待视野，唤醒他们的心理认同，在影片的文本再生产的过程中再次生产出青年文化的想象。影片中这样一种与流行文化的互文，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征。青年观众所熟悉的符号编码汇聚成一种洪流，使得父亲的形象与其所处的世界保持了一种疏离感，加强了故事本身的荒诞感。

在叙事手法上，影片用十分严肃的手法表现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打破喜剧与正剧的界限，利用越界产生重叠，构成一个混合体，追求一种冷峻的幽默。在喜剧的这个层面上，影片很像20世纪80年代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1986），该片以浓厚的荒诞风格标志着内地新的喜剧意识的诞生。这种喜剧以悲剧为内核，充满了对民族性的思考，蕴含着一种沉郁、冷俊不禁的美学品格。这种喜剧是严肃的，片中形象从来不苟言笑，一板一眼地进行工作，而预期目标与结果的“错位” 则构成了喜剧张力，引发思考。[1]

在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二手杰作》对各种负面的社会现象、有缺陷的人物进行嘲讽，通过取笑挖掘他们的丑态恶习来制造喜剧效果，同时也对他们的行为所携带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行嘲讽批判。显然，影片描绘的社会现象涉及到的层面较多，无法深刻的对其中某个层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挖掘。

荒诞感的生产

《二手杰作》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社会混乱怪诞的社会现实，更深层次揭示了喜剧形式下蕴含的悲剧本质。导演在回答观众的问题时候坦言，影片在创作过程中打破了正剧与喜剧的界限，用正剧的表演方式来展现喜剧的剧本效果。这是影片从形式上产生荒诞感的原因。

真实却具有荒诞感的事物产生于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影片中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等各种怪象引发社会大众对现实的怀疑，与此同时，还有对荒诞社会的认同。观众可以在这些社会乱象中观察到对现实的讽喻与指涉，也可以自发的对当下的种种不合理现实情况进行联想式嘲讽与反叛批评，使得这样的一种荒诞感的生产带有一种严肃的意味。电影诉诸生活现象的观察，与中国现实语境产生了良性对话关系。影片提供给观众所期待的喜剧效果的同时，也提供了荒诞感背后的严肃意义，作为对现实的介入与表达。

影片中荒诞感的产生，是通过巧合、误会、反常等风趣手法来铺排情节、表现人物，首先要建立在人物的鲜明性格以及人物之间的性格差异或性格冲突的基础上。[2]《二手杰作》中父亲这个角色是荒诞感的主要来源，他的困顿、压抑、一事无成与“突然成名”后的癫狂、激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带来了较好的欣赏效果。影片中对于保安的设计，是一个特别出彩的表现，他的坚持、木讷，为荒诞感的剧情增加了色彩，生成了趣味横生、令人捧腹的喜剧段落。

讽刺的不彻底性

这样一个流量至上的年代，《二手杰作》中笑点引发的快感与变化着的社会同频共振，反映出当下时代的情感结构。这样的喜剧电影生产过程，表现出文化实践性与社会映射性。黑色幽默“在荒诞不经、冷嘲热讽、玩世不恭之中包含了沉重和苦闷、眼泪和痛苦、忧郁和残酷，它强调的是特定社会环境与个人的不协调。”[3]“喜剧文化蕴含的喜剧精神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4]《二手杰作》在本土化改在和荒诞感生产中融入了相当多的社会因素，表现出当下的文化与社会的映射，但问题也正因为想表达的问题太多了，将针对“问题人物”的叙事扩展至“问题人物”和“问题社会”，产生的讽刺效果并不彻底。

针对“问题人物”，《二手杰作》将叙述的笔触重点放在了父亲和儿子这两个人物身上。父亲做了长达二三十年的作家梦，终于在儿子摔伤变成植物人之后发挥长处写了封遗书，没想到大受欢迎，假扮儿子文笔摇身一变成了畅销作家，深陷成名后的纸醉金迷无法自拔。当儿子醒来，他试图摆脱儿子的光环用自己的名字出书，却遭遇失败，气急败坏之后选择将儿子出书的真相公诸于世，却没有人相信。儿子偷拍女同学不慎失足从楼上掉下来摔成了植物人，因父亲在其卧床不醒之后写的遗书和著作莫名爆红，醒来后，仓皇面对巨变了的世界，不知如何应对，选择按照妈妈说的“封笔”来应对现实。

针对“问题社会”，《二手杰作》不仅仅聚焦在父亲所在的中学校园，更是延展至对于文学界、出版业、娱乐场、网络空间等诸多社会层面的调侃与讽刺。故事发生在中学校园，很自然地展现了中学校园老师之间的小矛盾和小斗争，教师同事之间的互相倾轧。延展至文学界，呈现出唯“流量”“话题度”为马首是瞻，而不是尊重作者、尊重文采，书店里畅销书的摆位就直接展现了这个问题；出版业更是跟风出版有话题度的作者的书籍，所以才会有玛丽苏的文集问世及带来非议；娱乐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让人深陷而迷失；而网络空间更是不问真相的追逐流量，儿子坠楼的时候都去看望儿子，父亲坠楼时候都去看望父亲，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力。《二手杰作》针对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给出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赤裸裸地呈现了这个社会逐利与盲目的一面，揭露了社会中利益圈层真实的“丑恶”嘴脸，刺痛了这个社会脆弱又敏感的神经。

文化与社会是两个具有共生关系的概念，同时二者还是互相解释的关系。“它们融为一体且只能从对方的角度才能描述。”[5]“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社会、人生矛盾作出的想象性解决，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电影总是直接或者间接折射着复杂而微妙的种种社会现实。”[6]在《二手杰作》中，很多对于现实社会的投射，很多重要的社会议题，在影片中以人物的戏谑方式保持“在场”，这样的社会投射，显然是对于当下社会与人情冷暖的言说，是社会在文化领域的投影，是喜剧电影与现实社会的互文。“社会的安排、结构、制度、分层、机会、流动等因素都可能引起社会焦虑，成为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并有可能成为社会焦虑的焦点。”[7]

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影片的讽刺力量有所分散，显得范围很广但是力度不够。喜剧电影天然具有讽刺的品格，针砭实际，揭露人性。但喜剧电影也应该有凝聚讽刺力量的能力，《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之所以能够引起反响，就是因为其嘲讽和讽刺的对象聚焦在父亲和中学校园中，较有针对性，所以影片刺痛了中学校园这样一个社会空间，较为深刻。而《二手杰作》将问题社会的面向扩展至很多的层面，似乎每个都层面都想触及，所以每一个层面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刻的揭露与讨伐，最终导致影片嘲讽的问题层面较为广泛，但是深度不够。

与此同时，创作者在讽刺批判现实中丑恶现象的同时，对讽刺的目的并没有持有“勇敢”态度，呈现了一个模糊暧昧的结尾。很多观众觉得父亲为了救人失手掉下楼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尾了，又让他被救起在病房里接受豆瓣网友们的参拜。当他想要回家的时候，得到了妻子和儿子的认可与帮助，顺利从医院逃走。导演自己说，为了不让观众看完之后走出影院之后太难受，特意加了这样一个结尾，削弱讽刺的力度。

结语

作为映射当下社会现实的喜剧电影，《二手杰作》有其积极的一面，实现了自己的功能。影片与当下的中国社会文化进行了有效互动，以一种询唤的姿态，与当下的观众进行了饶有趣味的互文，体现了喜剧电影与生俱来的自反性特征。它包含着对于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态度，同时又饱含着一种调侃讽刺的喜剧性。

但较为遗憾的是，整体上来看，影片有失控制的点在于，并没有控制好喜剧的“理智”对于“讽刺”的驾驭，陷入了一种不彻底的讽刺中。尤其在影片的后半段，为了讽刺而讽刺，一味地将更多更深广的社会现实填塞入影像画面中，尤其在结尾中，削弱了父亲这样一个角色引起思考和共情的力度，以杂乱多样的社会层面的讽刺来建构接连不断的“笑”的情境，让观众在笑声中迷失了对于善恶的认知。

原文载于《电影评论》杂志

注释：

[1] 董鑫：《中国喜剧电影审美流变70年》，《电影文学》2022年第11期。

[2] 谢添：《谈喜剧表演》，《电影创作》1985年第11期。

[3] 陈鸿秀：《“黑色幽默”与中国大陆喜剧电影——兼论“黑色幽默”片与“黑色喜剧”片的异同》，《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4] 陈旭光：《青年亚文化主体的“象征性权力”表达——论新世纪中国喜剧电影的美学嬗变与文化意义》，《电影艺术》2017年第2期。

[5] 转引自【英】齐格蒙特·鲍曼：《作为文化的实践》，郑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6] 陈旭光、李雨谏：《当下喜剧电影创作的类型化与寓言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7] 夏学銮：《当前社会教育N种表现》，《人民论坛》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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