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个嫌疑人》：事件电影的探索与困境
原文载于《电影评论》杂志
作者：李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讲师）
【摘要】电影《第八个嫌疑人》可视为既关注社会事件又制造媒介事件的“事件电影”，其创作与传播具有一定的症候性。影片将真实社会事件进行类型化处理，同时以港式警匪片与内地公安片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出类型糅合与影像创新的姿态。不过影片在对真实事件的改编中过分依赖案件本身，在以逻辑化叙事改造偶然化日常方面稍显不足，体现出一种“事件依赖症”。同时影片借助社交媒介平台的大量伴随文本，制造了反派话语的狂欢。
【关键词】《第八个嫌疑人》 现实题材电影 社会事件 媒介事件
《第八个嫌疑人》改编自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案件之一的“12·22番禺抢劫运钞车案”。为了突出这一卖点，影片的宣传海报上不仅直接打出了“根据建国以来最大武装劫钞案真实案件改编”的标语，还着重圈出了“真实”二字。除此之外，主演董成鹏在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凭借此片加冕影帝，也让影片一时间赚足了目光。真实案件、警匪对决、影帝飙戏，加上抖音等社交媒介的持续助推，让这部电影上映前后的话题度持续居高不下。虽然该片的票房成绩难以同《孤注一掷》《消失的她》等影片相比，但却具有非常显著的症候意义。这部电影在创作与宣发过程中的艺术探索及其不足，能够为反思媒介融合时代的国产现实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一次很好的契机。
一、社会事件的类型化表达
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电影创作风头正劲。《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八角笼中》《我经过风暴》《学爸》等影片集中涌现，其中许多电影斩获票房佳绩。上述电影基本都是基于社会新闻或真实事件所改编，“取材真实”与“关注现实”成为它们竞相标榜的特色。借助于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各类社交媒介，它们频频制造热门话题、触发公众情绪、形成媒介事件，使得文本内外都表现出明显的新闻化、话题化趋势。
本文将此类热衷于表现社会事件并制造媒介事件的电影称为“事件电影”，它似乎代表着当前国产电影的一种潮流与趋势，而《第八个嫌疑人》显然可谓此类影片的个中代表。需要指出的是，好莱坞产业中早已有“事件电影”（event movie）的概念，用以指代那些营销或上映本身便是热门社会事件的现象级电影，例如《大白鲨》《侏罗纪公园》《阿凡达》等。笔者在此挪用与扩展“事件电影”这一概念，意在凸显“事件”在当前国产电影的生产与传播中越来越醒目的地位，以及社会事件、电影文本与社交媒介所构成的互动关系。
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电影（film based on a true story）历来是国内外电影创作的重要样式。新闻话题、社会事件与社会现实有直接的指涉性，因此此类真实事件的改编常常能够提供一种虚构故事所缺乏的话题性与感染力。换言之，真实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与奇观。尤其是对于警匪片或犯罪片而言，真实发生的犯罪故事更能揭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冲突，为受众内心深处的越轨心理提供一种更具疗效的想象性满足，从而呈现出一种“逾越的美学兴致”。《第八个嫌疑人》以及《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等，都看到了真实犯罪故事的影像潜力。
在处理真实事件的方式上，《第八个嫌疑人》采取了近年来国产电影的常见配方：以类型叙事观照现实题材。从《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影片开始，我国现实题材类型片渐成气候。值得肯定的是，《第八个嫌疑人》在国产电影类型经验的基础上体现出艺术创新的自觉意识。从整体风格来看，影片前半部分偏向生猛凌厉的警匪类型片，后半部分则转向更加日常写实的剧情片风格，可以说是港式警匪片与内地公安片传统的一种糅合。这种类型杂糅，使得影片可以兼顾奇观化与现实感，在展现犯罪暴力奇观的同时，也有足够的空间去塑造人物。可以说，影片没有湮没在近年来日益模式化的港式警匪片中，反而体现出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
不过，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警匪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其往往会借助犯罪故事呈现人性与社会的某种失序状态，进而纾解集体的某种焦虑或困境。但对于表层案件的过度关注，阻碍了《第八个嫌疑人》将目光进一步投向社会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影片的英文名为Dust to Dust，从陈信文兄弟俩苦心孤诣潜藏多年仍然难逃法网的经历，的确能够体会到一种人世苍茫、尘埃落定的宿命感。除此之外，影片更像是一部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主题的法制教育片。实际上，借助这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并延伸至2010年代的案件，影片原本可以观照一下我国快速推进的社会进程中所暴露出的某些症候，从而生发出更为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但创作者的目光局限在有限的几个人物中，尚且缺乏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
二、事件依赖症
电影《第八个嫌疑人》更为显著的症候意义在于，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提供了反思的样本。对于真人真事的改编，需要适度把握真实事件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平衡。电影《第八个嫌疑人》显然过度忠实于案件本身，体现出一种“事件依赖症”。
从故事角度来看，影片几乎按部就班地参照原案件，展现了主人公从密谋抢劫、潜逃海外、改名换姓到最终伏法的全过程。整个故事平铺直叙，主要人物的命运尽在观众的掌握之中，缺乏一定的戏剧性与悬疑感。片名“第八个嫌疑人”所制造的悬念在影片中始终没能体现出来，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噱头，多少有些标题党的嫌疑。改编原本应是一种艺术再创造，但《第八个嫌疑人》似乎拍成了简略的案情回顾。
文艺作品的改编与真人真事的改编并不尽相同。例如，基于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往往已经经过了原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过滤和编织，有较为顺畅的故事逻辑基底。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新闻等事件，其发生常常具有突发性与偶然性。将其搬演至大银幕上，就要以合理的叙事逻辑来改造与串联起偶然的日常事件，发掘日常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赋予现实生活以一种结构与意义。由此反观《第八个嫌疑人》，显然影片对于生活事件的改造、片中各类情节之间的串联，几乎都靠巧合来实现。警察王守月（林家栋饰）因为交通噪音问题首次到访陈信文（董成鹏饰）的建筑公司，便意外撞见了陈信文等人密谋抢劫的现场；王守月发现潜逃多年的陈信文的踪迹，靠的是偶然点开的一条朋友圈；王守月找到陈信文的落脚点，也是通过随机询问路人；杨芳（齐溪饰）则仅凭一句“老乡”，就将陌生人引进了家门。过多的巧合段落弱化了故事的合理性，让影片成为大小事件之间的简单拼接。
对于事件本身的过分依赖，不仅使得《第八个嫌疑人》过度使用巧合手法来连缀情节，也让影片的人物塑造过于凸显功能性而忽略了立体感。除了主角陈信文因改名换姓而带来的人物性格丰富度之外，其他一众角色几乎都沦为了人物功能单一化、缺乏丰富前史与深层动机的工具人。
就劫钞团伙而言，影片只是直接突兀地交代他们策划、实施与被捕的过程，并没有深挖几位劫匪的动机与心理。例如，除了陈信文和陈欣年（孙阳饰）之外，其他五位劫匪为何走上了以身试法的道路？他们有着怎样各自不同的人物前史？影片并不试图作出解释，只是让几位劫匪各司其职——他们的任务就是参与劫钞计划，并因高调挥霍而顺利被捕，确保故事中只剩下陈信文二人逍遥法外。
即便是对于劫匪头目陈信文，其人物铺垫也并不充分。陈信文固然遇到了生意上的挫败和资金的危机，但为何下定决心冒此风险？影片没有给出充分说明，只是用与堂弟陈欣年抢劫出租车的少年往事来敷衍了事。片中陈信文被尊称“文爷”、并被父亲夸赞“聪明”，但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傲人的江湖气概或聪明才智，描画的更多是其潦倒失意、低调隐身的一面。如果具备上述品质的话，陈信文应该会对抢劫作出详细周全的计划而非仓皇出逃，也应该会谨慎行事从而避免最后作为围观群众误入新闻镜头而暴露行踪。
正面人物中，警察何蓝（张颂文饰）也是典型的工具人。观众对于他的身世背景、情感状态等一概不知，其人物职能就是主动代替王守月参与抓捕行动并中枪身亡，从而造成后者多年的负疚感。何蓝这一人物的全部魅力依赖的并非情节逻辑中的人物行为，而是来自于表演中的细节：他在牺牲前强忍疼痛将子弹退出弹夹的举动，才让这一人物散发出些许真实的质感。
由于诸多人物缺乏详细铺垫，导致人物之间并未能构建起深厚的人物关系。整体来看，陈信文/陈欣年与王守月/何蓝的兄弟情、陈信文/王守月的对手戏是影片中最为重要的三对人物关系，除了陈信文与陈欣年兄弟俩的生死情谊较为动人之外，其他两对人物关系的构建尚且较为浮浅。影片对于王守月与何蓝二人的情感关系描画不足，导致王守月直至退休仍一心捉拿凶手的执念变得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而作为警匪片中常见的“黑白双雄”配置，陈信文与王守月二人在故事前半段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人生交集，这就让他们少了一些棋逢对手的纠葛感和故人重逢的宿命感。
三、媒介平台的话语狂欢
除了对社会事件的聚焦，《第八个嫌疑人》还明显体现出当前国产电影对于制造媒介事件的热衷，近两年，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媒介平台正日益成为电影营销的重要阵地。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开通官方账号，发布预告片、拍摄花絮、首映花絮等各类宣传物料，制造各种互动话题与活动，已经成为当下电影营销的常规操作。可以说，“在短视频时代，解说视频、预告片、混剪、截取片段、花絮视频等纷繁驳杂的伴随文本已经充斥各类短视频平台，形成一种‘伴随文本狂热’的现象。”
翻看《第八个嫌疑人》在抖音平台开设的官方账号，可以发现账号发布的大量宣传性视频中，多数聚焦于反派人物的犯罪行为、情感关系等。类似影片角色与原型人物的对比片段、片中人物的犯罪片段等视频的点击量尤其高。导演李子俊在访谈中曾提及，他要借助这部电影来探讨其中的人性和道德问题。但实际上，影片对于人性的探讨并不深入，尚且停留在犯罪者也有人性的层面。同时影片对于人性的探索几乎全部集中于对于“陈信文”这一反派角色的塑造上：一方面借助行凶事件来凸显陈信文心狠手辣的性格，另一方面借助温馨的家庭关系刻画其温情柔软的性格。通过陈信文这一人物，影片应和了当下国产影视剧热衷于塑造悲剧式反面人物的潮流。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中涌现出高启强（《狂飙》）、叶文洁（《三体》）、祁同伟（《人民的名义》）、张东升（《隐秘的角落》）、沈默（《漫长的季节》）等一大批性格复杂且带有悲剧性色彩的反面人物，陈信文似乎也可归入这一行列。片中，陈信文被塑造为一个疼爱妻女、思念父亲、维护兄弟的好男人形象，俨然一位朴素真诚的家庭伦理观的代言人。其中有一幕尤其令人动容：在以莫志强的身份步入新婚的当日，陈信文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面对手机无言地跪拜在地。此类场景，很难不令人对其产生同情与怜悯。
尤其需要看到的是，《第八个嫌疑人》不仅通过正片来塑造反派，更通过媒介平台上大量的伴随文本来塑造反派。例如，影片中对于袁长永等反派配角的人物背景并没有着墨，但一些展现这些次要角色人性良善一面的片段以片外花絮的方式广泛传播于短视频平台上。片中对于陈信文兄弟俩人性复杂性的强调、媒介平台上对于反派角色的大肆推送以及路演中对于反派人物的各类探讨等，共同形成了一种反派话语的狂欢。正如莫子灵（Katherine Morrow）在对《少年的你》《玻璃的孩子》两部电影的考察中所显示的那样，在媒介化社会，借助各类社交媒介，电影文本和热点话题极易构成一种“相互更新、相互强化”的关系。但问题在于，影片并没有对陈信文等反派人物的复杂人性做出深层的溯源与解释，只是为了复杂而复杂、为了同情而同情。同时，王守月、何蓝等正面人物的塑造实在单薄，未能制衡反面人物的感染力。加之媒介平台的过分渲染，使得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陈信文等一众反面人物产生了更多的共情，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恶的正当化的危险。就此而言，在当前媒介融合时代，国产电影如何更好地利用媒介平台进行宣发，更好地处理电影文本、社会议题与媒介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正视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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