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的叙事策略：从“玩具”到“人类”

作者：陈晓（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芭比》采取“解构-重构”的叙事策略，在消解性别刻板观念的同时，建构出无反派的暴力环境、无性的权力关系与无结局的身份选择，以此隐喻女性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遇的结构性霸权，以及理想化的斗争路径。《芭比》大胆地将女性议题摆在主流文化与公共视野之中，引导观众思索性别差异的本质，为女性主义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

【关键词】《芭比》叙事策略女性主义电影性别认知

作为现象级电影的《芭比》（Barbie，2023），印证了当前显在的美国类型电影创作语境。其一是流行文化史不断扩展好莱坞的题材来源，它切合了美国文化的全球市场策略，充当了美国形象的主流代言人；其二是女性主义浪潮不断重塑好莱坞的内容观念，银幕内外的女性群体日益增长，为世界电影带来了新鲜的视角与创作方法。《芭比》一方面利用玩具发展史中的诸多元素，唤起观众对于芭比符号的再认知；另一方面，《芭比》直面性别议题，并尝试为如今纷繁复杂的平权运动找寻一条出路。在舆论环境中，《芭比》甚至成为了社会文化的镜子，对于电影本身的争议与评论，暴露出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芭比》讲述了生活在芭比乐园的经典芭比突然有了“死亡”意识，她只有通过寻找现实世界中所关联的女性，才能让一切恢复“ 完美”。《芭比》站在有意识的女性立场上，精心编织了一篇充满象征与讽刺意味的粉色寓言，将女性的遭遇和新兴理念囊括在内。针对女性主义话题，影片不仅止于现象描述，更试图以温和的手法主动撕开父权制的完美逻辑，让观众瞥见缝隙处的那道希望的光芒。总体而言，《芭比》采取了“解构-重构”的叙事策略，在消解性别刻板观念的同时建构起关于女性生存环境、权力关系与身份选择的认知谱系。而一切都指向更为本质的问题：芭比/女性是什么？芭比/女性可以是什么？

一、没有反派的暴力环境：一场奥德修斯之旅

《芭比》在人物设置上保留了原型芭比的特征，她金发碧眼、身材匀称、举止得体，是一众芭比中最符合标准化审美期待的一位。与大多数好莱坞电影相似，在激励事件发生后，芭比踏上了一场奥德修斯式的冒险。电影在叙事中并未设置任何需要被消灭的有形反派，但对于芭比来说，无处不充满着对立的力量。

芭比的不完美危机源于突如其来的“死亡”意识，这是让欢乐氛围戛然而止的念头，是不该出现在芭比乐园中的词汇，是超越了玩具规则的表述。电影借玩具发展史和芭比乐园的独特世界观，强调了芭比的“完美”属性。影片伊始，芭比如同天神降临般打破了传统人型玩具的生产观念，以成熟女性的姿态出现在孩子们面前。芭比的诞生被视作一股进步力量，她不再引导女孩们扮演母亲的角色，而是让其聚焦于自身，如芭比那般实现更多的可能性。芭比乐园是专为芭比打造的乌托邦空间，她们各司其职，最大程度地实现着自我价值，一切关乎女性主义的问题在乐园中不复存在。然而，每一位芭比都拥有一双为适应高跟鞋而永远踮起的脚。芭比会因为脚跟着地、橘皮组织与不时产生的尴尬情绪而感到不安，会下意识地在高跟鞋与平底勃肯鞋之间选择前者，会为了带回一双完美的脚而踏上未知的旅程。芭比屈从于既定的秩序并拒绝面对世界的真相，此时的芭比也尚未意识到，她引以为傲的美好生活只是一种假象，而她所拥有的完美身体只是受到规训后的结果。

当芭比与肯进入现实世界后，外在的“凝视”、言语中的性暗示以及遍布系统中的歧视接踵而至。电影直截了当地赋予了芭比极强的感受能力，她敏锐地意识到上述种种皆是“暴力”，而肯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开始享受外界的目光。在遭受来自陌生男性的第一重暴力后，芭比又遭到了来自青少年女性的蔑视。芭比将萨沙误认为是寻找的目标，而使她产生错误认知的原因正是对芭比消费群体的刻板印象。萨沙拿起女性主义的理论武器不断地攻击芭比，她一方面犀利地揭露出流行文化的欺骗性，将芭比视作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性别化、理想化身材的代言人，芭比令女孩丧失了与生俱来的自我价值感；另一方面，萨沙激进地将一切负面后果归咎于芭比，称其通过美化资本主义来摧毁世界，并斥其为法西斯。面对萨沙的质疑与批判，芭比的一切回应都显得苍白无力。萨沙与芭比的冲突暗示了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悖论，即为打破刻板印象而创设的女性形象，变成了新的刻板印象。美泰公司对芭比采取的追捕行动，可以看作是芭比遭遇的第三次暴力。美泰高层在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大谈女性的自发性与想象力，但对于出逃的芭比，他们只是想将她关进盒子里。喜爱芭比、重视女性市场但从未发自内心地尊重女性，美泰高层的一系列行为呼应着父权社会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充斥着对女性的物化与偏见。

芭比所遭遇的暴力形式多种多样，既有潜藏在日常生活中、来自于陌生人的厌女症，也有赤裸裸的、来自于高阶层权力的欺骗与控制。面对层出不穷的暴力与霸权，芭比的反应是不断逃离，影片也并未将施暴者定性为具体的反派。无反派的暴力世界暗示了从思维到行动，施加于女性的不公已然内嵌于父权社会的权力运行规则之中。

二、没有性的性别逻辑：提纯后的权力关系

性（sex）定义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两者因遗传基因和身体构造而产生区隔。性别（gender）定义了由社会文化建构的男性与女性，经性别理论发展，延伸出性别角色、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等多种概念。女性长久以来被视作“第二性”，即性的客体，而在性别理论当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松动。《芭比》有意屏蔽了狭义的“性”，着重将影片的焦点置于性别关系背后的父权制权力关系之上。

芭比乐园被设定为一个无性的世界，其中生活着三类玩具。第一类是作为大多数的芭比，她们出现在经济、政治、文体等各种场所，保障乐园的运行秩序。第二类是同样作为大多数的肯，他们主要现身于沙滩场景，期待着得到芭比的关注。第三类是作为少数派的怪人芭比、肯、蜜琪和艾伦，他们常处于被忽略的角落。芭比和肯虽然是女人与男人的对应性象征，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性爱关系，甚至谈不上爱情关系。芭比毫不避讳地说明自己和肯都没有性器官，以此表示对言语性暗示的不屑。性征缺失一方面符合玩具本身的特质，另一方面，通过暴露性的缺失，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解绑了身体与性别权力的固有联系，进一步厘清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界线。影片抛弃了固有的两性标签，不断调动观众对于性别的认知经验，以此营造出看似肤浅却意味深长的场面。例如，肯在芭比乐园受伤后不必故作坚强，芭比认为女人在工地上劳作理所应当。在第一性和第二性、芭比乐园和现实世界的不断切换中，世俗意义上的性别刻板被逐步消解。

芭比与肯的地位经历了数次反转，这既是《芭比》的戏剧张力所在，也是揭开权力运作规则的说明书。芭比乐园由女性掌管，而现实世界由男性统治。肯在现实世界中看见了男性力量，男性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在任何领域都作为绝对的中心。正如男性自己所揭示的那般，父权制的逻辑从来没有变化，只是变得更加隐秘。肯将习得的父权制社会运行方法照搬至芭比乐园，修改了芭比世界的语言、服饰、地标、人际关系，让芭比乐园沦为肯的王国。马与父权制并无关联，但肯却创造出一种联系与象征，他将马视作父权的代表，对马的极端崇拜让他成为父权制的执行者与被操控者。在芭比的策划下，肯之间发生内讧，芭比们夺回控制权，芭比与肯的权力位置再次翻转。电影在叙述权力关系时，着重提取了权力的生产与运行模式，使得权力的交换在无害的状态下得以进行，战争在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闹剧。

所谓的权力关系，在电影中不仅体现于两种性别之间。福柯（Michel Foucault）早已提醒我们，“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1】，没有人可以逃离微观权力编织的网络。在芭比乐园中，肯的权力低于芭比，而怪人芭比的权力甚至低于肯。怀孕的蜜琪被剥夺了芭比的称呼，热心肠的艾伦难以真正融入芭比与肯的圈层。在现实世界里，肯自以为获得了尊重，但所有的专业技能领域都禁止他进入。美泰公司中报告芭比失踪的小职员，亦步亦趋地跟在高层的身后，却始终被领导叫错姓名。由此，尽管《芭比》有意过滤了性的客观存在，并且提纯了复杂的权力关系，但其丰富的隐喻性依旧为作品大幅增色。

三、没有结局的尾声：胜利后的芭比该走向何处？

现实世界充满混乱，女性主义的发展道阻且长。但在电影世界中，萨沙的母亲格洛丽亚将芭比看作是糟糕世界中的希望，她的鼓励让芭比重振旗鼓。影片糅合了诸多女性主义的概念与理论，展示出一条获得胜利的途径。首先，女性应当意识到父权社会里的“认知失调”【2】，继而以强化女性刻板印象的方式伪装真实的意图，并利用男性的弱点引导他们相互斗争，最终达成平权的目的。这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方法论，复述着女性主义的基础理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然而，胜利只是发生在芭比乐园，在充满想象力的空间内，通过充满想象力的方案解决了一场争端。

如同所有类型电影一样，《芭比》需要在故事的尾声为每位重要人物设计结局。芭比们的结局是回归原先的身份，继续维持芭比乐园；肯的结局是需要像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凭借努力为自己争取地位；怪人芭比的结局是融入集体，从事感兴趣的工作；格洛丽亚与萨沙的关系得以缓和，格洛丽亚有关制作普通芭比的提议被美泰高层采纳。此刻所有人的视线落在经典芭比身上，她该走向何处？她无法再沉浸于美妙的派对，也不会与肯产生爱情，她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结局。

对于芭比结局的处理，多一分则偏颇，少一分则浅薄，一不留神便会陷入“好为人师”的争议。导演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展现了举重若轻的手法，待一切归于平静后，巧妙地将视角拉回到“玩具”身上。格蕾塔坦言，“芭比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也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可以用来探索‘生而为人’的议题。”【3】从这个角度来看，《芭比》实际上是用歌舞类型喜剧的外壳，包裹了文艺片式的生命探索主题。芭比的“死亡”意识是一切冒险的起点，而芭比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迎接生老病死的命运，则是这篇寓言的终点。当芭比走向赤裸生命，那么“死亡”只能是唯一的结局。

作为玩具的芭比对于生命的渴望，在她与生命的数次邂逅之际早有预示。当肯忙于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男性气概之时，一组蒙太奇镜头描绘出芭比正在动用她的直觉与经验，感受着周遭的世界，感受着人类的喜怒哀乐，感受着自然界的一呼一吸。芭比会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这种奇妙的感觉让她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在利益至上、立场为先的当代社会中，同情心与感性认知时常受到诟病。影片却为芭比的感受预留了大段时间，肯定了这种不符合现实理性，但符合情绪感性的女性特质。芭比因鲜活的生命而流泪，此刻的她不再是被资本赋予了热情、乐观、友爱等价值符号的物件，而是具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体。随后，芭比开始从各类型的女性导师身上汲取力量，一步步实现了自我成长。她从陌生的老妇人身上看到了美丽与自信，从格洛丽亚身上看到了勇敢与坚韧，从芭比的创造者露丝身上看到了包容与渴望。友人关系和母女关系成为女性之间关系构建的两个重要喻体，芭比也正是在与女性的交往中重新获得了前行的动力。芭比与格洛丽亚之间惺惺相惜，后者的一番控诉直指女性认知失调的核心，缓解了芭比对于“不完美”的羞耻感。露丝如母亲般支持芭比的决定，认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可贵。与露丝交谈之后，芭比在另一组蒙太奇中再次感受到跃动着生命色彩的世界，相似的感觉让她再次泪流满面。至此，芭比彻底放弃了玩具的身份，选择了拥抱真切的生命。

归于生命的结局可以看作是《芭比》的叙事技巧，而芭比完成由玩具到人类的转变，则构成了另一重隐喻：女性不应如玩具般受人摆弄。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超越性别的自在生命的礼赞，在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书中早有描述，“生命不仅仅是内在的、重复的，它也有令人炫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被揭示为美。”【4】女性不是为了性别而活，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活，而是为了自己而活，为了纯粹的生命而活。

结语

不同于独立制片的女性题材文艺电影，也不同于超级英雄框架内的女性英雄动作电影，更不同于追求幸福圆满结局的小妞电影，《芭比》成功地创造出了一部有腔调的、真正的女性电影。诚然，影片在叙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某些重要方面。首先，影片对于美泰公司的讽刺点到即止，用极其有限的调侃消解了芭比背后的商品消费逻辑。其次，电影在使用经典芭比形象的同时，并没有创造出更多个性鲜明的女性类型，甚至抹平了女性个体内部的差异。最后，影片并未揭示出观念斗争与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如饱受父权制压迫的格洛丽亚在一场淋漓尽致的宣泄后，便潦草地抚平了过往的创伤。

时至今日，女性电影难免被扣上“政治正确”的帽子，但宏观表述并不足以抹杀女性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面对真实存在的女性议题，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不该轻描淡写地忽视局内人的遭遇，不该轻易贬低女性电影所发出的声音，不该假装不去看到那束被压抑许久的光芒。所以，芭比是什么？一件人型玩具，一个流行文化符码，一类女性形象的能指，或是一种新生的女性主义话语。女性是什么？一具肉体，一种被定义的性别，一个复杂多元的群体，或是一股不断流动变化的力量。芭比/女性需要被定义，芭比/女性一直在被定义，芭比/女性又从不需要被定义。

原文载于《电影评论》杂志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2】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们希望保持认知上的一致性，当认知产生不一致时，个体就会产生不适情绪。“认知”是指认知结构中的种种要素，如认识、情绪、行为、信念等。

【3】周慧晓婉:《对话玛格特·罗比和瑞恩·高斯林:拍<芭比>是迎难而上》，新京报，2023-07-23，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90099558169243.html。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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