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清零”，城市还有什么能做得更好 | 雷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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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静（冀途）

本文不是严谨的学术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脑中构建一些想象中的模型。

职住平衡指得是在单位范围内（一个工作和居住单元），居民当中的劳动者的数量和该地区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等，即职工的数量与住户的数量大体保持平衡状态，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

职住平衡的好处很明显，因为居民住所离工作单位近，通勤交通可采用步行、自行车或者其他的非机动车方式，出行距离和时间也比较短，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提高绿色出行比例，减少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同时通过减少居民通勤时间，来增加居民16小时之外（工作和睡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提高生活幸福感。职住平衡是一种理想模式，特别是在合同制和灵活就业人群占据绝大多数就业市场的现在，因为大多数人通常无法在换工作时，还能保证工作岗位位于职住平衡圈之内。

稍有常识的朋友会发现，职住平衡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改革开放前，我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时，很多人都过着职住平衡的生活。在国资委“辉煌新国企 奋进新时代”专题关于包钢的报道中提到，40年来，包钢职工福利体系建设持续完善，人均住宅面积持续扩大。住上“大房子”的包钢人自然幸福感倍增，包钢职工人均居住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2017年10月，30辆崭新的宇通大客车“上岗”，成为接送包钢职工上下班的主力。包钢高度重视职工交通出行，这已是10年间第二次大批购进大客车用于职工通勤。从骑自行车到乘坐冬暖夏凉的通勤车，出行方式的变化让包钢职工品尝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甜头。

图1. 包钢（蓝，约20平方公里）和兵器工业集团（黄，约13平方公里）员工及家属生活区范围

图2. 80年代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上下班场景

也许在这样的生活区内生活过的朋友也还能记得，在这样一个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商业中心、科教文卫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功能。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曾经包钢在包头市的地位就是一座城中之城，即便在国企改制之后，企业不再承担过去很多社会职能，但企业在过去曾经承担这些职能时所规划和建立的社会服务体系，至今仍然高效且便捷集约地（上述两个区域的覆盖范围都没有超过20平方公里），发挥着原有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隔离区划定的问题上来，像这样一个能够完成内循环的区域，毫无疑问是隔离区划定的理想模式，将这样一个区域隔离，只要严格把控进出物流，几乎可以做到内外完全不会互相感染，同时对日常生活也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同一个职住平衡圈内工作生活）。可如果我们反观特别是像上海、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由于其跨区通勤，特别是长距离跨区通勤的广泛存在（比如在北京本轮疫情中那位5月12日为广安门带来疫情的朋友，在马连道居住，但却在顺义南法信上班），极易导致封控措施达不到预期目标。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到目前疫情控制非常迅速的地区，比如武汉、深圳、上海（指其在亡羊补牢阶段的疫情下降速度），几乎毫无例外，其成绩都是通过停止市民流动的方式实现的，而通勤流动又是日常市民流动的最主要方式。因此可以说，全体市民转为以居家为主，大幅缩减活动范围的生活方式，能够迅速有效地降低基本传染数R0，这是所有成功经验所指明的清零关键。

图3. 马连道至南法信的地铁通勤路线示意，共跨越5次环线最终从2环达到6环边

其中以居家为主，要求市民将工作、学习等一切相关日常活动尽量转为线上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面对目前的新冠病毒，极大概率可以在3-4周内完成封控并达到全市解封条件。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大城市的跨区流动非常显著的前提之下，而如果不能限制居民的活动范围，就会导致在事实上任意一个非管控区居民（即便他已经处于潜伏期），不仅可以随意活动，而且能够进出全市范围内所有仍在开放的公共场所，无论该场所离这位居民的住所有多远。

职住平衡在自由市场下已经日渐式微，最无法克服的困难正在于广泛的合同制背景下，一个人可能无法在固定的地方工作。这时就产生了我国社会根本制度与自由市场之间一些微小的不兼容现象，这些现象在经济增长时期和社会没有遇到意外困难时期可能并不那么引人注意，但它可能会从由疫情一样的事件而导致的经济衰退中显露出来。

“遗其体而求其用”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批评洋务派时候用的，我们不妨用它来稍微解释一下这种不兼容现象。

自由市场的一个极端案例是开曼群岛（并不是刻意抹黑自由市场，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展示自由市场运作方式），BBC摄制的开曼群岛纪录片里深刻的剖析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深远社会影响。开曼群岛年收入1.5万亿英镑，这个数字意味着开曼群岛年人均收入2700万英镑。但开曼群岛政府和个人拿不到这里的一分钱，因为它们属于在这里注册的无数跨国公司和银行，迪士尼、TESCO、英国电网、巴克莱、英国石油、百度、阿里巴巴等等。而根据开曼群岛的税收规定，当地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不动产税，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全世界最火的避税天堂之一。于是这里的一切价格都很高，食物、交通以及生活必需品。而政府也没有办法涨税，因为如果这样做，在这里注册的公司将会迁移到其他“避税天堂”里去。

图4. BBC制作纪录片《英国的万亿英镑岛——开曼群岛透视》（是作者给出的非官方中文名称）

这也正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政府遇到的征税难题，特别是当他们在执政的某一阶段，曾试图通过“永久性”降低税款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正如川普的执政政策虽然注意到了真正的底层，但却对他们无能为力一样，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减税和宽松政策，他也无法挽回。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本身所代表的上层阶层；另一方面，面对海外市场更低税率或者更低劳动力价格的吸引，已经降下去的税收几乎再也没办法涨起来。若增加企业赋税，不仅没法吸引企业在国内投资，反而还会加速完成全球化布局的大型企业彻底脱离本国，毕竟全球化已经走到了劫贫济富的最后一步。政府既然没法向公司收税，又要获得微薄财政收入，就得抬高这些基础服务的价格。而事实上，政府根本没有钱提供任何服务，甚至没有钱来提供物业服务维修片中所展示的年久失修的房子。因为政府没有钱，开曼的一切公共服务不得不由慈善机构或者大资本家来提供，比如片中展示的一所美国商人投资的医院，毫无疑问看病的成本非常高，因为不存在任何医保或者政府补贴，同时更残酷的是，这所医院收治的，主要是从国外前来疗养的有钱人，对当地人甚至可以说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让我忽然想起英国前首相特丽莎·梅跟资深在野党杰里米·科尔宾的辩论中一定要强调这一点，“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没打算出售（私有化），而且也永远不会出售”。这也正是我国与自由市场主导国家的根本不同，我国在一些方面，比如新冠疫苗免费接种，以及在核酸检测频率增加之后的检测降价，都还是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色彩。选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个话题我们在这儿可以先不谈，但是集体主义是无法回避的，并且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它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文所说“体”和“用”的不兼容也正来源于此。其“体”是自由市场，其“用”是美国在政策层面基本躺平，对疫情防控没有特别要求，而将采取何种抗疫策略全都交由企业自己决定（苹果5月18日推迟原定于23日开始的重返办公室计划）；是欧盟委员会5月17日宣布取消所有旅行限制。而中国的“体”是集体主义，是公共利益，这“体”不能遗，那么自由市场的“用”也就不能求。

虽然职住平衡理论是从霍华德“田园城市”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我们所面对问题的解决途径。又或者不如这样说，那时的英国正被城镇化导致的人口过分拥挤、贫民窟大量出现、城市交通混乱等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工业革命时期的高速发展，以及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让英国率先对工业革命进行反思。这直接导致了战后代表英国规划的是霍华德和他的“田园城市”，而同时期代表欧洲大陆的则是一脸未经工业化毒打样子的柯布西耶和“光辉城市”。如今国内的很多规划教科书依然在吹捧柯布西耶，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吹捧一个人，而是在吹捧现代化工业化的高楼大厦，后者让开发商们从理论到实践地有借口继续提高容积率。这些问题（或许除了贫民窟问题，但即便我们没有真正的贫民窟，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苗头，比如北京“首开龙湖天璞”自住房与商品房业主“隔离墙”争端事件）现在正是我们在面临的问题，因此也到了我们从喊喊“职住平衡”口号，到真正将其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贯彻落实的时候了。

让我们再说回职住平衡问题。之所以现在超大城市职住平衡程度不高，本质上是因为这些城市提供了“市内高速公路”，以及更多的公共交通来使远距离通勤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各类企业的妥协也功不可没，比如有些企业会提供高额的租房补贴，员工住得离公司越近，能获得的补贴就越高。当然，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负担得起高昂的补贴费用，那么就有一些企业不得不制定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比如允许员工10点甚至12点上班，用来抵消长时间的远距离通勤。这些都是职住平衡的阻力。多中心城市也正是当年霍华德“田园城市”中所提出职住平衡理论的一项重要推论，可稍微细心观察我国的城市就会发现，“多中心城市”的说法提了几十年，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实现真正的多中心发展。

图5. 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与就业空间分布变化（2000-2010），引自：Zhang, C., Xia, H. & Song, Y. Rail Transportation Lead Urban Form Change: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Urban Rail Transit 3, 15–22 (2017). https://doi.org/10.1007/s40864-017-0054-4

近年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所进行的“城市体检”工作中，有一项指标叫做“组团规模”，其对组团的定义是“具有清晰边界、功能和服务设施完整、职住关系相对稳定的城市集中建设区”，并且原则上“不宜超过50平方公里”。这里“组团”的定义更加类似于“多中心城市”中的“中心”。通过城市体检对组团的定义不难看出，在一个组团内，功能和服务设施必须相对完整，职住关系必须相对稳定。其反例我们不妨从北京市的角度来看看，北京市全市只有两个码农聚集地，分别位于西二旗和望京；全市国企央企规划和建筑设计单位集中分布在西北二环沿线，外企和私企规划和建筑设计单位则分布在CBD及其辐射范围。我们不妨假设一个居住在亦庄的码农、或者建筑规划从业者，他几乎无法在上述地点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而他一旦在上述地区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意味着他和公司需要同时为这一选择做出一些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样的现实，北京市几乎完全无法满足多中心城市的发展要求。至于有人说为什么不在公司附近租房子住，那关于住房租赁市场的故事可就更多了，恐怕可以单独再开一个专题写一写。这里仅说一个疫情期间最明显的问题，在一些城市，部分小区租户所受的待遇都与本小区业主有所不同（比如一些小区的出租屋被要求更换可以远程控制的锁具）。

本轮北京疫情之所以会出现持续一个多月的新增“50+10”，就是因为在长期职住不平衡的影响下，一些企业不能满足居家办公条件，但又主观上不愿意实施居家办公，从而导致防控政策中总是需要为一些企业“开绿灯”，被迫加入“原则上居家办公……确需到岗的，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实行家庭单位点对点管理。”然而，只要不能有效阻止跨区流动，就会出现潜在病例可以在所有开放区域活动的情况，防疫就会进入艰苦的拉锯站，社会层面一直无法“清零”。

但在理想的职住平衡条件下，封控区只要沿着组团边界划定就可以了，哪个组团有疫情就封闭其边界转为内循环，其中需要与外界物质交换的行业可以通过缓冲区内的物流服务解决，并且在边界内仍然可以进一步执行封控区管控区规定，以最小化“禁足”人群的数量和“禁足”的范围。因为一个组团“具有清晰边界、功能和服务设施完整、职住关系相对稳定”，它可以轻易地完成从外向型向内向型的转化。而在没有疫情的组团内，人们就像是切换到了一个更小范围的微缩城市内生活，除了不能跨越边界外，内部的生活秩序可以同往常一样。

也许有人会说，这想法挺好，但美中不足是自由市场不支持职住平衡理论，那么你就已经落入了“遗其体而求其用”的陷阱中。特蕾莎·梅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政府的工作不是追热点和头条”，她指得是如果政府总要对热点和头条进行回应，将会陷入被动和疲于应付，从而被动减少在真正应该投入的工作中的投入。这句话如果放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下来说，就应该是这样：“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不是追逐资本”。在经济秩序上应该尽量发挥自由市场的优势，但城市规划和管理不完全是经济建设，而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不需要职住平衡，但集体主义社会需要，它就必须在这里得到实施。

疫情期间看到了很多消防员推倒物理隔离网、消防车无法进入物理隔离小区的视频。这让我想起来去年的一个周末，我上午十点多出门，发现隔壁小区门口正停着6辆消防车，他们都在正门排队等着小区里占道停车的私家车挪车，至于他们为什么不从消防通道进小区呢？那是因为消防通道也被乱停乱放的私家车堵住了，他们只能走正门。那天出门后我时不时就在网上搜索隔壁小区的名字，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什么也没有刷到，大概只是虚惊一场。

2022年4月23日，我首次在网上看到有流传上海部分地区通过使用栅栏包围单元门的方式隔离一部分单元的居民，当时还以为只是个别地方误解国家防疫政策采取的不当手段。但24日接着就看到被隔离在上海的朋友发朋友圈，说她所居住的小区单元门也被物理封闭了。我才发觉采取此类物理隔离手段的小区和居民楼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更有甚者，我还听说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志愿者上门收走居民家门钥匙，并且将居民反锁在家的离谱行为。于是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将这条信息反馈至国家卫健委，希望卫健委及时叫停这种顾头不顾尾的盲目行动。因为灾害和应急事件并非只有新冠疫情一种，火灾、地震、台风、洪水等都是会造成大量人身和经济损失的灾害事件，各地不能想当然地将防疫优先级过度提高，认为防疫比防控其他灾害更重要，而是须要综合考虑各种灾害的发生可能性，特别是灾害叠加发生的可能性，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app我以前用过几次，很快就会被转给当地的12345热线，我对它的印象还不错。可这次我点击提交不久后，收到了人民网的留言“您好，您留言的板块仅接收与该部委工作相关的建议……如您的留言内容属于地方解决事项，可在地方领导板块向问题发生地进行反应……”。我生怕这个留言板以为我只是想要向上海地方政府反映，所以又重新提交了一遍，并且在其中补充道：“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懒政现象，疫情当前，由于过度紧张而对其他灾害选择性忽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纵容，一定要从卫健委的角度明令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人民网又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我的留言展示，当我发现提建议还需要符合那么多条件才能成功后，就把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卸载了。

随后不久，在5月13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吴浩表示，对于大型居住小区进行分区隔离，在社区中实施网格化管理不仅能够减少网格之间的交叉感染的风险，而且为同一个小区根据风险等级提供差异化管理提供了基础，目的是精准防控。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通过设置一些卡口、出入限制等措施，对于防止疫情外溢包括一些民众误入风险区域，保护广大民众健康是十分必要的。

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关注硬隔离所带来的其他风险问题，这算是官方层面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正式回复。并且为了避免它显得过于强硬，在后面还加了一个“但是”：但是，采取物理隔离措施的同时，要结合地理环境留好安全通道、生命通道，安排专人值守，不要上锁、一封了之，要保证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通道畅通。

5月23日，多个公众号发布了一篇被指“爹味十足”的文章——《居家办公不是放假，更不能放飞自我》。其中被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文章的语气。

比如“遗憾的是，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要求，有些人做起来却大打折扣。近期出游、聚会、外出现象仍然时有发生，新增的社会面风险点位，涉及多家购物中心，还有些是因为家庭聚会聚集引发，都大大增加了病毒传播风险，影响了疫情防控大局。”，“北京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单位也要加强对员工管理，把减少社会流动的道理讲清说透，可以‘心已远’，但要做到‘身不动’。更何况居家办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平时尚且不能‘放羊’、‘摸鱼’，疫情期间岂能放飞？每位市民都应该主动承担责任，调整工作生活节奏，服从防疫要求。”

搞得大家以为这是在指导大家如何居家工作，又好像是官方在制止大家居家摸鱼。可是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居家办公”的定义，就不难发现，这篇文章针对的是那些“居家放假”人群，他们不用去公司了，但也没呆在家，而是腾出来大把的时间到公园野餐。

我去超市的路上会经过三个公园，近来总是发现临近公园的自行车道上，停满了违章停放的机动车。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好奇，骑着自行车向公园里面多走了几百米，想要去一探究竟。我骑到距离主路不远的河边，看到河岸上和河里挤满了真·摸鱼的人群，当然，其中也有摸虾、摸蛤蟆、和摸水草的。再往稍远一点目光可及的草坪那边望去，各种颜色的帐篷和野餐布像野花一样散布其中。啊，这祥和的夏天景象，差点让我以为我穿越到抗疫成功的深圳去了呢。我偶尔借别人的手机看看抖音（因为我不用抖音），也有不少在什刹海直播的用户，周围散步的朋友也不能算少。如果“居家办公”只是让人们的状态从“去公司”变成了“去公园、去野餐”，那这个“居家办公”还不如不实施。

事实上你只是应该确保自己尽量待在家里，爹味文章的中心思想也正是这个，睡觉、看剧、打游戏都行，除了你老板没人真的在乎你是不是在“居家办公”。这时候就不得不把真的在乎你在哪办公的公司拿出来说道说道。我的某位微信群友说，在本次疫情前期，政府最初发布应检尽检，如果未参与大规模核酸筛查将被健康宝弹窗提示的消息后，一些公司赶忙联系公司所在的写字楼，要求物业将“弹窗④”的到访员工统一视为健康宝合格。事实上，类似这样高估自己企业的重要性，产生自己“必须到岗”错觉的企业不在少数。值得庆幸的是，我司并没有这样不清醒的认识，甚至早在农大职工出现疫情导致封闭时，就做出了居家办公的通知。让我不禁想起2020年年初北京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居家办公，并且经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在当年年终总结会上半开玩笑地跟同事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居家办公，所有的规划院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租或买办公楼，所有员工居家办公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在真正需要见面讨论方案或召开其他必需的集体会议时，只要临时租一间会议室就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主张对于“确需到岗”的企业，一定要实施白名单制度，只有在名单上的企业才“必须到岗”，其他企业必须严格落实居家办公的要求，以此避免一些企业以为自己也是“必须到岗”的企业。

同时，要做好防疫工作，防控部门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防疫要求的等级只有两级：严格一点的等级是谁都别出家门；稍微宽松一点的等级是一些人不仅能出家门，而且能去其他仍可开放的任何场所。这两种状态之间不再存在另外一种中间状态（除非能够实现我在第一条中所描述的职住平衡），无论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还是从市民行为的角度来说都没有。

因此，现在的人流管控方向有些反直觉，因为“在进入某一场所时查验核酸和健康码”是末段拦截，但其在中段很可能已经造成了感染和传播风险。正如5月18日，北京市第33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中提到的情况一样，有病例因为一直未参加核酸筛查，不但延误了治疗，还导致了疫情传播，增加了疫情防控不确定性。因此，如果一定要执行社区封控，那么将现在的末段扫码，改为“任何人在离开社区时必须扫码登记”的初段扫码是有必要的，这相当于是将末段拦截改为初段拦截，可以减少上述逃避核酸筛查个体的传播风险。

当我把广州和深圳与北京和上海放在一起，对他们稍微有一点不公平，毕竟他们也是看了北京和上海笑话几个月的城市了。自从上海疫情爆发，并且以“外省”的名义将疫情蔓延至北京以来，有没有发现新闻当中“活不下去”的声音高了起来？但如果你将目光投向别处，国内其他未被封控的地方人活得好好的，可是他们就仿佛在媒体上消失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媒体控制权和曝光机会，或者说他们已经失去这样的机会很久了。

已经这样很久了，甚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总是听到北京和上海人在说什么，完全忽略了北京和上海有严重的“精英聚集”问题，带有很强的“先进城市局限性”。而另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研究这类问题的学者都“心理上”或“物理上”聚焦于北京和上海，所以当北京和上海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都会忽然爆发大量负面情绪。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量的自负和邀功言论，比如26日晚上，我在刷微博时看到了“人物”栏目的一篇名叫《在西二旗，网约车司机什么都知道》的文章，其中转发里有几条充斥着我称其为“金融中心优越感”的东西，比如这一条：“经济是一个系统，网络大厂股票下跌，也会影响到西北贫困家庭孩子的学费。股票下跌，大厂员工减少消费打车，来北京开网约车的父亲收入下降，最后在西北老家的孩子学费没了着落。”

这让我想起了那部将你生活中的一切虚伪撕得粉碎的电影《比利·林恩中场战事》，它把战争的崇高、商人的伪善、媒体的炒作全都撕得片甲不留。其中毫不留情地讽刺了那位伪善的石油大亨，他讲他为什么要开发页岩石油，就是为了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为了将仍在阿富汗随时可能战死的年轻美军带回家。可他被班长戴姆无情揭穿，“别这样做，我们热爱杀戮，毕竟我们拿了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就是得去把美国的敌人送进地狱吗？我不关心您那什么页岩石油，您就算要把它们全都榨干也都随您，但那是您的事儿，别说您是为了我们。”

图6. 《比利·林恩中场战事》中，班长戴姆回怼石油大亨片段

精英阶层无视国情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他们从心理上拒绝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都是因为高估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重要性而导致失败的。而或许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破坏西方协商民主制根基的，正是他们自己。比如英国脱欧公投后，总是大城市的居民们在尝试推翻结果，总是苏格兰人在试图重启独立公投。这背后蕴藏的是什么含义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城市人”和“县乡人”商量好了实行民主投票制度，但“县乡人”由于生活在县乡，本身有自身的封闭性，他们其实对何人执政并不敏感，只要基本保障大差不差，并不会因为换届而有明显的倾向性差别。因此，他们总是能够被“大城市人”牵着鼻子走，往往大城市人支持的，便是最终当选的。

图7. 特朗普胜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结果，通过代表地区结果可以发现显著的“农村包围城市”格局

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便是被“大城市人”控制，这时候协商民主的规则还能够勉强运行，而一旦“大城市人”对利益的攫取终于让“县乡人”产生了不信任感，虽然他们也都明白，换另一个代理人也不会有实质的变化，但是他们决定用投票来惩罚“大城市人”，让他们一直以来对“县乡人”的忽视得到报应。按理说这时候“大城市人”应当欣然接受这样的结果，就像苏格拉底得知自己将被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处决时一样。可是大城市人这时候决定做什么？我们看到伦敦有人呼吁“伦敦脱离英国”的运动，他们第一反应不是愿赌服输，而是“我们不跟你们玩了，一群乡巴佬”。

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金融中心优越感”，以及他们所把持的“曝光垄断”的危害。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信心社会，北京上海的任何公开发言，对全国人民“信心”的影响都远大于北京上海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虽然这里并没有精确的计算来支撑。这也就是四极模式在集体主义社会的重要缺陷。

那么这就势必会引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发展多极模式的问题。很多人乍一看，立刻就会想到希望通过引进外来人口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这也正是如今国内使用最广的方式。然而没有人注意到，或者大家都忽略了，当一个城市说它要“吸引人才”时，它所传递出的隐藏信息：

这等同于这座城市默认了自己正面临下列情况：

1. 城市对当地人吸引力弱；或者城市自然增长慢

2. 城市认为当地人不是人才

3. 城市没有把当地人培养成人才的动机，也没有把当地人培养成人才的计划，也没有把当地人培养成人才的途径

4. 就算把当地人培养成人才也没吸引力让他留在当地

5. 城市几乎从根本上拒绝了让当地人建设和发展自己城市的可能性

这其中大部分是城市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城市中小部分人的问题，而不是大部分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众所周知的反面例子——香港。

2017年我有幸去参加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老师关于“华夷风华语文化世界”的交流活动，其中讲到 “语系文学”指得是以殖民和后殖民作为基础的，最常见的形式是被殖民地的原住民在殖民统治之下逐渐遗忘了原住文化传统，吸收了殖民国的文化和语言而发展起来，以宗主国语言语系为创作语言的文学。这些语系文学中比较耳熟能详的英语系、法语系、西语系，都是从老牌殖民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发展起来。说到近处的例子，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我国台湾地区，在1945年左右曾经产生过一批用日语描写台湾生活的作家。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中华文化传统，有些甚至拥有更深的闽南文化烙印，但他们却依然无法坚持用汉语写作，而只能用日语来描写这些很“中华”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图8. 日占时期诗人陈秀喜书信笔迹，陈秀喜较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我的日语讲得好是一种悲哀，我的故乡被殖民过的伤痕还存在……”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英国殖民155年之久的香港，按理说它应该更加热烈地拥抱英语系文学，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这155年的殖民历史里，多数香港人同时使用两种语言，甚至还有大量不会英语而只会粤语的存在，并且在如此长的历史中，以英语描写香港生活的作品几乎毫无建树。从这里可以看出广东地区的文化内向性之强，即便被殖民统治也没有出现台湾在日治末期的那种丢失本土文化的现象。

可就是这样的香港，在近几十年出现了文化荒芜。回归后的香港文化，跟随资本市场快速北上，这在传播香港文化的同时，也同时带来了反向的普通话文化冲击，并且这显然比英治时期的冲击更大，乃至让这块英治155年都能保持本土文化的土地，如今却在身份认同中越来越迷失。这其中香港引入大量内地移民的移民计划恐怕难辞其咎，当然地产商对董特首经济转型和经济适用房计划的百般阻挠更是火上浇油。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曾在2019年10月录过一期关于香港问题的节目，虽然他本人已经尽可能地站在客观亲历者的角度尝试进行一些客观评价，但还是在其中渗透出难以掩饰的“金融中心优越感”。特别是他跟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说的这句话，“我要是你我就往内地跑”。

图9. 陈启宗录制《一勺思想》视频节目

到底是什么促使人离开他祖辈们生活的城市，是因为这城市主动抛弃了他们吧。城市管理者用企业经营者的思路管理城市，遇到觉得不合格的员工怎么办，当然是炒了他。人们都知道降薪不如解雇再重新雇人，是因为员工原来做那么多活得那么多钱，这是有惯性的，现在降薪了，惯性导致他一定觉得自己因为得钱少了，所以不再需要干之前那么多的活；而解雇再重新雇另一个人，他是无法衡量这么多薪水要干多少活的，也就达到了用更少的钱完成相同的工作的效果。

但人民不是可以随便炒掉的员工。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也是每一座城市真正的主人。

这件事很多人意识不到，而这正是金融中心城市失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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