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雀起乡：逝去的英格兰乡村

译者：王思静

讲座栏目主持人：陈柏旭

全球知识雷锋联合创始人、UCA优思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当年英政府决定按下全面城市化的暂停键，“伦敦以外都是村”是经济衰落还是有意为之的规划？英国多档乡村生活体验节目从伦敦火到爱丁堡，引发出一代网民对过去淳朴生活的怀念；借着这股怀旧潮，深耕社会历史领域多年的霍金斯教授带来了英国乡村兴衰史概述，与读者一同探讨城市人的“桃花源”情结。

最基本的矛盾或许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客观地认识农村，或者能想象出一幅并非是田园诗般的农村景象。

“仍然生活和工作在乡村的人们被同化了，不仅仅是在视觉和美学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被同化成了一种景观。”通过将人物、物质文化和社会制度同化到景观中，景观本身就成为了幸存者。

对理想农村的追求，就像丹尼斯·哈迪（Dennis Hardy）所说的乌托邦一样，“都是各自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的产物。”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78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1年11月16日

皇家历史学会与格雷厄姆学院联合年度讲座,讲座原题为A Lark Arising: The Rural Past and Urban Histories, 1881 - 2011, 由Alun Howkins 教授主讲。讲座由王思静记录，路遥校对，Eileen.W编排。

记录者：王思静

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研究生，不做规划的规划师，感兴趣的领域：文化遗产、乌托邦、对比研究、如何对存在主义进行正确的抽象和提炼

主讲人：

阿伦·霍金斯 Alun Howkins

（1947-2018）

英国社会历史学家，专门研究英国农村社会的历史。他是苏塞克斯大学的历史教授和人文学院研究生中心主任，也是《农村历史》杂志的创始人之一。Howkins的研究特别关注农场工人、农村穷人和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农村民俗等方面，强调了农村阶级冲突的悠久历史，探索了农村工人阶级中独特的阶级文化的出现，被《每日电讯报》誉为英国农村社会研究方面的领军人。

正文共19350字55图，阅读完需要30分钟

译者按

2021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了坚实法治保障。

回顾历史，几乎全世界的乡村都在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城乡二元割裂、乡村自然历史文化遭破坏、乡村被开发为城市后花园等问题。现代社会的规训，让城市人不再能理解，更勿论感同身受乡村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乡村，特别是让城市人正确认识乡村，就成了在达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共识之前，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那段时间我刚好在读已故萨塞克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社会历史学家阿伦·霍金斯的一本书，名叫《英格兰乡村之死》。书中，他全景式地调查了20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的社会史，正如书名所体现的，作者认为英格兰农村已经处于完全不可逆转的衰退过程中。因此，这部作品更像是对一个行将就木并永远后会无期的乡村世界的讣告。

文章首先回顾了20世纪初英格兰农村的状况，研究了世界大战对乡村的影响，整个20世纪中农业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现代城市人对乡村的期望。霍金斯分析了英格兰农村分别作为工作和休闲场所的不同作用，以及这些往往相互冲突的角色所导致的问题。他还展示了英国农村不断变化的性质，它在20世纪成为一个以休闲为主的场所，并且持续受到农业机械化和环境问题的影响。

这让我想起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在伦敦奥体中心体育场上，出现了炊烟袅袅的农家小屋、潺潺流过的清澈小溪、吱吱作响的老水车，人们在田间劳作、游戏比赛、郊外野餐，甚至还有马、牛、羊的动物表演。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草地、农舍被拆除，一座座烟囱拔地而起，田园的英格兰消失了。

工业革命除了为英国和整个人类带来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恶果，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对落后地区的剥削、社会两极分化的加重等。而英国人率先品尝了这些后果，这也让英国人率先开始了对工业革命的反思。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整个西方世界都受共产主义思潮和工业技术进化不同程度的鼓舞，想要在一片白纸上建起真正的人类乌托邦。柯布西耶和里卡多·波菲等建筑师的乌托邦式工人阶级集合住宅设计屡见不鲜，甚至代表欧洲大陆的战后城市规划模板都是柯布西耶和“光辉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却反其道而行，以霍华德和“田园城市”作为对激进工业化的反抗。

这也正如在我上一篇译文《无规划的伦敦：世界上最棒的城市脱口秀》中，Peter Rees所提到的：“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但却有城镇和乡村规划（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规划体系是上次战争以后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农村免受城镇增长和城镇特性的影响，而不是有益于城镇或大城市的发展。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人们都想要建造美丽的城市，因此他们会有城市规划。但是，不，我们只想保护乡村免受那可怖的城市发展的影响，所以我们只有城镇和乡村规划。”

当然，英国人怀旧，并不是怀念封闭落后和种种不便，而是工业革命前的人情味十足的社会关系、优美迷人的田园风光、闲适惬意的乡村生活。本篇演讲中所提到的电视剧的原著——《雀起乡到烛镇》，就是这样一部描写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乡村生活的书。

书里描写了19世纪牛津郡的一个小村子中，女孩劳拉，喜欢观察，充满想象力，不愿意让人失望。书中年少的无忧和无奈，成长的激动和残酷混合着牛津夏天的灿烂和温存；雀起乡与烛镇之间，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与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文明冲撞融合。

之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这本书，是因为我在豆瓣上看到了很多关于它的读者评论这样写道：

它们让我意识到，很多人都朴素地发现了这些相似性，这些无论是英国与我国农村发展历程，还是人们对乡村的复杂感情，甚至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中体现出的那些跨时代的相似性。

稍微有点遗憾的是，虽然我有意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样共识的达成，但本篇讲座并没有实质性地得出我们能干什么、该干什么之类的结论，而更像是阿伦·霍金斯借由电视节目这个引子，对他毕生乡村研究进行一场综述和展览。它无法告诉读者应对乡村产生什么样的认识，但有一些内涵却一直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平等、理解和尊重。

讲座正文

今年1月的第一周，两个以英格兰农村近代历史为主题的电视节目收视率飙升，观看人数达到了1000万。这两个节目就是《雀起乡到烛镇（Lark Rise to Candleford）》（每周日晚上8:00在BBC 1播出，观众人数768万）和《爱德华农场（Edwardian Farm）》（每周四晚上8:00在BBC 2播出，观众人数232万）。

《爱德华农场》播放的是7月拍摄的内容，它的BBC简介中写道：

...是时候在达特穆尔小马拉蒂（Laddy）的帮助下收获樱桃了，别忘了享受樱桃盛宴来庆祝一下。历史学家露丝·古德曼（Ruth Goodman）尝试着捕鲑鱼，而考古学家亚历克斯·朗兰兹（Alex Langlands）和彼得·吉恩（Peter Ginn）则采取了果断措施来防止他们的马铃薯被枯萎病侵袭。

亚历克斯还来到一间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学校教室，并按照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惯例去招募农村传统的廉价劳动力——儿童。

在《雀起乡到烛镇》中，同样根据BBC的介绍：

新系列以加布里埃尔·科克伦（Gabriel Cochrane）的到来为序幕。他曾经是一家大型铸铁厂的老板，但银行收回了他的房子和产业，他年轻的妻子也去世了，加布里埃尔想要重新开始。烛镇人很照顾他，多卡斯（Dorcas）还给他安排了工作和住处。最终是人们的善意拯救了他，还是他对银行的仇恨和对亡妻的悲痛会阻碍他重获财富和幸福？

BBC1《雀起乡到烛镇》主页上加布里埃尔·科克伦的人物介绍

《爱德华农场》是2009年1月开始在BBC 2频道播出的《维多利亚农场（Victorian Farm）》以及2005年播出的《绿谷的故事（Tales from the Green Valley）》（一个十七世纪的农场）的续篇。这些节目都遵循相同的“真人秀”模式。参加节目的嘉宾会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被送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农场上生活和工作，并且使用（大致）同时代的工具。节目是由独立的制作公司雄狮台制作的，它在历史题材电视节目制作方面非常成功，并且目前还在制作一个有关20世纪40年代农场的新系列。

这个系列的收视数据在同类节目中表现也很突出。2009年1月，《维多利亚农场》有304万观众（《雀起乡到烛镇》在同一周有613万观众）。《绿谷的故事》开始时收视率较低，约为120万，但在该季结束时，收视率已经稳定在200万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的收视最高峰是《维多利亚农场——圣诞节特辑》，在2009年圣诞节前一周播放了两期，总观众数达到450万人。

从左至右依次为《雀起乡到烛镇》《爱德华农场》《维多利亚农场》节目封面

《雀起乡到烛镇》从2008年1月13日开始在周日晚的“电视经典”栏目中开播。第一季持续了10周。因为收视率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该系列约有650万收视率），又在2009年播出了第二季（10集），在2010年播出了第三季（12集）。第四季也是至今为止的最后一季，于2011年2月13日开始播出，只有6集。在剧集的整个播放过程中，观众人数从未低于600万，即便是在第三季播出期间观众流失了超过一百万的情况下，它仍然在全部四季与ITV台的竞争中很好地保住了观众数量，而ITV在此期间播放的是《冰上之舞（Dancing on Ice）》和《狂野的心（Wild at Heart）》。

《冰上之舞》：英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由菲利普·斯科菲尔德与克莉丝汀·布莱克利主持。内容为名人与职业滑冰选手搭档，并在评分小组前进行表演。这个节目从2006年1月14日至2014年3月9日一共播出九季138集，最初的标题是“与名人滑冰”（Skating with Celebrities）

《狂野之心》：由阿什利·法罗制作的ITV电视连续剧，讲述的是一名兽医及其家人，从英国布里斯托移民到南非，试图恢复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并建立兽医和动物医院。该节目分为七季，从2006年1月29日开始，到2012年12月30日结束。

《雀起乡到烛镇》是BBC的自制剧作。有趣的是，该系列剧编剧比尔·加拉格尔（Bill Gallagher）以前并没有参与过这种改编创作。他早期的工作主要是为其他电视剧做临时编剧（例如《达尔齐尔和帕斯科（Dalziel and Pascoe）》和《急诊室（Casualty）》），跟其他常见的临时编剧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第一季的导演查尔斯·帕尔默（Charles Palmer）也不以历史剧见长，而是主要拍摄肥皂剧。

《达尔齐尔和帕斯科》：根据雷金纳德·希尔撰写的同名神秘小说改编的英国电视犯罪剧。该系列于1996年3月16日首次播出，沃伦·克拉克饰演达尔齐尔，科林·布坎南饰演帕斯科。

《急诊室》：英国医疗剧，由杰瑞米·布洛克和保罗·昂温创建，原监制为杰兰特·莫利斯，自1986年9月6日每周六晚开始于BBC1上播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医疗剧。

这个系列的主题也很难概括。尽管官方声称这是基于弗洛拉·汤普森（Flora Thompson）的牛津郡生活三部曲改编的，但其实它与那几本书的内容并不相似，而更类似于只是把其中一些人物和事件（通常都是非常次要的）抽出来，变成了一系列的家庭情景剧。或者说，它几乎就是一部历史肥皂剧。正如薇芙·格罗斯科普（Viv Groskop）在《卫报》的电视和广播博客中对该系列的评论所说：

从一开始，《雀起乡到烛镇》就演变成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一部古装肥皂剧。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东区人》（EastEnders），只是这里用电报投递代替了谋杀。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那么几次，比如在2011年新剧集开播时，《东区人》是BBC 1节目中唯一一个收视率较高的——他们的收视率大大高于其他节目！

注*：文中所说用电报投递代替谋杀，即是指谋杀是《东区人》的常用题材，而在《雀起乡道烛镇》中则对应的是邮局工作。

《东区人》：英国长篇电视肥皂剧。从1985年2月19日开始在BBC1播出。至今已经播出了超过5千集。剧情围绕一批居住于（虚构的）伦敦华福特（Walford）自治市阿尔伯特广场（Albert Square）的居民的生活，讨论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包括同性恋、强奸、失业、种族偏见、卖淫、混血关系、入店行窃、性别歧视、离婚、家庭暴力、抢劫、谋杀、收养、堕胎、安乐死等。

《爱德华农场》和《雀起乡到烛镇》都有BBC为其制作的博客页面，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该系列节目吸引人的点是什么，即使只是部分观众的喜好。按理说，这两个节目引发非常不同的反响毫不奇怪，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有很多相似的评论。

先来看看农场系列。有大量观众把它当作是20世纪农场生活的“真实”写照，认为它就是真实的历史。例如：

我们非常喜欢看《维多利亚农场》节目。这也是我的孩子们了解历史的一个好方法。我的一个孩子正在接受家庭学校的教育，非常感谢节目对孩子学习历史的帮助。我已经将《维多利亚农场》节目安利给了我们所属的家庭教育小组。

此外，还有一些观众来“纠正”他们认为不准确的农场生活描述（其中一个是针对我的，但我才是对的！），以及关于德文/康沃尔地区地名的发音的激烈争论。不过，最多的博客内容关注的是节目中所描述的生活，其中有索要节目中的食谱的（最多的一类条目是要Cut Rounds的食谱），有问节目中衣服是如何制作的，以及经常有现实中的园丁或者认为自己已经“回归土地”的人士询问节目中使用的农业和园艺技术问题，这些评论在博客中占了很大份额。

Cut Rounds：一种具有德文郡当地特色的英式烤面包做法

而在这些评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在地性”。节目里描绘的历史，不是在某个“做事方式截然不同”的“异国他乡”，而正是他们现代生活圈子的一个历史版本。在那里，家庭占据主导地位，密切的、小规模的社会关系才是常态。这一点通过节目以“房子/家”为核心展开，以及负责管理家庭和农场的露丝·古德曼所展现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考虑到该系列节目最主要的内容是重现历史中的农场，却通过这种本地化，把如今日复一日的生活与失去的旧日美好农村时光——那种家庭为主的小规模社会——联系到了一起，这还挺令人惊讶。

我已经60多岁了，虽然在我有生之年，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露丝、彼得和亚历克斯，还是把我带回了50年代初我在祖父母农场上度过的漫长夏天。这个节目中的许多情节让我想起了他们的简单生活，许多家庭杂务至今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许在所有这些记忆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们是多么的安定满足......也许更重要的收获是，简单的生活才更有价值。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但又有现代建筑技术、卫生设施和医药等方面的条件，会怎样？我觉得我们会更快乐、更健康、压力更小，环境也会得到改善——我从自己的一亩半土地里学到，压力根本压不垮我们！。

或者在2011年1月，如用户“judith”所写：

《维多利亚农场》和《爱德华农场》我都看了，我非常喜欢。我和我丈夫都认为，失去这样的生活方式简直是太遗憾了。让我们回到简单的生活吧，即便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也会让人觉得有意义。

乍一看，观众对《雀起乡到烛镇》的反应与对《爱德华农场》的反应截然不同。然而，正如许多人对《爱德华农场》的看法一样，尽管很少有观众认为这些节目展示的 “历史”是完全准确的，但在一些报道中，人们对节目中展现出的那个逝去的、更美好的社会，以及其中令人赞赏的价值观反响强烈。来自“Belinda”的博客就非常有代表性：

这个关于逝去的日子的精彩节目结束了，真是太可惜了。重回一个真正纯真、和平和友谊的时代真是太棒了，那时的人们是真心实意地相互帮助和支持。我觉得从这个节目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仅有过去生活真正的样子，还有我们在这个鼓励我们永不停歇地快节奏生活的时代到底应该怎样活着。

一些人则产生了更亲密的认同感：

（生活）比节目中所描述的要艰难得多。生在农场，长在农场，这是属于我的童年，但那是一个多么甜蜜的童年呀，感谢上帝带给我那个乡村世界。《雀起乡到烛镇》，当季顶流。妙不可言!

在观众对这两部节目的反应中，最主要的是那种对“失去的世界”的怀念，特别是在《爱德华农场》中，不只是对农业，而更根本是对整个农村生活的追忆。然而，这种失落感并不只在近代历史的某一个时期才有体现。在这两个博客中（上文提到的），观众将对爱德华时代（或《雀起乡到烛镇》中描述的维多利亚晚期）的怀念一直延续到更晚的时期——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他们赞美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一种被认为应该存在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小规模和个人化的关系才是主流。这种社会正是农村社会。这也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理想，因为它没有阶级对立，社会关系虽不平等但会相互支持。

在这种关系中，穷人们努力工作，并且都努力提升技能并获得满足感，而富人们以优雅和公平的方式对下等阶级“履行社会责任”。有趣的是，这些元素在两部节目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农场（译注：指《雀起乡到烛镇》）中则更为明显。在这里，现任地主的儿子把自己扮成一个慷慨的、父亲般的维多利亚时代乡绅。所有这一切的核心是家庭，它衔接着一些紧密联系和相互支持的社会单元，而这正是一个村庄。唯一一点美中不足是，这本质上仍是一种城市对农村的看法，即便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切实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男人和女人们。

一张英国乡村插画：插画有时甚至比照片更能集中展现人们对理想乡村的想象

城市和农村

对《雀起乡到烛镇》和《爱德华农场》的反应，虽不至于让人非常惊讶，但细想还是很有趣的。乡村是“我们”所有需求和欲望的一部分，这是现代英国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关于我们都是“逃离犁地的逃兵”的观点深入人心。而更深刻的是这个论断，在某种程度上，乡村，特别是英格兰南部的乡村，才真正代表“英国性”的精髓。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凭感觉，只要看一下英国过去140年的人口变化就可以得出结论。

威廉·科贝特：英国散文作家，记者、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他支持改革议会，废除行政区，限制肆意的外国活动，提高工资，促进和平，缓解农业劳动者的贫困。被马克思称为“英国最保守和最激进的人——英国最纯粹的体现者和英国最英勇的青年”。

1881年4月的人口普查显示，英格兰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国家。尽管此前三十年，英格兰城市居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农村居民，但直到19世纪70-80年代，城镇人口才开始稳定地占据人口主体，并且主要集中在大城镇，其中绝大多数是“现代化”城镇。此外，正如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尽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但英格兰在19世纪70-80年代之前还算不上真正的工厂经济，这一观点现在在经济史学家中得到了广泛认同。

拉斐尔·塞缪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被斯图尔特·霍尔描述为“他那一代最杰出的原创知识分子之一”。阿伦·霍金斯的老师。

我们不知道2011年4月的人口普查将揭示什么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英格兰仍然是一个城市化国家，尽管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工业化国家了。而自1911年以来，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一直持续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并不均衡。

英格兰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

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英格兰地区农村人口仍在增长，但增长率低于城市。

这个问题我就不详细说了，只在这里稍作阐述。首先，我需要强调（相当不合时宜地），

英格兰的乡村并不是，或者说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比喻，一种想象，或一种虚构。

事实上，英格兰86%的土地面积被划为农村（与1911年基本相同），而2003年修订的人口数据显示，全国有36.5%（1820万）的人口生活在政府定义的“具有显著农村特征的地区”。

更有意义的是，其中约有19%（910万英格兰人）生活在“真正的农村地区”。2008/09年间，农村地区的净人口流入为40,000人，而城市地区为-59,000人。这一增长是一个缓慢而长期趋势的延续，它延续了一百多年，并见证了农村人口减少趋势最早的逆转。今年夏天，“家庭投资公司（Family Investments）”，一家专门从事子女投资规划咨询的公司公布了一份报告，列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邮政编码，来票选哪里是最佳居住地。所有前20名都是农村或远郊地区。

图中展示了上文对应08/09年农村和城市人口净流入的数据，这一数据在十年后的18/19年继续扩大到农村净流入96700人，城市净流出149700人。

《2011家庭友好型热点地区报告》对英格兰和威尔士 2,400 个邮政编码代表地区进行分析，并基于6项指标评分后，选出抚养孩子的最佳场所，前20名均为农村或远郊地区。其评分表包含的6项指标为：1、关键阶段2（6年级）测试平均分，所有当地学校学生在关键阶段2测试中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平均分数，关键阶段测试由英国教育部国家标准测验局推出的国家课程测验，用于评估教育是否达到了教育计划设定的标准。2、婴幼护理优秀程度，衡量每个地区注册的婴幼护理机构和设施达标率。3、人均犯罪率，基于人口密度的犯罪件数指标。4、两居室房产平均价格。5、平均工资（年薪）。6、一般生育率，每1000名15-44岁女性的生育数量。

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首先，农村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毫无疑问，整个20世纪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在东南、东部和西南的各郡。其他地方也有增长，但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有些地区经历了严重的人口流失，即便它是位于一个总人口保持增长的郡内。（例如，西萨塞克斯郡的库姆斯教区）。

其次，在于第二个局限性，即谁在向农村迁移，以及为什么要向农村迁移。195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提供了一个简洁的答案：

当然，农村地区获得的大量人口流入（1931年以来）并不表明人口回归农业，而只是人口从城镇的工作场所转移到有更多居住用地的周围的农村里去。几乎一致地从集聚的城市中心向外迁移是这种变化的另一个标志。

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反映了20世纪的一个明显趋势。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越来越认同生活在农村地区才有良好的“生活品质”。事实上，农业人口在每次人口普查中都有所下降（1951年除外），现在从事农业的人比从事娱乐业的人还要少。

最后一个局限性是关于谁在向农村迁移。洛（Lowe）和谢泼德（Shepherds）在本世纪初进行的调查表明，在1993-2003年期间，农村地区的人口增加了约100万。其中，最大的农村“新移民”群体（约60万人）的年龄在45-59岁之间，第二大群体在30-44岁之间（约30万人）。相比之下，农村地区15-29岁年龄段的人口减少了约40万人。这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老年人和老龄家庭倾向于在农村地区寻求美好生活。当然，20世纪20-30年代来自伦敦周边各郡的数据表明，萨里、萨塞克斯和肯特郡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人口向农村迁移的过程。

2018年英格兰城市和农村地区不同年龄人口占比

农村吸引的也不仅仅是那些去乡下生活的人。至少近一百年，乡村旅游一直受到城里人追捧。我将在后面的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但作为一个指标，1998年，（当时的）农村局估计有13.43亿人次的乡村“一日游”，比海边游多15倍，其中25％的访问量集中在东南部，而那里开放游览的乡村却是最少的。

不过，无论是在乡村寻找“更好的生活”，还是去乡村旅游，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们必须提防这里面的虚假诱惑。部分精英阶层一直在追捧乡村度假别墅，这与20世纪数十万人搬到萨里或苏塞克斯村庄的小型现代化商品别墅里居住的过程可是大相径庭。（指后者是用来居住，而前者则仅在度假时使用）同样，在视觉文化或书面文化中对乡村的表述，在不同时期可能比较类似，可一旦在其所属的不同历史背景下来看，真正的差异就会清晰地显现。对理想农村的追求，就像丹尼斯·哈迪（Dennis Hardy）所说的乌托邦一样，“都是各自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的产物。”

为什么人们会搬到农村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说很简单。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曾（现在也）代表着一种不那么复杂的田园生活，即便生活中的矛盾也会带来幸福感。1932年，托马斯·夏普（Thomas Sharp，先锋城市规划师）在文中这样描述那些主张英格兰应该全盘农村化或者半农村化的人：

人们在沉闷的街道上生活的太久了。他们在污秽的城镇中能看到的树和草都太少了。他们厌倦了肮脏的砖铺后院。他们希望在房前屋后都有自己的花园，在自己的房子和隔壁之间还能有一些空间。

大约60年后，小说家尼奇·杰拉德（Nicci Gerrard）于1999年离开北伦敦前往萨福克，她在《观察家报》上写道：

我很高兴终于离开城市了。我不想每天都在适应新环境，真的，在时尚、繁荣和野心的控制下。我喜欢在树丛中，在天穹下的感觉…我渴望在花园里，把手指伸进泥土里，把我的手弄脏。我知道瓦片会从屋顶脱落，花园在冬天会变成泥潭，但我也会想象在工作结束后的晚上，我们都开车到海边，在碎石海滩上散步。这就是幸福。

在乡村里寻找幸福的印象在媒体中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在电视上。在今年春天播出的一部名为《Welly Telly》的纪录片中，文化观察家劳伦斯·李维林·鲍恩（Lawrence Llewellyn Bowen）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电视节目就已经开始迷恋乡村了。虽然享受乡村生活在现实中不切实际，但以乡村和田园为主题的电视节目逐渐多了起来，并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例如，BBC 1的《乡村档案（Countryfile）》经常有700到800万观众，这使它成为BBC 1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在截至今年10月9日的一周，《乡村档案》仅次于《舞动奇迹（Strictly）》和《东区人》，拥有BBC第三多的观众人数。这意味着它的收视率超过了《军情五处（Spooks）》、《霍尔比市（Holby City）》和《急诊室》。在同一周，ITV没有播放任何“乡村”节目，除非你把《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包括在内，它确实有很多经典的乡村田园元素。《乡间生活（Escape to the Country，一个买房真人秀节目）》的收视率要低得多，在最后一个系列中，每期节目大约有140万到150万的收视率，不过《地段！地段！地段！（Location,Location.Location）》这个经常有农村“搬家”的节目收视率却要高得多。

此外，还有一些与乡村生活擦边的节目，它们更适合归入园艺或自然历史等标题下，如《园艺世界（Gardeners World）》和《秋日物语（Autumn Watch）》，它们在播放期间每周也都排在榜单前30名。相比之下，《阿彻家族（The Archers）》在2011年第一季度每周有500万观众——尽管《阿彻家族》有所谓的历史背景，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与乡村生活相关是值得商榷的。

《乡村档案》（Countryfile）于1988年7月24日首次播出。虽然农业仍然是其核心内容，但它展现了一个更广泛的乡村剪影——调查农村问题，庆祝英国农村的美丽和多样性。

这些节目的价值输出具有相似性，都展现着对农村的同质性看法，但即使是在最简单的层面，真实的农村与其想象版本也有很多不同。还有媒体理论家提出疑问，观众作为个人是如何解读一个节目及其相关文本记录的。结果不同的解读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冲突，关键是它们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过，我仍然想说，这些变化大体上是由社会和经济结构更大的变化造成的，至少在今晚我演讲期间，它主要是由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世界来主导的。这意味着农村不是以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而是通过城市的视角，按照城市的观点来审视自己。

正如，即使保守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席位作为支持其选举的核心势力，也没有任何一个保守党议员（甚至是欧洲议会议员）会完全支持农业方面的所有需求。而这也是乡村联盟（Countryside Alliance）的许多成员及其支持者经常表达的真切感受的核心：人人都口口声声说着热爱并力图保护乡村美景和田园风光，但没有人真的关心那些农村地区。可不管怎么说，农村仍然有它自己的历史，其中一些我将在后面有所涉及，而这些历史往往与城市的历史互相矛盾。

相互矛盾的视角

最基本的矛盾或许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客观地认识农村，或者能想象出一幅并非是田园诗般的农村景象。这种被约翰·巴雷尔（John Barrell）和约翰·布尔（John Bull）称为“反田园（the antipastoral）”的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可能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它都是主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看法。玛格丽特·海尔（Margaret Hale）这样给一个想要回归乡村的北方工人描述南方农村劳动者和他们的世界，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你无法忍受那种生活的枯燥，你不知道它多可怕，它会像铁锈一样侵蚀你。那些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早就习惯于在死水里泡着。日复一日的劳作...... 繁重的挖掘铲运使他们的大脑失去了活力；千篇一律的劳作使他们的想象力枯竭；他们不屑于与人当面讨论看法和思考……他们回到家时已经是劳累过度的可怜虫，除了吃和睡什么都不关心。

玛格丽特·海尔，伊莉萨白·盖斯凯尔1855年的小说《北方与南方》的女主角。

农村的落后、肮脏和愚蠢在这样的劳动者形象中得到了具象化。在著名的 “极富同情心”的《晨间纪事报（Morning Chronicle）》上，1849-50年间，来自农村地区的报道把农村劳动者描绘成闷闷不乐、无法沟通和愚钝落后的人，“身体上是个丑闻，道德上是个奇葩，智力上是个残废”。

按说这应该是他的兄弟阶级，但即使是对于激进的反城市主义者来说，农村劳动者给人的印象也是这样。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在《酵母（Yeast）》和《阿尔顿·洛克（Alton Locke）》（这两本书均于1850年出版）中描写农村劳动者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他们，而《北方之星（Northern Star，宪章派报纸）》则不加修饰地转载了下述内容：“他的眼睛里没有好奇，脸上也没有智慧。整个表情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动物。”二十年后的1872年1月，伦敦的激进派报纸《蜂巢（The Beehive）》这样描述农场工人：“在智力上是个孩子，在地位上是个奴隶，看起来像是个肮脏的弃儿。”即使在19世纪90年代，根据弗洛拉·汤普森的说法，她哥哥决定去农场工作，而这对他的母亲来说“比他以前的任何所作所为都更让她惊讶和痛苦”。

然而，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那时起对劳动者的看法已经开始改变，但人们对农场工人和乡村生活的成见仍然存在。事实上，即使在1912年，F.E. 格林（Frederick Ernest Green）仍然骂着“垃圾乡巴佬”。此外，恢复乡村生活的尝试，以及对乡村事物日益增长的认识和兴趣，也引起了乡村自身的变化。

不屈不挠的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最终促成一位《谢菲尔德电讯报（Sheffield Telegraph）》作者对民间舞蹈复兴发表评论说，莫里斯舞对儿童来说是好的，“但当我们对其进行‘复兴’时，当我们让白人知识分子大喊大叫，沉浸在恢复旧英格兰时代简单欢乐的幻觉中时，这件事就变得可笑了”。更不留情的还要说泰隆·格思里（Tyrone Guthrie），这位有影响力的戏剧导演在谈到民歌和舞蹈的复兴以及恢复乡村生活的整个愿望时说：

这其中很多都是成熟世故的人们对过去重体力劳动的怀念，对他们觉得已经失去的简单生活和亲近自然的怀念。这种怀旧情绪确实是真的；而治疗方法呢？让他们重新去做重体力劳动，过简单的生活，与自然亲密接触就好了。但是之后呢？……是被“治愈”更好？还是住在七橡树镇或比肯斯菲尔德镇的别墅里，写着乔治王时期的土味诗歌更好？用村味儿的、幼稚的墙纸把自己的房子装饰起来，在铜壶里摆放漂亮又简朴的旧花？在波普西工作室里围着贝奇施泰因钢琴唱歌……唱着快乐的耕童、逗留的水手和沾着露水的挤奶女工？

从15世纪就存在的舞蹈，人们身穿带着彩条的衣服，手持木棍或者半圆形的木条按照节拍跳舞。通常舞者的小腿、肩膀和手腕上都带满了铃铛。

也许最著名的对乡村英格兰主义复兴的嘲讽之作，就是1932年的斯特拉·吉本斯（Stella Gibbons）那本非常有趣的《难以宽慰的农庄（Cold Comfort Farm）》。这部小说是对希拉·凯·史密斯（Sheila Kaye Smith）、玛丽·韦伯（Mary Webb）以及一些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的流行小说的夸张演绎。小说的背景是在某个模糊的未来时代，但标题中的农场及其居民——斯塔卡德夫妇却被困在19世纪中后期的某个地方（有明确的18世纪的痕迹）。它对农村性行为、亲密的家庭群体以及农村穷人对自然的亲近感极尽嘲谑之能事。文中的人物会让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读者一下就觉得似曾相识，想起玛丽·韦伯的《十足的祸端（Precious Bane）》及《谪仙记（Gone to Earth）》，希拉·凯·史密斯的《流浪卫理公会教徒（The Tramping Methodist）》，尤其是《萨塞克斯·戈尔斯（Sussex Gorse）》，这些作品似乎都给吉本斯提供了她的背景设定。这串名单里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民歌：

古老的婚礼钟声在他枯槁的耳边毛发间跳动，还夹杂着乔治四世出生前就传唱的乡村童谣

‘Come rue, come snow, So madies mun go’

他唱着歌，一遍又一遍地唱给自己，一边给Feckless挤奶。他注意到，又好像没注意到，Aimless又失去了一只蹄子。

最近，反农村的情绪特别集中在对农民的反感上，尽管“对农民的限产超雇”足可以追溯到1945年工党政府的一名官员，并且那时的政府当然也引入了农业补贴。不过，对这些做法的主要批评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人们对农业补贴以及人工除草剂和杀虫剂对环境影响的认识日益清晰，使部分城市舆论（自战争以来一直站在农民一边）开始转向反对农民。

1995年，一项大众调查询问了338名男性和女性对农村现状的看法。就农业而言，其结果实在不能令人放心。大部分中年和中产阶级的受访者认为，农村的总体状况已经恶化，在他们看来，错误出在有关农业的具体政策上。有两种看法可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一位来自斯塔福德郡的57岁妇人写道：“我认为农民受到补贴的保护已经太久了，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像其他劳动人口一样遭受经济损失了。”一位来自艾塞克斯的61岁卡车司机写道：“多年前，当东安格利亚的牧场化开始后，我对农业的看法就发生变化了，农业综合企业诞生了。在成本面前，道德、怜悯和传统全都不值一提。”

*对农民的限产超雇，指为减少农民失业，在实际生产中限制农民产量，并超额雇用农民

这也不仅仅是公众舆论。2001年疯牛病和口蹄疫的爆发导致了对战后英国农业发展方式的广泛批评。即使是在口蹄疫期间，农业补贴问题和农民的隐性贪婪问题也被斯蒂芬·波拉德（Stephen Pollard）不断提及，他在2001年3月底的《独立报》上写道：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除非你是个农民……现在甚至有一个强有力的事件，说口蹄疫是非法养猪的结果。但随你提出任何质疑，农民肯定会要求更多的补偿和补贴。

更糟糕的是，在疫情爆发后，政府委托唐纳德·库里爵士（Sir Donald Curry）编写了一份关于农业和食品未来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人们所熟悉的乡村环境（原本是顺应农业发展的）被多年的高强度生产所破坏，乡村的社会肌理（高度依赖农业）正处于危险之中。” 尽管库里报告里没有写明什么行动计划，但它表明政府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在2003年时已经对乡村产生了深刻的不满。

然而，农村地区也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某种程度上，对农场工人的负面看法都是农场工人们自己提出来的。讽刺的是，在《蜂巢》如上文所引述的把农村工人称为"奴隶"三个月后，约瑟夫·阿奇（Joseph Arch）就成立了NALU*（全国农业劳动者工会，National Agricultural Labourers Union）。

人们从19世纪70-80年代的大萧条中强烈地意识到，农业不再能自动获得所有政党的支持，这一点也引发了之后的重大变化。例如，像19世纪90年代农民联合会这样的佃农组织的崛起表明“城市对廉价食品的需求是以农村生计为代价的”，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了。“关税改革运动”——实质上是要求对食品进口征税——对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至少其本质还是一场保护英国农业的运动。尽管许多农业观察家——例如莱特·哈葛德（Rider Haggard）——认为这是一项无望的事业，但它在部分地区的农业社区一直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注*:NALU，全国农业劳动者工会，成立于1872年2月，当时提出的政策包括每日工作九个半小时，规定每周最低工资为16先令。1874年会员数达到顶峰86214人，但因为受农民和劳工广泛支持而遭到农场主的激烈反对，被迫同意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日薪2先令等条款，并在后续运营中由于大量会员失业，发放失业救济入不敷出，领导新的罢工失败等原因，于1896年解散。

尽管保护从来都不是一个被落实的选择，但补贴的确落到了实处，面对战时的短缺，1917年政府对大多数谷物作物实行了补贴，并且在1920年将这种补贴继续延长到了和平时期。然而，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政府认为补贴是不可持续的，于是在1921年又撤销了补贴。虽然历史学家对这次取消补贴的真实原因有争议，但很明显，在两三年内，农业舆论已经围绕着“大背叛”（The Great Betrayal）这一说法而变得强硬起来。到了1934年8月，成立仅两个月的《农民周刊（Farmers Weekly）》在1914年的背景下探讨1921年，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城市政府和国家怎么能忘记在战争期间‘拯救’了英国的农业社区的牺牲和辛勤工作？”而作为最后的反驳，可以肯定的是，玛丽·韦伯和希拉·凯·史密斯的小说销量比斯特拉·吉本斯要多。（译注：指讽刺农村的书拥有更少的读者）

我想说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段时期，标志着农村地区对“城市视角下的乡村观”态度的转变。这是对真正的农村人和农村社区的行为方式的批评的防御性反应，有时甚至是偏执的。这种基调一直延续到今天，它认为农村是边缘化的，被城市世界（包括许多 "新农村人"）包围，这些人需要农村，尤其是在粮食生产方面，但他们却不愿意让农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奇怪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农业补贴的全面恢复，似乎又加剧了这种对立。早在1939年10月，A.G.斯特里特（Arthur George Street）就在《农民周刊》上提到了“大背叛”。即使到今天，这一政治背叛的负担也仍压在一些农民身上。甚至在1947年，把固定农业补贴作为战后农业制度的一部分写入条款的《农业法》出台前夕，对立的想法仍然很强烈，一位肯特郡的农民说：

没有政府关心农民，直到国家的困境使他们不得不关心农民。你只要回想一下这些年的情况就会明白这一点——他们总是以牺牲自己的农业为代价，允许国外的进口产品充斥市场；他们对农民的福利毫不在意，直到战争爆发并使他们被迫关注这一问题。

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对立变得根深蒂固。其背后的原因是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首先是农场利润的增加（主要是由补贴引起的，但也是由产量的增加引起的）；其次是许多人口中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其特点是农场规模扩大，拆除篱笆墙，机械，以及人工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使用增加。批评者们认为，正是这两个相关因素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同时，越来越多动物福利组织的出现，如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以及更传统的组织，如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和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加剧了对现代牲畜和家禽养殖方法的批评，以及对"乡村运动"，特别是用狗打猎的批评。

这些广泛的环保运动让农业相关利益方措手不及。自战争以来，农业在大多数方面都与人民战争的英雄主义叙事相一致，因此这种对现代农业的攻击被当作没有科学依据的胡言乱语而无视了。这种攻击失败后，农业报刊采用了这样的论调回击：所有的批评都来自“外行人”，如果现代农业被废除，英国就会饿死。正如1994年《农民周刊》所说：大多数消费者把英国乡村浪漫化了，而实际上乡村从来都不是那样，同时他们又不得不完全依赖现代农业来获得物美价廉的食物。

这种被围困和被边缘化的感觉，在乡村联盟身上得到了最深刻也最显著的体现。乡村联盟成立于1995年，前身是乡村运动（Countryside Movement），由大卫·斯蒂尔爵士（Sir David Steel）领导，其目标一直比较模糊，但主导思想是乡村被城市大多数人误解和低估了。1997年，它与英国田野运动协会（British Field Sports Society）和乡村商业集团（Countryside Business Group）联合组成了乡村联盟，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在伦敦和其他地方举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示威活动。毫无疑问，乡村联盟代表着农村地区真正的不满情绪。

正如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在《卫报》上对1997年的游行所写的那样，“支撑这次集会的是一种真正的怨恨和决策者对农村的背叛……”然而，没有一个农村工会支持这次游行（或后来的任何一次），一项调查显示，47%的游行者来自AB阶级，而只有5%来自DE阶级。此外，市场调研公司MORI（Market and Opin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对1998年第二次游行的调查显示，仅仅57%的游行者住在农村，并有15%承认他们住在城镇。同一调查显示，79%的游行者是保守党选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感觉是，这个运动越来越多地关注起带狗打猎来了，并且很明显由于工党政府承诺了自由投票政策，这将导致一项针对该活动的禁令，而这将疏远许多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潜在支持者（译注：因为他们将不再能带狗打猎了）。最近，这方面已经被淡化了，事实上，在他们网站的“愿景”声明中不再提任何形式的野外运动，而在网站视觉上，则强调“乡村生活”，有乡村商店和钓鱼活动的图片展示，并且仍然穿插着关于猎犬的图片。据称，他们的会员人数超过了10万，是2006年以来最高值。然而，该网站最显眼的内容仍然以狩猎、射击和捕鱼为主，紧随其后的才是国家（当地和国内）、BBC和城市世界歪曲或压迫农村世界的故事。

今天的乡村联盟网站，到农村打猎是一直以来的主题……

在这个版本的乡村中，不仅城市是敌人，而且，也许相当可悲的是，“新农村人”——那些不是“真正的”乡下人，也不了解乡村生活但迁入村子的居民——也被归为敌人。

至少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乡村对被边缘化这一主流观点的抵御措施之一，就是对不符合农村所认可的模式的所有人（或任何组织）设置障碍。这样的例子并不难找。例如，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农村工会运动就一直被指责为“外部煽动者”（译注：因为他们在游行中不支持乡村联盟），尽管很多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另外不太明显的是，尽管最近在乡村联盟产品中以是否在当地生产作为主要区分，许多农民对一些小规模生产者，特别是有机农作物生产者（新农村人）的蔑视却一直存在。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外来者的敌意，却可能会成为吸引新农村人的因素，因为它处处彰显着农村的“单纯、不做作、不一样”，处处反对城市生活的浅薄和物质主义，尽管事实上，引用我已故的农村父亲的话，“在村子里头，穷农民就像死驴一样罕见。”

农村和它的往昔

如果说城市视角的农村史，一部分是由它与城市间的直接冲突塑造的，那么另一更重要的部分，则是由农村本身的历史——尤其是农村的往昔——塑造的。这里的往昔，指的不是中世纪或是都铎时期英格兰的往昔，而是18和19世纪的往昔。尽管城市作家关于农村的描写能够（并且确实）唤起早期的记忆——特别是对于19世纪80-90年代的“前工业”时期，而20世纪的主流观点则是更晚才形成的。

它的特征也包括变革——有时是相当突然的。我们又将看到很多互相矛盾的观点。对20世纪初许多声称自己是“村里人”的作家来说，敌人就是城市世界本身。对乔治·斯特尔特（George Sturt）来说，逐渐蔓延到西萨里伯恩谷的“别墅”，是对文明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他所谓的“农民制度”已经被圈地所破坏，并被农村的市郊化给逼上绝路。

今天，当劳动者环顾四周时，他所看到的新房子、道路、栅栏等大部分确实是由他自己的手艺建造出来的，但是这些产品他却无福享受。它们不仅与他和他的人民毫无关系；还宣告了他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的解体，以及他作为其中一员的社会的分裂。

图中右上角是法纳姆镇中心，A31公路下方连片开发区即伯恩谷地区

几英里外，同样在该地区长大的格特鲁德·杰基尔（Gertrude Jekyll）写道：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片村庄还没有被人发现；现在，唉！它已经被占领了……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别人享受它的乐趣，但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它现在人口如此密集，到处都是建筑，这必然会剥夺它古老的宁静和清幽。

杰基尔还看到了与这些变化相关的物质文化的崩溃，“常见日常用品、家具和普通的家庭工具……都已经被经销商掌控”。就连当地的乡土建筑也被“来自威尔士的岩板和来自瑞典的杉木所改变，它们以其廉价的诱惑力取代了传统住宅中的自制瓦片和结实的英国橡木”。

工业化生产为英国乡村（至少是在外观上和日常生活上）带来了冲击

对许多人来说，从村子内外圈地开始就是那个重要的变革时刻。尽管在1876年，圈地运动就停止了，但对公地和“失去的权利”的记忆仍在穷人心中挥之不去。19世纪末，一首歌曲的最后两节歌词被写成标语，贴在英国各地的房前屋后，内容如下：

当罗马人统治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把公地给了穷人，以帮助他们生活。

但穷人已被淘汰了，我们知道这是事实。

贝斯在位时不是这样的，这是旧调重弹。

但是公地被占用了，村舍被拆除了。

莫尔没有羊毛来织她的羊毛长袍。

天很冷，衣服稀少，毯子也很少

这是旧调重弹，而我们却穿得衣不蔽体。

更简单地说，1913年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承认，一些人并没有公地权利，但仍然“享有了（译注：圈地这样一项）可能并不受法律条款支持的特权”。斯特尔特认为圈地是他的“农民制度”终结的开端，但有趣的是，他强调这件事的影响需要时间来评估。

老人们谈论“在公地被围起来之前”发生的事情，就像他们在说“在大洪水之前”一样……但人们很少听到他们说，在他们看来，那些命运攸关的法令在当时真的决定了大家的命运。

斯特尔特的伯恩谷是在1861年被圈起来的，作为法纳姆镇中心以南1150英亩公地和荒地的一部分，现在已经完成了全部开发。弗洛拉·汤普森的“云雀山”（原型是杜松山）比伯恩谷还要早13年就以增值和改善的正当理由被圈起来了，划入1283英亩的“耕地、牧场用地和荒地”里。它最终于1854年完成出让。在这片地方，圈地带来的创伤比汤普森所描述的更大，并且直到今天，这段记忆在村里仍然刻骨铭心。

杜松山沿途风景

这段历史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一场定期的流动盛宴（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说事儿）。比如汤普森，她清楚地认识到，圈地是上一代人存在和记忆中最重要的证明。对她来说，其中一个核心事件就是1887年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在她的描述中，19世纪80年代末，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经济和农业变革。

人们开始谈论“大庆之前”，就像我们在二十世纪20年代谈论“大战之前”一样，又或者是“黄金时代”，或者是其他什么时代热词，这取决于说话人的年龄。

同样，尽管“1914年之前”作为一代人的转折点具有明确的意义，但在农村地区，它似乎具有更特殊的意义。1932年，A.G.斯特里特（Arthur George Street）的自传体小说《农民的荣耀（Farmer’s Glory）》在其“后记”中谈到了1914年以前的农业，并简单地写了一句“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有趣的是，斯特里特与斯特尔特和汤普森一样，不仅目睹了一个经济体系的终结，也目睹了一个社会和文化体系的终结，过去“宽裕的日子”就像战后小麦价格注定下跌一样注定消失，而且，正如我们之前所见，斯特里特是完全支持“大背叛”观点的人之一。直到先锋口述史学家G.E.埃文（Georg Ewart Evan）说，马匹农业的结束才是那个最大转折点——在我自己所处的东安格利亚地区农村里，许多老年人仍然赞同这一观点。

这些作品（也许最后一个例外）的共同点是觉得以前的东西更好——我认为黄金时代非常强大，但那不过是没多久之前的事，人们如今仍受其影响，或至少还能找到那时的遗存。

遗存

当知识分子和改革者出于各种原因在19世纪80-90年代“回到”国内时，他们所追求的有机的、结构化的社会秩序在许多方面已经变成历史了——你得在历史练习册里才能找得到。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乔治·斯特尔特在20世纪初再次写道：

我逐渐了解到，与我交谈的贫困劳动者，许多都是在自给自足的农民阶层的较富裕的条件下出生。在不经意的闲谈中，我一点一点地了解到了真相，当时我的消息提供者们并不知道他们所透露的那些零星信息多么有意义。这让我终于明白，我的老邻居们亲眼见证了我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东西——英国农民的旧乡村经济体系。

近30年后，弗洛拉·汤普森在写作中回忆起她在19世纪80年代的童年，当时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被称为“遗存”的一章中，她详细介绍了杜松山的一小部分居民的生活，他们还记得那个没被圈地的小村庄，村子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村民还会使用在斯特尔特所谓的“农民制度”下所习得的那些技能。

未被圈地占用的杜松山村

然而，至少根据斯特尔特的说法——在我看来所有条件都表明他是个可信的证人——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在1912年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使留下的“不再是一种文明，而只是已经消失的文明遗留下来的一些被舍弃的习惯”，在当代的乡村生活中也仍然可见它们的影子。

斯特尔特在这里关注的是，罗伯·科尔斯（Rob Colls）解读19世纪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时称之为“文化中的幸存者”的东西，即从一个“古老”的世界中以一种几乎是图腾的方式遗留下来的习俗、活动、做事或说话的方式。不过，这不仅是指这些遗存本身，还指那些实践或体现它们的人们。科尔斯写道：

这些遗存的发现给了相关者们巨大的权威，即便他们自己并未察觉。他们被看作是文化抵抗的守护者，因为在文明进程中被拒之门外而幸存下来。

德文郡农村一隅，1900年

雷克瑟姆农村，1900年

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就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很“英国”的特别的地方，但其中并不一定包含爱国主义或极端爱国主义。科尔斯又写道：

农村的穷人，或其中一些穷人，被认为可以在现代生活的所有尔虞我诈面前保守其秘密。他们一直手持火种。他们可能人数不多，而且很穷，但他们仍然在那里，在村庄里，在灯光昏暗的住所里，再没有人可能比他们更“英国”了。

这正是像民歌收藏家塞西尔·夏普（Cecil Sharp）这样的人的观点，在他看来，他所收集的歌曲的演唱者实际上是一个旧文明的幸存者，他们不顾一切地保护着火种。

今天的民谣歌手（1907年）…，是在远方迷雾中即将消失的身影中我们能看到的最后一批。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种族中第一批拒绝他们祖先的歌曲的人。如今，年轻一代鄙视他们，每当提到他们时，都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他们进行嘲讽。

对夏普和其他民歌、小调和舞蹈的收集者来说，这些遗存不仅具有古董的价值。它们被保存下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化，成为新的民族音乐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功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古典音乐创作一直被传统音乐影响，甚至连艾伦·布什（Alan Bush）这样的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也得对传统音乐的重要性表示尊重。

更引人注目的是，到1914年，民歌已被作为所有英国寄宿制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课，而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广泛使用的《企鹅歌集》基本上全都是以民歌为基础。

同样“幸存”下来的还有物质文化——农村穷人的房屋、家具，甚至一些装饰品。汤普森在她的描述中记录了关于“商人”访问村舍收购村民眼中的“老式”家具的事情。而她自己，至少在她60多岁的时候，也自称更喜欢旧的东西。杰基尔关注西萨塞克斯和萨里的乡土建筑（以及他们的花园），并将这些 "遗存"（这里是指在戈德尔明）视为与过去的重要联系。

从老建筑一路看到最新的建筑，这段旅程展示了建筑发展的连续性，它们都是宝贵的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乡村独有的。保持它们不被改变，保护它们不被破坏或拆除，应该是每一个善良镇民的责任。

维多利亚时期室内陈设

更进一步，这些建筑应该是未来的指南。看看战后规划许可的大部分规定，杰基尔写道。“当建造新的农舍时，它们应该……遵循当地的传统，用当地的材料建造……没有理由不按传统模式建造新农舍，同时又将它们建得功能完备、舒适健康、令人愉快。”海伦·阿林厄姆（Helen Allingham）和斯图尔特·迪克（Stewart Dick）在1909年写道，他们不太确定是否应该建造“如今遍地开花的仿古农舍”，但对“在修复这些旧建筑上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充满热情。

这些“遗存”也很容易与当代世界融合。人们对电视版《雀起乡到烛镇》的物质文化方面产生了巨大兴趣，尤其是《爱德华农场》似乎表明人们不仅想住在老房子里，把它们装修成传统的风格，而且更想通过从过去获得物质文化遗产，如食品、鸡饲料或‘天然’杀虫剂（实际上并不天然）配方，与过去建立起鲜活的联系。

然而，不仅是（或主要是）“农民”需要融入当代，整个“乡村生活”和被视为“遗存”的景观本身都需要融入当代。正如亚历克斯·波茨（Alex Potts）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所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被更广泛地接受，亦如大卫·马特莱斯（David Matless）所说：

在传统的乡村叙事中，对生活和工作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方式变化的讨论是一个主要关注点，在那里乡村社会的状况被视为整个英国状况的一个缩影，并最终衍生出一种更纯粹的审美风格，旨在将乡村及其居民变成为城市提供愉悦生活体验的一个娱乐场所。而一旦这引起了什么社会问题，它们就会被披上怀旧的光环，并假装这只是对保护乡村之美的过度关注。

显然，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农业问题和A.G.斯特里特所说的城镇对乡村问题的完全漠视，但更多的是大规模乡村旅游的结果，人们开车、特别是骑自行车和步行，并由此产生将乡村作为美的对象来“欣赏”的愿望。“仍然生活和工作在乡村的人们被同化了，不仅仅是在视觉和美学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被同化成了一种景观。”通过将人物、物质文化和社会制度同化到景观中，景观本身就成为了幸存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成为了战后英国的现实，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系列的群体将乡村视为被纯粹农业形态的乡野所威胁的一种景观，而不再是城市，那个曾经的“敌人”。

理想的英格兰乡村

实际的英格兰乡村

波茨（马特莱斯也写了很多）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世界大战前真正的英格兰农村（基本上是东南部的农村）景观，被新的乡村画册，特别是那些由Batsford制作的画册，以及标志性的壳牌指南所美化。

英格兰变成了“一幅整洁和肥沃的图画，由小块风景如画的树木和灌木组成”。

这就是1939年《雀起乡到烛镇》第一部出版时的英国。这本书得到了广泛而积极的评论。有趣的是，正如芭芭拉·英格利希（Barbara English）几年前指出的那样，尽管人们将其视为社会历史书——根据《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对其发表的书评。随后的两本雀起乡小说的续作《烛镇（Over to Candleford）》和《烛镇绿里（Candleford Green）》分别于1941年和1943年出版。194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三部作品的合集，名为《雀起乡到烛镇》，并由乡村作家H.J.马辛厄姆（Harold John Massingham）写了序言，有趣的是，这本书当时是与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的“世界经典”系列一起发行。这部三部曲从未绝版，它有许多版本，甚至包括用海伦·阿林厄姆（Helen Allingham）的图片来做插图的一个略微荒谬的删节版。

在创作三部曲（以及随后的第四部《溪水依旧流淌（Still Glides the Stream））》时，汤普森似乎违背了她自己的本能。很明显，她认为《雀起乡（Lark Rise）》比三部曲的其他两部要重要得多，后来她写道，她认为自己又续写了其他几部“围绕它的小八卦书”是“贬低”了《雀起乡》。有鉴于此，更有意思的是电视剧中的绝大多数素材似乎都来自三部曲的后两部，虽然最终还是靠着《雀起乡到烛镇》这个题目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劳拉”这个角色在整部作品中的延续显然对此有所帮助，但更重要的是这三部作品是集成一册出版的，并由马辛厄姆作了序。是马辛厄姆而不是汤普森给了三部曲虚假的连贯性，他从三部曲中抽离出了一个古老英国村庄作为一个连贯有机共同体的末路，这与他自己对农村历史的描述完全吻合。这样一条线索确实存在，但它只是本书的一部分内容。

有趣的是，《听众》对《雀起乡》的评论中，虽然称赞它是19世纪末“乡村生活知识”的来源，但却批评它缺乏“温度和回应”，因此，这个村庄“没有活在读者的心中”。当然，像这样的批评，以及芭芭拉·哈蒙德（Barbara Hammond）等历史学家的严肃评论，随着后期书籍的出版都消失了。

不过，除了马辛厄姆，三部曲还有其他的连贯性，因为它一直设法（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讲述那些“遗存”——主要是在《雀起乡》中——这与其他两本书所体现的舒适性和感伤性结合起来，使整部作品令人信服，甚至是具有某种力量。至少从销售策略上来看，是个强大而成功的组合。

让我们再回到我开始演讲的地方——电视，我将谈一些我对历史的公众理解的非常简短的思考，以此来结束我的演讲。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过去40年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研究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农村历史，农村题材的历史电视节目和流行电视剧几乎无一例外地收获了大量批评。当然也有例外，但我总不能每一部剧集都帮他们指正吧。因为它们可不仅仅是有“错误”——尽管它们经常是错误的，而且我可以举出比《雀起乡到烛镇》更差的例子来。

历史若能在电视上获得最佳呈现，那自然是极好的。电视是一种独特的解释事物的强大媒体，然而，正如罗伯特·狄龙（Robert Dillon）在他最近的电视历史研究中所写的那样，“电视节目里的简略化，是通过满足节目排期制度和体裁惯例所带来的约束要求而构建的。”从本质上讲，这是将学术上对严谨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与业界通常很神秘的“好节目”标准结合起来。而当这一对象是电视剧时，这种结合就更加困难了，因为电视剧有更长的节目时长，并且往往受众更广。《雀起乡到烛镇》算是历史剧，我们可以从这六七百万观众（大部分是城市人）中了解，人们都是如何看待“历史”中的农村的。无论作为一本书，还是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雀起乡到烛镇》都是成功的，因为它切中很多城市视角下的乡村历史的关键点，这些历史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主导着通俗写作和学术写作，并且在21世纪还将继续得到加强。

阿伦·霍金斯，格雷沙姆学院，2011年

讲座原址：https://www.gresham.ac.uk/lectures-and-events/a-lark-arising-the-rural-past-and-urban-histories-188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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